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这是新中国历史上一个凯歌行进而荆棘丛生的十年，尤其是1955至1959的五年，新中国经历了坎坷，中国的政治、经济舞台，都呈现出众多莫测的风云。在这个风云舞台上，毛泽东、周恩来等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无疑是唱主角的人物。正因如此，我们从这些主角的侧面，可以摸到50年代中后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新中国的历史的脉搏。
在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有这样一些耐人寻味的话：
在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于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
1956年9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很成功。……大会坚持了1956年5月党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
值得人们深思的是，《决议》中的这段话，还隐含了这样一层意思：在1956年前后，由于冒进与反冒进的不同做法，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中共中央领导层中出现了两种思路。
在大好的形势面前，头脑开始发热。毛泽东表示：我不相信搞工业、农业，比打仗还厉害。在高指标上来以后，主持政府经济工作的周恩来、陈云等人，开始感觉到局势发展的严峻性
自1953年开始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使新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到1955年，人们在正常而健康地发展着的国民经济形势面前，开始产生对社会发展的过高的期望值。这种期望值，由人民群众中延伸到中共领导层。
1955年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届六中全会。会议根据毛泽东7月31日所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会议讨论的主题虽然是农业合作化问题，但它所折射的矛盾，却不仅仅是农业问题。
这份《决议》的一些提法，让人闻到了一点火药味：
“面临着农村合作化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党的任务就是要大胆地和有计划地领导运动前进，而不应该缩手缩脚。……情况根本变化了，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对于农民问题的看法却还停留在老阶段上，看不见现在农村中的两条道路的尖锐斗争，看不见大多数农民群众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
《决议》严厉地批评了在农业合作化发展问题上“采取特别迟缓的速度”的做法，批判了以“坚决收缩”观点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在对待群众积极性方面的悲观主义。
这种把党内在合作化速度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当作右倾机会主义来批判的做法，无疑将助长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急躁冒进情绪。
对那种盲目乐观、急躁冒进倾向的逐渐滋长，周恩来不是没有担忧的。
11月31日，周恩来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进一步讨论加快各项工作的速度，提前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在大好的形势面前，毛泽东和党的某些领导人头脑开始热了起来。就在这次政治局的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表示：我不相信搞工业、农业，比打仗还厉害。
毛泽东想通过批判党内在农业合作化速度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即主张实事求是、稳步前进的意见，来达到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目的。他设想，到1956年，即可“达到80％到90％的农户入社”；农业合作化后，又“可以迅速发展农业”，“在其初建的一二年内，一般可以增产20％至30％，往后还可以保持一定的增产比例，比互助组高，比小农经济的增产率更高出很多”。农业生产“估计七八年后可以增产一倍”。
从农业合作化入手促使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进一步加快，这是当时毛泽东思考建设问题的主要战略意图。
在他的讲话中，表露了对建设速度的一种着急，他说：
在我们党内，特别是领导机关的思想，总是落后于实际。这种落后情况是相当严重的。反对右倾保守思想，这在中央各部门、地方各级党委都是值得注意的。制定全面规划，接近人民群众，可以使我们打破这个思想落后于实际的状况。
12月27日，毛泽东在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作序时，也充分表达了这种想法。毛泽东认定：
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
毛泽东的这种急于求成的思想，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这是与我国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展起来后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相联系的，也是与国际形势的发展相关联的。当然，毛泽东的这一认识，并不是他个人的，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党中央的共同认识。最初，周恩来也是同意这种认识的。
1955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要求继续在各项工作中反对右倾保守思想，提前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他还提出，党的八大的准备工作应以这一内容为中心。
毛泽东的提法，周恩来最初也没有不同意见，他表示：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农业十七条》是“一个推动力量”，政府的各项工作受到推动后“变化很大”，促使其他部门也开始改变远景设想中的一些指标，如钢由1800万吨修改为2400万吨，我们原来设想在三个五年计划中基本上完成工业化，“现在有可能加快这个速度，提前完成”。
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正式确定：“把反对右倾保守思想作为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问题”。
人们是在一片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声浪中进入1956年的，从这年1月开始，中国人民迅速建成社会主义的热情进一步高涨。
1956年1月1日，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审定的《人民日报》社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指出：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在1953年所规定的过渡时期总任务都将被提早完成。社论预言：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只要到1956年秋天，我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实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化，并且在那时以后的不多几年，基本上实现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化。
社论用“高山也要低头，河水也要让路”这类豪迈的语言，来赞扬全国人民急于想建成社会主义的心情。
当月，在全国农业合作化的高潮蓬勃发展的形势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简称《农业四十条》)。《农业四十条》要求，到1967年，粮食、棉花产量分别要由1955年的预计数3652亿斤、3007万担增加到10000亿斤、10000万担。这就是说，每年要分别以8?8％、10?5％的速度递增。
应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12年内是无法实现这些高指标的。
农业远景计划中的高指标，迅速波及到工业、交通、文教等部门，催逼着它们必须相应地修改1955年夏国务院在北戴河所确定的比较接近实际的各项指标，并据此编制整个发展国民经济的远景计划。
这股风一吹，1955年9月22日中央各部委经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控制数字，一下子被突破了，正在编制的各项指标被不断加码。
到这个时候，主持政府经济工作的周恩来和陈云等人，开始感觉到局势发展的严峻性。为慎重起见，他们进一步冷静思考、周密计算，结果却是严重的不尽人意。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中的各项指标都过高，这将给经济工作带来极大的危害。
周恩来和陈云是党内较早地察觉到急躁冒进倾向的领导人，他们预感到，一个盲目冒进的局面正在形成。
作为亲密的战友，周恩来等人对毛泽东有着最大的尊敬；作为党的领导集体的成员，周恩来对党中央的决议历来是坚决执行的。但是，在党和国家的命运前途面前，一种本能的危机感和高度的责任心，促使周恩来等人站出来，提醒党内尤其是领导层保持清醒的头脑，力图避免犯急躁冒进的错误。
在这种情形下，防止冒进，成为周恩来工作的当务之急。
计划指标总是压不下来，周恩来为此忧心忡忡。在建设思路上，毛泽东与周恩来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乎没有过的分歧。
右倾保守，固然是周恩来所反对的；但盲目冒进，却是这一时期周恩来着重担心的问题。他在许多场合的讲话中都表达了这样的担心，甚至在政协二届二次会议的《政治报告》中这样说：
我们应该努力去做那些客观上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这样做，就要犯右倾保守的错误；我们也应该注意避免超越现实条件所许可的范围，不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
周恩来的风格，是既反右倾保守，又反盲目冒进。这种风格在国务院工作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2月8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讨论《关于目前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决定(草案)》 ，他给与会者一个强烈的感觉——经济工作必须实事求是。
会上，他告诫大家：
“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
他还强调了社会主义建设中“条件”的重要性：
“条件不成熟的等一下不要紧，因为政权在我们手中，这是很大的保证。我们要使条件成熟，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工业建设可以加快，但不能说工业化提早完成。晚一点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有什么不好，这还能鞭策我们更好地努力”。
苦口婆心地劝说之后，他针对领导者的头脑发热，狠狠地说了几句话：
“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12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
周恩来这种用冷水给头脑发热的领导人洗头的做法，毛泽东未必能够接受，毛泽东是反对泼冷水的。
从2月份起，周恩来开始动手压缩一些经济指标。
2月10日，在周恩来主持下，国务院常务会议同意李富春提出的对在工业高潮中产生的一些问题的解决意见，会议决定对1956年度计划指标进行压缩，其中：中央各部基本建设投资额削减6％，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由170多亿元削减到147亿元；双轮双铧犁产量由500万部削减到350万部。
会后，国家计委根据会议的决定开始修订《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
把高指标压下来是艰难的事情，但周恩来对于压缩指标态度是坚决的。他后来称这次会议为“2月促‘退’会议”。
另一边，毛泽东仍在促“进”。
3月5日，毛泽东听取国务院有关部门汇报手工业工作的情况，并作了一系列指示，第一条便说：
“个体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我觉得慢了一点。今年1月省市委书记会议的时候，我就说过有点慢。1955年底以前只组织了200万人。今年基本上可以搞完，这很好。手工业的总产值，你们设想在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每年增长10?9％，似乎低了一点。第一个五年计划定低了，吃了点亏，现在可以不更改，你们要在工作中掌握。”
毛泽东的心气很高，以致对10?9％的发展速度，他仍嫌“慢了一点”。虽然他只是要国务院的人“在工作中掌握”，没有要求马上就往高处更改，但毛泽东的求快心理，立即造成了实际工作中急、冒的惯性。
由于急于求成思想的惯性作用，国家计委当时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15年远景计划纲要(草案)》第三稿中的各项指标仍居高不下。其中规定，到1967年，工农业总产每年递增13?4％；粮食产量每年递增7?4％(由于1953年到1955年粮食产量每年只增长3?9％，因此，在1956年到1967年的12年中每年必须递增8?2％)。
3月12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积极领导先进生产者运动的通知》，对工人们高定额的生产运动大加赞赏：
“大批工人打破了陈旧的定额，创造了新的更高的定额。中共中央认为我国工人阶级这种以革命精神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表现是十分宝贵的。”
在这种形势下，国务院3月25日下达了压缩后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尽管压缩了，但仍未能真正把一些主要指标压下来，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物资的供需矛盾。
到4月上旬，经济建设上严重的紧张局面开始显现出来：财政紧张，钢材、水泥、木材等各种建筑材料严重不足，因过多地动用国家物资储备，造成国民经济紧张……
鉴于4月上旬以来国民经济紧张的局面，周恩来明显地感觉到压缩后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仍然是一个冒进的计划，据此规定的1956年、1957年和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建设速度的远景计划，自然也是冒进的。周恩来为此忧心忡忡。
周恩来忧虑的，还不仅在于计划本身，他更担心的是党内某些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本人的求快思想，以及所带来的全党的急躁冒进情绪。
4月份，周恩来多次召开国务院以及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研究经济建设指标问题。他认为，盲目追加建设投资，必然带来经济秩序的混乱。为了掌握生产第一线的实情，他还亲自到鞍山、抚顺、天津等地视察钢铁工业的情况。
4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听取李富春汇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和15年远景计划的设想时，多次就正确处理重工业与轻工业、沿海与内地、国防建设和行政开支与经济建设和文教建设、中央与地方、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等问题发表讲话。
周恩来预感，这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系统总结，它将有利于对下一步的建设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4月2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借机阐释了毛泽东所说的要正确处理的几个关系，他解释说：“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对的，但忽视了农业就会犯大错误。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对农业的忽视不能不影响到工业。”“重工业搞多了，轻工业就要少搞”……
4月25日至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问题讲了话，进一步阐述了十种关系(即后来发表的《论十大关系》)。毛泽东的讲话，引起周恩来极大的重视，他迅速在国务院系统作了传达，并深有体会地说：
这十种关系也就是十种矛盾。关系到政府工作的地方很多。因此，政府部门要结合实际工作，准备用两个月的时间进行讨论。我们要认识客观存在着的这些关系和矛盾，很好地处理这些关系，克服这些矛盾而前进。
不可思议的是，毛泽东在精辟地阐述十大关系的同时，又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再追加一笔大数额的基本建设投资的要求。这一点再次引起周恩来的不安。与会者除个别人外都表示不同意这样做。
周恩来站出来直言相劝。他说：
我召开国务院会议研究过，如果还要追加建设投资，经济秩序就要搞乱了，将会继续加重物资供应的紧张程度，增加城市人口，还会带来其他的一些困难。
毛泽东有他自己的想法，仍坚持己见。
会后，周恩来继续利用机会向毛泽东耐心说明不能再追加基本建设投资的理由。遗憾的是，毛泽东没有怎么听进去。
当时列席会议的胡乔木是这样回忆的：
4月下旬，毛主席在颐年堂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追加1956年的基建预算20个亿，受到与会同志的反对……会上，尤以周恩来同志发言最多，认为追加基建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等。毛主席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周恩来同志又亲自去找毛主席，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北京。
在建设速度和思路上出现这样大的分歧，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乎是没有过的。对毛泽东，周恩来开始感到思想上跟不上，似乎也产生了一点陌生感；对周恩来，毛泽东也很难理解：人民群众已经产生了热火朝天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恩来同志何以不去促使这种热情进一步高涨，反而给予降温?
《人民日报》的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完稿后，毛泽东认为，这是“尖锐地针对”他的。他干脆批了三个字：“不看了。”
还没等周恩来说服毛泽东，毛泽东便离京到外地去了。毛泽东走后，周恩来开始按照自己的思路，从实际出发反冒进。
1956年5月11日，周恩来主持有各省市负责人参加的国务院第28次全体会议。在会上，他提醒大家要注意反冒进的策略：“事情开始做不要急。”并表明了自己对反右倾一事的态度：
“反保守、右倾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
周恩来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再次同李富春、李先念等人就解决订高了的1956年国家预算问题交换意见。在他的指导下，由李先念主持起草了《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
这份报告指出，经济建设中“存在着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它提出：“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许多地区，都已经发生。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
报告所表明的以周恩来为首的国务院反对急躁冒进的态度，是再明朗和坚决不过了。国务院的意见，得到了刘少奇的支持。6月4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会议，讨论上述报告稿。周恩来代表国务院在会上介绍了半年来经济建设中所产生的种种矛盾和出现的不平衡问题。他再次明确提出：继续削减财政支出、压缩基本建设经费。
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中共中央确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会议决定，制止冒进，压缩高指标，基本建设该下马的要立即下马。
这次会议的结果，周恩来是满意的，他的心情轻松了许多。
第二天，周恩来趁热打铁，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如何压缩1956年那些不切实际的国家预算。他在发言中坚定地说：“右倾保守应该反对，急躁冒进现在也有了反映。这次人大会上要有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
会上，李先念也指出：“今年财政预算看来是订高了。”“我看现在下马比年底下马好。”
根据大家的意见，周恩来最后确定，按5％的比例削减国家财政预算，基本建设经费由147亿元削减到140亿元。
把“冒进”作为两条战线斗争的一方，把“反冒进”提到如此重要的高度，这反映了这时的周恩来高出常人的胆识。反冒进，才是周恩来的主要目标。
周恩来等人的做法，得到刘少奇的同意。
6月10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原则通过了《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初稿)》，并批准了4日根据国务院意见提出的经济建设方针。
报告虽然在党内被原则通过了，但在党的领导层中，思想上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不同意反冒进而要求进一步反对右倾保守的呼声依然存在。有人不同意上述报告中有关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提法，认为这是与去年夏季以来开展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斗争精神相背离的，会引起思想混乱。
6月12日，周恩来和陈云联合主持国务院第30次全体会议，在讨论通过《1955年国家决算(草案)和1956年国家预算(草案)》时，进一步统一国务院系统的思想。周恩来指出，我们提请一届人大三次会议审议批准这一报告的目的在于，“我们可以以此检查和推动政府的工作”。
周恩来的发言，讲到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问题，但他的针对性，他的矛头所向，明眼人一听便知。他说：
从去年反保守到现在，注意了发掘群众的积极性，所以各方面都出现了高潮。……但也带来了一些不实际的主观主义的要求，带来了急躁冒进。
去年12月以后冒进就冒了头，因此，现在的情况和去年不同了，已经不是预防而是需要反对冒进了!如果冒进继续下去，又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今天的需要和可能。不能向群众泼冷水，但也不能把少数积极分子的要求当成群众的要求。
三天以后，李先念代表国务院向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作了《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在中国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大的会议上正式通过的报告中是这样说的：
生产的发展和其他一切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
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许多地区，都已经发生了。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
为支持国务院的工作，刘少奇指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一文，该文以《人民日报》社论形式于6月20日发表。社论强调：
在最近一个时期中，在有些工作中又发生了急躁冒进的偏向，有些事情做得太急了，有些计划定得太高了，没能充分考虑到实际的可能性。这是在反保守主义之后所发生的一种新情况。这种情况是值得我们严重注意的。
社论直言不讳地批评党内许多同志在去年开展反保守主义之后，特别是中央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和发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之后，在其头脑中产生的片面性和盲目冒进的思想。批评这些人“一切工作，不分缓急轻重，也不问客观条件是否可能，一律求多求快，百废俱兴，齐头并进，企图在一个早晨就把一切事情办好”。
社论还有所指地说：
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
这种坦诚地承担责任和反冒进的态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周恩来、陈云等人的正确主张。
社论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观点提出：“在反对保守主义和急躁冒进的问题上，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应当根据事实下判断，有什么偏向就反对什么偏向，有多大错误，就纠正多大错误，万万不可一股风，扩大化，把什么都反成保守主义，或者都反成急躁冒进。”
但是，反冒进的矛头，直指“上面”，直指“领导干部”，直接对着毛泽东有关加快建设步伐、反对保守主义的要求，这是毛泽东不能同意的。这一点毛泽东早就看出来了。社论初稿送给他看时，他只批了三个字：“不看了。”这三字中所隐含的不悦，当时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后来，毛泽东曾专门让人向中央工作会议印发这份社论的摘要，为表明他对这篇社论的强烈不满，他在摘要上指示：
“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庸俗的辩证法。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实际上并没有反右，而是专门反‘左’，而且是尖锐地针对我的。”
毛泽东真是“一针见血”。只因为反冒进的要求终究是基于实事求是的考虑，来自于实际工作的切实需求，所以得到了党、政府、人民代表大会和党员干部的支持。对此，毛泽东也只好暂时忍耐。
周恩来在修改“二五”计划建议草案时，删去了“多、快、好、省”一语，周恩来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对反冒进的言行有着内心极大的不快。毛泽东的基本思路是要“促进”。刘少奇同意周恩来、陈云等人“促退”的想法。“促退”的人多了，毛泽东不便马上表明自己的不满。但毛泽东提醒：“要保护干部同人民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
在反冒进的经济工作方针指导下，从1956年下半年起，我国经济建设又开始逐步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为下一步的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借助反冒进的成果，1956年7月以后，周恩来等国务院主要领导人开始着手修订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9月份，中国共产党将要召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被安排在会上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时间紧迫，必须尽早定下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二五”计划各项指标。
周恩来和陈云排除重重困难，不断找各部委负责人做工作，以期把原先冒进方案中过高的指标降下来，形成新的“二五”计划方案。
7月3日至5日，周恩来连续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二五”计划的第二方案。
在3日的发言中，周恩来指出：
第一方案冒进了。对今天讨论的第二方案要精打细算，要搞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案，作为向八大的建议。这就需要打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
4日，在国务院会议讨论以后，周恩来等人又到毛泽东处详细研究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数字和方针。数字如何定，与计划方针有着密切的联系，周恩来在会上对数字的压缩做了耐心的说明。
5日，周恩来继续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就压缩冒进数字等问题发言。他不断地强调：农业生产指标算高了，其它一系列数字都受影响。搞假象是不好的，是危险的。在财政收支指标上，每年以16％的速度增长，是有困难的，应该压下来。
经过近一个月的艰苦工作，到7月下旬，国家计委又拿出了“二五”计划的第三方案。8月3日至16日期间，周恩来和陈云在北戴河多次主持召开有关会议，讨论修改“二五”计划的第三方案，并进一步调整和核实各项指标。
经过反复磋商、修改，《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建议(草案)》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修正稿)》已具备雏形。
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在修改建议草案时，注意到了“多、快、好、省”这个口号的消极作用，他针对人们在冒进情绪下只看重和追求“多”与“快”，忽视和忘记“好”和“省”的实际情况，在一些重要的地方，将原有的“以多、快、好、省的精神”一语删除。这是周恩来在反冒进中最为勇敢和极具挑战精神的行动之一。
然而，周恩来没有想到的是，这一行动引起了毛泽东内心的不快。毛泽东欣赏的就是“多、快、好、省”，他的基本思路是要“促进”；而这一时期周恩来等人是在“促退”。“促退”的人多了，毛泽东不便马上表明自己的不满。
几乎与编制“二五”计划同时，为了做好“一五”计划和“二五”计划的衔接工作，1957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也在周恩来的主持下抓紧编制。因为在中共八大后，他还将向八届二中全会作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周恩来在北京出席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受中共中央委托，周恩来于16日向大会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在报告中，周恩来从在执行“一五”计划中的经验教训又一次谈到了盲目冒进所带来的危害。他强调领导经济工作“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
在周恩来的报告中，的确看不到“多、快、好、省”的提法。在谈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时，他更多地提到的原则是：“使计划既积极而又稳妥可靠”。
刘少奇的说法，与周恩来如出一辙。周恩来说过在经济建设方面“左”和“右”的问题，与政治方面是不同的，“左”不等于盲动，“右”也不等于投降。这是从理论上对建设速度的一种表述。而刘少奇在这次讲话中则直截了当地表示了赞同“‘右’倾一点”、“‘右’一点”的提法。
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的努力下，八届二中全会开成了一次全面地贯彻八大经济建设方针的会议，从理论和实践上基本上实现了反冒进的目的。它保证了会后积极稳妥地贯彻执行1957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扎扎实实地开展建设工作。在八届二中全会精神的促动下，1957年，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取得最大成效的一个年头，稳稳当当地为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收了一个好尾。
艰难的反冒进，终于有了一个阶段性的、可喜的成果。最令周恩来欣慰的是，八届二中全会——这样一个重大的中央全会，被引入了积极稳妥、实事求是的轨道。
任何事物，都不是十全十美的。周恩来和与他观点相近的反冒进的人们没太在意的是——毛泽东对反冒进一事的反感情绪在不断地酝酿、升级。毛泽东同意他们在某些计划数字上进行压缩，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在方针上反冒进。
在八届二中全会的一次小组长会议上，毛泽东发言强调：“1956年的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就业有所增加，人民是高兴的。”
言下之意，总体上来说人民高兴的事，不要去泼冷水。
面对1957年的计划数字，毛泽东又比较冷静地说：
“人民生活的改善，必须是渐进的，支票不可开得过多。过高的要求和暂办不到的事情，要向人民公开地反复地解释。”
言下之意，不向人民解释清楚，交代清楚，人民是不同意的。
会议15日闭幕，毛泽东在这天的大会上作总结发言。他的态度，越来越明朗了：
“要保护干部同人民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我们曾经泼过冷水，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泼过冷水，不也是促退吗?那个时候我们有个促退委员会。后头我们说不应该泼冷水，就来了一个促进会。本来安排的是18年，一促进就很快，四十条上写的是1958年完成高级化，现在看样子是今冬明春。毛病不少，但是比那个促退会好一点，农民高兴，增产……”
毛泽东对反冒进，对“促退委员会”，显然是不满的。但毛泽东的这种不满，并没有传达给广大干部群众。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的新闻稿中是这样说的：
“毛泽东同志在会议的最后一天作了总结性发言。他表示完全同意全会所采取的各项方针和措施。……”
新闻稿作这样的表态，个中缘由，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毛泽东对反冒进和主张“促退”的人的不满，搁置在了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