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王申酉1976年9月9日被捕，1977年4月27日被枪杀。这是他在狱中所写的“供词”，原是给他女朋友的信的回忆。

当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获得全国政权时，它所面临的国家是一个经历了长期外战与内战、政治上分崩离折、经济上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国民党的腐败政权在战争中把国家搞到了历史上少有的毁灭破败的边缘。从经济形态分析，国民党四大家族代表了官僚买办的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严重地阻碍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建国初期，全国国民经济总产值中，工业只占了不到10%，其余90%以上是由汪洋大海似的小农经济或封建宗法经济所产生的。在北方老解放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改革，使农民从封建宗法经济的束缚中解放成为一群小私有者，但在南方广大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还没有实行。因而无论城市，还是农村都还十分需要彻底实行资本主义性质的变革，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扫清道路。建国后三年（1950-1952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正是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时期。当时的情况，诚如刘少奇说的，中国资本主义还处在年轻的时期。所有实行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变革措施都获得成功，并确实大大恢复了国民经济。镇反和肃反运动对于肃清国民党残余破坏力量，巩固新社会的政治基础是十分必要和正确的，高、饶的党内分裂活动也没影响历史大局。

1953年开始的互助组和1955年开始的合作化运动引起了党内的争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教导，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是需要成熟的物质条件的，那就是生产资料的高度集中，生产、流通和交换、分配的高度社会化，大工业占领一切物质生产部门。但是马克思主义也教导我们，这并不是说对于一个具体的国家，非要等到最后一个小生产者被剥夺掉生产资料后才能实行社会主义变革。无产阶级可以在成熟的历史条件下，先夺取政权，借助上层建筑的力量，把小生产者组织起来，采取协作制进行生产经营，给以物质和道义上的帮助，使它向大生产的方向发展，通过大生产表现出来的五大优越性对其他小生产者起示范的作用，从而使广大小生产者（如农民、手工业者等等）避免经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被剥夺生产资料、蒙受巨大灾祸的历史过程而直接向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过渡。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法德农民问题》及其他一些着作中阐述了这个思想，列宁（Vladimir Ilich Lenin）也在《论合作制》等着作中作了论述。

刘少奇在1954年一个批示中曾提出当时实行合作化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农业社会主义的空想。我很难知道，合作化对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说是否成熟，但搞合作化的大方向是对的。总之，党内就合作化问题是发生了争论，但意见很快就统一了。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中国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这是无产阶级在掌握了大工业、掌握了政权的条件下借助于上层建筑的力量发动的一场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是完全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经济变革。毛主席亲自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文章写了许多批语，具体领导了这场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运动，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不久，民族资产阶级既然随着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被割断了城乡的资本主义联系、原料来源与销售市场被控制，在1956年实行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城乡的社会主义革命获得了伟大的胜利。就在1956年中，召开了八大，全国一片欢腾，满怀着对国家前途的希望，中国共产党达到了建党以来最团结、最统一、最生气勃勃的顶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也达到了战后的最高点，以米高扬为首的苏共代表团以及其他80多个国家的党政代表团出席了中共八大。总之，当时国际、国内的团结景象使以后经历了近20年的不断分裂痛苦的中国人来说成为无比美妙和珍贵的回忆了。

同时，建国后到这段时期国民经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和苏联实际经验的指导和物质手段帮助下的高速度的健康发展，也使以后经历了十多年国民经济的破环或停滞不前的中国人民留下了无限怅惘的情感。我正好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期开始懂事，对当时祖国在政治、经济上的变化多少有一点大致的感性认识。

1957年的反右斗争，基本上摧毁了资产阶级民主党派的力量，党外资产阶级从此基本上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党内和党外的关系也从此发生了变化。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为党内分裂埋下了深深的种子，甚至为八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党内大分裂，埋下了祸根。因此，1958年是考察建国后我国历史的极关键的一年。

1958年初的中国经济形态是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的。在农村，经过了三、四年的发展过程，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合作社（初级社和高级社）正在巩固之中，在生产上实行集体协作劳动，在分配上从按土地分红过渡到按劳力分红。实在说，由于绝大多数农民还采用原始的、简单的劳动工具进行手工劳动，而且工业还远不能大规模地提供农业机器给农村。而农民阶级本身在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生活惯了，无论在生产经营上、意识形态上还没有完全适应新的经济关系。因此，可以想象，合作社经济还要经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才能真正固巩起来。列宁说过，只有大工业才是社会主义的唯一巩固基础。在原始的镰刀铁锤上是不可能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在当时，应高度发展城市大工业，提供足够的农业机器，对农村实行必要的技术改造，使农村的生产力性质真正适应合作社经济的生产关系的性质。但是毛主席当时却不顾中国的现实历史条件，发出了“人民公社好”的号召，也就是说，将大致相当于村或几个村的高级社扩展到相当于乡或几个乡规模的公社，提出政社合一的一元化领导办法。从经济形态上说，是把核算范围改为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不久又提出把核算单位上升到公社一级，否则无法显示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事实上，后来经济成本核算连公社一级也取消了，大搞一平二调、共产风，各种舆论宣传机器都在宣传共产主义就在眼前了。农村实行了生产不计报酬，吃饭不要钱，家庭经济也取消，货币经济也濒临取消。我当时正在初中念书，政治老师们向我们讲解《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的语录，与我们一起畅想共产主义即将到来的景象。

在工业方面，毛又提出，一个钢铁，一个粮食，有了这二个就甚么都好办了。结果各行各业都大炼钢铁，甚至从农业中抽调大量有生力量炼钢，严重打乱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均衡比例。钢铁是从1957年的535万吨发展到1958年的1，070万吨，到1959年又翻了一番，达到令人可疑的1，800万吨，但其他部门的损失则是极为严重的。总路线、大跃进的口号是提出来了，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也提出来了。但是，结果是甚么呢？

人们陷入盲目的狂热之中，人为的经济灾难到了1959年就开始显露其祸害了，只是还没有被大多数人看出罢了。即使有清醒的人，也多半不敢发表意见。独有那个热血老人彭德怀不仅头脑十分清醒，而且人格正直，有大无畏的勇气，不顾高龄，奔波到全国许多地方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实地视察，把灾难性的经济形势与造成的根源作了分析，写成了长篇的万言报告给毛主席，结果在庐山会议上酿成了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波，成了党内分裂的导火线。彭德怀并没有搞阴谋，而是通过正常途径写信给中央，也没有在信中追究个人责任，还是比较客观地分析了中国当时困难的经济形势，要求采取措施改变过来。彭德怀在写信前曾说过，拚着这身军装脱掉也要干一下，可见他是置个人政治生命于度外站出来的。毛主席看了后果然勃然大怒，用列宁骂普列汉诺夫的话大骂彭德怀。刘少奇、周总理、邓小平是同情彭德怀的，但没有办法，结果毛撤了彭德怀国防部长的职务，改派林彪任国防部长。

彭德怀的劝告丝毫没有打动毛的心灵，反而更使他下决心按原来路线做下去。毛搞了个关于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决议通令全党，在全党掀起了一场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在中央到各地揪右机会主义分子，结果再没人敢说话了。全国刮起了浮夸风，甚么稻米亩产上万斤，甚至几万斤也上了报。可惜我当时还不太懂事，因此不能详述当时大批大批的荒唐的经济笑话。总之，这场经济灾难像一匹野马一样在毁灭性的路上狂奔，到1962年眼看要摔到万丈深渊中去时，才算被?绳勒住了。

三年后，彭德怀又写了被称为翻案书的信给中央。三年的国民经济困难使1957至1962年第二个五年计划许多指标没有完成，从1960年起甚至再也无法向国内外公布国民经济完成的具体数字了。工农业生产遭到很大破坏，通货膨胀十分严重。究竟这三年造成的经济破坏达到甚么地步，让历史学家们去写吧。这里要提的是1962年的中央、省委、地委、县委的七千人干部大会，这是党的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干部大会。矛盾已充分暴露了，再也无法掩盖了，全党聚在一起评价这三年灾难的状况，讨论解脱的办法。毛在会上是处于孤立的地位的，只有林彪为他说话。

刘少奇在大会上谈到当时中国的经济形势是“处于经济崩溃的边缘”，提出这三年经济困难的根源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从中央到省地干部在他的启发下都谈出了真实的各地情况与个人的意见。

党中央面临这样的局面，采取了许多从历史上看是正确的政策和措施。首先是决定废弃三面红旗的口号，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方针，并规定1963-1965年为国民经济调整时期，采取“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从1966年起再搞第三个五年计划。毛也同意将农村的经济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一级，实际上回复到人民公社化前的情况，只是为了顾全他的威信，不取消“公社”的名称。但以后的历史学家要作公正的评论的话，总只能这样认为，三面红旗是失败了，是一场历史的悲剧。毛这时读了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书，读了苏联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多少认识了一些问题。不过他指责各地干部们不懂价值规律，要求大家学点政治经济学，还特别介绍了那本价值不大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给大家，并作了一些评注。我想，如果他在1958年注意到这些问题，就不至于提出搞人民公社化运动吧。

另外，为了团结党内外群众一起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地度过难关，党中央还在党内恢复了一大批被冤枉地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名誉。邓小平公开说过，反右倾百分之八、九十搞错了。在党外，也摘了一大批1957年带上的右派帽子。在一些传达到全党的文件中对三年国民经济困难作了比较客观的估计。甚至在拿定息的资本家中，也允许他们借神仙会之类的形式谈看法，揭阴暗面。党内外民主有了不少气氛，人们被允许说话了。如果党好好干，带领人民好好干，中国还是有前途的。

党中央工作从此以后主要由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国务院是由周总理主持，毛主席则不大管具体中央工作了，在全国视察、游历，并让林彪抓好军权。他在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口号，显然他是仍不愿承担三年经济困难的丝毫责任的。但他表面上不能不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并要各地干部到各地向人们传达他的这个意思。刘少奇真在湖南这样做了，结果犯了一项大罪。

这里就使人想起列宁了。列宁在苏联建国初期搞了很短时期的空想共产主义措施，造成了经济的混乱、受损局面，他很快能洞察出来，不仅提出了新经济政策来挽回局势，而且在好多中央的、党内或党外的会议上向群众公开承担自己的责任和错误。这不但没有损害列宁的威信，反而提高了他的威望。公正的历史学家会客观地分析当时的历史条件。当时内战十分激烈，搞战时共产主义的措施是有客观的历史要求的。当时工业受到十分严重破坏，极少可能有足够的产品去与农民交换粮食，为了维持战争和工业生产建设，多少要强制地采取徵集制获得粮食，因此历史会谅解列宁的作法。

而毛主席在1958年的做法，是无法解脱历史的评判的。当时中国一片和平建设的景象，又刚经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高速度经济发展，并没有为他的做法提供客观的辩护因素。而且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现成的，苏联建国初期短期的空想社会主义实践造成的历史教训也是现成的。还有，在提出人民公社化运动时，特别在1959年苏联是明确提出不同意见劝告的。党内以彭德怀为代表也提出了不同意见。所有这些都评价在1958年的做法提供了客观的基础。从1963年开始，党中央又提出在全国展开一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使人想起苏联的情况。列宁在新经济政策中向资本主义势力作让步，是为了准备条件进攻资本主义。我党中央在三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为了从困境中解脱开来，也不能不采取了许多向资本主义让步的方针政策，如“三自一包”等，这归根究底有利于资本主义势力的发展。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很难避免这样做。而一旦经济恢复过来，搞社教运动向资本主义势力进行反攻也同样正确。只是刘少奇的目的是进一步整顿由于三年经济破坏而造成的各地政治、经济瘫痪状态，消灭城乡自发资本主义的势力。而毛主席的目的是把矛头直指“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由于周恩来总理在行政方面基本上是执行了刘邓路线的，因而根据条件的成熟程度，他们早晚也要打倒总理的，只是经过几次回合没有成功，后在去年下半年提出评《水浒》时才公开打出信号。林彪在主持了军委工作后，最大的任务就是搞个人崇拜、个人迷信，以为未来的党内斗争作准备。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了三年左右，并没有达到目的。于是就寻求另一种形式，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由于你我都亲身经历了这场运动，对于运动的发展过程就不必多谈了，我所要着重谈的是从理论上粗浅地勾画一下这场运动的历史背景、经济根源。既然，党内大分裂的最近渊源出在1959年庐山会议的彭德怀身上，文化革命的导火线就由江青出马在上海通过张春桥物色到姚文元在《文汇报》刊登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点起来。此文由毛泽东指明，好处在点了吴?的名，但未打中要害，要害在“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毛在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但此文并未引起人们注意。彭真搞了1966年的二月提纲，只把这件事纳入学术范围讨论。北大文科起劲地翻阅上千万字的海瑞资料，没有想把事情闹到政治问题上去。碰巧北大哲学系总支书记聂无梓在1964年秋开始的北大社教运动中与北大党委书记陆平有矛盾。聂元梓等七人在康生夫人曹轶欧的直接指示下在5月25日贴出了《陆平、宋硕、彭?云在文化革命中干了些甚么？》的大字报，把火烧到北京市委身上（宋是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康生在6月1日向全世界广播了这张大字报，于是文化革命拉开了序幕。我起初对这场斗争性质认识极模糊，以为不过是个人之间争权夺利。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用它来思考事情的本质后才认识到我的想法是错误的。这场斗争的性质归根究底是两种性质不同的世界观和路线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争论的问题的焦点仍在于那个老问题：甚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通过何种途径达到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看法而形成了空想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

毛泽东在1965年5月7日在写给他“最亲密的战友林彪”的信中十分具体、形象地描绘了他关于改造社会的蓝图，这封信最好不过地集中反映了他的世界观。在他的理想世界中，社会应分割为一个一个彼此独立的经济共同体-公社。在这个公社中，工人、农民、战士、学生不应有严密的分工，都既要学工、又要学农、学军，还要从事上层建筑领域的活动──即批判资产阶级。这个公社的生产方式是集体性质的，交换主要发生在内部，因为现实中的农村人民公社正是如此。因而这样的公社显然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当然它也与外界发生物质交换，但只是与国家交换，彼此之间是不发生交换的。不过根据现时的实际情况，这种与外界的商品交换只占很弱的比例，公社内部的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多半是采取实物形式分配的。毛泽东在信中又只字不提这种集体生产方式需要用大机器进行物质技术改造，自然根据每个人要从事不同行业的劳动这一点来看，公社社员是不会被要求从事大规模的分工的协作的。既然生产方式是这样的，那么人与人的关系必然由这种生产与交换及分配方式决定是封建家长制性质的。在上层建筑领域的活动，唯一就是批判资产阶级，而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来源于商品交换、货币经济。结果这样的公社自然会尽一切力量防止商品交换、货币经济的侵蚀作用，而每个公社社员又由法律规定是无法脱离公社的，世世代代要生活在祖传土地上，从事各种劳动，并且永远保持固有的生产方式没有任何改变的希望。这样的村社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很长一段时间，如西方的克兰制、马尔克公社，东方的印度和斯拉夫公社。不过，诚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这种公社只是东方专制主义制度的社会基础，只会造成农民永久性的野蛮、落后状态，丝毫没有社会主义的因素。

是的，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是要消灭分工，消灭三大差别，但那是要有物质基础的。恩格斯曾指出，有一点是清楚的：当人的劳动生产率还非常低，除了必要的生活资料外只能提供微小的剩余的时候，生产力的提高、交换的扩大、国家和法律的发展、艺术和科学的创立，都只有通过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这种分工的基础是，从事单纯体力劳动的群众同管理劳动、经营商业和掌管国家大事以及后来从事艺术和科学的少数人之间的大分工。

恩格斯进一步补充说：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到现在为止的一切历史对立，都可以从人的这种相对不发展生产率中得到说明。当实际劳动的人口要为自己的必要劳动花费很多时间，以致没有多余时间来从事社会的公共事务，例如劳动管理……等等。只有通过大工业所达到的生产力的大大提高，才有可能把劳动无例外地分配于一切社会成员，从而把每个人的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使一切人都有足够的时间来参加社会的理论和实际的公共事务。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篇《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中，极其天才地指出，人类的分工在人类历史上曾经起过的巨大历史作用。他指出人类的集体劳动并不一定会使生产方式发生质的变革，只有借助生产工具的变革，由协作、分工、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到利用机器的大工业，才会使生产方式由量变发展为质变。在这时，集体力量的总和远远超过个别人单独劳动时的力量的总和。历史的辩证法在这里也发生了伟大的作用；为着达到消灭人类的分工，刚好需要先实行最大规模的分工。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序列中，各种经济形态的交替刚好标志着人类分工的进一步发展，这种过程要直到共产主义才向相反方向变化。

这里问题的实质不在于分工是否要取消的问题，而在于取消分工的历史条件问题。我想谈谈在中国现时历史条件下，是应该取消分工的时候了吗？

恩格斯在上面的教导中提到“必要的生活资料”和“自己的必要劳动”的说法，既然“民以食为天”，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一般也以农业消费品看作为必要的生活资料。有一个常识：中国的人口有80%是农民，也就是说中国人需要四个人养活五个人，或者说一个农业人口只能提供满足四分之一个人的剩余产品。而再看看世界上其他国家吧，苏联的农业人口约占百分之三十多，也就是说可以提供满足二个人的剩余产品。日本的农业人口约占百分之十几，日本的粮食自给率约80%多，故一个农业人口可提供满足五至六个人需要的剩余产品。

美国的农业人口约占百分之五，可以养活全国，同时又是世界粮食市场的最大卖主，故一个农业人口可提供满足二十多个人的剩余产品。以上的数字并不精确，但不会有大的出入，至少对我所述及的问题足够了。

人类的最基本的活动是物质生产活动，而物质生产活动中最基本的是农业劳动，这是其他一切物质生产活动的基础。人类只有首先最大地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把大批人力、物力从土地上解脱出来，才能大规模从事其他部门的劳动，再能进一步从事非物质生产活动，如国家管理、科学与艺术等等活动。像美国那样的经济活动中，已经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口从农业生产活动中解放出来，可以从事其他活动（其中约有一半以上是非物质生产活动）了，但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有过丝毫迹象，在美国经济生活中，已经到了可以停止分工的地步了；恰恰相反，分工在进一步发展。更不要说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了。任何一个正视现实的人都可以看到，随着更复杂更大型的生产工具、设备的出现，随着更大规模生产组织的形成（托拉斯、康采恩、辛迪加……），人类的物质生产劳动要求人类更日益地发展着分工。甚至在非物质生产活动中，在脑力劳动中，人类的分工也在飞快地发展。在二、三百年前，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可以同时成为哲学、文学、自然科学的权威。但是现在，在无线电科学这样一个狭窄的自然科学领域里，一个人也远不能穷尽全部知识，仅仅例如其中天线这样一个专门题目也足够一个人耗费他毕生的精力了，甚至个别人还无法在这个专题上赶上全世界一日千里的迅速发展。

毛泽东在工业方面的创造，是1958年提出的《鞍钢宪法》，即二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干部、技术人员三结合。在这里，应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来分析是不太困难的。这里不谈了，只是顺便提一下。要谈论生产，就要抓住生产、交换和分配问题，而鞍钢宪法都没有提及，只提倡取消分工。

当我们考察历史人物的作用时，当然不是根据他自己谈的看法为标准，而是根据他的实际行为，不能根据他的个别言论判断，而是根据一贯的言论、着作和实际作为。在林彪的指示下，叶群、吴法宪在江省太仓县洪泾大队蹲点搞了一个典型。（正是毛泽东关于改造社会蓝图的实际例子），在1967年中起作为样板向全国推荐，其中特别宣传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年妇女顾阿桃作为社会主义新人的典型。

如果学习马克思主义只限于书面的概念，不接触现实社会，那么只会变成学究书呆子，甚至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反面。当时，我还不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性，根本就不懂。但预感到叶群搞的那个样板将是今后中国社会形态的缩影。为了能先接触、适应一下这种社会制度，就主动报名与班上的党员和积极分子一起去洪泾生活了半个月，实地体验生活。现在，再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回顾这些日子的见闻，是很有启发的。那里的社员们一天到晚在搞斗私批修，无论同访客们作的大规模讲演还是生产队会议，甚至在家庭会议上，都在搞斗私批修。所讲内容无非是头脑里产生了私心，如何通过学习，即林彪所说的“灵魂深处爆发了革命”后“立竿见影”，战胜了私字，建立了公心。林彪是一贯鼓吹精神因素第一的政治骗子。在他看来，“一担粪，是挑在大田里，还是自留田里”，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原则区别。在他看来，只要在人的头脑里强制灌输某种道德教条，就能产生社会主义的意识，从而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了。

在我读过的任何马列经典原着中，我从来没有发现过只要进行单纯的道德说教──事实上往往是禁欲主义的基督教的变种──就能改变生产关系本质的说法的丝毫痕迹。相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复批判过那种“旧的、还没有被排除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归根究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如果说林彪指的“私”字就是指的物质利益，那么他那套粗陋的原始共产主义谬论只能从原始的基督教义中寻找根源。顾阿桃是个文盲，连字也写不来，据说原先是个充满私字的普通社员。后来在叶群等培养下，用图画来表达自己斗私批修的情况。可见，林彪的教义只能从最落后的社会阶层中找到微弱的基础。而后来林彪一倒台，顾阿桃也成了笑柄。

按林彪对于经济关系变革的观念，他在上层建筑也采取了相应的办法。1968年1月从上海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在各省市自治区建立了军事专政，基本上类似于秦始皇的郡县制度，以适应经济基础。与此相对立的是另一条路线，这就是或多或少从刘少奇、周总理、邓小平的言论、行动中表达出来的路线。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考察了社会主义社会物质条件的形成条件。在马克思时代，认为像英、德、法那样资本主义生产分工最高度发展的文明国家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最充分。后来到了列宁时代，在帝国主义条件下，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资本主义环节最弱的地方即俄国发生并能成功。历史事实已经证明，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物质条件已经成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已发挥尽历史作用。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物质条件比俄国更不成熟的条件下，可以想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更不可能完全发挥尽历史作用，它一定会以各种形态起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作用。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只能承认这种作用，周密地分析、考察、掌握它的规律，引导它在一定的范围内发生有益的作用，使之为创造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服务。

现在，无论甚么人，至少在口头上都承认像价值规律这样一条支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基本的规律仍在社会主义社会内起作用。价值规律起源于商品经济，只要社会生产以商品经济形式进行，价值规律就一定起作用。它规定：商品价值由生产这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决定，商品交换以等价进行。这样社会生产要得以进行或扩大，就必然要进行价值的经济核算，生产的成功与否要以利润为标志。在分配方面，必然要采取按劳取酬、物质刺激、奖金制度，如果分配采取平均主义，那么意味着劳动效率低的人剥削效率高的。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价值规律是充分起作用的，这样，使生产在无政府状态下进行，各个资本家在生产中获得的利润率通过价值规律的盲目作用趋向于平均化。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则限制价值规律的作用，利润的高低不全是由经济运动自发造成的，而是通过国家对收购、消费价格的有计划调整来趋向于平均化的，在分配上也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作用，减低收入的差别，但不消灭这种差别。决不应像现时我国实行的那样（如青年工人或农场场员的收入几乎一律相等）。因而在社会主义生产中，利润仍应看作衡量企业经营成就的主要标志，物质刺激、奖金制度仍应看作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手段。

另外，生产资料的不断集中，生产方式的不断社会化，商品市场在全国甚至全世界范围的扩大、分工的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一切生产部门包括农业生产都采用大机器大生产、农业人口不断地相对减少、非物质生产劳动人口不断地相对增加、劳动生产率的不断增长……这一切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经历的过程，都必然应该在一个社会主义物质条件不够成熟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同样发生，而且要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更快地发展。在中国怎么样呢？正视现实的人都能作出令人悲观的结论。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在三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过去后，迫不及待地制定了一系列方针、制度，如《工业七十条》、《高教六十条》、科技工作十几条。召开全国托拉斯会议准备大搞托拉斯企业等等措施，都无非为了一个目的：让价值规律起最大的历史有益作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迅速提高。无疑，所有这些，历史都会作出肯定的结论。

列宁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除了采取过前面谈到过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措施外，还曾提出过其他一些更为教条主义者惊讶的主张。例如，西方资本主义企业发明了泰罗（F. W. Taylor）制，通过对工人在机器操作过程中的动作分析，建立更加严密的生产规章制度，以便提高劳动生产率。列宁一方面指出这种制度加剧了资本剥削的强度，但又提出要在苏联企业中学习其科学的因素，为提高社会主义生产率服务。另外，列宁甚至提出向帝国主义租让一些企业和矿山，借助帝国主义资本来开发国内的矿山、建立企业等。至于对资产阶级学者、专家搞高薪制问题，列宁把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提到了党纲讨论会议上，强调了党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方针政策的重要性。到了斯大林（Joseph Stalin）时代，上述措施进一步发展，并提出了其他不少扩大价值规律作用的措施。结果，一切历史学家无法否认的是：在斯大林二十多年的执政下，苏联的国民经济总值从世界第七名上升到第二位，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更巩固强大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某些固有规律从来没有停止、也将继续在苏联发挥巨大的历史作用。

马克思主义认为，为了解决社会科学问题，产了真正获得正确处理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被一大堆细节或各种争执意见所迷惑，为了用科学眼光观察这个问题，最可靠、最必须、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某些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的作用这样一个问题，正是需要这样考察的问题。我从一开始粗浅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简略介绍了人类社会各个经济形态的发展过程，又介绍了中国历代经济形态的演变历史过程及其在上层建筑领域中相应变革的历史过程，又谈了社会主义学说的发展和对立派别斗争的历史。所有这些历史性的叙述虽然十分粗糙、皮毛，但都为了通过历史过程的叙述来为考察现实服务。

从上面的简略叙述中，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有深刻的社会根源的。两种性质对立的世界观、路线在党内历史发展中，在民主革命阶段没有甚么大分歧，在1956年八大以前有小分歧，从1958年公社化运动后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分歧，而到了文化革命时期就成为你死我活的分歧了。分歧的焦点也许仍可以列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究竟是甚么样子的？应通过何种途径达到社会主义？

来源: 《二十一世纪》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