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从1981年秋天到1987年春天在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从学于余英时师的。1987年秋天，余师转任普林斯顿大学教职，当时我的博士论文大约完成百分之六十。余师离开耶鲁后，我一面受聘教授他负责的课程，一面继续写作论文。我的论文在1987年底完成，授课则至1988年春天。我一共从学于余师六年半，其间在耶鲁大学相处六年。
耶鲁大学在康乃狄克州的新港(New Haven, Connecticut)。新港是个小型城市，位于纽约市地方交通网的北方顶点，搭火车到纽约大约一百分钟。由新港往北，距离余师原先任教的哈佛大学车程约三小时，回头往南，越过纽约，离普林斯顿大学也是差不多的车程，耶鲁刚好在哈佛、普林斯顿两校间的中点。就工作地点而言，余师是一路往暖和的地方移动。耶鲁虽然是名校，跟哈佛、普林斯顿相比，位置比较孤立，哈佛在波士顿郊外，普林斯顿接近纽约，来往的人都相当多。耶鲁的孤立造成小型学术社群的气氛，在其间，师生、同学关系易于密切，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和余师共处，受到无穷的益处。
回想起来，我跟余师接触最密的时段大概是在耶鲁的第三、四年。我到耶鲁的前两年，忙于适应环境，锻炼语文，花很多力气在欧洲史的课业上，跟余师在课外的接触不算特别多。从第三年下学期开始，一方面由于准备博士候选人资格考，一方面因为自己求知的需求，几乎每星期都跟余师见面一、两个小时，谈话的内容绝大部分在学术方面，这样的日子可能持续将近两年。不少人知道，余老师惯于在晚上进行研究写作，直至深夜凌晨，他在耶鲁期间，除了有排在上午的大学部讲演课(每隔一学期一门)，通常在中午前到校，下午上讨论课，处理事务，会见学者、学生。我跟他应该多是在正规的会客时间(office hours)之外见面，这样才能久谈。我自己教书以后，才了解这种情况是很特殊的，我很感谢他的慷慨，也觉得自己很幸运，在1980年代前半，耶鲁中国研究领域的研究生不多，才使我有可能占用余师那么多的时间。
除了单独会面，最主要和余师接触的机会是上课。在余老师的学生当中，我最特别的经历就是长期担任他的助教。在老师工作过的学校，不算密西根大学的话，哈佛、耶鲁、普林斯顿之中以耶鲁最为重视大学部教育，起码在1980年代是如此。它有完整的助教制度，所有大学部的基础课，不管修课人数多少，都配有助教，专门的课有时也有。我到耶鲁的第二年就担任余师的助教。其实，以我当时的英文能力以及对美国了解的程度，都不足以当此任，但余师原来的助教Kandice Hauf学长因故无法续任，我只好硬着头皮顶上。余师找我任此职时，我也看得出他的为难，这件事后来勉力撑过，也奠下我尔后长任助教的基础。我一共担任过余老师三或四次的助教，记得除了一次是「中国思想史」(Chinese Thought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其它都是传统中国史的导论课(The History of China to 1600)。透过一再聆听余师的讲演课，我得知他对中国历史有着通贯的了解，这对我有很深的影响。往后我自己做研究，无论课题有多专门，很自然就会考虑起这些课题或所牵涉现象的各种历史意义。
跟余老师接触，还有一个令我深为怀念的时机，这就是到老师家聚会谈天。我在耶鲁就学期间，年节时分，余师和师母陈淑平女士往往邀请学生和同事到他们家过节，有时大群人，有时小群，年节则包括感恩节、圣诞节和中国农历新年，都在冬日，老师的两位女儿也常加入聚会。其它时候我也有些机会到老师家，例如我在耶鲁前两年时，当在哈佛的黄进兴学长前来找老师，我跟在耶鲁的康乐学兄也会一同前往。余师住在距离新港约二、三十分钟车程的橘乡(Orange)，聚会多在晚上，从新港到橘乡之间有路灯的地方很少，往往漆黑一片，我开着车，感觉车灯就像神奇的挖路机，从寒林之中开出一条通往余府的路。我印象最深的是跟婉窈以及康乐、黄进兴一同前往，谈话一定到深夜，然后尽兴而归。谈话的内容无所不包，但往往有严肃的课题，我也在谈听之中得以成长。譬如有一次触及「文化」或「中国文化」的问题，余师立刻强调，文化是为生活而存在，而服务的，不能颠倒过来，让生活屈就文化。即使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这还是个值得人们省思的洞见。如今，康乐兄已经长往，除了有不胜今昔之感，我也觉得，学术文化和人间其它种种一样，都是集体的事业，同世代中有人早走，后死者就多做一些事吧。
在耶鲁时，余师在我心中最鲜明的影像是，他是一位深刻、博学而充满活力的知识人、学者。这是他创造力爆发的时期，他的许多重要著作都写于这几年，以下是其中篇幅较大的：《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清代学术思想史重要观念通释〉、〈方以智自沉惶恐滩考〉、〈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陈寅恪晚年心境新证〉。这段时期的作品有的原为单独刊行，后来都集入《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增订新版)》二书之中 。在耶鲁时期，余师也发表了不少英文论文，没有中文版而具份量的有：“Morality and Knowledge in Chu Hsi’s Philosophical System”，以及收入剑桥中国史第一册秦汉卷的“Han Foreign Relations” 。后面一篇应该是在1970年代写就，出版已在1986年。就对余师学术生涯的了解而言，这些著作有的是他青年时期汉史研究的持续，有些是中年早期明清学术思想史研究的扩展，有的则是新开创的课题。关于后者，最明显的是《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这本书除了本身的原创性贡献，也开启了余师后来对于商人文化、明清儒学转向的研究。透过对胡适、陈寅恪的探讨，他也开始大量撰写有关中国近代思想的论着。另外值得一提的是“Morality and Knowledge in Chu Hsi’s Philosophical System”，这原系1982年7月在夏威夷国际朱子学会议提出的论文，于1986年正式刊布 。这是余师第一篇关于朱熹的著作。在我的印象里，他为写此文重读《朱子语类》，应该至少是他第二次读此大着。余师后来会有《朱熹的历史世界》、《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问世，背后是有极深的积蓄的。
我在耶鲁，亲身观察到余师勤奋澎湃的写作历程。余师常跟我谈论他的研究构想，有惊奇或得意的发现，或研究中出现趣事，他也会特别告诉我，我也见过他因思绪深陷问题而略为恍惚的神态。论文完成，我常可拿到稿件，先睹为快，偶尔表达自己的看法。我记得曾多次细读余师的英文文稿，领略当中的见解和论证之外，也趁机揣摩英文写作的要领。这些稿件，有的至今尚未发表。在耶鲁追随余老师的六年，我自觉像是从后台看到了一场绝妙的学术好戏，且不论受用如何，问学之乐，论学之乐，此生恐难再。
世事如梦，我虽然在耶鲁度过了充实的求学生涯，其间的细节大都已随时光化去。现在试着捕捉关于余师几件印象极深的事。有一次，我以助教的身分去上他的大学部讲演课。当时余师刚从台湾回来，课后他告诉我，他这次到台湾，在去程的17小时旅途中，一口气读完Hannah Arendt的The Human Condition，空中小姐觉得很奇怪，哪有人坐那么久的飞机不休息的。余师应该是坐头等舱，服务人员很清楚他的动静。他以聊天的轻松口吻告诉我这件事，我听了却大吃一惊，The Human Condition是一本三百多页的思想巨著，余师在一次飞行中就通读此书，实在反映了他在求知思考上的超人动力。
另一件事发生于我在耶鲁的第四年，可能是上学期。当时在成功大学任教的张永堂先生来耶鲁历史系担任访问学人，一天我和他以及余师一起进午餐。余师的办公室在研究生院大楼 (Hall of Graduate Studies, 简称HGS)三楼，他通常在大楼外York Street的一家餐厅吃简餐，我们那次也在这个地方。席间不记得张先生问了什么，余师响应之间说了一句话，意思是「我每天都在想问题」。我听到楞了一下，心里想，这话是不是说得有些随意，没想到张先生立刻反问：「你是说每天都想问题吗？」重点在「每天」二字。余师正色作答：「是每天，我没有一天不想问题的。」这一句「夫子自道」让我真正认识到，他的学术生命是什么样的状态。余师向来主张学思兼顾，但从对他的观察，我感觉，要有真知灼见，「思」的相对重要性可能还是高一些。当然，这个「思」不能是个人钻牛角尖，而必须带有严肃的自我省视的习惯和能力。
再来谈印象最深的一堂课。这是我在通过博士候选人资格考后旁听的课，课名叫「中国史学」(Chinese Historiography)，是传统中国史领域的研究生基础课。这门课我一到耶鲁就修了，不知为什么后来又去旁听。这门课通常上的人不多，但我旁听的那一次却有不少人修，可能大多是历史系之外来的。课上念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同学们各自选择条目，上课时大家一起阅读、讨论。余师事前大概没准备，学生拿出什么条目他就临时看。有一次，他跟着大家读，碰到窒碍难通处，他发现是赵翼错了，误解了自己所引的材料，余师并由此得出正确的答案。这是很不容易的事。《廿二史札记》是一部学术研究集，我们阅读这样的著作，通常跟随作者的理路走，余师却一面阅读，一面照顾到赵翼所引文字的自身义涵，很快发现问题，立刻予以解决。这个「现场考证」的展示带给我很深的启示。最主要的启示是，人文学者做研究最终要依靠自己的心和头脑，应该随时处在严谨、具有批判性的状态中。
刚刚提到我一来耶鲁就修余师的「中国史学」。当时修课的只有我和另外一位同学，就在老师的研究室上课，两人有自己的材料，轮流主读。我选读《史记》，以「太史公曰」的部分为主。读的速度很慢，功用主要在培养历史研究的基本能力，在我而言，也开始训练如何使用英语讨论中国学术问题。记得有时我提《史记》中的一、两句话，余师就接着念出一大串，让我惊羡，看来他对某些基本典籍颇有成诵的能力。
对于余师的性格，我也有一些观察。他名利心淡薄。从世俗的观点看来，他是位成功的人，但成功者也有选择的问题，当机会来临时，他都是选择对自己的学术研究有利的路途。而且对他而言，选择并不困难。他的决断力很强，能按自己的性情做事，少受外界影响。他性格上的另一个特点是从容，能够涵泳学海，顺其自然。他对我治学的指导意见，常常就是要「从容」，「厚积薄发」。「从容」我难以做到，至于「厚积薄发」，经过在学术路上跌跌撞撞几十年，也能体会其重要性，看今后是否能再多找时机，强化基础。
余老师从二十余岁开始投身学术，待过的机构、接触过的人很多。他在耶鲁治学、生活的样貌，闻见的人则比较少。我虽深知记忆的不可靠，但还是勉力追思往事，盼有助于补充大家对余师的认识。
*摘自《文化与历史的追索：余英时教授八秩寿庆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9）前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