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预衡先生进入了90岁的年头，没有等到过生日，就这样走了。
郭先生是我们的老师。在北师大中文系50-60年代的学生，不论是哪个专业，都打心里尊郭预衡先生为老师；因为，郭先生虽是一位很不善于表达的人，但你只要遇到问题去向他请教，他会默默地听你说，最后用非常平易的话给你指点，有时候也就是一句半句话，却让你茅塞顿开，口服心服。
郭先生在业界是有名望的饱学之士。他在抗日战争前夕留在辅仁大学当助教，跟从余嘉锡先生研制文献学，同时被史学所破格录取为研究生，师从陈垣先生，着重治史源学。当时北京很多爱国的国学教授不愿在日本统治的大学教书，也不适应过分西化的教学科目，纷纷到日本势力不能控制又比较中国化的辅仁大学文学院去任教。郭先生的业师已经是著名的史学家，辅仁大学国学的氛围又那样浓厚，他的旧学根底如何，也就可想而知。
史源学是陈垣先生从乾嘉的历史考据学继承下来并加以发展的现代史学的一个新门类。它是以还原历史事实为研究的主要目标，以正确的历史观为指导，将“小学”（音韵文字训诂学）和文献学（版本目录校勘辨伪之学）作为入门的工具，从解读和分析古文献入手的史料学。乾嘉的历史考据学在传统人文学科里达到高峰，但是用现代史学的眼光来看，在研究目标和方法上也还存在一些问题。陈垣先生首创的史源学，研究目标在于求信史，采用经过重新梳理的音韵文字训诂之学，和经过他提炼过、条理化了的版本目录校勘辨伪之学为工具，已经在微观方法和操作程序上有一个科学的飞跃。更值得一提的是，陈垣先生是以辩证唯物史观来治史的。这一点虽然并没有直接体现在史源学的操作程序里，但是，史论与史料是相辅相成的。什么是“信史”？没有正确的观点很难判断；有了正确的方法论，理论上极大地克服了盲目性，史料学的目标会更加明确。史源学的创建，推进了中国本色的历史科学；或者说，史源学本身就是现代意义的科学史料学。
郭预衡先生深得陈垣先生史源学方法的精神，在他晚年主编的《中国古代散文史》里，可以看出郭预衡先生的一种追求，那就是以观点统帅材料、用材料证实观点的高境界。既防止罗列材料、驳杂引证的繁琐，也防止滥用教条、泛论理念的疏空。虽然作者众多，体现这种精神的程度不一，但主编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
我在本科念书时没有听过郭先生的课——我们学古典文学课的时候，他被派到匈牙利去教书了。我知道“郭预衡”这个名字，是因为他研究鲁迅的两篇文章。用现在的学科分界来说，鲁迅研究是属于现代文学学科的。能够以这么大的跨度来治学，这又说明郭先生的学术能力是一流的，识见也是一流的。80年代我从西北高原回北师大后，有机会好几次近距离请教郭先生。印象最深的一次是99年我因指导博士论文，需要细读黄季刚先生的《文心雕龙札记》，读到“通变第二十九”，对黄季刚先生的解读产生了问题，想去请教郭先生。我不敢贸然打扰，读不下去心里又很纠结，只好先把不明白的七个问题写出来放在郭先生信箱里，等他召唤我。当天晚上就接到郭先生的电话。他开玩笑说：“你是想考我，先给我漏题吧？来讨论吧，你先教会我，我再给你答考卷。”第二天下午，郭先生细细听我提问，了解我问题之所在，没用多少话，一一解决了我的问题。他让我知道，什么叫“通”——文学、史学、“小学”本来就是相通的，郭先生的学问的洪通我已多次领会了。郭预衡先生因博学多才、循循善诱而有名，是一位情实相符的名师。
但郭先生最不喜欢学生们说他“有名”，有时候我们偶然说起郭预衡先生的名望，他总爱带点自嘲的口气说：“我的有名主要两条：一条是匈牙利事件的时候，我刚从东欧回来，大庭广众之下批过‘裴多菲俱乐部’。一个是我先是不够年龄、后是超过年龄，一直评不上博导。”他的幽默每每引起我的沉思，深深地感受到他一生的许多无奈。
郭先生自己道出来的这两点，更是他的无奈：
第一条是他“赶”上了。一个知识分子赶上了一场政治运动，被看中了，要他来讲点与运动有关的问题，在那个时代，不论他愿意还是不愿意，他不能不讲。在50-70年代，“唯成分论”也叫“出身论”是入党、入团、选拔和晋升干部的主要条件。“出身”是家族历史规定的，是既成事实，不能选择，也不能摆脱，对谁都是无奈。那时候，有多少德才兼备的青年人要求进步，却因为“出身不好”入不了团，入不了党，提不了干，甚至回不了城，上不了学。按照当时的“阶级成分”划分标准，郭先生属于出身好的一类，出身好就很早入党，“又红又专”，出国深造，这是他的幸运。知识分子应当关注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命运，关心政治经济的发展，但学术和科学是要有一定自由度的，学术也一切听从政治安排，就容易图解政治任务，失去科学尺度。郭预衡先生正是因为出身好，才有出国的机会，正因为去了匈牙利，才被指定去作那个图解政治的批判裴多菲俱乐部的报告。在这个问题上，他的幸运在这里转成了不幸。
第二点是有些人让他“赶”上了。无论如何，郭预衡先生都应该进入前五批博士导师。论学问，比他大的进入了，远远不如他的也进去了。论年龄，比他大得多的进去了，比他小得多的也进去了。但是职称、博导的条件是由人掌控、由人解释的，想要把他解释到圈儿外也不是什么难事，他当然是无奈的。评不上博导他心里不会很痛快，但也不会太不痛快。我这么说也是有根据的。80年代我申报正教授职称，条件大概够了，连评了三回没过去。有一次路上碰见郭先生，他主动问起这件事。我和郭先生站在路上有这样一次对话。
郭先生说：“又没评上？没觉得不痛快吧？”
我说：“没有。谁叫我来北师大晚呢？反正评一个少一个，总有轮到到我的一天吧。”
郭先生说：“你得这样想才彻底：就是总轮不到你也无所谓，该干什么干什么，许你干就行！”
我说：“您这话还不彻底，还可以这么想：不许干这个也没关系，咱们干别的！”
他说：“对！即使干别的也不许，等许干了咱们再干也行啊。”
我们俩都乐了。郭先生的话绝不是敷衍我，是他自己的体会。这么想得开是郭预衡先生的境界。
但是无论如何，一个博学多才、循循善诱的老师不能带博士，不能不说是学科的损失；对自己呢，在事业上也可以算是一种不幸吧。但转念一想，我又觉得这实在是郭先生的一种幸运。在学界，当人们分辨不出学问和道德好坏、高低的时候，常常是按标签儿来衡量人的价值的。会长、理事、教授、博导以及评出来的各种人才——跨世纪、新世纪、长江学者、千人工程……等等、等等，都属于标签儿。一旦贴上去，标签儿可以再生标签儿。因此，很多人为了得到第一个标签儿不遗余力。很多人拿着已经有的标签儿换单位，换到新单位的条件又常常是再加标签儿。本来标签儿是学者学问大小的标识，应当有点准头儿；可是种类太多了，学术以外的因素太多了，可信度也就不那么高了。有了标签儿，反而不知道学界和他人的尊重和褒扬是冲着标签儿的，还是真正冲着自己学问和人品的。所以，没有标签的学者是很幸运的，他们容易得到真心的信任和尊重。郭预衡先生遗体告别室的门前挤满了人：他教过的历届的学生、认真读过他的书的读者、了解他而崇敬他的朋友、为他出过书的出版社编辑……连“博导”都不是的郭先生，不会有人冲着标签而来，他获得的都是知音者的真情与真意。他的不幸在这里也就转成了幸运。
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我为自己崇敬的老师又悲哀，又庆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