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8日下午，贵州省瓮安县数万余人冲击县公安局及县委县府，“最终酿成严重打砸抢烧突发事件”。事件导火索是一名女中学生的死亡鉴定。警方说，死者是因感情问题投河自尽，是溺水而亡。而民间传说，死者是遭官宦子弟奸杀而死，警方涉嫌包庇。期间社会舆论几乎是一边倒地质疑警方。就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分析，瓮安事件反映当地存在严重的管治危机。对此，笔者将从传播学视角深入剖析。
表面看来，事件起因于当地紧张的警民关系。根据传播学理论，警方的鉴定结果之所以受到质疑，与警方的“可信度”(credibility)偏低有关。在民间，关于警察的各种负面传闻俯拾皆是，“警匪一家”的说法流传甚广。遗憾的是，笔者并没有看到警方采取有效措施重塑自身形象。虽然荧幕上警察智勇双全、除暴安良的故事已几近泛滥，但这和警察形象塑造似乎毫无关系。即使观众尊崇影视作品中的“警察”，但未必敬服现实生活中的“警察”。个中原委颇值得传播学者探究。
但毋庸讳言，警民关系紧张折射出当地官民关系紧张。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指出，“6·28事件”背后深层次原因是，当地侵犯民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而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官员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笔者认同石宗源的分析。事实上在目前的中国，群众对地方政府不满已不是个别现象。笔者近期对某省的调查发现，只有四成的受访者对政府工作感到满意；高达六成的群众认为政府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
中央党校的一项对县级以上干部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缺乏或较弱的占被调查者的一半以上，应对复杂局面能力较弱或手足无措的占三分之一强。在这次翁安事件处置中，当地政府的表现令人遗憾。首先，从信息发布看，事件发生在6月28日下午，但直到7月1日才召开新闻发布会。事件发生之后的最初数小时是影响舆论的黄金时间，但有网友注意到，“官方发布的消息只有那么短短几行，仅仅在强调'社会秩序稳定'等，对事件一笔带过，难免让人不信服。”
早在3·14拉萨骚乱事件之后，笔者就已注意到，地方政府官员的危机处置能力严重滞后。关键时刻，官员们或者畏惧媒体（有官员甚至恳求西方记者，“我们不谈这些好吧？”），坐失引导舆论的良机，导致“谣言跑到了真相前面”；或者言辞欠谨慎，思维欠缜密，导致官方信息相互矛盾，地方政府与中央级媒体发布的信息不吻合。而事实上，这几年各级政府组织的所谓培训班数量并不少。
瓮安事件再次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官方媒体的无奈。可以说，这次事件是官方媒体与网络舆论的采信度之战。由于中国新闻政策严重滞后于社会发展，中国官方媒体的公信力极低。笔者近期在某省所做的调查揭示，老百姓对当地媒体的满意度只有24.4%。众所周知，传播者及其信道( channel)的“可信度”与传播效果密切相关。只要媒体形象欠佳，其传递的信息的可信度就大打折扣。在这次事件中，有网友甚至对官方媒体的相关报道逐句点评，成为一道罕见的历史景观。
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机关报《新华日报》最高发行量达到五万份，在中国的革命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被毛泽东、周恩来誉为八路军、新四军之外的“新华军”。《新华日报》的成功秘诀是，它“为人民讲话，让人民自己讲话，讲人民自己的话”，真正发挥了“暮鼓晨钟，大众喉舌”的作用。昔日的《新华日报》正是今日中国官方媒体的楷模。
翁安事件再次显示中国的信息能力严重滞后。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指出，今后的时代，控制世界的将不是军事实力而是信息能力走在前面的国家。中国政府在危急时刻的信息能力并没有与时俱进。封城、封（互联）网、切断对外联络、删除网络上的非官方信息，从拉萨骚乱到瓮安事件一脉相承。舆论说辞更是千篇一律，以至于有博客讥讽说，“情绪都是煽动的，真相都是不明的，群众都是一小撮的”。
据香港《明报》消息，胡锦涛在过问事件时问：“一件很小的刑事案件，为何会引发大规模的群体事件？”总书记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为什么“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具有如此强大的号召力？我们常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可这次为何数万群众同时受蒙蔽？唯一的解释是，民间积压的不满情绪已接近临界点；公开抗议迎合了很多人的心理需求；社会缺乏可靠通畅的民意渠道。正是由于大量干柴的存在，一粒火星才会酿成“火灾”。
笔者近期的一项调查表明，高达62.5%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没有可靠畅通的渠道反映个人意见和建议；54.8%的受访者认为自己需要可靠的言路保障自己的话语权。中国公民的知情权和表达权依然缺乏制度性保障。
中国的政客大多被“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所误导。但最近有研究发现，此语中的“防”字是“堵塞”之意。也就是说，此语警示统治者：不让老百姓说话的后果比堵塞河川还要可怕。大禹治水，疏而不堵。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深淘滩，低做堰”。更何况在信息时代，任何钳制言论的努力都是徒劳的，而且会受到国内外舆论的谴责。
鲁迅曾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从政治传播角度分析，沉默是最可怕的群众力量。因此，笔者对国内政府部门片面追求信访总量下降的做法无法认同。根据我们的了解，国内近几年信访总量下降的原因之一是：老百姓对信访渠道已经失去信心。为确保北京奥运会的顺利召开，眼下部分地方政府提升了接访官员的层级和规模。笔者担心，这些权宜之计治标不治本。
利益分化加剧导致社会矛盾升级，但现有的民意渠道既不能及时准确地发出预警，也不能行之有效地发挥社会控制的功能。当常规渠道无力化解不断积累的冲突和激情时，无路可走的弱势群体就会被迫开发非常规的民意渠道：走上街头。
根据2005年发布的《社会蓝皮书》，从1993年到2003年间，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人增加到约307万人。根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2004年中国共发生“群体事件”74，000起，平均每天200起（1994年是10，000起），参加人数也从1994年的730，000上升至3，800，000；2005年中国官方数据显示，全国有87，000起群体事件，平均每6分钟一起。根据英国《经济学人》文章，2006年中国的“群体事件”数量下降至23,000起，但数据的准确性受到质疑。《瞭望》新闻周刊最新一期引述官方统计说，2006年中国爆发的群体性事件超过9万起，“并一直保持上升势头”。
遗憾的是，瓮安事件发生后竟有论者呼吁实行网络实名制，以减少社会谣言。而本人的看法是，在目前的政治与社会生态环境下，实行网络实名制很可能会使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使官民冲突进一步升级，使社会动荡进一步加剧。
北京大学早前对内地近百名专家和学者的调查结果显示，逾六成受访专家认为，中国在2010年前可能在社会、经济或政治领域发生影响国家发展的重大危机，导致中国偏离或无法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正是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胡锦涛总书记6月20日到人民日报社考察时指出，新闻工作者要“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坚持正确导向和通达社情民意统一起来”。总书记的讲话折射出党和国家决策层对民意的认知与判断：执民意者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
笔者认为，在目前形势下，中国各级政府必须主动拓宽民意渠道，主动回应民意诉求。为此，政府必须从根本上改造我国的信访制度，彻底改革僵化落后的新闻制度，切实鼓励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唯有如此，才能巩固党和政府的“合法性”(legitimacy)基础，才能有效降低“群体性事件”数量，才能保障社会的长治久安。
（作者系海南大学传播学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