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深圳特区建设三十周年。三十年来，深圳取得了辉煌成就，这是举世瞩目的，但这三十年的路并不平坦，恐怕不为人所知。我介绍深圳在最困难时期的一件往事。

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和治理整顿使中国经济陷入极大的困境，经济滑坡，市场萧条，外资锐减，沿海地区、经济特区也失去了往日的生机。1989年“风波”后，有一位很负责的领导人公开说，“现在不是办不办特区的问题，是已办的特区骑虎难下的问题”。他们的目的是要把经济特区纳入治理整顿的范围，逐步收缩。在特区工作的同志普遍感到方向不明，工作难做，压力很大。为了把五个特区稳住，我提议并经国务院同意，决定在深圳召开一次经济特区工作座谈会，当时的想法是，不一定解决多少具体问题，但可以给大家在精神上加以鼓励和支持。

会议于1990年2月5日至8日在深圳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五个特区的负责同志，有广东、福建省的负责同志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会议中我认真听取了五个特区负责同志的发言，了解了他们的忧虑和困难。

2月8日，我作会议总结讲话，我未采用特区办为我准备的讲话稿子，也没有理会与改革开放格格不入的声音，即席讲了一番肺腑之言。

我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经济特区经过十年努力取得的巨大成就。我说：经济特区经过几年的努力，经济实力增强了，外向型经济比较像个样子了。几个特区的汇报都证明了这一点，增强了我们办好特区的信心。十年改革开放，使我们国家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生产大大发展，人民生活大大改善。我们几个特区是这些变化的集中写照。我看，深圳，还有珠海，可以拿到欧洲参加城市比赛。这种变化，大多数中国人是没有想到的，外国人也是感到吃惊的。

我又说，办经济特区，是整个改革开放部署中的重要部分，是改革开放的缩影。现在根本不需要再议论特区要不要办了，实践已经明确回答了这个问题，小平同志多次讲过这个问题，十三届五中全会再次明确要“进一步办好经济特区”。我强调：“特区要在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中求稳定、求发展。我们的目标应当是稳定而不是多变，是发展而不是萎缩，是前进而不是后退”，“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地区的基本政策措施不变，并在实践中逐步加以完善”。我说，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的精神是特区还要继续办好。对此，大家都是举了手的，是一致通过的，没有人反对。

我强调，特区还要“特”。特区如果不“特”，就失去了办特区的意义。特区如果不“特”，不仅难以进一步发展，就是稳住也难。至于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要历史地看，任何新生事物都不可能完美无缺，我们不能求全责备。

我重申：对特区的基本政策不变，引进外资的规定不变，更多地鼓励独资或在老企业基础上嫁接，对两头在外企业给予更多优惠。在特区工作的同志，在国务院有关部门工作的同志，都要按照中央的决定办事，在实际工作中把它具体化，多办实事和好事，为特区发展开辟道路。不能口头一套，行动上另是一套，更不能朝令夕改。

我要求特区在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中求稳定、求发展，要立足于特区自身积累的经济实力，发挥处于对外开放前沿的有利条件，抓紧调整产业结构，积极推动科技进步，大力开拓外销市场，努力提高经济效益，使特区外向型经济更上一层楼。

我这一番话，是对特区讲的，也是对某些反对办特区的人讲的。因为经济特区是我分管的，会议纪要也是按我的讲话写的，各特区和有关部门也是按照我的讲话办的，不同的声音对会议未产生大的影响。

1991年12月，我又在厦门主持召开了一次经济特区工作座谈会，参加会议的范围与深圳会议相同。我从五个方面肯定了特区的成绩：工业总产值两年翻了一番，产业水平升级，外贸出口比1989年增长近六成，带动内地经济发展的作用显著，住房商品化、劳动人事制度、股份制和证券市场发展等方面的改革稳步实施等。

如果说，在深圳召开的特区工作座谈会目的是在治理整顿中求稳定、求发展、防倒退的话，那么，这次座谈会主要目的是在治理整顿中求发展、求提高、求前进。

会议强调特区要在开拓国际市场，扩大对外贸易，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发展国际经济交往中，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不断提高水平和档次，并向高新技术发展。同时，要求特区要把工作重心转到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提高经济效益、更多更好地吸引外资和开拓国际市场的轨道上来。

我呼吁特区深化改革，在改革开放中继续发挥“排头兵”的作用。我说，改革开放不可逆转的，只能前进，不能后退。改革开放反映了我国十一亿人民的强烈愿望，是保持国家稳定的基本国策。

两次特区工作会议，都与要经济特区下马的观点完全相反。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两次特区工作座谈会，在困难时刻对特区的稳定和发展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