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著作中，“舆论”的概念出现的频率相对较高。舆论是一种很复杂的信息存在形态和传播方式，毛泽东没有对舆论本身下过定义，但从他运用这个概念看，舆论是分散的、自然状态的意见。因而他在谈到“舆论不一律”时这样写道：“我们在人民内部，是允许舆论不一律的，这就是批评的自由，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自由，宣传有神论和宣传无神论（即唯物论）的自由。……要想使‘舆论一律’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①“不可能”、“不应该”，说明了毛泽东对舆论的特点看得很清楚，并且掌握了它。他关于舆论的论述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1．舆论的力量
了解舆论的特点并不是目的，毛泽东作为政治家，重视的是通过做工作，使舆论在某个问题上一致，形成一种无形的力量。1943年，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毛泽东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动员当地舆论”，制止内战。②在总结打退这次反共高潮时，他又谈到舆论的力量：“仅因国内外舆论的反对，才把这一阴谋暂时搁下。”③在这里，他对舆论的重视，重心显然在于它的一致所产生的力量。
舆论在分散、自然的状态下是无力的，一旦被有效地激发起来，又可以造成服务于某种目的的行动。利用舆论的这种特点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毛泽东很注意反动派对舆论的动员，揭露他们在其中的欺骗行为。他谈到过帝国主义通过欺骗人民，“动员舆论”参加帝国主义战争。也曾谈到国民党制造假消息、假报告、假文件、假决议“用以蒙蔽事实的真相，企图造成舆论”的事情。他还提到国民党顽固派通过恶意的宣传家传播荒谬的理论，实行投降日寇的“舆论准备”的事。他鄙视这类以欺骗的方法动员舆论的行径，相信实际行动能够最有力地赢得舆论。当外国记者问及他中国抗日战争的成绩时，他回答了五条，其中第三条就是：“唤起了国际舆论的同情。国际间过去鄙视中国不抵抗的，现在转变为尊敬中国的抵抗了。”④
以上是在对敌斗争中利用舆论。当谈到批评和自我批评时，涉及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于是舆论是作为一种精神的外在力量看待的，以它作为某种标准来解决问题。他说：“我们要把窗户打开，让空气流通，听听消息，听听舆论，有缺点有错误的改正一下。这一条搞不好就不行。”⑤
2．舆论的分类
舆论是分散、无组织的，因而会自然形成各种各样的舆论群。毛泽东从不同的角度，将它们分类，以便于考察整体形势。1949年，当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提到“有见识的和批评性的舆论”时，毛泽东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将舆论分为两大类。他指出：“艾奇逊们对于舆论的看法，混淆了反动派的舆论和人民的舆论。”⑥在另外的场合，他还用公正与否来区别舆论。例如1943年在介绍塔斯社中国分社社长罗果夫的一篇文章时，他说这篇文章代表了“国际国内的公正舆论”。⑦为了保障公正舆论发挥作用，毛泽东要求扶植舆论。为此，他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开放党禁，扶植舆论，以为诚意推行宪政之表示”⑧的要求。
3．舆论先行
毛泽东至少两次谈到舆论在夺取政权中的作用。1959-1960年间，他在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小组上说：“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⑨1962年9月，在八届十中全会上他再次谈到这个问题，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⑩这次是从推翻政权角度，上次是从建立政权角度。舆论在旧政权被推翻或新政权建立的过程中，总是走在行动之前。这是毛泽东对同类历史事实的一种总结，在许多情况下确实如此。毛泽东当时出于反对“修正主义”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谈论舆论，忽略了舆论产生的条件。
舆论是一种自然存在的意见形态，特别是全局性的政治舆论，它不是当事人想制造就能够制造出来的，需要有与推翻或夺取政权相关的某种舆论形成的客观原因。否则，制造舆论的人可能成为孤家寡人。在政权更迭法治化的国家里，这种推翻或夺取政权的舆论是很难形成的，因为法治化的民主程序远比用阴谋和暴力取得政权要节省成本。关于夺取政权以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就可以大大发展生产力的设想，首要的前提是这个新政权的所有制理想，必须建立在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之上，否则，非但生产力发展不了，还可能出现生产力的倒退。
4．“舆论的一律”和“舆论不一律”
毛泽东1955年提出“舆论一律”和“舆论不一律”的论证，是从人民民主专政对敌人和对人民两种作用的角度论述的。他谈到的“一律”，有两层意思。一层是讲社会本身在舆论不一律和舆论一律的矛盾中前进。“有矛盾存在就是不一律。克服了矛盾，暂时归于一律了；但不久又会产生新矛盾，又不一律，又须要克服。”另一层即是对敌人的，“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这里不但舆论一律，而且法律也一律”⑾。这种“一律”是国家职能在舆论问题上的体现，毛泽东的通俗表述已为多数人所承认。但前一种意义上的“一律”，我们曾长期忽略了。一般意义上的舆论一律状态，其前提是要经过“不一律”这个阶段，并且一律是暂时的、相对的，新的矛盾产生，又会不一律。所以，希冀舆论一律，借助舆论一律达到既定的目的，必须要经过不一律，并且只能通过不一律才能保持“一律”的暂时稳定状态。
毛泽东当时关于“不一律”的论述，讲得相当明确和具体。他说：“在人民内部，允许先进的人们和落后的人们自由利用我们的报纸、刊物、讲坛等等去竞赛，以期由先进的人们以民主和说服的方法去教育落后的人们，克服落后的思想和制度。”⑿事物发展的两个方面，他都谈到了，有很深刻的辩证法思想。如果排除他对胡风“反革命分子”的判断错误，那么他的舆论观是全面而深刻的。
舆论不一律是舆论存在的主要形式之一，不论我们承认与否，采取什么政策，都是如此。领导的艺术就在于如何使不一律的舆论达到某种程度的一律，使它服务于中心工作。作为一种宣传上的策略，保持一定的不一律状态也是需要的，它往往能比坚持舆论一律取得更大的宣传效果，这是传播心理的一条规律。提供选择性的内容，只要引导得法，效果比一面讲要好得多。
问题在于，毛泽东讲的人民内部舆论不一律的种种可行的具体作法，很长时期内没有得到实现。即使为了教育落后的人们，我们的报刊上也没有出现过先进的人们同落后的人们在观念方面的自由竞赛，也没有允许过报刊和讲坛可以宣传有神论，人们只能从批判文章的字里行间看到多少被模式化了的另一种意见。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报刊上的每句话几乎成了法律，可以随心所欲地置任何与需要一律的“舆论”略有不同的意见于死地。
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环境造成的。在对社会整体的认识上，如果认定仍然要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么人们只能时时处于寻找敌人的心态中，任何舆论的不一律都可能被视为敌情而不是人民内部问题。即使提出“舆论一律”和“舆论不一律”这个论证的毛泽东本人，一旦这样确认形势，那么他在行动上也就使自己很深刻的思想被扭曲了。
另一个问题是，任何舆论的一律或不一律，都要有稳定的可以度量的标准，否则，这样的提法再好，也是无法真正运用到实践中去的。毛泽东在谈到对敌人的舆论一律时，讲到“法律也一律”，但对人民内部的“舆论不一律”，标准则是含糊的。于是，如何保持人民内部的“舆论不一律”，执行起来就很困难。在一些意见的是非判断上，往往错误的意见或落后的意见很容易被当成“反革命意见”，发表意见的人当然也就成了“反革命分子”，遭到种种迫害。长此以往，人们以为媒体上的舆论一律了，社会的舆论就会一律，媒体的某种意见占的篇幅或时间越大越长，群众就会接受得越广泛。这是一种一厢情愿的主观主义。而毛泽东关于“舆论不一律”的论述，在这种情况下，也就基本上无法变成事实。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为贯彻毛泽东关于“舆论一律”和“舆论不一律”的论证，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条件。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逐步健全，正在逐步保障人民内部的舆论不一律。“一个中心”要求我们改变以往的心态，全力投入经济建设，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解放思想，积极进取。在新的环境下，毛泽东关于舆论的论证应当重新被我们认识。在这重复胡耀邦同志1985年讲的一段话是必要的：
毛泽东同志在1955年写过一篇文章，叫做《驳“舆论一律”》，那是在批胡风的时候写的。那时把胡风同志当作反革命分子，这个判断错了，中央已经为胡风同志平反。但是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在这篇文章中指出我们社会的舆论是一律、又是不一律的那些道理，还是讲得好的，至今仍然值得认真研究和领会。⒀
[注释]
①毛泽东：《驳“舆论一律”》（1955年5月24日）
②参见《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105页。
③《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916页。
④《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582、571、685、375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3卷，344页。
⑥《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1502页。
⑦《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110页。
⑧《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723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8卷，1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⑩《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194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⑾毛泽东：《驳“舆论一律”》（1955年5月24日）
⑿毛泽东：《驳“舆论一律”》（1955年5月24日）
⒀胡耀邦：《关于党的新闻工作》，见《中国新闻年鉴（1985）》，卷前第4页，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