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大专辩论赛”的前身是“亚洲大专辩论赛”。它起源于新加坡华语运动，前几届在新加坡举行，第四届在北京举行。中国大陆、海外华裔和外籍学生广泛参与，教师指导，专家评议，名家点评，媒体传播。数年之间，在高校范围内，辩风盛行。在辩论中，辩者使用的多是普通话，援引的多是中国文化典故。无疑，这种“辩论赛”对于弘扬中国语文（语言和文化）传统，起到了重大的影响。
语言是文化的家园。当今世界，文明的冲突使历史获得了崭新的开端：强势文明力图确立自己的话语霸权，而弱势文明则努力捍卫自己的话语主权。为了中国的现代化，莘莘学子不得不耗费比外国的同龄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学习外语，特别是英语（即美语）。在这一学习过程中，汉语多少就有一些淡忘。对于众多学子来说，古代汉语如同古董、文物一样，已经被封存在心底，而现代汉语则如同过河的桥、摆渡的船，走过了，也就淡漠了。如今，如果一个中国学生从小学读到博士，那么他学习外语比学习汉语，耗费的时间可能更长、精力可能更大。我们大多数人之所以依然使用汉语说话、作文，仅仅是因为我们所生活的语言环境使然。少数人一旦有幸改变生活环境，汉语于他就几乎可以遗忘了。毕竟，我们是生活在一个讲究实用和功利的时代。某些外语，如英语等，“含金量”和“知名度”似乎都比汉语高，如同美元至于人民币。它在世界各地通用。我们可以借它留学镀金，或者进外企、入外事部门领取高薪。现行教育体制，基础教育汉语、外语双语并重，高等教育外语独行。这还只是中国大陆状况，海外尤烈。中国人必须学习外语，外国人不必学习华语，这就是语言和文化的不平等。
在这种淡忘中，作为炎黄子孙，我们的热血时刻提醒着我们。汉语是我们的母语，是我们生于兹长于兹的家园，是我们汉族以及整个中华民族生息繁衍的疆域。我们应当为增加母语的“含金量”、提高母语的“知名度”而不懈奋斗。从华人的第二祖国——新加坡兴起的这场“国际大专辩论赛”运动，正是华语在当今信息化、符号化时代的自觉表现。这场运动唤醒了我们对于母语的美好回忆，就像回忆我们的母亲、我们的故乡和我们的童年……
“大专辩论赛”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时尚。参与的人越来越多，关注的人越来越多。有些问题引起了人们的讨论。“亚洲大专辩论赛”历时三届，“国际大专辩论赛”历时四届，其内容和形式确实有所改进。比如，辩论的问题更加贴近现实，辩论的方式更加自由活泼，等等。但万变却不离其宗。贯穿始终的基本模式是：第一，一个问题分列两个立场：问题包括成问题的问题和不成问题的问题——如“性善性恶”辩了几千年，“美是客观还是主观”辩了几十年等，应该不成问题或基本不成问题；立场非此即彼，一是质的非此即彼，如“是……，还是……”等，二是量的非此即彼，如“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等，其实事实、真理往往是在二者之间抑或是在二者之外——如“性善性恶”专门从伦理道德角度来探讨人性问题，“美是客观还是主观”割裂主观与客观的关系，都是片面提法，这些问题本身早已被历史所扬弃或基本扬弃；第二，辩论双方通过抽签确定各自立场，根本忽略了辩者的信念问题，等等。
当辩者随机性地站在他并非一定赞成的立场上，在约定性的规则下辩论他并非引为兴趣、引以思考的问题时，他除了为辩而辩以外，何所作为？
因此，应当提出这样一些问题：第一、因何而辩？第二、为何而辩？第三、如何而辩？只有回答这些问题，辩论的真正意义和价值，才能进入澄明之境。辩者何为？我们唯有追踪辩者的足迹，才能得到确实可靠的答案……
春秋战国，恰逢历史转型，“名实相怨”。旧的等级名分、礼节仪式早已为新的历史潮流所冲决。名辩思潮由此蓬勃兴起。此外，春秋争霸，战国争雄。各路诸侯为富国强兵大肆争夺人才。而士大夫们则为施展平生报复周游列国，游说诸侯。诸子百家，辩才无碍，以至百家争鸣，蔚为大观，赫然成就一个文化轴心时代。
辩风鼎盛，辩者灿若群星。孟子努力捍卫孔子所谓思想正统，抨击杨墨所谓异端邪说，指为“洪水猛兽”、“禽兽”云云，虽然开卫道士之风气，然而雄辩之势，一派浩然之气。孟子自称“我知言”，“何谓知言？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孟子•公孙丑上》）庄子颇得老子之道，畅逍遥之游，发齐物之论，大辩莫能与之辩，更是奇思异想，言语诡谲。庄周“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巵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其书虽瓌玮，而连犿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淑诡可观。彼其充实，不可以已。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其于本也，弘大而辟，深閎而肆；其于宗也，可谓稠适而上遂矣。虽然，其应于化而解于物也，其理不竭，其来不蜕；芒乎，昧乎，未之尽者。”（《庄子•天下》）当时还有一些专门辩者，如惠施、公孙龙等。惠施的“历物十意”、“辩者二十一事”、“合同异”，公孙龙的“白马非马”、“离坚白”，都是一些典型辩事。据《庄子•天下》称：“惠施不辞而应，不虑而对，偏为万物说，说而不休，多而无已，犹已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为实，而欲以胜人为名，是以与众不适也。”有一个传说是：“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庄子•秋水》）庄子与惠施的“濠上之辩”，从审美的心理体验到语言的逻辑表述，相互辩难，堪称一绝。由此，可窥一斑而见当时辩者全貌。
但是，辩论逐渐流于诡辩，引起了人们的反思。墨子后学提出墨辩逻辑，以便确立辩论法则；韩非提出“自相矛盾”，以便揭露诡辩伎俩，等等。其中，中国墨辩，与印度因明、希腊亚氏逻辑一起，被称为世界三大形式逻辑传统。而其原始，则是诡辩的反动，辩论的正本清源。
此后，一家独尊，辩风衰落，辩者寥若晨星。玄学清谈，禅宗说禅，已是辩风日下，……学子士人，更是皓首穷经，拼命钻故纸堆。情况大抵若龚自珍诗云：“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龚自珍《咏史》）
无独有偶。希腊文化鼎盛时期，也是辩风盛行。这是由于希腊城邦大多（尤其雅典）濒临海洋，航海业和商业比较发达，民主法制比较健全，诉讼繁多，竞选繁多，在经济上、政治上刺激了辩论术的发展；加上学术思想文化繁荣，致使辩论蔚然成风。
芝诺开辩论之风气。他提出了著名的芝诺悖论，娴熟地运用了辩论的技巧。苏格拉底经常在雅典大街小巷里散步，以他的所谓思想助产术与路人谈话，讨论问题，引人深思，发人深省，从中引申出一套谈话术来，这就是辩证法。他由此树立了众多的敌人，最后以不信神和败坏青年而被起诉。他在法庭上自我申辩，最终还是被判处死罪。当时还有一批专门收徒取酬，传授辩论术的职业教师，号称“智者”，如普罗泰戈拉、高尔吉亚等，均是能言善辩之人。传说普罗泰戈拉有一个名叫欧提勒士的学生。两人约定在欧提勒士毕业时，由他支付一半学费，另一半则待欧提勒士首次打赢官司时付清。但欧提勒士毕业后却不执行律师职务，并拖欠另一半学费。于是，普罗泰戈拉向法庭控告并向欧提勒士说：如果你败诉则你应据判决即刻付清学费，如果你胜诉则你应据合约即刻付清学费，因此无论你败诉或胜诉，你都应即刻付清学费。欧提勒士反驳说：如果我败诉则据合约不应即刻付清学费，如果我胜诉则据判决不应即刻付清学费，因此无论我败诉或胜诉，我都不应即刻付清学费。这是一个著名的二难推理的例子。小苏格拉底派继承了智者的辩论术。他们也提出了一些著名的悖论，更娴熟地运用了辩论的技巧。例如“说谎者辩”：一个说谎者说“我正在说谎”，他是不是在说谎？
智者末流流于诡辩，同样引起了人们的反思。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把智者看成是歪曲真理，玩弄似是而非的智慧的人，亦即诡辩论者。为了纠偏补弊，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提出了形式逻辑的理论系统。希腊亚氏逻辑，与中国墨辩，印度因明比较，更简单化、形式化。
中世纪欧洲，基督教建立了自己的统治。教会权威至高无上。宗教裁判所信奉“《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之信条，打击所谓异端，维护所谓正统。在学术思想文化之黑暗的年代里，辩论风气荡然无存。
东西方辩论的兴衰历程，虽然各有特色，然而某些共同特征值得我们注意：第一，大时代导致大辩论。辩论的兴起往往由于思想的相对自由，而辩论的衰落则往往由于思想的绝对专制。因此，辩论风气的兴衰几乎是衡量一个时代学术思想文化的荣枯的标志；第二，辩论包括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两方面。注重形式技巧是应当的，但如果玩弄形式技巧则必然走向诡辩；第三，诡辩具有某些反面意义，可以刺激人们加强对语言学、逻辑学和心理学等等思维学科的研究。但诡辩本身则没有任何正面价值。为了确保辩论得以健康发展，必须坚决反对诡辩。
可以在三个问题上划清辩论与诡辩的基本界限：第一、因何而辩？辩论是因信念而辩，而诡辩则从根本上取消了信念的问题；第二、为何而辩？辩论是为真理而辩，而诡辩则从根本上取消了真理的问题；第三、如何而辩？辩论尊重事实和逻辑，而诡辩则玩弄事实和逻辑。
信念问题是一个非常古老的问题。但我们要划清科学信念与宗教信念的基本界限。宗教强迫我们相信真理是神秘的天启，宗教教义是无须证明、不容怀疑的信条。迷信宗教的人往往偏狭偏执。对于一切现存的、潜在的论敌，他们的态度是“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甚至“打翻在地”，还要“踏上一万只脚，使其永世不得翻身”。而科学则启发我们相信真理是人们自己不断探索的艰难过程，科学真理经得起实践的检验，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相信科学的人往往宽容兼容，对于一切强大的、弱小的论敌，他们的态度是“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
然而，真理这个如此耀眼的、夺目的名字，曾几何时，变得如此不足轻重。黑格尔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当基督说：‘我是来到世间为真理作见证的。’彼拉多以蔑视真理的态度答道：‘真理是甚么东西？’这话是说得很高傲的，意思是说：‘真理这个观念已经是一个口头禅，我们已经对它很厌烦了。我们已经看穿了它是什么东西，现在已经说不上认识真理了。我们已经超出它了。’”对于这帮浅薄的人，黑格尔这样嘲讽：“谁说这样的话，才真可算是‘超出真理’——被摒于真理之外了。”（《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商务印书馆，1982，380页）黑格尔是属于近代学术思想文化的行列，这些学人视真理如自己生命，视探索真理为自身使命。如今，黑格尔之流几乎成为“死狗”。现代学术思想文化的方向已经转移了。流行的、时尚的中心问题不是存在问题，而是生存问题；不是真理问题，而是价值问题；不是思想问题，而是语言问题。
如果给我们这个时代以一个最高度而又最恰当的抽象和概括，我以为莫过于“游戏”二字。生命不过是欲望的游戏；爱情不过是性交的游戏；经济不过是利益的游戏；商业不过是金钱的游戏；政治不过是权力的游戏；军事不过是暴力的游戏；思想不过是语言的游戏，如此而已。客观的、统一的、绝对的关于存在的真理以及对于真理的认识已经被主观的、多元的、相对的关于生存的价值以及对于价值的评估所代替。这种境况容易使人们形成一种游戏心态：无所谓、不在乎。而这种心理状态又特别容易使人们参与各种游戏。因为所谓游戏要义有二：一是角色的随机性，二是规则的约定性，所以只有满不在乎、毫无所谓的人，才能放下包袱（里面装满了诸如理想、信念之类无聊的东西），轻装前进（何必较真？不过玩玩而已）。
针对人们习以为常的“有的只是事实”的口号，尼采曾说过：“不，没有事实，只有解释！”（《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序卷（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的先驱者）》，俞吾金、吴晓明总主编，吴晓明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271页）解释代替了事实，说法代替了思想。当人们依自己的需要解释事实，凭自身的实力给一个说法抑或讨一个说法时，事实、真理以及一切严肃的、认真的思想就被扔进了废纸篓，倒进了垃圾堆。试看当今天下：美丽的话语、漂亮的言辞，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语言早已变成一场游戏。
一个半世纪以来，我们曾有过这样那样的辩论：洋务派与顽固派的辩论、维新派与守旧派的辩论、革命派与保皇派的辩论以及社会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的辩论，改革派与保守派的辩论，……每一次的辩论几乎都是从笔杆子之间的口唇相讥转化为枪杆子之间的血肉相博。如今，硝烟散尽，“大辩论”变成“不争论”。这一变化集中反映在青年学生中。60、70年代的红卫兵小将是“口诛笔伐”，“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然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广阔天地，大有作为”；80年代的大学生是在这个“热”那个“潮”中吵吵闹闹、喧嚣骚动；90年代的大学生是在经受了“打工”的锻炼，经受了“下海”的诱惑，经受了“下岗”的威胁后变得无所谓、不在乎起来。他们早已变成“顽主”：“玩得就是心跳”。玩恋爱，玩人生；学托福、GRE，是面向世界的玩；学电脑、Intelnet，是面向未来的玩，……而时髦的教育学思想则为他们提供了理论根据：“玩就是学”、“学就是玩”。80年代的青年是“探索”的一代，不管他们是否善于反思，反正他们首先敢于反思，因此才会出现“潘晓现象”、“蛇口风波”那类语言文化现象；而90年代的青年则是“游戏”的一代，他们无意反思，不愿反思，因此才会出现“大专辩论赛”这种语言文化现象。
“大专辩论赛”的基本模式，注定了它的语言游戏性质。一个参与语言游戏的人，或许可以锻炼口才，增长见识；甚而可以修身养性，怡情娱心。但却带来了信念的模糊和对于真理的淡漠。在这种辩论模式下，一个“最佳”辩手应当是一个既可以在正方摘取桂冠，也可以在反方夺取桂冠的人。他/她既可以为任何立场作辩护，也可以反对任何立场。如果我们当场变换他/她的立场，他/她就可以出尔反尔了。他/她满脸得意，一双眼睛透露出鄙夷的神气。他/她私下一定是说：“请便！随便！在哪一边我都能赢。”他/她依自己的需要解释事实；他/她凭自身的辩才玩弄逻辑。这样的人如果当了律师，我们怎能指望他/她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这样的人如果当了记者，我们怎能指望他/她进行客观的、公正的报道？这样的人如果当了学者，我们又怎能指望他/她捍卫真理，追求真理？因此，这种辩论模式必然助长诡辩风气。而诡辩则正在祸害我们：比如，近来有些历史学家大做特做翻案文章，在这些文章中，爱国有罪，卖国反而有理；革命有错，保守反而有功。再比如，什么腐败有益无害，利大于弊呀！什么只能反对平均主义，不能防止两极分化呀！什么进步必然付出代价，发展必然带来牺牲呀！又比如，什么信则灵，不信则不灵呀！什么两岸分治的事实，两个中国的逻辑呀！什么人权高于主权，人道主义干预呀！等等等等。我们怎能助长这样一种诡辩风气？!
语言和文化不可分割。中国文化传统强调的是一个“诚”字。真诚，“真”是真理，“诚”是信念。诚以求真。一个缺乏信念的人，不能承担探索真理和发现真理的历史使命。只有具备坚定不移的信念的人，才能始终不渝地追求真理、捍卫真理。至诚动天，至诚动人。21世纪的中国，培养一个真诚的人远比培养一打能言善辩的人价值更大。
在这个意义上，“大专辩论赛”应当从根本上改弦更张，克服伪辩论的风气，体现辩论的真精神：因信念而辩！为真理而辩！只有尊重“事实胜于雄辩”，才能做到“真理越辩越明”。否则，与其玩弄“诡辩胜于事实”，不如相信“真理不辩自明”。
（1999年，在首都师范大学演讲，未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