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左派第二波挑战在1992年遭受挫折，沉寂三年。这三年，老左派观察形势，寻找新的突破口，于1995年第三度大规模擂鼓出征。
1992—1995这三年形势的一大特点，是为数众多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在南方谈话催动下，纷纷下海，私营经济出现了空前的爆炸性增长。老左派第三波进攻，就拿私营经济开刀。因为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总是把私营经济打入另册，老左派认为这一点可以利用。这一次，他们提出的问题是：发展私营经济是不是对国家安全造成了威胁？“国家安全”成了老左派唬人的新口号。
在进攻形式方面，还出现了一个新特点。过去，老左派利用大众传媒铺天盖地发表文章讨伐改革开放，自1992年遭到邓小平痛击之后，媒介对“左”的腔调产生了警惕，老左派很难在大众传媒上搞大批判了。于是，一种新的斗争方法问世，这就是散发万言书。这种神秘的做法，倒是中国特色。万言书是政治斗争的一种宣言手段。清朝末年，就有人散发万言书反对洋务运动。老左派承继清末顽固派衣钵，推陈出新，用来反对改革开放了。进攻的角度和论据都是精心设计的，一看文章，就知道作者绝非等闲之辈，其行文也有影响决策的明显动机。
第一份万言书于1995年春天散发，题目是《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作者匿名，用A4打印纸装订成册，借各种渠道流布京城。无数热心人大肆复印，又从京城传到外地，并在海外多次发表。让人啧啧称奇的是，这样一种神秘流传方式竟能严丝合缝覆盖全国。从内蒙到广东，从山东到新疆，该看的人都看到了，主要读者群是政界与学界。
过去，只有“右派分子”才使用这种手段，因为他们的文章没处发表。有点什么见解，不是被报刊拒绝，就是内部印出来“供批判用”，因此只好匿名流布。现在轮到左派人物使用这种匿名暗送的手段，不免让人感觉时移世易。
这份万言书忧心忡忡地谈到我国近年来“所有制结构的变动”。经过作者计算，“私营个体将升为二分之一”，而 “私营经济比重超过一定的度，就会对我国经济基础的性质产生严重的影响”。再加上“我国经济对外依赖加深”，因此就会“对我国国家安全产生不利影响”。作者还说，由于私营经济大量扩张，我国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实力，已经超过了1956年公私合营之前的民族资本家。
作者写道：“资产阶级的形成是对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潜在威胁。在条件尚不具备时，资产阶级会积极介入共产党的内部斗争，打击党内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改革派，支持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派。一旦条件成熟，就会在国际资产阶级支持与配合下，把整个共产党连锅端，以直接的公开的资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因此，资产阶级是今后十年我国国内政治安全工作所应予以注意的主要对象。”
我看到这份万言书，是1995年夏天。这一天，京城东部一家私营餐馆老板请吴敬琏、董辅秖、孙长江和我吃饭。这个老板在京城东部很有点名气，开了几家工厂和餐馆，每年上缴税金几百万。老板听我们分析这份万言书，生出一种莫名的恐惧，觉得自己的财产成了危险的兆头。席终人散，他立即行动，把老婆孩子移居国外，自己则怀揣绿卡，坐镇京城，静观事变。后来他告诉我：“那文章来头很大”。
第二份万言书在1995年秋季传开，题为《未来一二十年我国国家安全的内外形势及主要威胁的初步探讨》，仍然匿名。这份万言书结合苏东剧变，指出我国有可能发生和平演变。文章的立论，承继了第一份万言书的观点，即我国“已经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
作者说：“近年来，在某些直接和间接的私有化口号和措施的鼓励支持下，我国私营企业迅猛发展，成倍增长，成为不可轻视的经济力量，在南方数省已占据主体地位……社会财富向少数人手中迅速集中的事实再度表明，在我国，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已经或正在形成，阶级斗争有可能重新上升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作者认为，“新的资产阶级与党内资产阶级化的利益集团（即党内走资派）联盟”，“是我国实现和平演变的中坚力量，是威胁我国国家安全的最大隐患”。作者提出，全党应该立即开展反和平演变的斗争，一切工作要以反和平演变为纲。
第三份万言书的题目是 《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这是万言书中唯一标明了写作日期的一个文本：1996年9月拟定大纲，1996年10月至12月20日写出初稿，1996年12月21日至1997年1月20日修改定稿。
这一段时间，正是党中央、国务院着手国企改革，实施“抓大放小”方针的时期。
这份万言书提出了一个观点：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是要保住几十万个大中小国有企业的“国”字头，小企业也不能放。因为小企业占工业企业总数的90%。“如果小企业私有化，就会使绝大多数职工生活在非公有关系中，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就成为雇佣劳动者。”因此，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抓大放小”方针是错误的。
1997年2月，邓小平去世，第四份万言书问世。这份万言书作为其他三份万言书的补充，提出了一个黑名单，点了很多媒介和学者的名字，指控这些媒介和学者 “主张培育一个资产阶级”，“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要求有关方面加以惩处。
1997年这一年，有两件大事，一是春季邓小平去世，二是秋季召开十五大。海内外都在议论，邓小平去世之后，政策会不会变。显然，万言书紧锣密鼓问世，是想在邓小平去世之际制造舆论，影响十五大的路线方针政策。
万言书广泛流布，加剧了紧张气氛。山东省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说，山东一些干部看了万言书之后，心有余悸，“想说话不敢张嘴，想走路不敢抬腿。”内蒙古正在筹备中的一个扩大开放的会议，也停了下来。人们都在揣摩万言书的来头，“看一看再说”。
这期间，还发生了一起影响很大的个案，就是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因为所有制讨论而蒙难。
1996年秋，中央候补委员、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到中央党校学习。他在学习中写了《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送给同班同学传阅，并声明“请研究提出意见，不供发表”。
未曾想，1997年初，一篇批判厉有为的匿名文章在京城各界散发，并附上了他这篇文章，称厉有为此文是“及时而难得的反面教材”。厉有为大吃一惊，这篇文章是谁传到外面去的呢？可是此时没人查这件事了。
批判文章给厉有为扣上大帽子，说这篇学习体会 “是精心准备抛出的一份彻底改变我国社会主义改革方向的政治宣言和经济纲领”。
1997年2月10日，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编辑的 《历史唯物主义通讯》第28期发表了进一步批判厉有为的文章《厉有为意欲何为？》。这是二十多位匿名的“首都理论界人士”在1月18日召开的一个批判厉有为的会议上发言的摘要。这些匿名人士指责厉有为提出的股份制改革方案，说实行股份制就是搞私有化，就是要培植一个新的资产阶级。这些发言者还恐吓说：“与会专家学者建议并要求反映：像厉有为同志这样的思想和政治素质的共产党员，不够共产党员的条件，更不适宜作为中央候补委员进入中央委员会，也不适宜担任任何一级党政组织的重要领导职务。”
厉有为后来对我说：“真没想到京城的水这么深，一篇内部学习体会怎么闹腾出这么大的事情？”其实，厉有为在文章中只是提出了建立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建议，他认为股份制可以试验，并且指出私营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有机组成部分。
这样的观点，当然与正在流行的四份万言书格格不入，于是遭到老左派忌恨。老左派在十五大召开之前抛出这样杀气腾腾的宣战书，显然是企图阻吓中央及地方官员在所有制方面进行探索。
人们有理由怀疑，批判厉有为的匿名者，与四份万言书的作者系同一伙人。
4月，在左派一片讨伐声中，江泽民在中南海单独接见了忐忑不安的厉有为，同他讨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并鼓励他：“你回去安心当你的书记”。厉有为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十五大召开前夕，老左派觉得时间紧迫，加剧了攻势。6月20日出版的《当代思潮》杂志第45期发表文章《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贯彻“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战略方针》。文章说，必须明确私营经济只是“必要补充”，不能超过这个度，否则就会威胁公有制地位。
《真理的追求》杂志6月号发表《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理论讨论会综述》，说：“用国家控股制代替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以改造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名，行否定公有制之实。”
面对老左派进攻，改革者发起反击。7月到9月，中国经济时报连续发表邢贲思、吴敬琏、李君如、李锐等人的文章和谈话，批评老左派的论调，指出中国要发展，必须冲破姓公姓私的怪圈。经济日报也发表文章说：“姓社姓资之争渐息，随之姓公姓私的纠葛渐起，成为新形势下困扰人们思想的主要障碍。”
9月，十五大召开，江泽民在报告中提出了建立混合所有制经济，并确认 “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报告还指出，股份制有利于生产力发展，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社会主义性质。要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加快放开搞活国有小型企业的步伐。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基在十五大上说，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只会有好处，缺了一条腿，发展就快不了。
时任安徽省省长的回良玉说，要拿出当年大包干的精神，搞股份制。
时任江西省省长的舒圣佑说，要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不要拘泥于比重问题，束缚自己。
时任湖北省省长的蒋祝平说，要摈弃那种把股份制同私有制联系在一起的传统观念。
而厉有为，这位被老左派要求开除党籍的改革者，在十五大上再度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老左派企图扭转十五大改革方向的努力受到重挫。
有人欢喜有人愁。十五大提出的经济改革新措施，使改革获得新一轮推动力，中国热闹起来。老左派只好暂时回到家中指天骂地。再往前看，还能干些什么呢？一些不服输的强硬派，又开始了新的谋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