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7月，笔者第三次进入藏区考察学习。此行历时27天，途径四川省、青海省、甘肃省和西藏自治区。此次考察的重点是藏传佛教，兼顾藏区政治与社会生态。途中参观的宗教场所有四川省亚青寺、白玉寺、德格印经院，青海省塔尔寺，甘肃省嘛呢寺，西藏自治区的大昭寺、小昭寺、色拉寺、扎什伦布寺、布达拉宫、班禅夏宫，等等。
笔者多年来一直密切关注“西藏问题”。这次进入藏区的主要目标是了解“西藏问题”的实质：“西藏问题”究竟是宗教问题？民族问题？社会问题？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和“西藏流亡政府”唇枪舌剑，双方都极力影响国际舆论。但目前看来，北京似乎处于下风。国际社会倾向于相信流亡藏人而质疑中国政府。那么，藏区的真实状况究竟如何？北京政府和流亡藏人究竟谁更可信？笔者试图自己找出答案。
一、藏传佛教
长期以来，世间传说，藏族是个全民信教的民族。笔者现在相信事实并非如此。在藏区，不止一个人告诉我，现在藏族牧民信教者较多，农民较少，市民很少（尽管整体上藏民信教比例极高）。在理塘县城，一位藏族姑娘看到我佩戴着活佛法相，一脸不解地问道：你们汉人也迷信啊？在藏区，我们经常看到藏人在车里和店里悬挂着活佛法相，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佛教徒。
藏族信教人数减少是否意味着达赖喇嘛在藏民中的影响力下降？在藏区，几位地位较高的藏族朋友都明确告诉我，大约99%以上的藏民都尊奉达赖喇嘛。在理塘县某寺，大堂里赫然悬挂着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法相。在康定县某寺，一位出家人公然为达赖喇嘛鸣不平。值得警惕的是，某些汉族干部似乎低估了达赖喇嘛的影响力。一位经常在藏区行走的汉族干部告诉我，达赖喇嘛的影响力可用5:3:2概括，意思是50%的藏民完全信奉，30%似信非信，20%完全不信。我所接触的藏族朋友对此一律否定。
目前，藏传佛教正加速向汉地扩张。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如下：首先，藏民信教人数在减少。与此同时，汉族信教者在增加。第三，汉传佛教加速商业化，正逐步失去汉族信教者信任。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呈现你进我退的态势。第四，汉地经济发展较快。笔者亲眼看到一些汉族弟子将数万现金献给上师。据介绍，也有汉族弟子购买豪华越野车乃至别墅供养上师。每年究竟有多少财富由汉地流向藏区？笔者不得而知。
目前，藏地寺庙无不加速吸引汉族弟子。为此，寺庙鼓励四十岁左右的上师学习汉语。以四川省白玉县亚青寺为例。目前，该寺能招收汉族弟子的上师有普巴扎西活佛、慈成加参活佛、当秋堪布、秋巴让卓堪布、意西江措活佛、阿松活佛等。在四川省理塘县长青春格尔寺，目前能讲汉语的上师至少有三位。一般而言，各位上师到汉地弘法不需寺庙批准。有的汉族弟子在汉地设立佛堂。因为藏传佛教特别强调皈依“上师”，因此说所设“佛堂”实际上就是上师在汉地的根据地。在新疆，同一上师的弟子会组成团队，一起修行、交流、朝圣。
在藏区，宗教场所几乎都对当地人免费开放。布达拉宫（门票100元）、大昭寺（门票85元）、扎什伦布寺（门票65元）、德格印经院（门票50元）虽象征性地向藏民收取一元钱，但事实上很多藏民一文不交。在日喀则，当地一位藏民告诉我，这是我们自己的寺庙，不需交钱。而该寺一位出家人却对我说，我们是以寺养寺。在汉地，当地人进旅游景点也要买票。在泰山（门票125元），当地人可凭身份证申请进山证（年费50元）。藏地寺庙的此类规定似有地域歧视（民族歧视）之嫌。
眼下，藏区某些地方正在讨论：出家修行算不算一种职业？笔者在爱尔兰学习期间，一位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欧洲学生问我：西藏的喇嘛为什么天天坐着不工作？现在的焦点是，信教自由是不是就不能干预藏民出家修行？从系统论来看，如果藏区本身无法负担出家人的物质所需，汉地势必就要承担更多责任。出家人在精神层面做出的社会贡献与社会向他们提供的物质供养是否相称？如果出家人的社会贡献为零甚至为负，政府是否可以干预？
在笔者看来，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强调皈依“四宝”，而后者强调皈依“三宝”。汉传佛教要求皈依“佛法僧”，而藏传佛教却要求首先皈依上师，也就是说皈依上师比皈依“佛法僧”更重要。不仅如此，藏传佛教强调，弟子一旦皈依就不得质疑、诽谤上师，否则会堕入地狱，而且永世不得超升。总之，藏传佛教要求尊奉“生者”，而世间主流宗教则要求尊崇“逝者”。一般而言，“逝者”的教义是相对固定的，而“生者”的教义是变动不居的。若“生者”离经叛道，后果则不堪设想。
二、藏民形象
2008年“3.14骚乱”之后，藏民在汉人中的形象进一步恶化，汉藏对立明显加剧。在藏区，笔者多次听说有藏民抢劫玉树地震救灾物资并打死军人与志愿者。笔者还听说，在四川省阿坝州，有藏民拦劫外地车辆。在拉萨，有汉人抱怨说，当地藏族警察偏袒藏族人。但这些都只是流言，笔者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遗憾的是，流言却像长了翅膀，不仅疯狂传播，而且越传越逼真。
如今，大众传媒、人际传播和亲身经历是人们获取信息的三大途径。然而目前在中国，“西藏问题”是新闻媒体的一大禁忌。大众传媒传递的西藏信息少得可怜，远远不能满足世人的信息需求。即使在较为开放的互联网上，关于“西藏问题”的高品质信息也不充裕。来自官方的正式消息更是极度匮乏。在这样的语境下，道听途说就成了人们了解西藏的最重要途径，来自境外的消息也就轻而易举地主导了话语空间。
根据传播心理学原理，汉人之所以相信关于藏人的流言，是因为流言或者契合汉人既有的认知，或者符合汉人的主观愿望。无论何者，都反映了藏民形象的扭曲。（有人说，在某种程度上，藏人已被“妖魔化”。笔者不倾向于使用“妖魔化”这个字眼，因为它折射出了敌意。）“3.14骚乱”是个放大器，藏人凶残好斗的形象得以进一步强化。“3.14骚乱”后，达赖喇嘛多次呼吁藏汉团结，彰显了这位政治领袖的清醒和睿智。
必须承认，“3.14骚乱”后国内媒体的宣传报道加深了汉人对藏人的误解。与此同时，藏人普遍佩刀的传统形象也成为藏人凶猛好斗的一个佐证。据说，在“3.14骚乱”之前，少数民族是否可以随身带刀由地方政府决定。“3.14骚乱”之后，西藏等地开始限制藏人佩戴长刀，（但日常生活所需的短刀不受限制）。不过笔者注意到，在西藏甚至拉萨，仍有不少藏人佩戴腰刀。笔者认为，所有藏区最好统一界定限制刀具，实行统一的管制政策。
目前在藏区，民间私存枪支仍是藏区社会治安的重大隐患。在苏联刚刚解体之际，曾有大量苏制枪支流入藏区。如今，藏区的枪支主要来源于东南亚诸国和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化隆县有私制枪械的传统，这在藏区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在藏区期间，笔者了解到，部分藏区现在允许藏人到当地公安部门借用枪支。警方没有采取“一刀切”的禁枪策略，是考虑到部分藏民确实需要使用枪支。对这种灵活的管制模式，笔者表示赞赏。
笔者三次进入藏区，接触过形形色色的藏人。在旅途中，有时候车上只有我一位汉人。虽然从石渠县到玉树州的途中我曾被一位藏族司机欺骗过，但此类事件在汉地数不胜数。我们不能以偏概全，不能仅凭一件事、一个人就全盘否定藏民族。根据我个人的有限经历，绝大多数藏人是善良友好的。有时候，虽然语言不通，但沿途藏人会用微笑、手势来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当然，语言、文化差异为双方交流的确带来了一些障碍，误读、误解时有发生。
遗憾的是，目前藏汉之间缺乏应有的互信。这种不信任在民间和官方都客观存在着。譬如，境外有论者指出，中国政府内部已经形成庞大的涉藏利益集团，其中包括公安部、国安部、总参、统战部、西藏自治区等十几个部门。如果“西藏问题”得以解决，这些部门的利益就会受损。所以该利益集团不希望真正解决“西藏问题”。对此，国内有人针锋相对：境外业已形成庞大的“藏独”利益集团。如果“西藏问题”解决了，这个集团就可能解体、大量“藏独”人士就会无以为生。
三、管治策略
传统上，中国法律对藏民网开一面。“3.14骚乱”之后，部分汉人呼吁“法律面前民族平等”。他们认为，在法律上优惠藏人会导致藏区治安失控。如今在操作层面上，政府似乎已经矫枉过正了。在川藏线上，笔者三次被查验、登记身份证。有一次身份证还被扫描存入电脑。还有一次，警察上车后只查验出家人的身份证，而对其他乘客不闻不问。值得玩味的是，进入四川省后便没人查验身份证了。成都来的司机师傅说，四川才不这么“空”呢。
在藏区，笔者明显感受到了各地管治水平和策略的差异。在四川甘孜，大部分县城之间没有班车。在石渠县，有些正在营运的私车连牌照都没有。在甘孜州，十几个人可共用一个身份证登记住宿。在石渠县，笔者连身份证都不用便可住宿。在甘孜，有的寺庙在大堂里赫然悬挂着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法相。在拉萨某知名寺庙，笔者看到第十七世大宝法王的法相悬挂于大堂一侧。在西藏和四川，邮局是不准邮寄管制刀具的（所以人们选择物流），而青海省塔尔寺邮局却可以邮寄任何刀具。
笔者在藏区期间明显感受到了活佛的影响力。藏区各地都有不少活佛，活佛之间有明显的地位差异。活佛在社会管治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有的活佛自己开设医院、学校等。此类医院通常收费较低，对当地的官办医院形成较大冲击，矛盾也便随之产生。倘若政府不能及时协调，便会埋下重大社会隐患。有的活佛（甚至普通出家人）还“建立”了基金会，而实际上，这些基金会大都没有合法注册，完全是违法无序运作。有的出家人每天早上穿上喇嘛服自称去寺庙“上班”，同时经营着自己的饭店、宾馆、商店。
藏区，尤其是西藏，现在实行高压政策，其中拉萨为特别管控重点。据说，目前西藏的常住居民和军警的人口比例是1:1。在拉萨，尤其是大昭寺、小昭寺、布达拉宫、北京路等重点路段，武警荷枪实弹，固定哨卡、流动巡逻、便衣暗哨布满大街小巷，气氛极为肃穆。在大昭寺周边的制高点上，武警居高临下，严阵以待。在布达拉宫广场，当游人如织时，便衣们便扮作游客隐身于人群中。深夜，当游客散去后，广场上只有特警们孤独的身影。
为获得关于西藏的第一手资料，笔者在入藏前曾请朋友介绍西藏的“关系”。但遗憾的是，对方大都以敏感为由婉谢。有朋友这样回复：“现在这种时候恐怕不会有人告诉那些事”“我即使不为自己着想，起码也要为我父母朋友着想。”在藏人看来，我的调查过于敏感。加上我是汉人，而部分藏人对汉人心存戒备，这给我的调查带来了诸多困难。由于大部分藏人避而不谈“问题”，导致我难以了解到藏区存在的“问题”，对西藏的研判也就难免过于乐观。
后马克思主义者把国家机器分为“强制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两大类。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也区分“王权”和“霸权”。在西藏目前特殊形势下，一定的武力存在是必要的。但是，仅靠强制力量（有人称之为“刚性稳定”）是无法维持藏区长治久安的。政府必须倾听藏人心声，在沟通、协商、劝服、妥协中提升管治水平。“以力服人”“以理服人”和“以德服人”必须融为一体，单纯依赖其中任何一种（包括“制造同意”）都是不切实际的。
自2010年7月6日起，流亡藏人采用Unicode标准开发出了藏文编码技术，使得全球藏人能够通过互联网和手机等媒介方便快捷地传递信息。目前在藏区，部分寺庙拥有卫星电话，使得境内外藏人通话更加方便。再加上出入境人数增加，重要信息完全能够口口相传。更何况，在特殊情形下，海外藏人会请西方人帮忙传递信息。这一切都为信息监控增加了诸多困难。在信息时代，完全阻断信息交流已是痴心妄想。
都江堰工程的成功秘诀之一是“深淘滩，低做堰”。在藏区管治上，政府应当适度拓宽加深言路，使正当合理的诉求得以及时顺利上传，尽量避免“以言治罪”。如果境内言路不畅，藏人就会被迫求助于境外媒体和组织。当然，笔者只是倡导“适度”拓宽言路，而非一下完全放开。鉴于目前的藏区局势，突然完全开放言路必然会造成社会混乱。言路建设必须遵循渐进原则，力戒 “言而无信”“急功冒进”“东施效颦”。言路建设必须考虑藏区实际。
四、分析与建议
“西藏问题”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或民生问题，因而单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无法解决“西藏问题”。“西藏问题”也不是单纯的宗教问题或民族问题，政治因素和国际因素是解决“西藏问题”的关键。“西藏问题”更不是社会问题或文化问题，“人权”和文化只不过是双方博弈的两枚棋子。有趣的是，中国政府和流亡藏人分别强调“西藏问题”的不同侧面：中国政府强调外部势力干预，而流亡藏人则突出中共管治危机。事实上，只有政治上真正中立的观察者才能看清“西藏问题”的实质和全貌。
“西藏问题”必须置于中国语境下考察。在调研中笔者了解到某地一藏族官员被政府查办。当地部分藏族官员认为，这是汉族官员对藏族官员的打压，彰显了执政者对藏族官员的不信任。但笔者却认为，类似的政治斗争在汉地同样存在。藏族官员将之与民族身份相联系，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同理、环境污染、官民矛盾、官商勾结等现象在汉地也十分突出，但在藏地，此类问题都被置于民族冲突的框架内加以分析，反而遮盖、偏离甚至改变了问题的性质。政府似乎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官方“去民族化”的努力又遭到质疑。
与此同时，“西藏问题”必须置于国际语境下考察。国际关系的实质是维护国家利益，而人权是当今某些西方国家国际博弈的一张王牌。流亡藏人无法看到或不愿承认这一点。在西方人眼里，中国政府的公信力并不高，而且中国政府的国际公关能力低下。相反，达赖喇嘛的国际形象极佳，而且流亡藏人的国际公关水平很高。中国的新闻媒体、专家学者不敢贸然探讨“西藏问题”，而流亡藏人则以民间人士或非政府组织的面目活跃于国际舞台。在“西藏问题”上，中国政府的传播主体过于单一，因无法形成合力而导致成本高、效益差。
目前在国际上，关于“西藏问题”出现了“屁股决定脑袋”的乱象。同情、支持流亡藏人者会毫无保留地接受达赖喇嘛、不加分辨地质疑中国政府。同样，反对达赖喇嘛、支持中国政府的人士不加思索地接受北京的观点、毫不犹豫地质疑流亡藏人。中国政府和流亡藏人争夺“意见领袖”和国际舆论的博弈势必进一步激化，而目前看来中国政府显得迟钝麻木、应对乏术。如今的流亡藏人大都接受过西方的高等教育，深谙西方政治的运作奥妙。目前，国际上公开支持流亡藏人的声音持续增加，中国政府改变国际舆论态势的成本将与日俱增。
笔者注意到，为争取国际舆论的理解与支持，中国政府有关部门不断邀请境外媒体人员赴西藏参观。但遗憾的是，这些记者撰写的报告大多是继续质疑中国政府。相反，“西藏流亡政府”也不断邀请国际人士赴达兰萨拉采访。奇怪的是，这些人士撰写的文章大多是肯定流亡藏人。除了立场、道义、认知等因素外，这其中是否有操作层面的失误？笔者曾反复告诫，在传播实践中，技术正确和政治正确同等重要。
“西藏问题”是否有解？笔者认为，“西藏问题”最终会得到妥善解决，但这是个漫长复杂的过程。“西藏问题”只能在中国民主进步框架内解决。只有当中国的政治文明得以大幅度提升，政治生态得到实质性改善，执政者的管治理念和手段才会与时俱进。那时，解决“西藏问题”的障碍便会减少许多。当然，“西藏问题”绝不会自行解决，中国政府和流亡藏人之间的博弈必将长期存在。笔者可以断言，中国政府决不会向外界屈服。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之际，外部干预难免会适得其反。这种内外互动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决策者的意志和取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