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标题是模仿亨利·基辛格的一本书名：《美国需要外交政策吗？》。有人评价说，那是废话，美国当然需要外交政策。我希望也有人说，本文标题是废话。但未必有很多人知道大战略的重要性。从前有崛起中的国家倒在大战略失误上，而且它们都曾经比现在的中国更成功。
在数十年的快速发展之后，中国之船已经驶入大海，必须有一张航海图才能保证航行的安全。任何人的手都无法摸到海底的石头。中国不能再完全凭着穷人致富的惯性向前冲，我们必须认真思考过去的得与失，为今后制定出明确的大战略——那张必不可少的航海图。“大战略”是一个专有名词，其中的“大”不是虚张声势的用词。大战略的范围很广，涵盖国家的所有重要方面，从政治制度到经济、军事、外交，乃至文化、教育、科技，无所不包。但大战略不是这些内容的简单拼凑，不是类似五年计划之类的东西。相反，各组成部分是为大战略的目标服务的，同时也保有相当大的独立性，不然国民就会丧失自由。
在20世纪，一些国家在崛起过程中走到了岔路，如德国、日本。在今后数十年，中国的命运将系于大战略的有与无、优与劣，进而极大地影响到地区与世界和平。国人不可不小心。
大战略包含外交与军事
大战略从军事战略发展而来，目的是综合使用多种手段推进国家利益，因此保留有很重的军事印迹。从这个起点出发，中国可以走得更远，把更多的内容纳入大战略，比如政治制度。中国正处在转型期，不把转型的决心和内容加进去，就很难有可行、可信的大战略。定义宽泛的战略符合中国的传统。从《孙子兵法》开始，中国的兵书很少有只谈军事的，军事总是被放在政治之中。而且，古代文人多有喜谈兵者，其中不乏有大成就者，如诸葛亮、范仲淹、王守仁、曾国藩。对于现代中国人，古人是有大智慧的，许多先例可以援用来制定大战略。
当下，中国制定大战略，将解决外交韬光养晦与军队武装保护国家利益的目标之间的不协调。
首先，由于廉价劳动力30年的巨大贡献，中国想在外交政策中继续韬光养晦，却已经养不住了。国门敞开，光芒大泄，无远弗届。从外面看进来，观者眼花缭乱，这“光”如何还养得住？这时还提倡养晦，只能是自欺欺人，或者不知权变。所以，中国必须承担起大国的责任，大有作为。必须明确的是，这些责任是中国在评判了利害之后自愿承担的，不是美国或其他任何国家所期待中国做的。中国的决策者必须知道国家利益之所在，不能总由外国人耳提面命。
其次，同理，中国军事力量的“晦”也养不住了。中国今后需要更多地使用军事力量，但未必直接用于战争。另一方面，中国需要非常小心，需要更多的技巧，把握住国际关系的微妙之处。这些能力是中国过去200多年不曾掌握的。中国有一些弱小的邻国，它们比大国敏感很多，正如睡在大熊身边的兔子总是特别小心一样。也许大熊毫无恶意，但它每一次翻身，都可能对兔子造成伤害。如果小国感到威胁，它们必然寻找后台，彼此也更加团结，结果是对中国不利。
在外交、军事等手段之上还有战略。孙子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谋”便是战略，在较小规模上也称为“谋略”。战略是国家之间征伐的首要手段，也是最优先的步骤。好的战略将避免外交的被动，军事的盲动。如果一个国家不知道战略，已自先输一阵，而外交与军事也必随之陷入盲目。即使军队一时取胜，攻城略地，最后仍不免失败。
中国的军事与外交经常不太合拍。因此，军事与外交，以及其他部门（如安全、情报）应该有更多的沟通与合作，为同一个战略服务，而不是彼此独立、互相牵制。另外，应该减少把商业作为国际政治的直接手段——美国的经济制裁、中国的无偿援助都被证明是无益的。大战略不应该直接使用商业的影响力，不然就会损害商业。自由的商业最有利于国家的长远利益。在金融方面，中国还太稚嫩和笨拙，甚至有时吃了亏还不知道原因。以上这些部门都关系到国家利益。为此，中国有必要像美国一样设立国家安全顾问的一职，协调各方的立场。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一个国家通过战争迫使另外的国家屈从于自己的意志。战争是军事的最高形态。广而言之，军事也是政治的延续。在国际关系中，政治还是军事的延续——两者互为主体。与单纯的军事战略相比，大战略使用更多的手段来达到同一个目标。好的大战略行走持久、间接的路线，并有可能像战争促进科技进步一样，促进国内的政治和其他许多方面的进步。有了大战略，军事和外交才会真正成为艺术，才能彼此融洽。只知道喊杀喊打，或只知道韬光养晦，都违背艺术的基本要求——想象力与创造力。
错误的和正确的军事战略家
在大战略中，过于强调任何一部分都可能损害国家利益，以过度依赖军事所犯的错误为最大。
在第一次大战后期，德军的实际最高指挥官是埃里希·鲁登道夫 （1865-1937）。那时，希特勒是陆军下士。战后，鲁登道夫总结德国失败的原因，认为取胜需要集中更多权力与资源。1923年，上将参加了下士领导的啤酒馆暴动。1935年，鲁登道夫出版了《总体战》。他说：“总体战不单单是军队的事，它直接涉及到参战国每一个人的生活和精神。”“总体战对统帅的要求可谓无边无际，对其功绩和能力的要求已超过对过去历代统帅的要求”。因此，统帅本人不应该是一个强人，他需要一个干练的参谋部。参谋部是普鲁士的发明，鲁登道夫是优秀的参谋长，却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一个人身上。不过，他最终认识到希特勒必将祸害德国，与这位战争狂人疏远了。
蒋百里（1882-1938）早年在日本和德国学习军事，却没有染上这两个国家当时的恶习。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染。1937年，面对日本的侵略，蒋百里提出了抗日持久战的思想。他还说：未来的战争“不是一定时间内的彼此冲突，而是长时间永久的彼此竞走”。这有点类似鲁登道夫对总体战的看法，但范围更加广大。他把战争延伸为国家发展的竞争，包括政治与经济等内容。更重要的是，他没有把战争放在核心与最终的位置上。蒋百里仍在谈战争，而不是和平竞争，但战争与和平不再截然分开。对于军人，和平时期是战争准备期；对于平民，战争是竞争的激化时期。冷战已经有了这样的影子，今后的战争模式必将有很大的改变。
好的战略排斥冒险。诸葛亮唱空城计是迫不得已，更是小说家言，而且诸葛亮的侥幸成功正是因为他一生甚为谨慎。日本缺乏战略传统，因而容易产生机会主义，这是它在二战中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石原莞尔被认为是日本军队在二战时最杰出的战略家。他却铤而走险，策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日本陆军从此踏上了冒险的不归路，他负有相当大的责任。日本海军成功偷袭珍珠港，战局于是不可收拾。石原想限制冒险，却已不可能。极端的思想和行动有强大的内在动力，又很有吸引力，一时很有效。但是，极端主义一旦启动，在掉下悬崖之前很难停止——在政治、军事方面都是如此。这是所有战略家和决策者必须了解和警惕的。他们不可把极端作为暂时的手段，不然必会引火烧身。石原非常蔑视他的战友东条英机等人，后来在日本掌权的正是这些人。他本人被边缘化，却因此逃过了战后审判。
目前，中国正处在蜕变（转型）时期，面临很多内外部的挑战，各种前景都有可能。对于昆虫，蜕变是脆弱和危险的时期。中国不可在此时树敌太多，而大战略能够提供到达同样目标的间接路线，减少直接的碰撞与冲突。今后中国蜕变成功了，国家成熟了，也没有必要寻求和制造敌人，因为那时中国将成为国际关系中的既得利益者，只需认真维护现状就可以了。
作者系经济观察报观察家部高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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