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天华常与邹容并称，被认为是以牺牲个人生命唤起革命意识的青年英烈。但其蹈海赴死与其说是为了革命，不如说是为了道德。1905年日本颁布对中韩留学生有诸多横蛮无理限制的规则，激起留学生们的反抗，但真正使陈天华感到痛心，甚至不惜为之一死以求感奋同胞的，并不是日人的取缔规则，而是国人在这一过程中以致此前所表现出来的一些逃避责任、不守私德、亦无公心的恶劣品行。这正如他在遗书中所言：

近来每遇一问题发生，即群起哗之曰：此中国存亡问题也。顾问题有何存亡之分？我不自亡，人孰能亡我者？惟留学而皆放纵卑劣，即中国真亡矣。岂特亡国而矣，二十世纪之后有放纵卑劣之人种，能存于世？鄙人心痛此言，欲我同胞时时勿忘此语，力除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面：坚忍奉公，力学爱国。

四十多年后，又有其“道德文章”为周恩来等中共党人所钦佩的国民党“文胆”陈布雷仰药自尽。用他自己所说的“油尽灯枯”似最能概括其自尽的直接起因。他在死前一天的杂记中写到：“人生到了不能工作，不能用思虑，则生命便失去其意义；没有意义的生命，留之何用？”据杨玉清回忆，杨曾劝他注意营养，减少工作、参加娱乐。他回答说：“工作的意义，就是人生的意义。”他可以“为了一篇文章，为了一个问题，甚至于为了一句话一个字，可以终日不食，终日不眠。”但如果他觉得自己不能工作了，也就觉得自己没有必要再生存下去了。他在致蒋介石的遗书中亦言：“自验近来身心已毫无可以效命之能力，与其偷生尸位，使公误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因而贻害公务，何如坦白承认自身已无能为役，而结束其无价值之一生。”

当然，这后面还有对国事的忧心和幽愤所激，还有长期清苦、清廉、全力工作的劳累所致。陈布雷似乎是一书生的典型，也是责任的化身。他对家族努力尽自己的责任，在父亲去世后不惜辞去教职而曾决心家居十年，细心缜密地料理家族财务生计。他对国家也努力尽自己的责任，1937年蒋介石“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中掷地有声的名言就出自他的笔下：“我们希望和平，但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他自然也还有对个人的忠诚和尽责，他小蒋介石三岁，是蒋唯一称其下属为“先生”的人，得其“信任之专”，而他也是“士为知己者死”。

所以，就像和他生活了三十年的妻子所述：“世人综论先夫子一生，多以事业文章相推许，不知先夫子自谓对国家不过能尽力，于文章不过尽心，其萦绕中心朝夕与求者，乃在此精神一念：以为人生百年，当谋如何发挥生命最大之能力，以无负天赋各人之神圣责任。此责任固不论大小轻重，但期能精诚专注，全力以赴，贯彻始终，即可不负人生真义矣。”她并且说：“此种强烈执著之责任观念，始终为其思虑决断之中心。”

卜少夫也回忆说，陈布雷写文章极尽其才华，处政事又极尽其严谨。在最高统治者身边执掌机要二十年，从不揽权、弄权、甚至稍露骄矜之色。而只是尽力工作，脑力一直紧张，生活一直严肃，“沉重的责任心一直压在他的生活与精神上面，没有一时一刻的舒展。”而且不断反省克己、自责自艾，时时处处将自己缩小。加上他身体本就孱弱，心灵又非常敏感，这种种因素就造成他一种极度忧郁的性格。

陈布雷到了他最后的时刻，也许是因为身心交瘁，觉得国势已不可为，大局难挽；或也还是认定“天佑中国，必能转危为安”，他这时最忧虑的似乎还是家人，他给一些知友部属写信，希望照拂自己的妻子。他也遗书给自己的妻子、兄弟和孩子，希望他（她）们节哀和谅恕。此一尽责之人，这时却不能不痛责自己弃世的“失责”却又无可如何。他平时训示子女恒以“正直平凡”四字相勉，谓“能守正直，则不致为环境所左右；能甘平凡，方可透彻了解自身之能力志趣，以谋对国家社会作适当的贡献。”这时他再一次告诫：“汝等务必尽忠于国族，自立于社会，勤俭正直，坚忍淡泊”，并照顾好母亲。然而，他的妻子不久就因贫病去世；他最心疼的“怜儿”陈琏虽然早年参加了共产党，却也在二十年后的“文革”中步其父后尘，跳楼自杀。

自杀固然如陈所言不足为训，不宜效法，更不宜提倡，但总是有几个人的死，一旦想起就不禁暗夜心惊，甚至彻夜难眠。

2010-1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