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20日，是我国水利专家黄万里教授九十九岁诞辰，8月27日，是他离开他热爱的祖国九周年；８月８日，是他生前留下遗嘱的九周年。就在这个时候，我读到了资深记者谢朝平先生历时三年采访后完成的三十多万字的长篇纪实文学《大迁徙》，它写的是因修建三门峡水库工程而在中国铸成的大悲剧：
这是一段人们既熟悉又陌生的历史。半个多世纪前的1955年7月18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宣布：只要六年，三门峡水库工程完成后，就可以看到几千年来人民所梦想的“黄河清”这一天。
错误常常是在绝对正确的信念下铸就的。三门峡工程悲剧在于：美好的愿望下的错误决定，往往是以无数平民百姓的苦难为代价。三门峡工程决策，让关中渭南地区当初迁出的28.7万库区移民和他们的几十万子孙后代的命运从此转折。
这场大悲剧至今不为更多人知道，而对曾试图阻止这出悲剧的发生，对大悲剧的发生做了预言，发出过警告的清华大学教授，著名的水利专家黄万里，知之者更少。
1911年8月20日，辛亥革命的前夜，黄万里出生在上海的一个名门世家。其父黄炎培是前清举人，早年加入同盟会，他将正直不阿的品格传给了万里。黄万里最宜学文学，但1931年长江、汉水泛滥，七万生命被洪水卷走；1933年黄河大堤决口，无数生灵涂炭，黄万里的心灵受到强烈震撼，决心改学水利，以拯救农民为已任。1934年，他赴美国留学，从天文、地质、气象、气候等基础学科学起，1937年获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工程博士学位，成为第一个获此学位的中国人。1947年，他回国后曾任甘肃省水利局长，他从长江走到黄河，因其对黄河之水，黄河之沙的独特理解，他的生命便与九曲黄河联在一起，不可分开了。
敢讲真话的黄万里是三门峡水库与三门峡电站的坚决反对者。
1957年６月，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饭店召集70名学者和工程师开会，给苏联专家的大坝设计方案提意见。会上绝大多数人都对三峡大坝的修建赞不绝口，认为大坝建成，黄河就会清水长流。除水利部技术员温善章提出修改堤坝设计外，唯有黄万里一人从根本上否定了苏联专家的设计规划。在七天的研讨会上，黄万里据理力争，与高坝派辩论了七天，到最后，会议成了以他为对象的批判会。
可怕的是黄万里的对黄河治理的意见惹得毛泽东主席生气发怒了。
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主持了关于《黄河规划》的第一次讨论会，当时参加工程规划设计的几百名科学家，没有人敢对毛泽东钦定的三门峡工程说“不”，大家交口称赞，只有黄万里提出反对意见。他当面对周总理说：“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
黄万里认为：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是建立在一个错误设计思想基础上的工程。修建拦河高坝，泥沙在水库上游淤积，会使黄河上游的水位逐年增高，将渭河的出口堵住，把黄河在河南下游的灾难搬到上游陕西，到时候不但不能发电，还要淹掉大片土地。他断言，“今日下游的洪水他年必将在上游出现”；他同时指出，“黄河清”只是一个虚幻的政治理想，在科学上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1960年，三门峡电站建成，黄万里的预言不幸而言中，大坝内泥沙淤积多达16亿吨。第三年，潼关河床淤高4.6米，渭河口形成拦门沙，渭河平原地下水位升高，土地盐碱化殃及两岸农民。到1964年，三门峡水利枢纽改建时，在黄河两边山上挖两条隧洞，排水泄沙，同时八台机组废掉４台，发电量只剩下20万千瓦，只是原设计发电量120万千瓦的零头。
黄万里强调自己反对修三门峡水库是因为一种科学的良知，他说：“如果我不懂水利，我可以对一些错误做法不作任何评论，别人对我无可指责。但我确实是学这一行的，而且搞了一辈子水利，我不说真话，就是犯罪。治理江河涉及的可都是人命关天、子孙万代的大事！”
黄万里的良知没有人能理解，三门峡以不可逆转之势上马了，黄万里为此失望、痛苦不已，1957年５月，黄万里在《新清华》上发表了一篇小说《花丛小语》，以表达他此时的心情。小说却给毛泽东留下了恶劣印象，联想起黄万里的“黄河不可能变清”的反对三门峡工程的“恶毒语言”，毛泽东责问黄万里的小说：“这是什么话？” 不久，人民日报在“什么话”的栏目下，发表了黄万里的《花丛小语》，随即连续发出了批判黄万里的文章，黄万里成了全国闻名的大右派。
黄万里戴上右派帽子后仍说：“伽利略虽被投进监狱，但地球仍在绕着太阳转。”悲剧的预言者成了悲剧。
由于黄万里的执着和不认错，他头上的右派帽子一戴就是二十一年——他是清华大学倒数第二个被改正的右派（最后一个是刚去世的钱伟长）。1980年2月26日，黄万里在自己的错案改正后，不断上书中央，反对三峡工程上马。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在昏迷中仍惊呼：三峡工程千万不能上。2001年8月8日，逝世的前几天，他仍念念不忘的是长江的洪水，并留下了这样的遗嘱：
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抗”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拦”为主。长江汉口段力求堤固，堤面临水面，宜打钢板钢桩，背面宜石砌，以策万全。盼注意注意。万里遗嘱２００１。８。８。
黄万里的声音消失九年了。他因说真话，为民族利益说话而被打成了右派。他的精神，他的人格，他的牺牲，给我们留下了永远的怀念。
怀念黄万里，我们在学习他为民请命不怕风险的精神的同时，更要深层地思考：这样的悲剧为什么会发生？今天，我们应如何不让类似的悲剧再发生……
新闻记者应该是我们这个社会最具有黄万里先生那种敢于说真话，敢于为民请命，为民众利益敢于牺牲自我的一个群体——记者谢朝平先生为了三门峡库区几十万移民的那段历史，为了移民的安置和土地等利益，忍受着采访的艰难顶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写出了这部《大迁徙》。这是需要一种勇气的 —— 但他学习黄万里精神，不怕为说真话付出沉重地代价，谢朝平仍大胆而从容地给我们讲述了那段故事，讲述黄万里的事迹。
在读到《大迁徙》里关于黄万里的故事时，我想起我的北大校长马寅初，想起马校长1958年在北大大饭厅最后给同学们的那次讲话——那正是他的人口论受到批判时，但他仍以坚定语气说：“你们还年轻，我的人口论说他是马尔撒斯也好，如果不按着我的意见去办，二十年后的政治家们会面临非常大的难题！你们是可以看到那一天的。”这位与黄万里一样的伟大的预言者，也同样在当时扮演了悲剧的角色，他的预言不幸被言中了。
我们怀念黄万里。惟有弘扬民主与科学精神，实行科学民主决策，真正实现科学发展观，黄万里的悲剧才不会再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