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30日，是钱穆先生辞世20周年纪念日。

钱先生去世之时，我正在以先生的历史文化思想为主题撰写硕士论文。翻开一本旧书，先生的《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内中还夹着当时刊载先生逝世消息的剪报。

　　而今，当我梳理中国治理秩序之历史演变时，最重要的参考书就是先生的《国史大纲》。这本巨著，虽然文字不那么平易，但过去十年来在大陆的印刷量已经证明，它是最权威的中国通史著作。我敢断定，未来也不可能有哪本通史著作超越它。因为，再也不大可能有学者像先生那样，对中国文化温情脉脉，充满感性认知、体悟，而又遭受深刻的挫折。

先生著《国史大纲》，劈头就对读者提出一个看似强制的情感性要求：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自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

这样的要求，在“现代的”、科学的历史学家看来，简直匪夷所思，据说历史就得追求客观性。但是，钱穆先生看似偏激的主张，其实针对的正是甚嚣尘上的文化极端主义，即“虚无主义”，浅薄的历史进化观和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这种思潮兴起于清末，盛行于民国初年，其基本结论很简单：中国历史一片漆黑，中国文化落后过时，需要全盘西化，中国国民性需要彻底改造。伴随着新式教育的兴起，伴随着“青年”成为文化、进而成为政治的主宰，这种极端观念开始支配中国社会。中国历史也开始走向极端。

在这样的背景下，钱穆虽然始终生活于故国，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文化的流亡者。阅读先生自传性著作《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似乎可以感受到，先生于青年时在无锡辗转任教于乡下小学、中学，收入虽然微薄，也无法全心投入学术，但先生的心是平静而安适的。

在这里取得的学术成果引起外界关注，学术的堂奥向先生打开，先生恐怕是带着“兴奋”的心情走出故乡的。恐怕非他所能料及，此刻起，他就踏上了漫长的文化流亡之路。阴差阳错，先生进入的第一间大学竟然是教会学校——— 燕京大学，校址就在今天的北京大学。

这成为先生的第一次文化流亡。大学虽然相当礼遇先生，但其文化环境让先生百般不适。比如，学校水电账单使用英文，先生曾因此与办事人发生争执。校内大楼均以美国捐助者姓名之第一个字母命名，如M楼、S楼之类。司徒雷登校长倒是从善如流，听从先生建议，将楼名改为“穆”、“适”，似乎暗示旧文化、新文化的代表钱穆、胡适———顺便说一声，“未名湖”之名的妙思，似乎也出自先生。但先生终究觉得，这所大学与中国文化貌似而神不同，而此处的精神令他不适。于是不到一年，在尚未找到退路的情况下，先生辞去燕大教职。

还好，先生很快获得北大聘书。而到北大，先生也立刻感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冲击力，因为北大就是新文化运动之发源地，而胡适先生当时正执掌北大文学院。如先生所说：“大凡当时余在北大上课，几如登辩论场。”当时北大主流文化人的态度是：“凡中国固有必遭排斥”。这种文化冲突难免令先生内心紧张。也正是这样的经历，让先生按捺不住，而在《国史大纲》开头对排斥中国文化的时代精神发出近似悲愤的抗议。

这样的抗议是微弱的，文化和思想的激进主义必要走到它的极端方会消停。到香港后，先生再次感受到了中西文化之间的冲突，尤其是中国文化的弱势。恐怕还有中国人文化自觉意识之丧失：先生一手创办、旨在存续中国文化血脉的新亚书院，经常不得不借助外国基金会的资助才能维持生存。

1966年，文化激进主义在大陆继续发酵，而有了“文化大革命”。如此激进的名号在港台产生巨大文化冲击，蒋介石的中国文化意识受到刺激，因而力邀钱穆赴台居住，代为修建住宅“素书楼”，钱穆于1968年入住。

80年代末，台湾民主化改革启动，然而，这一政治运动裹挟着强烈的文化对立情绪。当时的民进党台北市议员质疑，钱穆先生非法占用公共财产。陈水扁当时在立法机构点明指责钱穆“侵占市产”，要求市政府尽速收回公产。最怪异的是，民进党提出，赶走钱穆之后，该房产将改设“钱穆纪念馆”!

当时老先生已届95岁高龄，双目失明。他被迫搬离素书楼。但这不只是一次简单的搬家，他又一次成为一个孤独的文化流亡者。三个月后，老先生辞别人世。

不知道，在这次短暂的流亡期，对中国文化的命运、对当时风起云涌的台湾民主化运动，老先生作何感想。依钱穆先生一生的政治、文化信念猜测，他决不会反对台湾民主化，因为他曾经盛赞美国社会治理秩序之健全。但是，台湾的民主化却以羞辱钱穆先生这个中国文化的代言人来祭旗。从任何一个角度说，这都是一件不合逻辑的事情。究竟哪里出问题了?

而这样一种文化自谴的环境，必然导致变革的混乱乃至灾难。先生在《国史大纲》中要求读者具备的第四个信念是：“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这个文化很难有所改进。当然，文化激进主义者自会兴奋地宣称自己的伟大成就，但“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而当文化萎缩、消灭之后，变革就是灾难。因为，变革意味着秩序的松动，当失去了文化的约束之后，秩序的松动就必然释放出人性之恶。好在，因为有钱穆、牟宗三先生在，有殷海光、徐复观先生在，台湾还没有到文化萎缩、消灭的地步，因而，钱穆先生临终前所见证的人性之恶，只能算是小儿科了。大陆的文化状况、文化精神远非先生所能想像，这里，有几多人在文化上有在家的感觉?或者，根本上，有几多人在寻找这家园?如先生之灵神游于大陆，对现实是悲是喜?对未来是忧是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