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与朱厚泽先生和我都十分熟悉的老朋友，曾让我作个准备，与厚泽先生进行一次深入的讨论；我在《领导者》双月刊召开的会议上最后一次与厚泽先生见面的时候，也已经和他约好要去他府上拜访。可惜没过多久，厚泽先生就住院了，然后就传来了他不幸去世的噩耗。刚看到姚监复《朱厚泽最后的访谈》一文，厚泽先生在访谈中大声疾呼：应重点研究“中国模式”问题。假若我当时与厚泽先生长谈，肯定也会着重讨论这个问题。在此，响应厚泽先生临终前的号召，谈一谈我对“中国模式”问题的看法，作为对厚泽先生的一种纪念。
一、“中国模式”的出现：世道变了还是心态变了？
首先唱一点反调。根据《朱厚泽最后的访谈》，厚泽先生将“中国模式”与苏联模式相提并论。他认为：20世纪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经济大萧条，而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1930年代推进工业化，经济发展速度相对之下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快。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次大争论：苏联十月革命的道路和社会主义制度是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左派和许多学者都肯定了苏联道路，中国、东欧等国都走上了这条道路。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后期，苏联道路的危机爆发了，最后出现了苏东剧变，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了，苏联模式失败了。现在，到了二十一世纪，资本主义世界又一次出现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像苏联当年那样经济上发展很快，外汇储备和进出口额增加到世界最前列。一些中外学者与政界人士提出了“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认为是值得世界许多国家仿效的成功之路。对中国道路的争论，将是整个二十一世纪大争论的重要问题。我认为，“中国模式”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苏联模式那样的世界性影响力和冲击波。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苏联模式确实曾经风靡全球，无数欧洲、美国、日本、中国、印度……的知识分子被苏联模式的魅力所迷惑，一些人心甘情愿地为第三国际充当间谍，连鲁迅这样老道而多疑的思想家也丧失了判断力。因为经济大危机确实严重冲击了世界经济市场乃至世界政治秩序，让人感到天要塌下来了。知识界的理论思维包括经济学的整个体系(当时还没有宏观经济学)，无法应付世道的变化，导致人们产生了世界末日的感觉。只要能够抓住一点新东西，就像是抓住了救命的稻草。但是在二十一世纪初，世界经济只不过是出现了一次较大的起伏，并没有出现一次崩盘，人们的理性仍然是健全的。
2008年11月，有关部门按照惯例，派人来了解我对世界金融危机的看法。我说，一年见底，二年复苏。来人问，你说这话有什么根据。我说，根据就是现在正在华盛顿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时候，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囿于国家经济学(国民经济学)的视野，所采取的一系列以邻为壑的措施，反而加剧了世界经济危机。现在，各国领导人齐聚一堂，群策群力，虽然我不知道他们会采取什么具体举措，但这种氛围，已经可以安定许多人的危机心理。在这次危机以后，经济全球化将会更上层楼，而不会出现根本性的逆转。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世界尚被分割为若干殖民帝国和势力范围；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军国主义)两股极端势力以“反帝”革命者的面目出现，为自己赢得了很大的民意支持度，并伺机发动革命和战争。由于美国民众从一开始就拒绝美国加入，德国、日本、意大利则在危机期间先后退出，一战后成立的国际组织——国际联盟处于瘫痪状态。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导致世界经济危机愈演愈烈，一发不可收拾。1929年至1933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下降了三分之一以上，贸易额减少了三分之二，其中美国的进出口额下降了70%。美、英、法、德四国有30万家企业倒闭，美国的半数银行关门。资本主义世界的失业工人达到3000万以上，其中美国的完全失业人数达到1500-1700万，此外还有许多人处于半失业状态。二战以后，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整个世界从激情的“革命战争年代”进入到平庸的“谈判合作年代”。如今，全球非殖民化大功告成，“两个阵营”的对抗成为往事；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GATT)和世界贸易组织(WTO)等一系列国际组织焕发出活力；区域一体化进程日益加深(欧盟、东盟、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由于这些因素的制约，最近这次世界金融危机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相比，完全不是在一个当量级。
个别外国人讲“北京共识”，已经有好几年了；而中国学人推崇“中国模式论”成为舆论宠儿，则是这次世界金融危机的副产品。如果危机能够多持续几年，中国当局很有可能采纳这个理论，作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替代品。世界经济形势的逐步好转，令普通人感到欢欣鼓舞，却使“中国模式论”的提出者处于尴尬的境地——当局不敢明确表态支持，学术界多数人不以为然，提出者对于普世价值的排斥又使得向外推广“中国模式”成为一种悖论。
当局为什么不能全盘接受“中国模式论”？因为这意味着对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否定。“中国特色论”是一种边缘性、防御性的理论，其理论硬核——不论是“社会主义”还是“现代化”——均来源于西方。“中国模式论”是一种主体性、进攻性的理论，它不愿意依附于任何一种西方理论，刻意张扬中国“传统”与“主权”。接受“中国模式论”，就意味着否定了改革的合法性，如果两千年和六十年都无可非议，还有必要深化改革吗？
“中国模式论”鼓吹“六十年成功之路”，其实是更钟情于“前三十年”。他们可以不要邓小平，但是万万不能没有毛泽东。邓小平在1970年代末讲过“战后凡是跟着美国走的都富裕起来了，战后凡是跟美国作对的都还很穷”；在1980年代末讲过“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不要想扛旗，要扛你也扛不动”，“夹起尾巴做人”。显然，邓小平不是“中国模式论”者心目中的偶像，惟有毛泽东，才是他们心目中的“大英雄”，“中国模式论”的开山鼻祖。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王新命等十教授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中写道：“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是消失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了它的特征。由这没特征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渐渐的不能算得中国人。”“有人以为中国应完全模仿英美”；“除却主张模仿英美的以外，还有两派：一派主张模仿苏俄；一派主张模仿意、德。”“目前各种不同的主张正在竞走，中国已成了各种不同主张的血战之场；而透过各种不同主张的各种国际文化侵略的魔手，也正在暗中活跃，各欲争取最后的胜利。”也就是说，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中国已经没有了主张“中国模式”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只有各种外国模式的拥护者和模仿者。一直到1950年代初，毛泽东本人也还是一个“全盘苏化”的支持者。在赫鲁晓夫打碎斯大林的神话后，毛泽东开始探索以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为代表的“中国模式”。早在1980年，日本一桥大学石川滋等人就在《现代经济》季刊多次使用“中国模式”的概念，他们把20世纪70年代的“毛泽东战略”称为“中国模式”。在整个二十世纪，毛泽东是开创“中国模式”的第一人，也是唯一之人，鼓吹“中国本位”的王新命等人并没有搞出一套付诸实施的制度与办法。毛泽东倡导“超英赶美”、“打倒帝修反”、“世界农村包围世界城市”、“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气魄”和“胆略”，曾经让几代中国人激动。
然而，依靠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原子弹”和陈毅所谓“勒紧裤腰带也要上”的物质原子弹，解决不了中国人的温饱问题。毛泽东两次实验“中国模式”，人民公社夺去了几千万中国人的无辜生命，文化大革命使上亿中国人受到迫害和牵连。以四五运动为标志，中国人自己否定了以毛泽东为旗帜的“中国模式”，以周边国家和地区(日本、“四小龙”)为榜样，重新回归常规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连王震这样的“左派”，在访英后也被洗了脑，惊叹“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唯一的缺憾是没有共产党的领导。
毛泽东当年说过两句话：一句叫做“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一句叫做“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毛泽东所说的“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没有成为事实，二十多年来何新等人朝思暮想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体系的总危机”也还没有到来，但是在毛去世后，“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却是显见的。当年，毛泽东“书记挂帅”，“大办钢铁”，也不过是为了实现一千万吨钢的目标；现在，不经意间，一年就能增产几千万吨钢，各种工农业产品超英超德超日超美，早已成为家常便饭。根据王建的计算，2009年美国的工业GDP是2.1万亿，中国是2.3万亿，中国的工业规模已经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于是，一些人“好了伤疤忘了疼”，又开始缅怀毛泽东的“雄心壮志”，掐着指头计算什么时候“东风压倒西风”了。
在我看来，当今的世道并没有出现类似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样剧烈的变化，国际秩序也没有面临新的革命形势，但是一部分中国人的心态确实发生了变化，有些飘飘然了。由于硬实力(核弹头和航母)与软实力(理论感召力和文化产品输出输入比率)的欠缺，“中国模式”目前尚不具备“折腾”世界的能力，却已经具有了不可忽视的“折腾”中国自己的可能性。毛泽东的“穷折腾”持续了大约二十年，眼下正在开张的“富(？)折腾”，有可能持续更长的时间。所以我部分赞同厚泽先生，“中国模式”问题是关系到中国(不是世界)前途与命运的大问题，国人必须严肃对待。
二、“中国奇迹”的原因：“中国模式”还是全球化效应？
在“大跃进”失败五十年、“文革”失败三十年之后，“中国模式”得以卷土重来，是基于“中国奇迹”的出现。“中国模式论”者说，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年里能够保持经济高增长，而坚持民主制度的印度和实行民主化转轨的前苏联东欧国家则相形见绌，说明中国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坚持走“人民民主(专政)”的道路，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为了反驳“中国模式论”，有的人不承认“中国奇迹”，说这是统计局编造出来的。这种反驳方式不可取。统计数字固然可以怀疑，但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大趋势是编不出来的。“中国模式论”者抹杀印度和前苏联东欧国家在1990年代以后的经济增长，我们不能学他们的样子，反过来抹杀中国的经济成绩。我们要否认的，是把“中国模式”作为“中国奇迹”的原因。
历史经验表明，中国只要从动乱、分裂中走出来，过上几天太平日子，人口与经济就会迅猛发展，并多次摘取世界经济总量榜的魁首。然而由于政治体制上的痼疾，文景之治、开元之治、康乾之治这样的盛世难以长久，官民矛盾日益激烈，皇族权贵日益腐败，导致一次又一次的天下大乱和朝代更迭。1945年黄炎培与毛泽东对谈时说：“真所谓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中国模式论”者鼓吹中国传统的“民本政治”，反对现代民主政治，就必须对“如何跳出这周期率”做出自己的回答。要否定从梁启超、陈独秀、胡适、鲁迅到早年毛泽东对于中国传统政治的批判，可不是一篇轻而易举的翻案文章。
把“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国模式”作为经济快速发展的保证，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我曾多次指出，在毛泽东推行“中国模式”的二十年间，城市化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和恩格尔系数(家庭食物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这两个指标的不进反退，中国大陆与台湾、香港、新加坡、韩国、日本的经济发展水平拉开档次，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抹杀的事实。朝鲜至今还在坚持经典的“人民民主专政”，这正是它成为东亚地区经济落伍者的原因。
至于说民主制度是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更是道理不通。所有的经济发达国家，无一例外都是政治民主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另一个大国印度，在经济上与中国出现明显差距的时间段是在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其原因不是因为印度实行民主而中国实行专政，而是中国率先实行经济改革而印度较迟冲破计划经济的樊篱。1990年代中期以来，实行市场化改革的民主印度，经济增长速度已逐渐赶上中国。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复杂的、间接的，而我们追求民主政治，也并不仅仅是出于经济上的理由。(参见笔者：《中国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民主“必然性”还是民主“必要性”》。)
陈志武指出：对“中国奇迹”，一种解读是，这是信奉大政府主义和“中国特色”的结果；由于政府独享强制力，利用强制力调配资源，高效率的“集中力量办大事”才成为可能。另一种解读则恰恰相反：这些成就与其说是强制力配置资源的结果，是“中国特色”的奇迹，还不如说是自由市场、普世人性战胜权力管制的结果，是全球化力量的具体表现。也就是说，中国过去30年的成就佐证了自由选择和市场化会带来繁荣，并且这一结论跟人种、肤色、文化传统无关：个人的自由选择权被解放得越多、权力对权利的束缚被结束得越快，老百姓的经济福利就增长得越多。
陈志武认为，梳理中国的事，我们必须避免只用中国以往的套路，不能以“中国特色”为由回避实质性问题。离开世界文明、离开人类社会的变迁经历，就难以理解中国的经历，也更难为中国的长久持续发展提供建设性视角。中国经济成就至少包括两个主因：已成熟的工业技术和有利于自由贸易的世界秩序。这种发展条件或者说机遇来自于世界，具体讲来自西方，而非源自中国。1914年之前，全球贸易体系和世界秩序是以海军实力为基础，你没有海军实力，你就不能发展世界贸易。但是二战之后，新的全球秩序是以规则为主体，这也就是为什么1978年后，在没有强大海军的情况下，中国马上就可以开展国际贸易，变为世界工厂。“改革开放”的贡献在于让中国加入了起源于中国之外的世界潮流，让中国搭上了全球化的便车。后发之所以有“优势”也在于这种“便车”已经存在。
陈志武援引了杨小凯与林毅夫关于“后发劣势”与“后发优势”的争论。他说：“林毅夫的‘后发优势’论指的是，后发展国家可以从先发达国家那里很快模仿到技术，不用重复先发达国家走过的弯路。而杨小凯的‘后发劣势’论指的是，正因为后发展国家可以轻便地模仿技术、快速发展经济，所以会缺乏改革自己的制度的动力，结果牺牲了长久繁荣的机会，后发便利反成了‘劣势’。几年前，人们更多看到的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所以，那时不少人认同林毅夫的‘后发优势’论。但是，现在，我们的确正在经历杨小凯讲的‘后发劣势’。我真希望更多人能认识到这一点，以纠正‘后发劣势’。”
姚洋指出：“中国奇迹”的原因，不光是“有利于自由贸易的世界秩序”，还要有与之相适应的一系列明智的经济政策。“事实上，如果我们为中国所采取的改革和经济增长措施列一份清单，然后将这份清单与‘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政策逐一进行对比，我们就会为这两份清单的相似之处所惊诧。在约翰·威廉姆森(JohnWilliamson)的原始构建中，‘华盛顿共识’包括以下十条政策建言：1.采取谨慎的财政政策，规避通货膨胀税。2.把政府支出从非生产性的再分配领域引导到有效的公共开支上来，如基础教育、医疗保障以及基础设施等领域。3.改革税收体系，以拓宽税基并削减边际税率。4.金融自由化，最终目标是实现由市场决定利率。5.统一汇率，使其足以使非传统产品的出口保持足够的竞争力，以促成高速增长。6.迅速由关税替代贸易的数量壁垒。7.取消妨碍外国直接投资(FDI)进入的壁垒。8.国有企业私营化。9.取消阻碍企业进入或限制竞争的各种管制措施。10.确保财产所有权的安全。在过去30年中，中国几乎紧紧遵从了所有这些建议。”“中国唯一没有紧密遵从的处方就是利率的自由化；而且，尽管采取了大量取消管制的措施，国家仍然牢牢掌控着被称为‘战略命脉’的领域如石油、电信及银行。”“根据以上证据，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定，中国经济的成功可以说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胜利，而‘华盛顿共识’正是其核心政策建议。”
秦晖说：“关于中国奇迹，大家议论很多了。姚洋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对我有很多批评。可是在事实判断上，其实我跟姚洋先生有很多很类似的地方。他说中国奇迹是华盛顿共识加中性政府，我认为中国奇迹是全球化加低人权优势。我的全球化就相当于他的华盛顿共识，我的低人权优势在某种意义上跟他的所谓中性政府是很有关系的。因为没有这样的政府，中国可能就没有这样的优势。这个问题的确很有意思。其实在我看来，中国如果不搞市场经济，不搞全球化，那么中国就像北韩，没什么奇迹。但是如果中国只搞市场经济，那么中国就是东欧。当然东欧的经济发展的成就也是非常大的，包括转轨，但是不能跟中国相比。中国的经济，至少在目前要比东欧能干。”
陈志武强调“世界秩序”的重要性，然而人权准则现在还停留在联合国人权公约的纸面上(中国人大尚未批准其中一个人权公约)，没有成为实际有效的世界秩序的组成部分，至多不过是发达国家的国内或国际秩序——美国秩序或欧盟秩序。正是基于这种现状，政治制度上的“劣势”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成为经济竞争中的“优势”。秦晖说：“于是，一种既缺少个人自由也缺少福利保障的体制，在‘只做买卖不问其他’的条件下不仅仍然可以在这种全球化背景下存在，甚至可以表现出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优势’。这种体制下崛起的经济体如果足够庞大，它将在全球化中迫使全世界的福利国家降低福利标准，同时也迫使自由国家重树贸易壁垒，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自由经济的优势主要在于创新，在于它那源于人的自主状态的创造性。但是如果就单纯劳动过程来讲的话，很难说是不是自由经济最有效率。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福格尔曾证明，南北战争前南方奴隶制经济比北方自由经济更有效率。”“在封闭的状态下，这种命令经济对注重创造性的现代自由经济不可能具有优势，因为‘低人权’极大扼杀了人们的主动精神和创造力。但是在全球化、在市场经济全球化但又没有人权全球化的背景下，就有了这样一种可能：自由经济的创造可以被缺乏创造性但善于模仿的强权经济比较容易地接过来，再依靠强权的优势把它‘高效率’地产出。于是在这样一种游戏中就可能出现：福利国家竞争不过低福利国家，低福利国家竞争不过低人权国家。”
秦晖进而解释说：“中国的人权是‘纵向有进步，横向有落差’。‘低人权优势’主要是横向比较而言，这种‘优势’与纵向比较人权仍有进步并不矛盾。中国改革30年来，无论自由还是福利两个方面，人权无疑都是有进步的。”从“准奴隶制”到“低人权”的进步，是“中国奇迹”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低人权”的当今中国，口和手都还没有足够的自由——言论出版自由受到压制，投票选举国家领导人的自由更无从谈起；但是脚已经有了一定的自由——虽然还没有恢复1954年宪法所规定的“居住和迁徙的自由”。如果延续毛泽东晚年的“反城市化”政策，不允许农民离土离乡、自由进城和自主择业，就根本不可能出现“中国奇迹”。
我认为，秦晖的“低人权优势说”，是对于陈志武、姚洋解释的一种补充。也就是说，“跟人种、肤色、文化传统无关”的普世人性、经济学原理和世界秩序是首要原因、长期原因；钻世界秩序空子的“中国特色”制度是次要原因，而且，“低人权优势”只能有效于一时，不可能行之久远。
秦晖已经说了，“低人权优势”只是在简单模仿、组装加工的经济发展阶段才能显示出优势，到了需要“人的自主状态的创造性”的经济创新阶段，就没有什么作用了。我要进一步指出，即使是在前一个阶段，“低人权优势”要得以发挥，需要具备哪些条件。我不完全同意秦晖“低人权优势”“劣币驱逐良币”的说法。“劣币驱逐良币”是使用贵金属货币时代的经济规律，而这个时代早已远离了我们。现在的世界市场是一个有着严格规制的体系(譬如说WTO)，而这种规制是各方博弈的结果。博弈的任何一方都不会接受明显有利于他人的规制；如果接受了，必定有其他的原因。一个原因是博弈者认为对手在经济总量上太小，根本不足挂齿。二战刚结束的时候，美国的工业生产能力达到世界的五分之三，那时美国可以同意美元以固定汇率与黄金自由兑换，等到欧洲与日本的经济恢复后，美国就不肯继续为稳定世界市场而牺牲本国经济利益了。同理，中国经济总量超过德国和日本后，发达国家就不肯让中国享受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优惠条件了。另一个原因是非经济的原因。中国加入WTO已经9年，俄罗斯至今还在WTO门口徘徊，为什么西方国家会厚此薄彼呢？因为西方主流舆论仍然相信“和平演变”假说，为了鼓励中国“和平演变”，他们情愿在经济条件上做一些让步；而俄罗斯已经转型，就没有必要给予额外的优惠了。如果西方主流舆论确认，“低人权优势”已经成为中国拒绝政治体制改革的理由，他们还会如此一厢情愿地自作多情吗？
中国的“低人权优势”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而现今的全球体系或曰世界秩序，仍然是西方国家(政治概念而非地理概念)所主导的。中国有“主权”，可以选择参与或退出全球化；西方国家也有“主权”，而且还有军事政治“同盟”，既可以吸纳你也可以拒绝你加入全球化。“低人权优势”所导致的最终结果，更有可能是“良币驱逐劣币”。事实上，西方国家已经出现了“驱逐劣币”、“不带你玩”的舆论。
亨廷顿在1997年率先提出：“共产国际已经消亡，现在该是建立民主国际的时候了。”2000年，由美国、波兰、智利、捷克、印度、马里、韩国7个国家发起，107个国家在波兰首都华沙召开了“迈向民主国际共同体”的全球性会议。会议分成两个平行部分，一个是由各国外交部长参与的政府间论坛，另一个是由非政府组织(NGO)参与的民主论坛。政府间论坛的成员是以国家的性质划界的，即以它是否是民主国家来决定参与国。
2002年，“民主共同体”的110个成员国和11个观察员在韩国首都汉城举行了“民主共同体”第二届部长级会议，会议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通过了《汉城行动计划》。该行动计划特别强调，代议制民主的基本要素是：尊重人权，这些人权存在于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五个方面，包括表达自由、出版自由、宗教及意识自由；依法掌握并行使权力；在独立的选举权威机构的监督下，在秘密投票和拥有普选权的基础上，举行定期的、公正的选举；结社自由，包括形成独立政党的权利；分权制，特别是有独立的司法机关；以及确立包括军队在内的所有国家机构对依法建立的平民权威机关的宪法从属地位。此后，“民主共同体”又在智利、马里等国举行了多次部长级会议。
在最近一次美国总统竞选运动中，建立“民主联盟”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政策建议。奥巴马与麦凯恩的有影响力的政策顾问都是这一主意的支持者；麦凯恩本人更是明确支持这一建议。自由理想主义与新保守现实主义很少像在这个问题上这样走到了一起。“民主联盟”的支持者认为，一个由自由民主国家组成的世界联盟，有利于这些国家携手面对21世纪出现的一系列新挑战。民主党人士试图把“民主联盟”看作推动联合国改革的工具和一旦联合国改革失败的后备选择；共和党人士则希望“民主联盟”能够取代联合国。
在地区范围内，2007年8月，时任日本首相的安倍访问印度，提出了包括印度、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在内的“大亚洲”设想，其中没有中国。他解释该设想时说：“我们拥有自由、民主和尊重基本人权等共同的根本价值观以及战略利益。”同年9月，来自印度、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以及新加坡海军的舰艇，在印度洋展开了大规模的演习。演习的一个基本背景就是印度提出的在亚洲建立类似北约组织的军事同盟构想。“民主共同体”、“民主联盟”、“亚洲北约”的共同指向，是把拒绝民主化改革的中国排斥在外。
中国当局一再强调“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表明他们对于“全球化加低人权优势”的局面能否长久，缺乏自信。而当奥巴马总统在首次访华和哥本哈根会议接连受辱之后，西方国家重新审视对华战略，就摆到了更加优先的议事日程上。“中国模式”之所以得不到官方的明确支持，是当政者担心这样做会刺激西方国家加快政策调整步伐，从而压缩中国与之周旋的战略空间。外交部、中联部、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办公室与中宣部、社科院的官僚，在这个问题上意见相左，导致最高决策者难以决断。
三、“中国模式”的两种版本：“精英专政”还是“平民专政”？
凡是主张“中国模式”的人，都反对中国实行宪政民主，至少是反对“选举民主”(被他们称为“选主”)或“代议制民主”(《汉城行动计划》所列举的各条目)。反对民主的人必然拥护专政，尽管有人明言有人遮掩。然而，中国的专政拥护者现在已经分化为两派，也就是我在《宪政旗帜下的左右翼联合阵线》一文中所说的“专政右派”和“专政左派”。前者主张“精英专政”，后者主张“平民专政”。在本文的讨论中，分别以潘维和老田作为二者的理论代表。
潘维和老田都主张到中华传统文化中去寻找思想资源，都极力推崇民本主义。潘维说，中国模式的基础是中华文明的延续性。民本主义的底蕴极为深厚，是中国一脉相承、万世一系的主流意识形态，是正统的官民共识，是官权正当性的根本，早已融化到中华文化的基因和血脉之中。在民国，民本主义称为“民生主义”。自民国而人民共和国，民本主义称“为人民服务”。当代民本主义要求政府“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老田说：毛泽东思想是建立在中华文化的根底之上的。中华文化道德主义与西方丛林法则之异，中华平民主义(民本主义)思想遗产与西方精英主义的分野，正如水火之不同，没有多少可以调和的余地。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毛泽东亲手设计的资源分配规则和国家管理模式”的核心，可以归结为“为人民服务”，按照先秦的说法叫“民本”。“实际上毛泽东就是传统文化的最后产物，根据老毛的钦定接班人林彪的说法：老毛是‘假马列之名、行孔孟之实、执秦始皇之法’的。老毛的感召力不是马列，而是呼应先秦民本主义而产生的‘纯平民主义’。”潘维和老田，都举着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旗帜构建“模式”，但是他们的理论体系、制度设计和政策建议，却是截然不同的。
潘维说：“中国的民本政治由四个支柱构成：(1)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2)强调功过考评的官员遴选机制；(3)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4)独特的政府分工制衡纠错机制。”下面，我们逐一分析这“四个支柱”。
宪政民主强调多元群体在民主共识基础上的自由表达、利益博弈与权力制衡。所谓“现代民本主义”则强调“人民是整体，人民代表就应是人民整体利益的代表”。潘维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所断定的“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他说：“中国政治不是西欧式的阶级政治，也不是美国式的利益集团政治。”“中国从来就承认社会分工差异”，但“分工差异与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不是一回事”。“人民民主最突出的特点是‘人民性’，即中华‘百姓福祉’不可分割的整体性。”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潘记“中国模式”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家族相似性”。
在潘维的政治分析中，没有阶级和利益群体之分，但有官民之分。“官员的选拔方式，即政府权力产生的方式，乃是政治体制的核心部分。”“在中国，民本主义的中立政治为社会公认。从制度而言，建立‘公正廉明’维护全民利益的政府，只能实行科层文官制，即由行政主导的政府。”“文官制的精髓是考绩，即官员由考试入门，依服务人民福祉的政绩升调奖惩。”他说：“民主化并不能解决吏治、行政(执法)和司法三大问题，反而有可能使问题更加恶化。相反，以法治为导向、以吏治为核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比较适合中国的具体特点。”“法治是以职业公务员体系来执法并主导立法的政府体制，是没有‘领袖’强权地位的体制，目的不是给人民以争夺政权的自由，而是严格、中立、公正、廉洁和高效率地执行已有的法律。”潘维并不看好毛泽东时代的“个人崇拜”、“领袖独裁”，他更为欣赏的是类似日本、香港那种以公务员为主体的“官僚政治”。
然而，潘维所推崇的“民本政治”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官僚政治”。他说：“中华政体最根本的特征是拥有统一的执政集团。六十年来发展完善的双行政系统是这个集团执政的具体形式。”笔者曾说过，比政府机构更稠密的、一直延伸到村和所有单位的中共党组织是“第二行政系统”。但潘维所关注的还不是中共用国库所供养的庞大的基层组织，而是高居于行政官僚之上的党官僚——“先进的执政集团”。“如同在所有国家，行政系统需要政治领导。”“这个集团也经绩优选拔而来，却比一般文官更‘懂政治’。”“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也是中华传统。传统执政集团经‘绩优制’选拔而来，政治上皆出身‘儒门’，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民本道义为官场纲维。‘十月革命’带给中国的是组织严密，纪律严格的‘先锋队’。领导行政的共产党官员也经由绩优制选拔而来，但又自成统一强大的政治集团。”
这个集团的个别分子固然可以说是“经由绩优制选拔而来”，但这个集团作为整体是如何获得执政地位的呢？潘维说，因为它“先进”——体现为执政集团致力于中国“现代化”的近期目标，也体现在其光明理想，即“天下为公”，环球同此凉热的“大同世界”——所以它有资格掌权。如果有另外一个政党，不仅致力于中国的“赶超现代化”，而且致力于“继续现代化”(参见笔者：《21世纪中国现代化议程》)，对于“大同世界”有更加清晰的表述——普世人权标准、全球民主共同体、世界联盟政府，是不是就更有资格取得执政地位呢？潘维没有直接涉及这个问题，但房宁有一个补充性的解释。房宁说，中国崛起的制度奥秘是“一次性授权使决策成本降低”，六十年来中共掌握的权力，是人民在1949年一次性授权的。为了降低“制度成本”，就没有必要屡次地授权了。根据中国皇朝更替的一般规律，一次性授权可以管用二三百年。
在十年前发表的《民主迷信与中国政体改革的方向》一文中，潘维极力推崇“有法治少民主”的香港和新加坡模式——“咨询型法治”。当时，他提出了“咨询型法治的五大支柱”：(1)中立的公务员系统，(2)自主的司法系统，(3)独立的反贪机构，(4)以全国和省人民代表大会为核心的广泛的社会咨询系统，(5)受法律充分保护但也受法律严格限制的新闻出版自由。他说：“咨询型法治”“引进了西方的法治制衡精神”，“因为体制动员其他四大支柱制衡文官系统，因为法律迫使决策程序透明，决策者聆听社会的呼声，还因为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的自由受法律严格保障”。他建议分三个阶段进行以法治为导向的二十年政治体制改革：在第一个五年，主要任务是实行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党政分开”原则，取消目前的“双行政”体制。在第二个五年，主要任务是大幅度减少属非公务员系统的政务官，建立和完善制衡制度。让司法系统真正自主，反贪机构真正独立，社会咨询系统的功能真正实现。在最后十年，主要任务是开放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的自由，在实践中调整五大支柱的相互关系，提高咨询型法治政体的稳定性，使之成为一种成熟的现代政体。
潘维提出“中国模式”后，放弃了他原来心仪的香港和新加坡模式。在他一年前发表的《中国模式——中华体制的经济、政治、社会解析》中，除了“中立的公务员系统”变成“单一执政集团”“政治领导”下的行政官员“绩优选拔制”，“咨询型法治”的其他四大支柱都不见了踪影。原来要“取消”的“双行政”体制成了“中国模式”构造“相当精致”的香饽饽。原来要“引进”的“西方的法治制衡精神”被彻底抛弃。潘维以自我批评的口吻写道：“笔者亦曾是司法分权独立的积极鼓吹者之一。希望司法独立，是学习西方，期待通过司法系统制衡党官的胡作非为。”现在他认识到，“法院一旦完全独立，更容易被资本俘获，腐败会速于庞大复杂的党政机构。”“所以，在中华条件下，党对司法的统一政治领导极为重要。无条件地讲司法独立，便有食洋不化之嫌。”他自己“改邪归正”后，就把原来的同道指为“图藉司法独立做左右中国前途的巫师”。至于如何保持“单一执政集团”的“先进、无私和团结”，防止党政官僚的腐败，潘维提出了两条。其一，“靠的是不间断的‘党的建设’”。“党的生命线就在于，通过党的建设维护自己先锋队的‘精英性质’，要求党政官员由‘特殊材料制成’，操守高于普通民众”。也就是说，精英治国、精英专政的合法性，建立在列宁“先锋党”和斯大林“特殊材料论”的基础之上。其二，回归中国传统的“天命论”。“我不否认，执政党今天的腐败问题十分严重，到了非用重典难以遏制的程度。但共产党的‘天命’气数大概还没到谈论‘轮替交接’的地步”。潘维的上述论证，大概就是“通三统”的一个范例吧。
潘维构造“中国模式”的时候，打了毛泽东的旗帜，也使用了一些毛式话语，譬如说“有了思想界的买办阶层(他这时又成了阶级论者)，才会有经济界的买办阶层，才会有准殖民地，才会有发达国家的永远发达”，但他所建议的政策取向却完全违背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潘维反对“劳工神圣”，反对“以工人福利为诉求的‘工人党’”，反对“社会民主派”要求“国家”提供“社会保障”，认为我国实行“较少的劳工保障乃属必然”。他说：“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和商品、资本市场是我国经济的两只翅膀”。对于过去的六十年，潘维在气魄上亲近毛泽东时代，在政策上靠拢邓小平时代，他要打造的是“毛头邓臀”的混合体，一种“形中实右”的“精英主义”。这与老田所鼓吹的“平民主义”，形成一个鲜明的对照。
老田总结了“强力在中国推行扁平化管理并据以塑造扁平化社会”的毛氏“中国模式”的“三定律”：一是“阶级斗争定律”，二是“相对剥夺定律”，三是“人民英雄定律”。
老田与潘维的人民“整体说”针锋相对，写道：“毛泽东向来认为不存在政治思想上完全同一的‘民族’这种东西，他1970年对斯诺说：‘什么叫民族啊？包括两部分人。’”老田也反对马克思基于经济地位的阶级理论，而赞同毛泽东在1957年提出的“思想上的阶级”。他认为：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把社会分化的着眼点转移到“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承认政治权力和话语权的占有状况，本身要带来社会阶级分化和对立，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是“当了大官比资本家还厉害”“上了大学不想跟工人农民划等号”。老田将阶级分析简化为“精英与平民”分析。“精英就是掌握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超出社会平均水平的人，换言之，就是在社会政治权力体系中、在经济资源占有上、在文化资源掌握上具有优势的人。”“掌握的三种权力比较多的人是精英阶层，掌握权力少的人是平民阶层，在概念原初的意义上，我把精英阶层和统治阶级这两个词汇等价使用。”
与毛泽东的“皮-毛”论不同，老田直接把知识分子作为统治阶级这张“皮”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在1950年代就已经形成了“双头同盟”(权力精英和喉舌精英的紧密结合，《五一六通知》称之为“党阀”和“学阀”的结合)，所以文革早期《十六条》正式提出运动的目标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事实上，在老田的众多文章中，更多地把矛头指向知识精英而不是权力精英。
老田认定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的矛盾是对抗性矛盾。“我来提炼一下，毛泽东根据自己的经验认识，认定中国社会的分化特点是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这三种权力在社会阶层中间的分布状态是高度集中，如果放弃‘扁平化结构’的建设，放弃对于精英阶层进行权力和利益扩张的限制，按照社会分化的本来规则发展，最终是5%的人掌握中国绝大部分权力，而95%的人则基本上没有多少权力，这个权力分布的集中度固然最终要反应在社会分层上面，同时也要反应到统治阶级或者精英阶层的利益最大化实现方式上——占全部人口5%的少数人最终有能力剥夺95%的多数人，正是中国特定的分化现实——三种权力高度集中于5%的精英阶层手里——最后决定的精英阶层利益最大化路径，并进而决定了中国社会阶层矛盾的对抗性性质。”
老田说：“由于我们这样的穷国在世界上没有相应的物质、技术和经济上的竞争优势，精英阶层手上这些的优势对外是无效的，而是一种劣势。……换言之，就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精英阶层不能够赢得对外的竞争，但是却有巨大的优势压迫和掠夺国内的平民阶层。毛泽东给他们翘得高高的尾巴上贴上三张纸条，上面写着：动摇性、依附性和软弱性，看来依据就是在这里。从中国近代史的历史经验看，只要中国保留精英主义道路，就必然是内部矛盾激化，阶级矛盾高于民族矛盾。内部整合过程就无法完成。那么反过来，剩下的路就是只能是把平民阶层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对精英阶层进行相对剥夺”。“在精英阶层之外毛泽东更注重平民阶层的作用，认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精英们基本上一文不值，而且认为中国只能是由工农联盟来作为政治基础，为了避免中国落入精英们的控制，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舍此之外中国肯定没有出路。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与马克思非常不同，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代表先进生产关系对资本主义的超越，而毛泽东从中国近代史的历史经验出发，认定中国的精英阶层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不一致，只有工人农民与国家民族的利益一致，所以必须搞无产阶级专政和依托工农联盟。”“从经济人假设出发，精英阶层不会自发地放弃狭隘利益以走向涵盖利益，所以，需要矫正力量起作用，这样就只有引入‘平民阶层政治领导权’。在毛泽东时代，通常使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概念，这个词用得太滥，常常超出词汇的内涵和外延来应用，所以很不准确，后来又被许多精英刻意进行了歪曲，所以我避免使用它。而平民阶层的政治领导权则相对具体，是指代没有权力的平民阶层，在受到精英阶层狭隘利益挤压之后的正当反应。”
所谓“人民英雄定律”，意味着寻求“管理绩效的最大化必须走出常规化管理的局限”，相信“群众化的管理优于专业化的管理”，“党的绝对领导是反科层化的”。在这里，老田再一次与主张“科层文官制”的潘维针锋相对。他说：“如果说扁平化管理按照毛泽东自己的用词可以称之为群众路线的话，那么科层化管理则是典型的精英路线”。“毛不仅否定精英阶层能够从中大量渔利的私有制和市场经济，而且还否定统治阶级据以维护最低限度优势地位的管理正规化要求，强力在中国推行扁平化管理并据以塑造扁平化社会，这完全是自愿选择成为精英阶层死敌的态度。”毛式管理模式的具体做法有以下三条。
一，“对精英阶层的有罪推定：根据权力异化假设，在得不到有效监督的情况下，精英阶层必定背弃多数人利益。”“由于已经假定精英阶层不会主动放弃狭隘利益，也由于认定平民阶层的政治领导权是促使精英阶层走向涵盖利益的唯一凭借，所以在法理上就等同于要对精英阶层实行‘有罪推定’。”二，“监督成本大部分锁定精英阶层：由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扁平化管理受到多数精英消极对待，而且由于管理专业化和信息不对称的实际存在，有效地监督精英阶层是很困难的，结合对精英阶层的有罪推定，平民阶层就被授予‘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这意味着精英阶层被强迫承担信息成本，而且要自己承担举证责任证明自己的清白。毛泽东高度肯定群众运动的大方向正确，支持四大，这不仅仅体现了对被统治阶级进行无罪推定，而且考虑到了对于非管理专职工作的群众而言，让群众承担举证责任和证实成本等于是取消了监督的可能。”三，“平民阶层的觉悟和力量建设：为了保证平民阶层的监督权，需要打破平民阶层的政治保守性，激发出他们的觉悟(此处就是要求他们不愿盲目信任精英阶层)，提高他们的组织程度。毛泽东强调造反有理，号召发扬革命的反潮流精神，强调敢于斗争，都是……在帮助提高民众觉悟”。
老田说：由多数人去清查少数人的管理方式就可以命名为“逆向管理”，文革就是一次这样的逆向管理。“平民阶层政治领导权”“需要周期性的群众运动来确保”。老田援引毛泽东的话说：“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不搞运动，我不能叫毛泽东。”无论是“扁平式管理”、“逆向管理”还是“群众路线”、“群众运动”，都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一个亲民的“最大的精英”。“毛泽东就是一个最大的精英，而且还是官僚精英群体的首脑且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又掌握空前绝后的话语权”；“在我们国家毛泽东时代他本人是最强有力的一个群体的一个头儿，但他刚好不为少数人的利益说话。按照王明的说法，他是长期逼迫百分之八十的干部做检讨的，文革更是公开与当权派撕破脸皮。”这就使我们联想起当年日本民间法西斯的类似主张：北一辉划分两个基本社会阶层——军阀、财阀、政阀组成的社会上层和工人、农民、城市贫民组成的社会底层，鼓吹“以国民为本队，而天皇则为号令者”，推翻“财阀政权”，“天皇与全日本国民一起共同确定国家改造的根基”；安部矾雄则鼓吹所谓“一君万民型社会主义”。
根据老田的总结，“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思想，落实下去实际上有三个核心方面：第一个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公有制的含义就是生产资料非资本化，不能通过生产资料占有去控制人、奴役人，仅仅在这个程度上，毛泽东认为无法满意，认为单单有经济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也是不巩固的，他提出还要在政治和思想领域进行‘继续革命’。我把‘政治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概括为要求实现‘权力非资本化’和‘知识非资本化’(或者说‘话语权非资本化’)。”老田全面肯定“三面红旗”的经济建设战略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甚至还主张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规则“写入《宪法》”。所以说，他捍卫的是原汁原味的毛泽东牌号的“中国模式”。
潘维和老田的“模式”同出一源——“民本”与“为人民服务”，却一个向右，一个向左，各唱各的调。两种不同版本的相互冲突、彼此抵消，大大地削弱了“中国模式”的理论号召力与政治凝聚力。在“专政右派”掌权的大形势下，潘维的风头显然盖过了老田，但是潘维给自己留了一个后门，使他随时可以与老田携手，结成理论同盟。潘维写道：“民本主义的含义是，政府存在的唯一理由在于照看全体民众的福祉，否则‘造反有理’，政府理应被推翻。”“从历史上看，一旦核心执政集团丧失理想，道德堕落，纪律松弛，‘先进、无私、团结’这三大特征就消失了。此时，执政集团必然懒惰无能，贪污腐败，分裂成相互争夺权力的私利集团。由此，中华民族必然陷入政治混战，乃至分疆裂土，直至产生一个新的‘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从潘维和老田的理论组合与搭配中，我们看到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两个面相，一个是儒家“精英治国”的大传统，一个是《水浒传》“造反有理”的小传统。他们虽然使用了一些现代政治学与管理学的辞藻，但基本上属于老调重弹，根本没有“跳出”传统中国治乱循环、王朝更迭的“周期率”。
四、不带引号的中国模式：从普通国家到创新国家
所谓模式，词典的解释是“某种事物的标准样式或使人可以照着做的标准样式”。要成为一种获得广泛承认的社会模式，首先是要有一套人无我有的独特标准和制度，其次是要有“诱致能力”，有人愿意学习效仿，照着你的样子做。按照这种解释，中国模式过去曾经有过，将来必定会有，惟独现在没有也无须有。
我把世界历史从宏观上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前文明、诸文明和多元一体的世界文明(或曰全球文明)阶段。在诸文明阶段的中期，以唐宋为代表的一整套中国制度，显然构成一个中国模式。首先，中国实行的中央集权制度、科举考试制度、立法合议制度(三省制)、行政与监察分权制度等，相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具有足够的独特性；其次，它确实是周边国家——日本、朝鲜、越南等效仿的目标，日本与中国隔着大海，但仍屡屡派遣唐使团来华学习。中国模式的独特性并不是当时的中国人刻意追求的，而是受到地理条件限制的结果。欧洲与中东、中东与南亚之间比较容易交流，而中国西南的青藏高原和西北的戈壁沙漠，则妨碍了中国人与上述三者的文化交流。
从19世纪下半叶尤其是20世纪初以来，中国制度文化的独特性逐渐消失，进入了“西化”、“苏化”的时代。到了晚近，“和风”、“韩流”后来居上，取代“华夏”，成为东亚模式的主要代表。尽管今年中国的GDP将会超越日本，但是在眼下，还完全看不到日本和韩国重新回归中华秩序的可能性。
汪晖说，中国“六十年道路”的核心，是“完成中国主权性”。毛泽东时代“三反”——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对派，“政治主权、经济主权，还有什么文化主权，学术主权”不可谓不完整；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反城市化的“上山下乡”，文化大革命中的“斗批改”、“群众专政”，毛泽东时代的一系列制度确实具有“主体性”和“独特性”；而且，当时世界上有一百多个国家建立了“毛派党”(尽管最近揭露出来其中有些是美国中情局插手建立，专门来向中国要美元的)，似乎颇有一些人要效仿中国的榜样。当时毛泽东牌号的“中国模式”，显然比现在的“中国模式”更有市场。
但是，完全的“主权性”并不能保证你所创造的“模式”的“正当性”。许纪霖指出：文明与文化不同，文明关心的是“什么是好的”？而文化关注的则是“什么是我们的”？中国的历史主义在乎的只是“我们”与“他者”的区别、如何用“中国的”价值代替“好的”价值，以为只要是“中国的”，在价值上就一定是“好的”。这种封闭的“区别敌我论”并不能构成有效的价值正当性，因为“我们的”价值无论在逻辑还是历史当中都无法推理出必定等同于“好的”和“可欲的”价值。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所建构的“模式”都是具有“主权性”的，也曾经具有过“轰动性”，但最终还是被历史所抛弃。毛泽东的“模式”也没有逃脱同样的命运。当中国人自己起来反抗“现代秦始皇”并推翻其政治继承人之后，世界上的“毛派党”大多数也就随之烟消云散了。
三十年后，“中国模式”重新浮出水面，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2005年8月召开的“‘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研讨会与2008年12月召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与中国模式”研讨会。
2004年5月，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CooperRamo)提出了“北京共识”(BC)，用来抗衡约翰·威廉姆森于1989年提出的“华盛顿共识”(WC)。雷默的中心论点是：中国已经有能力保持对其发展政策和路径的控制，而且凭借中国对其他国家作为一个榜样所具有的吸引力及其自身实力的增长，中国的成功正在对美国形成挑战。中国的黄平等人积极响应雷默的论点，进而在讨论“北京共识”的会议上提出了“中国模式”。这不禁令人联想起二十多年前“日本模式”的教训。
1979年，哈佛大学教授埃兹拉·沃格尔(EzraF.Vogel)发表了名噪一时的《日本第一》。随后，宣称日本正在或将在经济上控制美国、支配全球的一大批书籍文章纷纷出笼。美国《商业周刊》1989年8月号作了这样的舆论调查：“日本的经济威胁和苏联的军事威胁，哪一方对美国的未来威胁最大？”结果，有22%的人回答是苏联，68%的人回答是日本。一些日本人也头脑发热，成为所谓“日本模式”的鼓吹者和信奉者。但是为时不久，日本就陷入了泡沫经济的陷阱，“日本模式”风光不再。小泽一郎在其1993年所著《日本改造计划》中已经认识到：“日本远未成为普通国家”。“泡沫经济后，‘一流经济’自己不能对付，求‘三流政治’救济的理由也在于此。而且，那个救济政策无非是保护-管理政策的扩大。”“个人以自己埋没于集团作为代价，从集团中获得生活与安定的保证。那就是日本型的民主主义社会。在那里，没有余地考虑自己的责任。在日本，社会与个人存在这种关系，是起因于排斥一部分异己、不与外界社会交往的同质社会的历史。”“它表明日本人作为组织的一员是优秀的，但不是拥有自己的价值观、能根据自己的判断行动的自主个人。”而“要形成真正的自由民主的社会，使国家自立，就必须谋求个人的自立。在这个意义上，对现在的日本来说，国民‘观念的改变’是最重要的课题。”对于许多人赞扬的以终生雇佣、年功工资为特征的日本型企业经营，小泽称之为“公司自由，个人不自由”。小泽认为，现时代赋予日本政治的重要课题是实现“五项自由”的目标：“不限于在东京生活的自由、不以企业为中心的自由、摆脱过度劳动的自由、没有年龄性别限制的自由、废除不合理规章制度的自由。”“日本必须成为个人能够根据自己的判断自由活动的社会”，“多样性的社会”。为什么“三流政治”能够在一个时期中支撑“一流经济”呢？因为在经济“赶超”阶段，以高级文官为核心的“官产学”三位一体，能够拟定出以美国为榜样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而到了经济“创新”的新阶段，需要“个人自立”、“个人自由”的价值观和“多样性的社会”，以官僚为核心的“三流政治”就无能为力了。也就是说，日本人既品尝了“后发优势”的甜头，也尝到了“后发劣势”的苦头。
沃格尔在解释《日本第一》的写作意图时说：“因为那时我看到日本正在崛起，想让美国认识到日本的优势，及时采取对策”。雷默提出“北京共识”后，沃格尔又撰写了一篇题为《中国第一》的文章，与之相呼应。这一次，中国人不应当傻乎乎地以为，沃格尔是在为中国做义务宣传员，像当年的日本人那样空喜欢一场。沃格尔说得很清楚，他是以此文来警示日本人，让他们及时采取对策。
2005年的那次会议，并没有引起朝野的重视。民间没有几个人跟进这个话题，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也继续重申“民主化”、“全球化”等胡耀邦、赵紫阳、邓小平的话语。该报告还首次提出了“学习型政党”、“学习型社会”的口号，由此很容易引申出“学习型国家”的理念。只要中国还没有把世界先进国家“一流经济”和“一流政治”的优点学到手，只要中国还没有跻身发达国家之列(目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共有34个，它们是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捷克、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爱尔兰、意大利、日本、韩国、卢森堡、墨西哥、荷兰、新西兰、挪威、波兰、葡萄牙、斯洛伐克、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英国、美国、智利、爱沙尼亚、以色列、斯洛文尼亚，其中智利、爱沙尼亚、以色列和斯洛文尼亚是2010年加入的新成员国)，中国仍将以学习为主，创新为辅。有桥不过，非要摸着石头过河，显然是一种愚蠢的行为。创新并不像喊口号那么容易，只有在认真学习的过程中，我们才能掌握创新的方法。在这方面，日本、韩国只是在工艺上、技术上摸到了一些门径，在制度上、理论上还谈不到已经登堂入室。
托世界金融危机的福，2008年的那次会议就不一样了。国内外舆论迅速跟进，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机关也青眼有加。汪晖说：“1990年代结束了，2008年是一个标志。这个后1989的过程在前几年已有走向尾声的迹象，事件的影响有其绵延的部分。但到2008年，这个过程可以说结束了，……作为一个命题，所谓‘90年代的终结’的真正意义是对一种新的政治、新的道路和新的方向的探寻。”2008年是不是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转折之年，这是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而这一年是“1990年代新左派”的转折之年，他们开始“对一种新的政治、新的道路和新的方向的探寻”，大概是没有争议的。
汪晖说：“我们需要换一个方式来总结中国60年来的经验。”潘维说：“成功在于我国以六十年的奋斗开创了‘中国模式’之路，而危机来自偏离这个‘法宝’。”六十年来有什么一以贯之的“法宝”呢？经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再生；社会，从总体性社会到市民社会的复苏；变化不可谓不大。“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与中国模式”研讨会的与会者说：“不管是人民共和国的30年还是60年，没有变的是强政府”。如果更加直言不讳：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没有变的是“党专政”。“1990年代新左派”们却变了，他们从否定邓小平市场化改革的“批判的知识分子”，变成了赞美邓小平坚持专政的“故宫”保卫者(潘维批评“深入改革政治体制”的支持者：“说白了就是拆故宫建白宫”)。一个比新权威主义、新秩序主义(《第三只眼睛看中国》)更加强势的学界“新右派”正在冉冉升起。
潘维牌号的“中国模式”，其实就是朱学勤所批判的“市场列宁主义”。所谓“中国的主权是通过政党完成的”，所谓“政体最根本的特征是拥有统一的执政集团”，说明这种“模式”并没有完全走出苏联模式(列宁的“先锋党”模式)的框架，并不构成一种完全独立的模式。政治上搞威权主义，经济上以市场为主体，其实也是东亚模式的通例。但是对于日本、韩国、台湾来说，那是一种过渡形态、一种过去时；而在“中国模式”提倡者的心目中，则是一种亘古不变、不能有丝毫偏离的“法宝”。
再过几十年，我相信一定会有不带引号的中国模式脱颖而出。《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的作者贾雷德·戴蒙德，通过对欧亚大陆、美洲大陆、撒哈拉以南非洲及大洋洲的人类学比较研究，得出结论：文明的创造和进步与人类共同体的规模及其地理位置上的开放性成正比。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地理位置上的开放性已经不成问题，而思想上的开放性，中国还要比其他国家略胜一筹：相对发源于中东的一神论文明，中国古代文明更具有包容性。过去有儒道释三教合流，今后也不难保持三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无神论者的多元并存、和睦相处。中国在吸取外来文化方面，一贯抱有实用主义的态度，积极性很高，效果也很显著。随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逐渐拉近，人类共同体的规模或者说人才数量的规模，就成为国力强弱和文化创新的关键。如果不用所谓“中国模式”来“折腾”自己，目前还有两个因素可能妨碍中国模式的出现。一个是坚持过去三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按照现在的发展趋势，中国已经保不住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的地位；继续实行“只生一个好”的人口政策若干年，中国人口很容易跌落到十亿以下，甚至出现“八亿中国人对四亿美国人”的局面(其中包括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移民美国)。另一个是为了防止失业大学生成为威胁“政体”稳定性的压力群体，限制乃至压缩高等教育。只要我们能够保持十三亿左右的人口规模，其中包括四亿左右大学以上学历的高素质人才，中国模式不出现，那才是一件怪事。
但是，中国模式的崛起，需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从尚未完全抹去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印记的“非正常国家”到“一流经济”加“一流政治”的“普通国家”；第二步是从“普通国家”中脱颖而出，成为在理论上、制度上、技术上、工艺上都具有自主创造力的“创新国家”。
（刊于《领导者》2010年8月号（总第3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