今年是辛亥革命的一百周年，北京《财经》杂志的马国川记者为了进行一次非同寻常的纪念活动，不辞辛劳，采访了大陆、台湾和海外的12位著名学者。大陆的是周有光、李泽厚、章开源、袁伟时、杨天石、高全喜、雷 颐、朱维铮和萧功秦；台湾的是许倬云；海外的是余英时和林毓生。这些学者大都是对辛亥革命进行过长期而深入研究并有所建树的专家，而且都具有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国川同志把这些很有分量的采访录汇集起来成为一本大作，题为《辛亥百年反思录》，将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蒙其信任，索序于余。开始我感到，我虽对辛亥革命有所了解，但究非我学术研究的主要内容，难以应命。但旋又想到，对我而言，这个任务是一种光荣，一种责任，而且还是一个很好的老年再学习的机会，便慨然应允了。不过，即使我会尽力而为，能否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我没有绝对的把握。我的想法是谈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对本书的欣赏或评价；一是在我原有对辛亥革命史的知识和理解的基础上，结合我对这些专家的评论的学习和体会，对与辛亥革命史有关的几个主要问题，提出我的浅见，请专家们指教，供读者参考。

对本书的欣赏或评价

马国川采访朱维铮教授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从辛亥革命到现在百年间，中国现代化进程有哪些教训？朱教授在正面作答前首先指出：谈历史教训，首先要弄清楚历史真相。他的意思是，凭“以论代史”的历史是找不出历史教训的。我同意此说。但这里又有一个问题要澄清。历史真相是可以弄清楚的吗？对这个问题，我们历史学界的看法并不一致。从国际层面看，认为历史真相弄不清楚的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小罗斯福时代史学界领袖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A.Beard)。他早年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曾一度服膺经济史观，但后来不独从经济史观转而相信多元史观，还大力宣扬历史的相对主义。“他总结说，成文史并不是一种科学，而是一种‘信仰行为’；历史学家不可能了解过去，只能把碰巧弄到手的一些零零散散的史料根据支离破碎的计划重新构筑一番，而他这个计划反映的又是他那逃脱不掉种种限制的头脑。” [1]他还说：“没有哪个历史学家能够把过去描绘成实际那样，每个历史学家的著作----对事实的选择、强调、省略、组织和展示方法，都相对于他自己的个性以及他所生活的时代和环境”；“所有的历史解释都相对于时间、地点，都注定要隨着它们产生的环境----思想及利益的消失而消失。”[2]我曾一度为他的这种论点所迷惑，但经过反复思考和广泛阅读，我不同意他的这种相对主义历史观。我认为，历史学工作者对历史的认识和阐述，虽会受其个人的思想感情及其所处环境的影响，使其对历史本体及其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具有局限性，但不能说所有严肃历史学者对历史的解释都会因时势的变迁而失去存在的价值。历史是有其本体和和客观发展规律的，而且是可以被认识、被弄清楚的。但是，构成历史本体的因素，非常复杂多样，历史学工作者不经过长期艰苦的、具有广度和深度的探索和研究，就很难全面地掌握这些因素并分清其主次；历史的客观发展规律，是含蕴和隐藏在历史本体成长过程之中的，历史学者不经过长期艰苦的、具有广度和深度的对构成历史本体的诸因素复杂内部关系的探索和研究，就很难发现这种客观发展规律。所以，历史学者研究和探索历史本体和发展规律的功底，就决定历史学者对历史的解释与历史实际接近的程度。我认为，要使历史学家对历史的解释完全符合历史的实际，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但是，历史学家可以通过自己长期艰苦的努力，使自己对历史的解释接近历史的实际。一个历史学家如果能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使自己对历史的解释进一步接近历史的实际，那他就是对历史学作出了贡献。

我仔细阅读马国川记者的这些采访录后，感到每一篇都是辛亥革命史专家经过长期艰苦探索和研究的成果。首先，它们摆脱了左倾教条主义影响，没有以论代史；其次，它们的论证，都有充分史实作根据；第三，它们都有自己独到见解，不是人云亦云。因此，它们对辛亥革命及其影响的探索和研究，尽管程度并不完全一致，但都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增加了新内容，进一步接近辛亥革命史的实际。更值得提出的是，这本书的内容不是一家之言，而是12位专家各有特点的名言谠论。这就是说，本书对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增加了多达12项新内容，为更接近辛亥革命史实际推进了长足的一步。

我认为，这是一本非常值得一读的好书。对有志于研究辛亥革命史的学人，和涉猎辛亥革命史有业余爱好的人，尤其如此。

我对与辛亥革命史有关的几个主要问题的看法

关于晚清新政。 所谓晚清新政，一般指1901年9月辛丑条约签订后，到1911年为止，大约10年间，慈禧和清庭实行的一些改革。余英时教授认为：清庭的改革从洋务运动已经开始，这10年改革也一样未触动政治体制，无所谓“新”，有什么值得标榜的！我基本认同余教授的意见，认为对晚清新政不能、也不应评价过高。首先，由于实行和掌握这些改革的是慈禧和清庭，他们有个底线，就是绝对不能危及他们的君主专制统治。1901年1月29日宣布变法的上谕中说：“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3]这就说明，他们的变法，和要求立宪的维新变法不是一回事，清庭的君主专制统治是永远也不能变、不能触动的。然而，根据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废除清庭的君主专制统治，乃是中国救亡图存的首要条件。其次，对他们所谓能变的，也就是他们进行的改革，慈禧和清庭又是什么态度呢？尽管他们大概意识到这些改革是延续清庭统治的必要措施，但究竟不是他们自愿、主动采取的，而是列强和中国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逼出来的。因此，他们在实行这些改革时，不会有真正的积极性，坚决要求其有实效。特别是这些改革，比如提倡和鼓励私人资本办工业，改变军制，废科举、办新学、派人出国留学，改变法系、政府机构和官制，设资政院和省谘议局，甚至筹备立宪等等，当然都是促进中国现代化、有助于救亡图存的重要事业。但是，它们又都是有损于清庭君主专制统治的根基的。比如，允许私人资本办工业，便摧毁了清庭对工业的垄断；改革军制，便冲淡了军队对清庭的忠诚；废科举、办新学、派人出国留学，便大大缓解了清庭对知识分子的笼络与控制；改变法系、政府机构、官制和设资政院与省谘议局等，更是直接削弱清庭君主专制制度的措施。至于筹备立宪，则意味着清庭君主专制制度的最终庞除。从这个角度看，我们能想象以维持清庭君主专制制度为底线的慈禧和清庭，能真心诚意实行这些新政吗？能不断加强这些改革吗？显然不能。为节省篇幅，我这里只举派遣留学生这项新政的例子加以说明。

大约是1870年末，曾国藩和李鸿章接受第一位受过完全美国教育的中国人容闳的建议，每年派30名精心挑选、年龄在12至16岁之间的青年赴美留学15年。这就是赴美留学教育使团。为确保这些青年不为“西学所蔽”，保持儒家的忠君思想，清庭任命虔心儒学、坚持儒礼而知名的儒生陈兰彬为监督，和容闳共同管理、指导这些青年；另外还派遣一批中国教师教授中文和儒经。根据规定，这些学生必须时常聚会，聆听圣旨，并朝向北京皇帝所居地朝拜。

但是，这些学生以令人难以置信速度日益美国化。容闳表示赞同，陈兰彬则坚决反对；他不断发回国的反对报告在国内引起对使团的猛烈批评。于是，清庭又指派了一名新监督，容闳则被改任中国驻美公使，协理使团事务。现在，让我引述两段关于这位新监督的记载，看看清庭及其官吏是怎样对待“派遣留学生”这项新政的。其一是：“从他抵达之初……便就使团的管理和学生的非中国化的行为向北京发送了一连串不利的报告。……他深感他们已经丢掉了构成中国官吏阶层的儒家学者所具有的全部品质。……他们对构成中国整个教育基础的中国经典，所知甚少，也毫无兴趣。”[4]其二是：“光绪[1875-1909]六年，南丰吴惠善为监督。其人好示威。一如往日之学司，接任之后，即召各生到华盛顿使署中教训。各生谒见时，均不行拜跪礼。监督僚友金某大怒，谓各生适异忘本，目无师长，固无论其学难期成材，即成亦不能为中国用。

“具奏请将留学生裁撤……但无敢言者，独容闳力争无效，卒至光绪七年，遂将留学生一律撤回。”[5]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另一项具有典型意义的清末新政。这就是政府机构和官制的改革，10年改去改来，最后在1911年却改出了一个“皇族内阁”-----变相的君主专政制度。

这就是清廷对待新政的态度。诚如张之洞所言，慈禧和清庭实行新政，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实质就是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以维护清庭的君主专制统治。违反此根本目标的新政是绝对不被允许的。还不仅如此。清末每实行一项新政，就要筹集经费，实际上就是加捐派税，剝削、压迫老百姓，不断激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到1910年，这种反抗新政的斗争，达到了高潮。[6]

综上所述，我觉得实在是没有什么理由，让人们看重晚清新政。我还看到一种说法：“如果慈禧晚死十年，就不会有辛亥革命了”；“如果没有辛亥革命，中国早就实行宪政了。”对这种观点我很反感。本书中，余英时、章开源、杨天石、朱维铮、雷 赜、周有光等已进行了有说服力的辩驳。我这里再提供一个有力的反证。这就是慈禧临终前的一番肺腑之言。“恽毓鼎《澄斋日纪》云：‘闻中官言，孝钦显皇后大渐时，忽叹曰：不当允彼等立宪。少项又曰：误矣！毕竟不当立宪。’……本来清末立宪，已回到皇帝改制路线，可她临终一悔，又将立宪全盘推翻……古人有‘一言丧邦’说，从历史上看，秦桧‘莫须有’算一句，还有就是慈禧的这句‘不当立宪’了。”[7]怎么能说慈禧晚死10年中国就早已立宪了呢？真太离谱了。

关于辛亥革命的必然性。 辛亥革命的发生，一般学者大都认为是必然的，也有学者认为是偶然的。我从来不相信偶然论，理由如下。当然，理由很复杂，我这篇短文不能详述，只能谈个轮廓。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古国，自秦、汉以来两千余年，实行外儒内法的君主专制统治，成为一个以农业为经济基础的，组织严密稳固、生命力很强的国家。虽几度被北方游牧民族所灭亡，但因有较高文化水平，这些文化水平低劣的游牧民族，反而被同化，凝结成一个强大的中华民族的国家，一直屹立于东方，曾长期“东风压倒西风”。但是，欧洲自文艺复兴以后，资本主义逐渐发展，陆续产生一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工业化，它们创建了较先进的物质文明，船坚炮利。而且作为资本主义国家，天生具有扩张性。从16世纪起，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开始侵略中国。到1840年鸦片战争后，实行外儒内法的君主专制度的农业中国，显然落后于工业化的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在和它们的战争中屡战屡败。到19、20世纪之交，瓜分或亡国之祸，迫在眉睫。而且，这些具有瓜分或灭亡中国能量的列强，与曾经灭亡中国的游牧民族不同，它们具有比较先进的、成熟的文化，不可能被中华民族文化所同化。面临这非常的危机，无数中国的仁人志士，前仆后继地寻求救亡图存之道，大家最后认识到，最关键的问题是：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推翻清庭继承的、中国实行了两千多年的外儒内法的君主专政制度，最低要求是实行立宪制。但如前所说，这是慈禧和清庭坚决反对的。在这种情形下，绝对不愿意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被瓜分或被灭亡的中国人民，只有一条路可走。这就是辛亥革命必然会发生的原因。

辛亥革命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关于这个问题，学者们看法颇不一致。有持否定态度的。比如，有的人认为辛亥革命躭误了中国立宪制的建立，是乱中国之源，延缓了中国的现代化；有的人认为辛亥革命造成了一个弱政权，结果导致袁世凯专政，意义不大，也不那么美好，不是什么成功。持肯定态度的人较多。有的人认为辛亥革命功劳很大，推翻了秦以来建立并维持两千多年、到19世纪使中国面临瓜分或灭亡危机的君主专政制度，证明了中国人可以自己搞民主，建立民国。它的成就是否定不了的，革命不能“告别”；有的人认为辛亥革命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作出了贡献；有的人认为辛亥革命后中国所走的道路，尽管曲折多歧，但总的趋势是沿着孙中山提倡的民族、民主、民生三大目标前进的；有的人认为辛亥革命肯定、鼓舞、加强、发扬了中国地方和人民群众要求改革、现代化的自发性，尽管这种心理进步见效缓慢，但却具有根本意义；有的人认为，辛亥革命后，中国成为东方第一个共和国，对整个东亚、东南亚是有极大效应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万隆会议时，中国已俨然是第三世界领袖，所以辛亥革命后一百年来，中国无形中在世界上起一种标竿的作用。

我可能受父亲影响，从少儿时代起，就对辛亥革命产生一种模糊的支持态度。经过近一世纪，我没有发现有说服力的否定辛亥革命的历史事实和理由。我认为不能把20世纪中国的混乱局势归因于辛亥革命，因为中国的每一个政权灭亡后，都曾出现过群雄并起、战乱频繁的时期。滿清灭亡后，无论是否经过辛亥革命，总是会出现一个混乱时期的。当然，辛亥革命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十分缓慢，而且坎坷多歧，给中国人民造成很多痛苦。但这也不是辛亥革命之过错，而是中国两千余年君主专政制度的余威，和斯大林模式的入侵强制施予的巨大阻力造成的。

辛亥革命后一百年来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经验和教训。 先谈经验。我认为，从中共成立起到1949年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前3年的新民主主义建设，可以说是辛亥革命后中国现代化的经验。毛泽东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含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其社会性质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还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8]这是符合当时走向现代化的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的。到1945年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中，又将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表述为“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这更明确地表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目标，就是为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现在人们似乎已有一个共识：要是1953年毛泽东不个人专断地迫使中国社会转型，过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而是像刘少奇等人所主张地继续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中国的现代化是会取得重大成就的。综上所述，所以我认为中共进行的新民主主主义革命和建设，是辛亥革命后中国现代化的经验。根据类似的理由，我认为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也是要“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因此也是一种现代化经验，但因改革开放初期提倡的加强民主的诺言迄未兑现，所以只是一种不完全的、或半个现代化经验。

再谈教训。我认为从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起，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就走上了歧途，犯了两大错误，教训深刻。一个是对秦汉以来两千余年君主专制制度(注：左倾教条主义者将之误为封建制度。为叙述和引用材料方便起见，我这里也暂称为封建制度)的批判和改造还很不彻底时，过早地进行了批判和消灭资本主义的斗争。如胡绳所说，1957年9－10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我国社会矛盾的正确判断，“毛泽东在全会初期讲话中提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9]这样，从1957年年末起，直到改革开放前，我国就放松了对统治中国两千余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余毒及其理论基础的儒学，进行必要的、不懈的批判和斗争，而只是集中地致力于批判和消灭资本主义。这种失误，邓小平在酝酿和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时，也深深体会到。他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所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出反对封建主义的字眼，但其主旨实质上是反对封建主义的。经过一年多的实践，他深感封建主义的影响对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严重阻碍作用，并在1980年8月1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活，明确指出：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中存在着的主要弊端有“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于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上面讲到的种种弊端，多多少少都带有些封建主义色彩。”他还进一步指出：“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当然不止这些。还有，如社会关系中残存的宗法观念、等级观念；上下级关系中和干群关系中在身份上的某些不平等现象；公民权利义务观念薄弱；经济领域中的某些‘官工’、‘官商’、‘官农’式的体制和作风；片面强调经济工作中的地区、部门的行政划分和管辖，以至画地为牢，以邻为壑，有时两个社会主义企业、社会主义地区办起交涉来发生完全不应有的困难；文化领域中的专制主义作风；不承认科学和教育对于社会主义的极大重要性，不承认没有科学和教育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对外关系中的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等等。”由于清晰地看到、体会到封建主义余毒的惊人泛滥，他紧接着提出：“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

尽管邓小平认识了这个问题，但他对解决这个问题似乎没有作出应有的努力。所以，人们只要留心，就会从日常生活中，从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等的实际运作中，从报纸、杂志上，从各级政府的有关文件里，看到、听到、体会到邓小平在上述讲话中指出的各种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表现，还十分流行，有时在有些地方还很猖獗，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愤恨和有识者的深深忧虑，认为大有害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这样的事例很多，我这里只举一二件。1997年7月30日，《中国经济时报》上王干才的文章指出：反对封建主义任重而道远，一方面，我们在与资本主义作斗争时，自觉不自觉地借用封建主义的武器，“文化大革命”时期是典型的例证；另一方面，当与封建主义作斗争时，又往往拒绝资本主义较封建主义较优越的事物，而且将许多不属于某一社会形态而属于全人类社会发展中固有的优秀遗产，看成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拒绝。正是这种历史和现实双重原因，致使封建主义至今还根深蒂固、顽强而广泛地表现自己。该文还指出，封建主义还宣扬大多数人对于个人的依附和顺从，并已积淀为民族心理的深层成分，融化在人们的血液中，成为人们自觉不自觉地观察、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既定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这是和建设、发展市场经济所需要的独立、自主、公正、平等、竞争、进取等价值观念背道而驰的，极有害于改革开放事业的。2000年，杨春贵在《半月谈》第17期撰文指出：中国是一个具有两千多年封建历史的国家，封建思想源远流长，其影响不可低估。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最初的20年，我们在思想战线上重视对资本主义思想的批判，而严重忽视了对封建主义的批判，有时还不自觉地用封建思想去批判资本主义，甚至用封建思想去批判马克思主义，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文章还指出，在我国当前社会生活中，在一些部门和单位，特别是在基层，封建残余思想有着相当广泛的影响。例如，个人专权擅权、滥施淫威的“霸王”现象；等级森严、论资排辈的“官本位”现象；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的吏治腐败现象；“一人做官，鸡犬升天”的血缘宗法现象；装神弄鬼、算命测字、神秘气功的迷信现象等等，随处可见。

综上所述，足见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后，只集中批判资本主义及其思想，忽视批判封建思想(实质是君主专政思想)，乃是在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上留下大量难以撼动的绊脚石，教训是极其严重的。

1953年，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走上的另一个歧途，是毛泽东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抄袭了斯大林模式。有时候，毛泽东也意识到斯大林模式的缺点，但他权欲极强，野心太大，始终对这个模式情有独钟。他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实际上他是“斯大林加秦始皇”。他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表演的专制作派，甚至超过了斯大林和秦始皇。这就是说，毛泽东把中国的政治体制倒退到了两千多年前的秦代，离现代化十万八千里。我们今天想想，这个教训多么令人痛心，多么值得所有国家领导人吸取！

未来中国应走什么样的道路。 辛亥革命到现在已经一百年了。如前所说，从总的趋势看，这一百年来中国是有进步的。但曲折不少，中国人民曾经遭受苦难，甚至大苦大难。时至今日，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有明显提高，但因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民权不张，法治不行，言论、出版自由有限，贪污腐败横行，贫富悬殊严重，群众性事件日益频繁而剧烈，决非长治久安之计。这就说明，中国的社会发展至今仍未纳入正轨。那么，根据辛亥革命以来百年的经验教训，参考世界潮流，中国未来究竟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呢？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可以参考恩格斯晚年看法。1893年5月11日，恩格斯73岁时，根据他和马克思半个世纪从事革命理论与实践活动的经验教训，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说：“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10]这里，恩格斯否定了1847年10月他27岁时在“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勾画的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憧憬，不再相信类似于基督教“天国”思想的共产主义大目标了。这种看法完全正确，历史已一再予以证明。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胡志明、卡斯特罗等人花那么巨大代价建设的共产主义，不都已成为泡影了吗？我同意顾准同志的想法，认为不要再为中国提出什么理想的大目标，只需要探寻使中同社会不断进步的方法便行。由于节约篇幅，我这里不想详述理由，只直白地提出我的意见。[11]我同意谢韬在《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上发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和辛子陵在其所著《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香港：书作坊2009年版)一书中提出的意见。当前，中国要进步，要解除目前面临的重大危机，将中国社会发展过程纳入正轨，就应该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大彻大悟后的思想学说，向以瑞典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学习，理直气壮地宣布实行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

这里还应提出的是，由于科学技术空前发展，信息交流日益增量增速等原因，全球化进程尽管会不断反复，但总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在此情形下，中国不能也不应独善其身。中国应该在谋求自身进步的同时，尽其所能地参与全球化进程，防止其成为一种各国互相竞争、用以利已排他的运动；促使其成为一种所有国家互利共嬴的运动。中国不仅应该教育自己的国民成为坚决维护自己权利、严格遵守自己义务的好公民，还应预备有一天会成为世界政治共同体的好公民。因为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在谋求和维护自己进步的同时，也有助于全人类逐渐走向和平、进步和幸福的境地。

2011年8月20日于珞珈山求索斋

[1]亨利·康马杰：《美国精神》(中译本)，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第448页。

[2]以上两段引文俱见武剑榕：《比尔德经济史观初探》(武汉大学历史系1990年硕士论文)，第40页。

[3]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14页。

[4]托马斯·拉法尔格：《中国的首批百人留学生》，华盛顿州立大学出版社，1942，第3章，44页。

[5]柳治征：《中国文化史》，南京：钟山书局，1935，下册，447页。

[6]较详细情况参见胡绳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下册，第754-758页。

[7]李冬君：“辛亥革命：导火索与‘投名状’”，《同舟共进》2011年第8期，第41页。

[8]这两段引文见《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二卷，第六六四－六六五页。

[9]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北京：中国党史出版社，1991，第336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第22卷，第628－629页。

[11]希望了解详细理由的人们，请参阅谢韬在《炎黄春秋》上发表的文章，和辛子陵的专著《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