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岛问题是中日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隐患。尽管1978年签订中日和平条约时，双方曾达成过“搁置争议”的共识，但日本毫无信义，在实际占领的前提下，加速了钓鱼岛的国土化进程。日本多次组织大规模的实地考察活动，在岛上建立了若干设施，其中有２５平方米的房屋，供水用水槽，石碑标记等，还修了直升机机场。更有甚者，日本还对我国在钓鱼岛附近海域作业的渔船和科学考察船进行武力威胁和驱赶。之于长期以来持友好态度、对日本宽容大量的中国，日本的行为可以说是以怨报德。
从中国方面来说，在上世纪的70年代，中国推行的“民间外交”（“以民促官、官民并举”）似乎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就是从那个时代的角度来看，中日建交，中国付出的牺牲仍然是不少的。要日本人正式道歉的要求没有坚持到底，数额巨大的赔款一笔勾销，中国的收获似乎就是在亚洲又赢得了一个战略上的支持者。可是，日本为分担中国的战略负担做了多大贡献还值得研究。日本本来就是反苏阵营的骨干，反苏阵线的形成对日本是有利的，决不是什么负担。而为了求得日本支持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的一句话，中国则花了莫大的工夫。有本叫做《百年恩仇》的书，引用一位外国政治家的话说，周恩来是忍着难以忍受的屈辱和日本强颜欢笑、喝香槟酒的。
随着中国务实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成熟，中国的对日政策由偏重于柔转向柔中有刚。一些日本人感到不适应了，说中国的外交政策“僵硬化”。1992年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首次用立法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对钓鱼诸岛的领土主权，并保留对争议地区“使用武力”的权利。有消息说，2000年8月下旬，日自卫队在钓鱼岛附近驱赶中国科学考察船，与随后赶到的中国护航舰发生了对峙。日舰最后退却。据称，这是自一九四五年二次大战结束以来中日军队的首次正面对峙﹐也是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首次以武力宣示主权。9月10出版的亚洲周刊发表文章评论说，随着日本逐步向军事大国迈进，以及中国经济的成长壮大，日本与中国开始在亚洲争霸，在海洋、在空中，一场史无前例的争霸战将决定未来亚洲政治秩序中两个国家的命运。
本文不去试图讨论其他的敏感问题诸如历史问题、教科书问题等等。在笔者看来，钓鱼岛问题才是中国对日关系所应该关注的实质性问题。到底中日关系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下呢？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日政策？对于中国的周边外交政策有什么样的启示呢？由于本文涉及的是一个重大的外交政策问题，本文所做一些分析和建议均从学术的角度出发，只是学术观点和个人观点。
钓鱼岛的经济、战略价值及之于中国的独特意义
根据《中国海疆历史与现状研究》一书的介绍，钓鱼列岛位于台湾的东北与日本冲绳的西南部之间的海域，其中钓鱼岛最大，为4.5平方千米，有淡水。岛上并生长着一种叫海芙蓉的植物，是珍贵的中药用植物。钓鱼岛上还栖息着大批海鸟。钓鱼岛附近海域是一个大渔场，渔业资源十分丰富，盛产飞花鱼等多种鱼类，长期以来就是我国渔民捕鱼作业、避风过夜之地。台湾、福建等地的渔民每年来此捕鱼，年收益超过2亿美元。这么一个岛，自然很有几分诱人之处。
钓鱼岛成为国际瞩目的焦点更主要的在于那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钓鱼岛等岛屿的海底是新三纪的沉积盆地，是生成和蕴藏大量石油的一块宝地。1969年5月，联合国亚洲经济开发委员会的“埃默里报告”认为，“台湾东北20万平方公里，包括台湾北部钓鱼诸岛附近为大油田所在地。”估计蕴藏量为一兆美元。我国科学家估计，钓鱼岛等岛周围海域的石油储量约在737至1574亿桶之间。在石油资源日益贫乏的今天，这些石油无疑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日本政府心急如焚，借冲绳岛回归日本之际，宣布对钓鱼岛“重新”拥有主权。事实上，美国对日本“移交”的也就是所谓“管辖权”，而且这种移交是非法的。直到1996年9月，美国政府发言人仍表示：“美国既不承认也不支持任何国家对钓鱼列岛的主权主张。”但是对于资源贫乏，严重依赖进口的日本来说，钓鱼岛及其附近海域的资源简直就是一块大肥肉。偷换概念也好，强词夺理也好，总之不惜代价也要拿到手。某些日本学者声称的所谓“法理依据”，只是世人皆知的一块遮羞布而已，早已遭到中国学者的严正驳斥。
还有的学者从战略角度分析了钓鱼岛的战略价值。它不仅涉及20平方千米海洋国土和一半以上东海海底资源的归属，而且将可能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和海上经济开发产生重大影响。日本学者显然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深入的研究。1997年底，日本的《军事家》杂志刊登了一篇署名文章，题为《日本自卫队尖阁群岛计划》。文章作者、前日本自卫队教官、研究员高井三郎对钓鱼岛的经济价值和战略价值进行了详细的评估。据他的文章透露，现在日军仅在琉球群岛所属宫古岛上设有雷达，“其监视范围达不到……大陆沿岸”。如果在钓鱼岛上设置雷达的话，日军就可以对我国东南沿海的重要目标如福州、温州、宁波等地进行监视，并对台湾本岛及海峡安全构成直接威胁。从地理位置来看，钓鱼岛与我国基隆东北的彭佳屿和日本的八重山群岛距离大致相等，各为９０海里。高井先生认为：“如果中国控制了（钓鱼岛）海域，便控制距大陆５００千米以内的东面和南面海域。……在进攻和防御两方面都处于有利的战略地位。”有报道认为，中国科学考察船开始在东海争议海域进行作业，也说明中国方面意识到了美国在日本海对中国实施高技术打击的危险性。
显然，日本人是从经济和战略的角度来看待钓鱼岛的得失的；他们着眼的不只是一岛或者一片海域的资源，而是着眼于日本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利益。对于日本来说， 它力图保持住东亚唯一海洋国家和和海洋强国的地位。现在中国海军力量日新月异，日本自然感到了威胁。一方面，日本加速其军事力量的扩充和现代化；一方面则争夺有利阵地，准备冲突的到来。从这个意义上说，钓鱼岛问题反映的是日本某些右翼政治家头脑里根深蒂固的霸权思想。钓鱼岛问题牵涉的绝不仅仅是一个什么可有可无的小岛的问题。
撇开以上所提到的经济和战略价值不谈，钓鱼岛问题的合理解决还具有深层次的独特意义。中国要成为一个世界大国，必须确保国家威望不受损害。从内部来说，如果我们继续采取软弱的态度，国内民众的不满情绪将会日益高涨；从外部来说，必然使别的国家对中国所应该拥有的权利造成轻视。撒切尔夫人不顾国际国内的强大压力，发动了英阿马岛战争，虽然损失很大，但她所为之自豪的是确保了英国大国威望的延续。对于美国来说，它权衡再三，最后完全倒向了英国。同样，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对撒切尔夫人所做的那一番坚决的谈话，恐怕香港回归的谈判要棘手得多。以前我们提倡温和的务实的外交政策，但有时似乎有点不分国家、不分时候的过于温和了。其实，现在韩国和中国对教科书事件所做出的强烈反映，本质原因就是这关乎一个国家的威望和尊严的问题。恰恰在这一点上，尤其是对日关系中，我们考虑得过少，看得过轻。
中日关系大背景中钓鱼岛问题的处理与反思
中国要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第一步自然就是要恢复在亚洲的主导大国的地位，然后才有可能恢复世界大国的地位。后一个目标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曾经尝试过。中国向一些遥远的国家提供军事和经济支持，试图发挥它的影响。但是，这些尝试都失败了。原因在于毛泽东时代推行的是过于理想主义的外交，没有量力而行。邓小平时代推行的韬光养晦外交，为中国国际环境的改善起到了根本性的指导作用。但是，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上升，威望的不断增长，必然面临一些不可回避的挑战和阻碍。其一就是从日本发源的“中国威胁论”。即使中国不去招谁惹谁，中国的崛起也会使某些想永居霸主之位的国家寝食难安。对于这一点，必须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一些海疆问题的复杂，其关键就在于大国的操纵。中国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成了一厢情愿，反而助长了某些国家的嚣张气焰。“打狗看主人”，其实，有时候真正恼火的就是狗，必须先给狗两下子。狗很多时候只是气球，只是主子的牺牲品。大可不必把狗和主人看成铁板一块的。
中日关系在经历了从1949到1972的二十多年的敌对之后，由于中美关系的改善而得到改善。因此，从一开始，中日关系的改善就不是完全自发和独立的，不是建立在真正的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的。中国试图借助日本来遏制苏联的扩张，注重的是政治，是所谓的“战略”。 在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上，希望通过宽容和友好，能触动日本人的良知，认清睦邻关系的重要。过去，主导日本政坛的是经历过战争的人，共同的战争记忆，使他们很难昧着良心说话。但是，这种求之于一代人的思想的外交战略肯定是有问题的，因为外交战略和现实的外交利益不只是一代人的问题。正如一句常说的话，人是会变的。
拿钓鱼岛问题来说，实际上是中日关系改善中的一个最大障碍。我们不去讨论中日正式建交前中国对钓鱼岛问题没有重视的原因。 至少我们通过思考，可以对建交时中国的外交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A：）中国作为一个有着儒家“礼让三分”的传统的国家，在外交上还是没有摆脱内敛的人情传统。其实，从中日建交时的大背景来看，至少谈不上中美、中日关系的改善对中国更为有利。尼克松下飞机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为美国的利益而来”。中国在当时的谈判中实际上是处于有利地位的。当时的美国，正因为霸权扩张过度而陷入全面的收缩，它主动和中国改善关系完全是处于全球战略的需要。而我们则事事“礼让三分”。其实，当时如果在台湾问题上狠一把，估计今天就不会有这么棘手了。钓鱼岛问题则更反映了这一点。与中国关系的隔绝，对日本并无任何实际的好处。中日关系的改善，相反是中国做出了重大的让步和牺牲。
B：）中国作为一个重政治轻经济的国家，没有认识到片面追求一时的所谓战略盟友会给自身的实力地位带来长期的损害。中国在很多时候有这种“大气”。1972年9月，周恩来就对田中角荣说：“我们不要在这里为它 （钓鱼岛）争论了。毕竟，在地图上，它们是你几乎找不到的几个小点。它们之成为问题，只不过是因为它们周围发现石油而已。”不管怎么解释，听起来总有点让人联想起满清外交的一些辞令。不妨听一听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家肯尼思•沃尔兹的一句话：“美国只要连续三年保持3%的增长率，对美国的好处就要超过英美结盟。”
C：）中国作为一个缺乏现代外交传统的国家，外交方面过于粗疏和注重所谓“大局”。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李洪山指出，自七十年代以来的搁置只是单方面的搁置。原因是多方面的。日本极右派的猖獗是其一。日本政府的纵容是其二。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搁置的非正规性。迄今为止，搁置的基础只是双方领导人一二十年前达成共识，并没有任何条文明确规定双方所负的责任和义务，更没有建立有效机制对于违反协定者进行必要的惩罚。这为日本极右分子在钓鱼岛上的行动提供了可乘之机。也使日本政府在纵容极右分子活动上有恃无恐。中国政府除了要求日本政府拆除灯标，抗议日本舰船驱逐中国船只以外，并没采取更有效的措施迫使日方公平彻底地执行搁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反倒是中国自己制止了1978年4月中国渔民的卫岛运动。
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所谓战略平衡的需要不再存在，美国与中国的“友好的非盟国关系”的结束，可以料到的是中日关系必然遇到挫折。正如我们以前分析的，尽管当时中国维护了所谓“大局”，其实这种单方面搁置的容忍行为是危险的。日本极右势力的日益猖獗，不能不让中国感到主权在一天天面临威胁。中国的容忍是有限的。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恐怕迟早会爆发一场中日战争。而对于某些战后出生的日本政治家来说，他们也厌倦了，把中国的好心视为狼肝肺，叫嚣所谓要“对中国说不”。中国态度日益走向温和而坚决，是对现实的中日关系的认识，是抛弃了单相思的务实外交。
对于钓鱼岛问题的处理，无疑中国是采取一种忍让的态度的。对此，换一个角度来看，就要了解当时采取温和政策另一个原因：为了取得日本的经济援助。对于这个问题怎么看呢？现在显然不存在所谓的战略需要，那么如果因为钓鱼岛问题闹翻，对中国的利与弊如何呢？许多学者忧心忡忡的指出，现在日本的军费开支为世界第二，军事装备的现代化程度远远超过中国。一旦爆发冲突，中国不一定可以取胜。
经济关系与主权权利：有关结果的评估
对国际关系有更深入一些了解的学者就会敏锐的提出日本对中国的援助和中日贸易问题。其实，这个方面的分析在日本国内已经很多了；而中国国内反而分析的不多，可能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方面确实是要感谢日本人。笔者以为，为了获得日本的先进技术和援助，是中国采取一直温和政策的主要原因。而现在日本国内一些人要打所谓“援助牌”，是极不明智的、彻底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做法。
为了具体的分析，我们引用了一些资料，说明两国在经济上的关系：
在贸易关系上，日本是我国最大贸易伙伴，我国是日本第二大贸易伙伴。据海关统计，1999年中日贸易总额为661.6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4.3％，创历史最高水平。其中，中方出口323.99亿美元，进口337.68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9.1％和19.7％；
在对华贷款上，日本向我国提供的政府贷款约占我同国外官方资金合作的40%以上，居首位。自1979年起日本共向我提供四批日元贷款，合计25809亿日元。其中前三批为16109亿日元（79年至95年），第四批日元贷款前三年（96至98年）金额为5800亿日元，项目为40个。1998年11月江主席访日时双方确定第四批对华日元贷款后两年金额为3900亿日元，项目为28个。
从上面所列的数字来看，日本对中国的援助是比较多，和中国的贸易关系也处于一种很高的相互依赖程度。应该说，如果这样一种经济关系因为政治原因而切断的话，对双方都是不利的。但是，如果因为经济关系而造成国家主权的损失，对中国又是值得的吗？而且，正如日本龙谷大学教授卓南生所尖锐地指出的，单单阅读日本报刊和接触日本传媒，人们很容易产生如下的印象：在日本大打“ODA牌”（经济援助牌）的背景下，急待引进日本资金和技术的中国可以说是被搞得天旋地转，不得不根据日本规定的步伐行事。但即使是如此，东京还有人认为这只是手段和作态，缺乏诚意，不得换取日本的经济援助。如此下去，只怕中国再如何“微笑”“感谢”都不顶用。
从日本方面来说，援助牌已经不顾一切的打出来了。中日在海上发生军事对峙以后，日本外务省就用暂缓给中国的172亿日元贷款为威胁。其实，正如卓南生所指出的，日本的对外援助从来都是着眼于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发展。这一点，只要回想一下日本在战后以所谓援助打开东南亚市场的做法，就可以有深刻的体会。既然如此，那么日本根本就没有资格要求中国单方面的表示感谢。中国为日本所提供的市场是巨大的，日本决不是什么施舍者，其贷款是需要归还的。相反，考虑我们前面提到的钓鱼岛的经济和战略价值，与中国现在每年得到的几亿美元的援助相比，也不是小数。日本决定禁止从中国进口大葱则被普遍认为是日本从经济上对中国进行遏制的表现，被认为是中日对抗从政治摩擦转向经济摩擦的标志。
中日经济关系最后将取决于政治关系，而政治关系的现实是日本因为政治的日益右倾化而对中国崛起不断加深的猜疑，军事关系的现实是不断加剧的军备竞赛。中国如果因为经济关系而对日采取过于软弱的态度，最终反而有可能失去这种经济援助。像日本这种所谓“永远与强者为伍”的民族，是不会把一个不断让步的国家当成可以尊重和认真对待的朋友的。美国把它打垮了，它就老老实实，天皇一到美国就道歉；中国那么宽容和友好，可是朱总理还不得不严正的指出“日本从未正式向中国道过歉”！！！
毫无疑问，因为钓鱼岛问题而最终爆发中日冲突的话，双方都会遭受严重的损失。但是，如果一味的采取让步的话，可能援助和主权我们两样都最终拿不到。而且，从某种意义来说，经济发展更多的是个国内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的问题，而主权却首先是一个必须处理的国际关系问题。没有了日本的贷款，我们仍然可能成长为经济大国；但是如果我们不断让步失去了钓鱼岛的主权或者其他边疆主权，我们就永远失去了成长为世界大国的机会。
从日本方面来看，据报道，日本2000年版防卫白皮书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变化。一是夸大说中国海军舰船频繁出没日本近海，对日本安全造成威胁。所谓“日本近海”，竟然包括中国附近水域，如钓鱼岛海域；也包括国际航道，如津轻海峡；而所谓“海军舰船”，则是指中国破冰船、中国海洋调查船等科学考察船只。二是过去的防卫白皮书只写“亚洲地区在中国导弹射程之内”，这次则变成“中国拥有的中程弹导导弹，其中70枚射程遍及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地区”，强调所谓中国导弹对日本的威胁。日本强化和美国的军事结盟关系，推行所谓“周边事态”战略，热衷于搞TMD，其中包含的敌视意味可以说不言自明。
对于中国来说，必须做好心理上和军事上的准备。我们并不是要寻求同日本的冲突，但在关系主权的问题上不能单方面让步。这还要求我们的外交能够把握好微妙的斗争艺术。在采取坚定的外交政策和爆发冲突的极限中还有很大的余地。如果一味退让，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并没有消失，反而有可能导致总体冲突；如果我们采取更为坚决的态度，宣示我们不可动摇的决心，同时保持相应的灵活性，做好分化击破的工作，可能更为有利。
柔中必须有刚：关于中国外交的一点思考
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在国际事务中无所作为不可能。因为这关系到一个国家大国地位和大国威望。在处理我们所面临的边疆主权问题时更加不能无所作为。中国没有必要像六、七十年代那样四面出击，空耗国力，但是属于自己的权利一定要毫不犹豫的争取。这也不是说我们就不可以做让步，只是让步必须是公平的、合理的。就拿“搁置争议”这一点来说，中国可以说已经做出了最大限度的让步和容忍，可是如果有的国家阳奉阴违，或者公然挑衅的话，那么我们就只可以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来宣示我们的决心。因为单方面的长期搁置、任人控制会被意味自动放弃了主权要求。
我们总的推行的是温和的外交政策，这是毫无疑问的，是当前的世界格局的要求。我们发展自身的国力永远是第一要务。综合国力的竞争是长期的，综合国力的增强是确保我们权利的根本。我们现在所采取的对美的温和政策，我们所采取的全方位的和平友好外交政策，是理性的外交政策。我们所采取的对日柔中有刚的外交方略，也是完全正确的。关键在于坚持这些国际战略的前提下，我们的外交中要多一些就事论事的策略。我们期待并努力寻求中日的长期友好合作，但是在具体的关系到中国长远利益的个案问题上，必须有坚决的维护自己主权与尊严的决心和行动。为什么菲律宾肆无忌惮的屡次侵犯我国的南海权益？为什么我们建设国防的努力动辄被冠以“中国威胁论”的帽子，而别的国家扩军备战的努力却好象理所应当？中国是一个有地位、有力量的强国，她的决心和力量应该可以展现出来，起到一个威慑的作用。
再进一步的进行思考，我们在边疆主权上采取更为坚决的态度，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对有关国家的外交战略就要发生重大变化。我们维持并发展和对方在经济、技术、文化上日益密切的合作与交流，发展政治上的合作与对话，这些都是可以同时坚持下去的。采取更为坚决的态度不是说马上就要断交、开战，那样的话显然是非常错误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采取不同领域、不同问题上的不同态度。如果别的国家因为自己的片面主张而要以终止经济、技术交流相威胁的话，那我们不必示弱于人。何况，中国手里还有很多的可以利用的进行反制的牌。使用武力是万不得已的办法。
另外需要注意的一点，也就是日本政府经常所说的，一些对中国的不友好的行动是民间行为，而不是官方行为。我们的外交也可以采取相应的策略，民间的观点可以适当的传递，尤其是通过一些民间交流。官民相分的办法是有效的避免两国关系在官方层面上过分反应但又可以宣示我们决心的办法。例如在赔偿、道歉问题上，主要由民间出面而由官方把握可能比官方直接出面效果还要好一些。
部分参考文献（不包括网上资料和英文资料）：
[1] 张延廷：《钓鱼岛的主权争执》，《问题与研究》1995年7月。
[2] 王乃昂等：《略论中日钓鱼诸岛之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年第4期。
[3] 曹长盛：《日美安全合作关系的重大变化及其影响》，《国际政治研究》1998年第2期。
[4] 张隆义：《从安保观点看冷战后日本对中共的政策》，《问题与研究》1999年第1期。
[5] 林琳：《从国际法论中国对钓鱼岛群岛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9年第4期。
[6] 吴辉：《从国际法论中日钓鱼岛争端及其解决前景》，《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3期。
[7] 吕一燃：《中国海疆历史与现状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8] 孙恪勤等主编：《遏制中国：神话与现实》，中国言实出版社199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