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各位朋友，也谢谢乌有之乡，把2009年最后一次向公众讨论和汇报的机会给了我，看来我真的是和乌有之乡关系不一样呵。不过同时呢，刚才主持人说的有一点我不是很同意，什么不要交头接耳啊，不要随便提问啊，――怎么还有这个说法呵。我们就是一个学术讨论式的谈话，我的一些想法当然不一定很成熟，即使丑媳妇也不怕见公婆嘛，不对的地方，大家批评，讨论。
今天讨论的是一个关于历史的问题。我现在总想起，毛主席在延安的时候，讲过一个很有名的话，他说的也是历史的问题，我觉得这个话对我们今天可能更加有意义，他当时说，我们现在有一个不好的风气，就是言必称希腊，而且对希腊呢也不是真了解，就是希腊是什么、是怎么发展、怎么变化的也搞不太清，喜欢言必称希腊，但又不知道希腊的历史，就以为希腊是天上掉下的乌托邦，对自己的历史呢，就更是忘记了，或者不知道，研究我们自己中国的历史的风气是不浓厚，总结我们自己历史的经验的风气，也是不浓厚的。历史全在发展和变化，没有发展和变化的视野，就会把一个东西看死了，看绝对了，这就是对历史的拒绝。他特别讲到了经济的问题，他说我们从1840年以来，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买办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有了将近一百的时间了，可是我们可曾出过一本真正的具有中国特点的、可以描述中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的历史著作？这类著作，毛主席当时说并没有。因此他说我们现在的理论水平，现在经济方面的理论水平是不是很高了呢，他说绝不可以这么说。这是很著名的话。这是1941年，在《改造我们的学习》这篇演讲中说的。
这个话对于我们今天来说，我觉得有着更为深刻的意义，因为完全就像是针对我们今天说的。第一，言必称希腊，现在自然是言必称“欧美”了。但这个欧美，在很多人那里，也是一个非历史的乌托邦，比如说并不知道：所谓“欧洲”的产生，起码在地理上是很晚才有的。“欧洲”起初是什么呢，是罗马帝国崩溃后的，或者说是造成罗马帝国崩溃的周围那些叛乱的帝国边疆省份的残余。欧洲很长时间是什么呢？按照哈佛大学一个政治学教授Kenneth Minogue的说法，在公元1000年以降，所谓“欧洲”是由一个个逃难部落构成的：匈奴人、格特人、西格特人、盎格鲁人、法兰克人等等，当时只有一种东西可以把那些零零散散的部落构筑起来，那就是基督教，所以他说，很长时间，欧洲是穷得只剩下精神了——意思是就只剩下基督教。
“欧洲”在历史上的真正产生和美洲的发现密切相连的。当西班牙人所谓的“发现了美洲”之后，欧洲的逃难部落才真正的拥有了一块占世界很大面积的固定的领土和家园。所以欧洲人就把美洲定义为欧洲人的美洲，因此叫作“拉丁美洲”。我们今天看，从那以后，世界的地理和地图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在中国可能没这个感觉，一出国之后，就会发现世界地图很不一样。因为这个世界地图是以欧洲和美洲为核心的，欧洲和美洲之间是很近的，就隔着大西洋，欧美几乎是一体的。亚洲呢，那就在很边缘的地方了。中国呢，那就是一个很远的地方了，所以才叫“远东”。这个世界地理的观念，其实是在很晚才产生的。具体就是在1500年之后，欧洲的逃难部落第一次发现美洲那么一大块土地，就把它定义为拉丁人的美洲——拉丁美洲、拉丁文化的美洲，在此之后，才有了世界地缘意义上的欧洲的观念。欧洲的发现，其实是伴随着美洲的发现而产生的一场地理大转变。欧洲人恰恰是通过发现美洲才真正发现了自己。
因此，我们看大部分的世界地图，欧洲和美洲是紧密联在一起的，也是处在世界地图的中心位置的。这样一种图示世界的方式，据洪业先生的考证，是在1584年由传教士利玛窦和福建人合作的《坤舆万国全图》中第一次被传入中国，但是这和中国（不单中国，还有印度）所理解的“世界”有很大的差别。因为我们现在用的世界的这个词，是佛教的词汇，是所谓“大千世界”意义上的“世界”。佛教也把这个世界分为四洲：东胜神洲、西牛贺洲、南瞻部洲、北俱卢洲。亚洲这块大致是南瞻部洲，世界是须弥山的自然延伸，也可以理解为是指喜马拉雅山向四周的延伸的空间，当然，在这个世界里，包括印度、中国，甚至尼泊尔都处在很重要的位置，相反，欧美反而处于很边缘的位置。可是，我们今天就没有这个世界观了。我们早已经丧失了历史的视野，因为我们已经把“欧美”和欧美主导的世界，作为一个天然的概念接受了下来。
我们今天之所以总是言必称欧美，言必称欧洲，这就是我们丧失了一个站在喜马拉雅山那个高度去观察这个世界的自信。当然啦，过去也有，比如康有为，他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到印度的大吉岭去写了一部很著名的著作，叫《大同书》。他从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糅合的角度来批评欧洲近来才兴起的那个资本主义的文明。这构成了《大同书》的核心。由于他有这个自信，才能提出一个与众不同的“大同”世界观。
总之，言必称希腊，言必称欧美，但对欧美形成的状况却没有一个历史性的认识。不了解欧洲其实是很晚近（公元1500年之后）才产生的一个东西。比如粗线条地说：什么是欧洲呢？公元1000年的时候，欧洲就是那个罗马帝国崩溃以后的残余，或者是导致罗马帝国崩溃的边疆省份。如果罗马帝国是大唐，那么后来被成为“欧洲”的起源，其实也就是安禄山、史思明之流，就是搞叛乱的那些边镇。这之后，欧洲就是各种流浪部落的一个总称，只好用一个基督教文明把他们统一起来。只有当1492年之后，拉丁人，西班牙人发现了美洲之后，欧洲才有了那么大一块的地，这块地被命名为“拉丁－美洲”。我们除非了解欧洲形成和兴起的这个历史，才可以“称欧美”，欧美也只有放到1000年以来、特别是1500年以来这个历史环境当中，我们才能认清楚。所以那个言必称希腊，言必称欧美，是一个非历史的知识。
同时呢，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历史的了解，更成问题。最表面的问题就是说，研究中国的人，我们只研究中国，对世界的问题不太了解，这当然还是一个小问题。更主要的是，这个体现在（也是毛主席说的），我们中国的经济的理论和经济的研究，往往没有历史的视野，特别是经济史的水平比较差，搞经济的人，往往只是从一些抽象的概念出发，这些概念在他们看来好像是天经地义的，而不是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产生和发生作用的。而不知道历史的人，说话往往就很绝对，但好处是声音特别大，因为没有历史观念，自然也就很容易天然的得出一些自以为天经地义的看法。
比如说，耶鲁大学的陈志武教授，他是很有名的经济学家，写了一个书，叫《金融的逻辑》，也很畅销，我前两天学习了这个书之后，吓了我一大跳。我说我的天哪，这个耶鲁大学的教授，可真不得了啊。为什么不得了？当然首先是因为他讲了不少大实话，比如他说概率论没有什么了不起，无非是想用数学的办法来算出投机成功的几率有多大，但实际上，市场风险、特别是金融市场的风险不是数学工具能算得出来的，――这对于那些把经济学吹成建立在数学基础上的科学的说法，当然是个很大的嘲笑。还有，他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不是没有财富，而是没钱，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有很多财富，那个时候所谓中国的“穷”，不是说中国没有财富，而是说没有把财富统统变成钱、没有把真正的财富变成“纸上的富贵”、变成钞票而已，这个说法，恐怕也会使那些把新中国的前三十年说成“人间地狱”的糊涂虫们很不自在。作为一个著名经济学家，陈教授确实敢言，比如，他说中国过去改革开放前是有财富，只是有政策管着，不能变成钱而已。这个话就很有意思，别人恐怕还真不敢这么说，或者不愿这么说；他接着又很精彩地说：改革开放不能简单地说是创造了财富，而是创造了钱，当然还创造了债务，创造了透支未来的方式，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把这个财富变成钱了。怎么变成钱了呢，他说我们通过四种方式把财富变成钱了：第一个是，我们把国有企业卖了就变成钱了。第二个是，我们通过卖土地就变成钱了。第三个是把个人和家庭，把他们的未来给卖了，又变成钱了，第四个是，把政府未来的财政收入当债券发售，把未来透支了，更变成钱了。不过他说现在还有阻力，就是卖得还不彻底。等政策全面开放，把所有的财富都卖成了钱，把未来也都统统透支了，中国就变得非常非常有钱了。简而言之，这个穷得只剩下钱的中国与世界，就是陈先生的理想。
可惜，陈志武教授的理想，早在上世纪的40年代，就被一个德国女思想家说成是人类的末日，甚至被她说成是一种法西斯主义式的资本主义，这个人叫汉娜 阿伦特，大家知道，她是海德格尔的学生，她的名言是：资本主义乃是一个彻底的“无财产社会”，因为它要把一切人类财产都变成纸上的富贵――就是钞票。由于钞票不是财富，也不是财产，因为钞票的价值是随时变化的，是水一样哗啦啦流的，转瞬即逝的东西，所以，那些手里有一大把钞票、债券的人，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让钞票保值，于是他们要么投资地产，要么要投资股票，因此，所有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末日，都是与房地产和股票的泡沫一起到来，因此她说，在资本主义的逻辑里，埋藏着要消灭一切人类财产――无论是公有还是私有财产的邪恶逻辑。而比阿伦特还要早得多，另一位伟大的德国人――依曼努尔 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中指出：英国人与荷兰人发明了一种野蛮的毁灭制度，这种制度就是战争国债，它使这两个小国能以不断借债的方式，得以超出其国力数十倍的能力不断发动战争，同时又以战争和掠夺别人财产的方式来壮大和发展自己，康德说：欧洲的金融制度，就起源于战争融资制度，而战争国债的方式，对世界和平构成了永久威胁。众所周知，不久前，一位芝加哥大学的法学教授在竞选美国总统时说了同样的话，他说：把美国推向空前的经济危机的，不是哪一届政府，不是哪一项具体的政策，而是一套完整的、根深蒂固的“经济哲学”，这套经济哲学最荒谬之处是声称：一个人、一个国家可以通过负债和透支未来而变得无比强大。而正是这样一套经济哲学摧毁了美国。――而这位法学教授就是今天的美国总统奥巴马。
但是，陈志武教授却告诉我们说，美国人为什么这么有钱？是因为美国人特别聪明，他们早就知道应该怎样去“负债”、透支。美国为什么这么先进？就是因为他们产生了一个负债经营、透支未来的优秀制度。为什么美国会产生负债经营的制度呢？用他的话说就是：美国的文明太先进了，它天生了自由和法制，养育了勤劳和自立的民族性格。反之，中国人没钱，就是因为文明有问题，中国人胆子小、不敢负责，结果造成中国人不敢负债，不愿自立，而是一切靠家庭、集体、靠社会、靠国家。所以干脆受穷。
我想，如果阿伦特、康德再世，他们读了陈教授的书，会有什么想法，如果这书翻译成英文，奥巴马教授读了，他会有何评论？惭愧得无地自容也未可知。一方面，陈教授似乎不太可能比阿伦特和康德更了解欧美历史，――不但陈教授不可能，恐怕谁也不可能，而且，好像他也不太可能比奥巴马教授更了解美国，如果那样，去年的11月4日被选上总统的就可能是陈志武而不是奥巴马，但是，另一方面，陈志武教授却被今天中国的经济学家们推荐为“最懂得欧美和经济学的人”，甚至比欧美自己还懂自己，所以看到他的书，我一方面是吓了一大跳，另一方面是设想这个书如果被欧美的明白人读了，究竟是个什么感想。他们会怎么看今天的中国和中国的经济学。
所以，今天想起毛主席讲的那个话，我觉得对我们今天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也好，教书的人也好，是一个很大的警醒。起码这三条，第一，言必称希腊，即使你言必称希腊，言必称欧美，关于欧美和希腊的来历、利弊，你真能说清楚吗？第二，对我们中国的历史，对我们的传统缺乏了解，也不愿意研究。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以欧美通自居的经济学家，没准在奥巴马这种明白人眼里，可能真的就是“特傻特天真”。毛主席说是一百年以来，现在是两百年了，这样的情况，也没有根本的改变。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需要纠正的学风，但是要纠正，也要从很具体的学术工作来做。
顺便说一下，我当然尊重陈教授，而且他对金融问题的很多见解我是赞同的，比如他说中国不是没有财富，而是没有钱，这个说法很明快，但是“没有钱”的说法实在太简单了，实际上，应该说是“国家没有解决好货币主权”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下面将要具体的讨论。
我今天讲的这个所谓1500年以来的中国的历史状况，大体是围绕这么一个核心，主要就是两件事：即所谓“唐宋之变”和“明清之变”。
先讲什么是唐宋之变。研究中国历史，我们应该承认，现代以来，研究得最好的，就是日本人。这在有些中国人看来可能觉得是一件很耻辱的事情。日本人有长处啊，就是近代以来，日本首先有了解、研究中国的动力，说白了是想掠夺中国。第二个，是很方便。就是日本的文字（假名）与汉字相近，是从汉字借来的。第三是有条件。真是有很好的条件，国家很支持投入，学者也下了很大功夫。因此现代以来，研究中国历史，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在日本形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学派，叫作京都史学派。当然，郭老郭沫若也是在日本研究中国，他取了日本中国研究的长处；梁启超、章太炎、鲁迅，也都是在日本期间，做了很著名的中国历史研究。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最终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中国研究学派，这就是我们下面要介绍的京都学派，到今天，源远流长，内藤湖南、宫崎市定、滨下武志、杉原熏，几代宗师，如今传到第五代了。这是很了不得的事情。当然，现在，美国有加州史学派，虽然也不错，比我们强，但学问功夫比京都史学派还是差得太远了。所以，我们一想到这样，想到我们对自己的了历史，我们中国自己的历史，搞不过日本人，也搞不过美国人。这个就是毛主席说的，我们得加油了。
京都史学派对中国历史的一个最重要的见解，也就是唐宋之变。提出这个看法的两个主要代表人物，就是这个学派的第一代创始人和第二代的传人——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这个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讲唐宋之变，总体的意思是说，现代，――世界的现代，开始于亚洲；世界的现代，开始于中国。世界的现代开始于中国的唐宋之变。也就是说，在公元1000年之前，中国已经带动亚洲和世界向现代转变，这期间，中国很大程度上已经开始变成了一个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了。这个想法是非常吓人的。因为五四以来，我们自己总是说中国要实现现代还不知道要猴年马月呢，今天我们的学者们还是认为中国乃世界上最落后、最黑暗的旧社会，但日本人竟然说我们那个时候（公元1000年）就发生了现代，而且比欧洲要早得多了。
这个看法当然不是胡说的。是建立在很重要的学术证据和理由、扎扎实实的研究基础上的。第一，从经济上来说，所谓唐宋之变向现代转变的一个标志是：中国在从唐向宋转变的过程当中，产生了从实物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转化。这个突出的代表，大家知道王安石变法，熙宁变法的一个核心，其实主要就是利用公币和货币的杠杆来调配资源。这是王安石变法的一个重要的核心。宋代也是全世界上最早、最系统、最完备发行国家货币——纸币（交子）的一个朝代。因此，这个货币是属于国家能力的体现。国家用什么东西来调控经济呢，最厉害的办法就是用国家货币了。这个东西太现代了。
什么是货币？安东尼·吉登斯写了一个小册子，叫作《现代性的后果》，所谓“现代性的后果”，他的意思是说，现代性是一个“出乎意料的后果”，意思是谁也没想到欧洲会产生这样一个高风险的社会。人们一下子被从既有的社会关系中连根拔出，进入到彼此竞争的陌生人社会中，现代社会的风险首先与货币有关，他其中讲到货币，他说，货币是一个“脱域”的机制，它可以脱离具体的时间和空间，可以超于时间和空间之上，托架出时间和空间，即货币可以使得我们跨地域去支配和调动资源，货币更可以使我们拥有去透支未来有这个功能。可以买空卖空。因此呢，国家用货币的方式，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来对经济、社会进行调控。比如说，我们要是实物经济的话，大家要关怀一下乌有之乡，比较容易，因为运多少干粮和矿泉水来就可以了，但是，乌有之乡要是办在云南呢，我住在北京，那只能说汇多少钱去，就不用运矿泉水了。这个又快又灵又好，中国由实物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转化呢，确实在宋代发生了。就是说，国家调控社会、经济的手段变成了国家货币，而不是实物。这在世界上是非常非常早的。这是一点。
第二点呢，中国在唐宋之间发生了由爵位制度向科举制度的一个全面的替代。大家知道，我们中国历史上有一本很重要的一本书，叫《周礼》。《周礼》是什么书呢？《周礼》很神的。比如汪晖老师写了很厚的三卷书，其中很多部分是在研究《周礼》。简而言之《周礼》是一本官书。就是讲如何分配、设置官职，中国的政治学的产生很早，这个政治学里头是讲如何按照官制和官的分配方法来设立一个政治制度。《周礼》就是这样一本官书，同时，它也是那个关系的“关书”，就是说我们应该怎样来通过搞亲戚关系来设立一种社会关系。因此，《周礼》代表的是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其核心又是贵族制度。而说唐代到宋代的一个转化，我们就会看到，那个时候爵位（公侯伯子男），亲王贵族，开始不重要了。重要的变成了官职。就是在唐朝以前，官和爵还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不妨举个现在军队的例子：65年、66年的时候，毛主席就说，我们这个军队不要再搞这个军衔了，这是什么意思呢？有军衔制的军队，好像就是爵位制度，就是说，你既是一个什么长，连排班长，同时你还是一个将军、校什么的，前面是官，后面是爵，合在一起就是典型的封建爵秩制。可是到了宋朝以后呢，官和爵就脱离了，就很少在一起了，官就是官，不再是分公侯伯子男，你是团长就是团长，不再封你一个上校了。过去，所谓的贵族制度，这两个是联系在一起的，到了宋代，这个制度，就是爵位的制度，开始为科举造成的这个官位取代了。而且，这个东西到了明朝中期以后，就更彻底了。怎么说呢，就是明朝以后（我后面还会讲到），那个时候国家有了银子，从美洲进口了大批的银子。有了银子，国家就可以给这些官员直接发俸禄，发钱，就不需要再用实物奖励了。过去是怎样用实物奖励、支配官员呢，给你耕地，所以你当官，你就有职田。从明代以后，国家有了银子以后，直接发钱，那个公田、职田就不行了。这样很多小地主，就可以通过科举爬上去。所以这又是一个变化，政治体制、贵族爵位制越来越淡化，没有爵位制的作用了。
第三个呢，这个是很好玩的，就是宋代面临的边疆问题比较严重，辽金西夏，虎视眈眈。比如宋代两位接踵而至的贤相，仁宗时的宰相，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他原来就在延安附近打西夏，因为战功，加上他和韩琦是哥们，结果做了宰相。神宗时代的宰相是王安石，两位前后宰相，他们执政都主要是考虑这个边疆的问题。所以，他们面临这么严重的边疆问题的时候，特别是要打战，因此就非常着急考虑一个战争与国家税收的问题。形成了如何在战争当中，通过税收来增加国家能力这样一种思路，这从范仲淹、王安石，都很清楚。因此，这样一个在与辽金西夏相对抗中所形成的国族的观念，和通过税收来建国、增加国家能力的观念，是非常现代的。
第四个呢，就是在文化的所谓的平民主义。我们知道，在宋代的时候，老百姓的文化活动是空前丰富起来了，我们现在所谓的说书啊，郭德纲啊，看戏啊，那个时候都有了，文化平民化了。过去，老百姓的文化活动是什么呢，就是跟着地主，地主就是族长啊过节，过节的时候无非是祭祖祭神而已。可是到了宋代以后，即使在过节的过程当中，在群众聚会的过程当中，文化娱乐式的活动，就多起来了。以唱戏、郭德纲为主，祭祖祭祀反而为辅了，这种平民式的文化和文化活动，是文化世俗化的重要标志。
所以，上述四点的变化，从经济上说，从实物经济向货币经济转变，交子的产生；爵位制的退隐和科举制度的逐渐成为主导；通过战争税收来建立国家、增加国家能力，以及平民文化活动的繁盛。仅说这四点，当时全世界当然都没有。它却一下子在中国产生了，当然造成了一系列的后果，首先就是经济急剧的繁荣。法国的大汉学家谢和耐（在《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一书中），好像是吃饱了没事干，仔仔细细研究了东京汴梁南渡之后杭州的日常城市生活，他连那个老百姓怎么买水用水，每天汴梁老百姓吃多少鱼，吃多少菜，他都研究得很清楚。他感叹说，这个日子过得实在太好了，全世界都不可想象，怎么当时的中国就这么富有，经济和生活搞得这么好，不是一般的好，而是那么有格调、有品味――生活的审美化。所以，唐宋之变，就说中国社会在那个时候发生了现代性的转化。按照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的看法，在人类世界上，中国率先走向了现代。而欧洲那个时候，还是流浪部落。还在分成200个国家，彼此混战呢。我们后来称之为现代的货币经济，市场制度，那个时候在中国已经很繁荣。咱们耶鲁大学的陈志武先生竟然说中国人咋就不知道卖东西，怎么会呢，中国宋代时候就会卖了，谢和耐研究的清楚着呢：连杭州城的水都是买卖的，没有一样东西是不买卖的―――怎么还会不知道卖东西！
中国率先走向了现代，宋代就发生了现代性转变，这个日本人赞叹得不得了。他们说，中国率先突破了，我们日本跟着也就突破了。为什么他们日本跟着中国就突破了？他说，中国人有一条了不得，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中国人的政治逻辑是周礼，周礼是什么呢，复杂得很，但说简单了――周礼是亲戚关系治天下，周天子和各个诸侯是亲戚关系。这套逻辑，到了中国进入现代以后，中国人就把这个亲戚关系用于处理对外关系，从而形成了一个朝贡体系。
怎么叫朝贡体系？这个很多人研究得很细，事情本来还清楚，经学者们一说，很厚很厚一本书写出来之后，大家反而不知道什么叫朝贡体系了。这里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大家看过《红楼梦》，那个刘姥姥啊，进大观园，这其实就叫朝贡。刘姥姥实际上是来要点东西，要经济援助的，但是她不说是来要经济援助的，她说是来走亲戚，来串亲戚的，来认亲戚，所以《红楼梦》 这一卷最精彩就是王熙凤接见刘姥姥那一段——
王熙凤说，哎呀，这长时间不走动，这得怨你，为什么怨你？因为你不来走动，别人知道还以为是咱们富了瞧不起穷亲戚了，你老也不来，你这是该怎么称呼啊，我这也不敢称呼了，你到底是比我大还是小啊 ？
刘姥姥马上就说，您是我姑奶奶，―― 王熙凤是她姑奶奶，大家都知道，这很逗的，当不得真。王熙凤就说，既然如此，下边这些衣服，你都都拿着。刘姥姥就说，这衣服不敢穿啦，这衣服能随便穿吗，这衣服得拿回家供着，我倘若穿上这衣服就穿错了礼法了。
中国这朝贡，其实也是刘姥姥进大观园。中国周边的这些国家，包含日本在内，他们通过到中国来来串亲戚来认亲戚的方式，来获得经济援助和经济奖赏，或者从事国际贸易。好像刘姥姥带来了许多农副产品，凤姐姐回赠衣服金钱一模一样，这其实是经济交换活动。不过每次都要给一套衣服，这也特别关键，因为中国外交，过去麻烦着呢，好比过节的时候家长领着大家穿着各色不同的衣服 ，去拜祖宗，因此这个衣服很重要，靠衣服来区别亲疏远近，这是礼治的重要内容，所以每次朝贡国来了，都要奖赏衣服，实际上人家惦记的是经济利益，不是那个简单的仪式。这个过程当中，中国就开拓了对周边海上，包括琉球、日本等等之类的贸易。大家来干嘛呢，不是简单的走亲戚，实际上是做生意，实际上来中国要经济援助。但是，人家刘姥姥要说就是来串亲戚，咱们是亲戚。所以这一套逻辑，这一套《周礼》的逻辑，驱动了以中国为核心的国际贸易和经济关系的确立，日本是在“脱亚入欧”之后，在明治维新之后，傍上欧美大款之后，有了更有钱的洋亲戚，这才力图改变这种朝贡关系的。
其实今天我们的韩国朋友现在还在搞这套古意盎然的逻辑，我在韩国听一个韩国的教授，最通俗地讲《周礼》，不讲那么很深的道理。他一句话就把《周礼》的真谛说到了，他举日本的例子，他说这个日本不像话啊，你看，韩国是他的哥哥，中国是他的父亲，这个小子他欺负他的哥哥，还打他的父亲，这怎么得了！这套逻辑的基础就是《周礼》，我们东亚各国之间是亲戚，你破坏周礼，这怎么得了？
我们东亚之间是亲戚，日本很长时间其实也是讲这个的。你知道《马关条约》的时候，李鸿章和伊藤博文有一个很著名的谈话。李鸿章一看这伊藤，怎么搞得，你衣服穿错了，因为伊藤博文穿着西装就来了，伊藤博文说，方便而已。你穷了，我为什么还认你这个亲戚，不过伊藤博文那个时候还说，我们之间是远亲，日本，和朝鲜、中国之间，是远近不同，朝鲜中国之间是近亲，我们之间是远亲。说是这么说，不过李鸿章那个时候，即使是远亲，但是已经明算账了，人家还是把衣服给换了，不承认你这个五服了。到了“脱亚论”之后，日本就彻底变了。他那个逻辑就不是所谓的《周礼》的逻辑了，就变成了文明与愚昧，先进与落后的关系了，而不是远近的亲戚关系了，人家跟欧美排了宗谱了。当然，现在日本又开始要搞东亚共同体了，又开始搞亲戚，又要回到《周礼》了。为什么，中国好像又阔了，来认亲戚，背后还是经济利益。
总而言之，这个逻辑就说，中国率先进入现代，同时，中国又用《周礼》的方式，推动了周边的世界上最早的跨海洋的长途的贸易，但是它当时不叫贸易，叫走亲戚，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我来串亲戚，实际上是来要东西、做生意――这就是朝贡贸易。
唐宋之变，中国率先现代，同时中国又通过串亲戚为名的朝贡贸易，推动世界走向现代，这是很有意思很震撼的观念。所谓很震撼，主要是对我们自己来说，因为这个看法，除了我们中国的学者不知道，或着不大知道，全世界只要研究中国的人大概都知道。
所以上世纪80年代，我出国去的时候，他们很谦虚啊，日本人说，你们早就率先走进现代，我们跟着你们走进去的。到美国，我说我们搞了30年闭关自守啊，美国人却说：你们还闭关自守？你们到非洲修铁路，往越南运军火，联合国都让你们占领了――你们还闭关自守？
但是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说：唐宋之变为什么没有完成，中国为什么更没有沿着它所开创的现代道路，一路走进资本主义，走向帝国主义？你中国很早就进去了现代，那为什么在1840年后，简直就不成样了，一下子就好像回到前现代去了？
对这个问题最简单的回答，就是你跑第一，不见得老跑到第一，因为这也不取决于你，如果有人不愿跟你跑，另发明了一套跑法，而且人家的跑法占了上风，又被陈教授这样的裁判认为那才是天下唯一正确跑法，那我这中国道路就是世界最后一名了嘛。但是这个说法恐怕不成，你作为历史研究不能凭这样这一句话，历史研究必须面对复杂，就需要对中国历史下点功夫，但是中国那个历史，也确实复杂。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是简单的讲一下，从那个时候起，中国重要的改革，因为在唐宋之变以来中国走的道路，是跟中国历史上、跟我们知道的那些重要的改革有很大的关系的。
唐宋之变，就是以宋变唐，变唐的什么呢？唐最了不起的是租庸调制。什么是租用调制，认真说起来起码也可以写篇一万字的文章，但是核心是这样——租庸调制是这么一个伟大的发明——它把籍（户籍）、田和税收三者合成一个，按照户口授田，按照田收税，一条龙。唐太宗这个制度是非常了不起的。租庸调制是把唐朝推向盛唐的基础，走向盛唐，靠的是这个经济基础。那个时候，唐太宗手上田很多，可以编一个户口授田，每一个18岁的壮丁授田一百亩，其中80亩为口分，年老要还官，20亩为永业，即永远归个人，我们今天是多少，平均每人1.4亩。可见唐太宗老人家手里很有资源，唐太宗那个时候一下子授一百亩，而且，这一百亩耕到六十岁退休了，就可以在家里喝酒，18岁叫丁，60岁叫老，60岁后国家养着你就叫养老。这就是户籍，田，税合在一起的好处。而且我们知道，汉以前，中国的税是十一而税，孟子就称道说是王政了，汉更好点，十五而税一，到了人家唐太宗――好家伙！四十而税一，这真是轻徭薄赋了。贞观之治，第一条叫均田，每人一百亩；第二条，进士加府兵，这就是破除贵族制。你家里有五个孩子，老大脑子挺灵，好，让他念书，科举考上去了，文进士。老二不爱念书，孔武有力，天天打架，这也行，练好拳脚，准备当兵，武进士。老三在家授田一百亩，那还不是过好日子？
文武两途，过去就是贵族把持，到唐太宗，通过府兵、科举，平民子弟可以上去。一个均田，一个教育，一个土地平等，一个教育平等，用我们今天来讲，追求资源分配的公平，从而把中华民族一举带进辉煌的盛唐。
唐太宗真了不得，杜甫诗曰：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真是往事不能如烟啊，李世民这个人脑袋很清楚。贞观元年正月，一当皇上之后，他不是跟所有的臣子学文件，更不是打麻将，而是在过年的时跟他们一起听音乐。听什么音乐？《资治通鉴》里面讲，听《秦王破阵乐》，听的过程当中，他很感动啊，他说当年我们打天下的时候，老百姓一听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闻风而来，是不是？今天我们坐天下了，千万不能忘本啊，不能忘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啊。老百姓为什么听着《秦王破阵乐》而来啊？因为我们代表老百姓的利益啊！其时那里头有个不懂事的大臣——封德彝说，皇上，打天下靠的是你老人家天才武功，治天下哪能靠您这个《毛选》四卷和三大纪律呢。太宗说，你这个这就不懂了，打天下的时候，人民群众听到我的音乐就支持我们，坐天下更不能光靠武力了：“文武之用，各随其时，卿谓文不及武，斯言过矣”。这个皇帝了不起，一看这个话就知道。
租庸调制，通过土地制度的平等，通过教育资源的平等，唐太宗把中国历史推向盛唐，这也就是贞观之治的两大基础。可是呢，这租庸调制也有个坏处，也不是坏处，叫做局限性吧。局限性主要在，唐太宗的时候中国人口不多，田倒是很多，加上国家能力很大，所以他这个统计人口比较能做得到，户籍分三本，一留县，一送州，一送户部，“每岁一造帐，三年一造籍”，他每年去编这个，每年统计帐目，每年死了人以后，也要重新统计，要重新授田，要重新调查。靠魏征、房玄龄、杜如晦这些人玩命地为人民服务地干活啊！唐太宗及其儿子，及其孙子，那个时候，人口还少啊，官员勤政啊，所以他还是可以造出户籍册来。后来，经过武则天，经过安史之乱，等等之后，这个人口变化太大了，你根本搞不清到底有多少人了。按籍授田，按田收税，这个制度根本不可行了，它这个好制度，局限在哪儿呢，随着人口的剧烈的增加和膨胀以及变化，这个统计户籍和户口的事情不好做了，就是说搞不清有多少户口，这个操作起来有局限性。唐太宗应了魏征的那句话啊，“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这个就是说：好的开头，后来要继续实行却很难。
所以到了唐朝的后期，代宗时期，又诞生了一个聪明的宰相，叫杨炎。杨炎就提出了很重要的一条改革租庸调的办法，叫做两税法。怎么叫两税法呢，两税法说起来也简单，就是一年收两次税，夏天和秋天收两次税。两税法的核心就是，既然户口整不清楚了，土地兼并又严重，对吗？那咱们就只好按地收税，不按人头收，你不是地多吗，你多交税吧。谁家田多谁多交税，谁家房子多，比如说，你八套住房，多交房产税吧。杨炎也很了不得，他能想到这一招。但是杨炎还是不够聪明，因为这只是一个消极的办法。我是大户，得多交税，我也不必反抗你杨炎，国家的土地税我应该交，但是，我可以十倍二十倍的从地租当中收回来，我地多，自然可以雇很多佃户收地租吗。因此中国就产生了国家土地税和地主地租这两个分类。大地主豪门，我认交土地税，但是这税从哪儿来呢，是从地租来的，地租要十几倍于土地税。杨炎很得意啊，你看我把你们这些豪门大户用税收给整住了吧，但其实杨炎这一套税收的负担，最后还是落到佃户头上去了。表面上看，佃户与地主的关系，就好像按是个家族的关系，家族、宗族把持地方和基层，国家无法深入，任凭剥削兼并，国家不闻不问，埋头收税，所以，这个中国的封建体制、宗法制的基础就是地租。为什么说杨炎的改革是消极的呢，因为在他看来：基层的事情国家不干预，国家只管收税，至于农民有没有地，小人有没有房，怎么受剥削，这我不管，我也不管不了，既然我搞不清你到底有多少地，有多少户口，那我只管对多房多地的多征税，以为用这个办法就行了，他用这个办法来解决问题，但实际上，他反而使税加到佃农身上。造成的问题更大。
第三个，最简略地说走向现代的开端，就是我们要追溯到北宋的王安石，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的熙宁变法。列宁啊，也有这样的看法，列宁说，王安石是中国、是世界最早伟大最现代的改革家。王安石变法最主要的一点，就是通过货币这个杠杆——宋朝的“公币”这个杠杆，来重新调动和分配国家资源。比如说青苗法，因为农民根本拿不到国家的补助，比如想发给农民一个东西，发他一个帐篷，长江决口的时候，想发一个什么东西过去救济灾民，结果都被中途截留了，都被扣了。怎么办呢，国家就发钱，就把这个钱发到他手里。好像我们今天，把农业补贴直接打到农民的卡里，你还怎么截留？所谓青苗法，就是要解决农民撂荒的问题。为什么农民撂荒呢，因为种不起啊，种子太贵了。王安石说：种不起没事，国家先借你钱。完了之后，到了收获时候，你还二分利息给国家就行了――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费改税”啊。这样用货币的办法直接补助农民，采用货币的方式，一竿子捅到底，直接把国家和农民个体联系起来。同时，你商人要想哄抬物价吗，可以呀，不要紧啊，国家可以用钱采购的办法在贵的时候买进，便宜的时候卖出，这样一举把这个物价稳定住，这就是货币的本事。比如说运输劳役，你不想出徭役，你出钱也可以，国家用钱雇人代替你。这个就是王安石很重要、很天才的一点。说什么中国人只有财富没有钱，不知道钱能通神的好处，王安石的北宋是世界上第一个用国家货币来调动、分配资源的货币经济，怎么不知道钱的好处？
他和范仲淹是前后两宰相，但范仲淹就不行了，范大人的改革其实没有什么新东西，他改革的重点就是改造官僚体制，这完全是找死，范老大人说，现在的官僚呢，什么都做不了，就知道腐败，慢慢都裁了吧。你这还了得，天下官僚，能先天下而忧后天下而乐的，其实根本就没有，范仲淹的主张看起来浩然正气，但其实是空头支票，根本实施不下去，而且刚好仁宗又是一个烫面的耳朵，他听范仲淹这么一说有道理，听人家那么一说也有道理，结果自然是，范仲淹就下岗写《岳阳楼记》去了。王安石可就比较狡猾了，他说皇上你让天下官员们打麻将吧，把他们好好当鸟养起来吧――我现在用货币的手段调控，重新分配资源，不用他们瞎操心了。再加上神宗是一个油盐不进的人，他只听王安石的，别的人一概都不听，连天遣他也不听，王安石说：地震怎么了？彗星落陨石怎么了？天变不足畏，这就是所谓“三不足”，于是神宗皇帝大力支持他。所以王安石的变法，几乎要成了，但是最终也没成，这是个悲剧，历史的大悲剧。
为什么说是悲剧？第一呢，王安石的改革其实是被官僚拖死了。他们第一个是说，王安石这个人太能干了，你每天忙啥呢，大家都说，我们执政的最大的要义就是无为，就是与民省力。你这个王安石简直是每天扰民啊。“青苗法，其首在扰民”。著名的司马光，带头散布流言，王安石当面就问他，青苗法怎么就扰民啊？司马光说，怎么不叫扰民，人家有钱的人不愿借，那些借的人还不起，你这不是扰民吗！王安石说，你这说法是从何而来啊，你具体去做没做啊。司马光说：我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你这么闹的！还有，王安石要兴民兵，有人就说：那有一半人去当民兵，这不谋食了，不种庄稼了啊。陈亮空头文章写得好，毛主席当年表扬柳亚子，就夸他文章赛陈亮，意思是说老柳也是空话多。这个陈亮说，王安石搞的这个事，大家都干不了，大家都不会干。因为司马光他们所代表的宋代的知识分子，念经读书还行，税收、财货都不会。所以他们所说的无为，实际上就是无能，干不了正经事。有个人是当着皇上面，决心表得很好，但好长时间不作为。王安石就问，你怎么不作为？他说，“其事繁扰不宜轻举”，就是说这个事还真有点难，所以不敢轻易干。范仲淹也是改革家，他就说，“十事之七不能行”，就是十件有七件连我都干不了。所以，更不用说国家用货币的手段来平抑市场这种事情。这个范仲淹说，“平市易”（用货币来平抑市场的办法）劳费心神，我学的知识都不能用来干这个。总之不擅长啊，不会干。王安石总算比较狡猾，他不会像范仲淹一样说，你们不会干，统统回家睡觉去。他将计就计说，这也是啊，咱们这些官员向来学的都是经史子集、诗词歌赋，这个确实不会，难为大家了，那你们就去诗词歌赋吧。于是王安石就找另一批人干，这样一来，国家官员就更多了。而且还弄上一些小人。行政机构反而更加臃肿了，所以王安石想法很好，很天才，但是没有人会干，这是第一条，倒不是没人口头上支持他，而是大家不会干，支持也是口头支持。
第二呢，司马光他们讲的是对的，就是你怎么能保证你这个行为——用货币的办法来分配资源，给人民发钱，用货币的办法来调控资源，怎么能保证这些措施能得到下面小民的支持，而不是为国家聚敛。怎么能保证新政得到人民的真心拥护和支持。这个施行起来有什么制度的保证吗？有什么基层的抓手吗？这确实是对王安石的一个考验。王安石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改革，这样的改革的根本问题，其实就在没有基层组织的基础和动员能力，国家妄图通过货币的手段，直接来面对和组织千百万马铃薯一样的单个小农，中间没有任何组织，这样的效率是很低的，这样反而把国家的资源和能力分散了，耗散了。最后，王安石搞的那一套仅仅变成了国家税收手段，通过这个货币方式，极大地程度上扩大了国家征税的能力。但是基层老百姓得到的好处确实没有制度保障，完全就是靠王安石以及他的执行者的好心。他觉得人民太苦了，应该让他们发展起来，这可能是王安石想的，但是他请的那一帮愿意执行改革政策的人呢，却说，我们在改革过程中太苦了，我们想要多捞一点钱。所以，这就是没有一个基层人民自我组织的制度的机制，来保证这个货币杠杆确实可以造福于社会。这个是王安石的变法的悲剧根源。
总结起来说，这就是我们中国为什么会产生唐宋之变，以及变的是什么。我们从租庸调制，两税法，以及熙宁变法，王安石变法梳理一下，这些在我们历史上，都是真正的大关节目，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历史的行进的步伐。
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唐宋之变，为何那么困难，为何不能完成。受到既得利益集体的反对，受到官僚集团无能的制约，这是一点，但根本上说，是没有得到基层人民的支持，――没有基层有组织的支持和呼应。这是自上而下的改革的缺陷。我们常说，我们的事业，只要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支持和拥护，就不怕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但是，如果人民是一家一户，一盘散沙，他们即使衷心支持你，但也毫无办法，因为他们没有组织，也没有表达意愿的办法，结果人民究竟支持还是不支持，这件事连王安石自己也闹不清楚了。
第二个，就是讲所谓明清之变，更具体讲，是明清之变和中国的货币主权的丧失。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明清之变呢，就跟我这本书新书讨论的一个内容有关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说的是：明代的中期，明代宗朱载垕，隆庆元年之后，他一上台就做了几件大事。其中包括把海瑞从狱里放出来，再比如说提拔了张居正，这些都是大家比较知道的。但最重要的是隆庆元年的几个政策，一个是开放“海禁”，一个是开放“银禁”。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的国家货币——宋代的交子，元朝的那个中统元宝交钞（元朝的时候，也用了很长时间纸币），变成了银子，而且国家彷佛一下子，变得积极主动用银子来调配资源了，结果从此明清两朝都变成了用银了。这个是由于上层的支持，有没有人反对呢，这一次上层几乎没有一个反对的，这一次采用货币经济，支持的人很多，特别是中国所有的从事盐、海货贸易的商人都大力支持，支持国家用银来调配资源。而银作为国家货币的开始合法，是由于“一条鞭法”的实行。“一条鞭法”的大行是在张居正时的万历时代，也就是朱载垕的儿子神宗的时代。但是“一条鞭法”的发明是源自朱载垕他爹，嘉靖后期，浙江一个叫庞尚鹏的浙江巡抚，这个人主张在浙江收税用银。因为浙江离日本最近，日本在那个时期发现了大银矿，于是浙江福建两省商人手里，有许许多多的银子。明朝原来是有货币的，是有“宝钞”的，但是这个宝钞谁也不愿用，大家都反对。这种反对货币的做法，就像王安石的时代，官员都不知道怎么去用货币的办法来分配资源。首先是国家官员和商人对于国家货币宝钞没有信心，可是到了明朝，上层的立场一下子变了，首先是大商人支持用白银代替国家货币宝钞，为什么商人支持用白银代宝钞？因为海外贸易用白银，因为他们手里有大量的白银。
所以到了1567年，朱载垕隆庆元年，国家在商人和上层官僚的强力要求下，放弃了国家货币宝钞的发行，转而用白银作为流通货币，历史从此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放在中国，事小；放在世界，事大。怎么大呢？就是在1570年开始，发生了美洲白银产量和出口量的第一次高峰。要知道，1492年，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发现新大陆，从此以后（刚才说过），欧洲，或者说“欧美世界”就诞生了，拉丁人就有了家园，就不是满世界野跑的流浪部落了。他们找到了美洲。找到美洲之后，欧洲几乎所有的王室、国王一下子都不怕打战了，因为一打战他们就可以放手借钱，因为王室有巨大的财产可以作抵押，而这个巨大的财产就是美洲。我可以借钱，我房子大着呢，我有美洲，那么大房子，你大胆借钱给我，担心什么呢。这还不要紧。他们到美洲找金子，结果却发现了银子。这银子主要在墨西哥，还有波利维亚的波托西。世界上白银的五分之四都在那里，而从1570年开始，美洲白银的五分之四，全部运到中国来了。所以，1570年，是世界历史的重要转折。
朱载垕皇帝很有意思的，他当政七年，很少上朝，上朝后什么也不说，一句话也不说，就是讳莫如深，后来有人怀疑他是结巴。其实这个人很鬼，得了韩非子的真传，帝王之术，就是你们说，让你们说，我沉默是金。他是一个无为皇上，但做了一个扭转乾坤的工作。从此以后，中国的货币就是用银子了。银是从哪里来呢，是美洲进口的。这个简直是了不得了。白银货币经济由于上层的支持从此确立起来了，但是国家的货币主权，恰恰从此付诸东流了。
1570年，在欧洲发生什么事情呢？欧洲在地中海地区产生了资本主义。我们今天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解，主要是从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一卷的那个分析开始的。马克思的第一卷是一个逆推式的，他先从工业革命说起，指出资本来源于资本家作弊，就是说通过无偿的占有工人的劳动时间，马克思是按亚当.斯密的理论开始推论。这个最切实的分析对象是工业革命，往后呢，到第三卷，马克思就说，资本主义的产生，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来源，是来源于对于货币的积累和债务的积累，来源于银行业的高利息。但按布罗代尔的说法，最好的描述资本积累的方式，其实就是从资本论的第三卷倒着来，那样更符合欧洲历史的真实。他说资本主义一开始的积累，不是资本家延长工人劳动时间这种小小的作弊。我们今天看这个靠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如果就能积累那么多钱，那奴隶主也可以成资本家了。所以重点还是资本论第三卷里讲的。资本起源的原因是什么呢？是靠向国家放债，就是地中海的银行家向国家放债。向国家放债收取的高额利息，而且在发债当中，所产生的年息债券是资本主义的起源。为什么货币商敢于向国家放债呢，他说，只有当债务是放给国家的时候，它才是最牢靠的。为什么呢，因为比如放给西班牙，西班牙说，你别担心，我有美洲，借给我吧。因此就把美洲那一块的贸易权拿去支付利息。放债给国家，利息是有保证的，而且借给国家，国家只是理论上要还，但永远也还不起。还的只是越来越高的利息，因此这个债务的利息就不断地滚来滚去，结果债券本身就可以交易了。
于是，在1570年代的时候，布罗代尔说，1571年已非常确切地在地中海地区产生了世界上最早的债券的交易。就是说，地中海的银行家，向西班牙帝国去放债。这是资本积累的起源。这些向国家放债的银行家，债券式的银行家，是最早的资本家。他们怎么产生的呢？因为地中海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一方面它是从美洲向中国运营的中枢杠杆；另一方面，它是西班牙向北征服欧洲——欧洲最北边就是荷兰——的交结点上。因此大量白银和黄金在这个地方储存和停留。我们讲到，1567年美洲是世界白银的出口地，当时正是生产和出口的高峰期。这个高峰期，就是向中国出口。也是1567年，中国是第一次官方决定货币用银了。第三，1571年，又是债券资本家，也就是资本主义在欧洲的起源。1570年代，因此就成为世界历史的重要转折时期，因此也就成了我们后来说的“明清之变”的重要依据。
而关于明朝的衰亡，我们过去已经有很重要的讨论，明朝是最后一个汉家王朝。明朝一亡，中国人连衣服都没有了，我们要看中国人的衣服，从此只能到京剧里，到朝鲜去看，喝茶都是蒙古喝法了。明朝一亡，真是痛心疾首。
但是，关于明朝衰亡，有很多争论，1944年是明朝灭亡三百年，郭沫若、翦伯赞、柳亚子等都不约而同的写了关于明朝灭亡经验教训的总结，观点不同，但是都提出明朝衰亡不是那么简单的——即由于流寇李自成、外寇满洲造成的。因为1943年，蒋介石写《中国之命运》一书，说明朝灭亡就是由于外寇和流寇，今天中国之倒霉，就是因为外寇和流寇，外寇是日本，流寇就是共产党。所以国民党马上组织一批人与郭沫若等人论战，围绕着明亡，这场论战成为决定两个中国的命运的大揭战的序幕。这里头，脱颖而出的是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提出了很多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把明清和李自成合在一起看：如果一个旧王朝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李自成为何与旧王朝一起覆灭？为什么清朝也最终覆灭？中国怎样走出历史循环呢？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很被毛泽东所激赏的。自然，当时的讨论必然有所侧重，但我们今天回头看，这个讨论也有所忽略，忽略的地方是没有涉及到明朝衰亡和世界白银出口剧烈下降造成的“蝴蝶效应”（就是美洲蝴蝶一振翅，我们这边原子弹掉下来了）之间的关系。
后来，王夫之、顾炎武等都有提出这个问题，特别是顾炎武在其《日知录》、《以钱为赋》、《银》中说，明朝的问题在于那段时间国家既缺粮又缺银，为什么呢？这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也讲了，美洲白银供量的下降就发生在1630年到1650年之间。因为16－19世纪的时候，白银不但作为货币，也作为商品。漫长的16世纪世界贸易的主要商品就是白银，白银的生产因此要受到供需关系的左右，一开始，大量的白银被中国吸收了，英国吸收了，欧洲吸收了，但是它既然是商品，生产多了，白银的生产价格和货币价格就拉平了。因此，就导致生产量减少，这跟今天我们讲石油是一个道理，受市场规律的支配。第一次白银开采量与出口量的减少，就发生在1630年到1650年之间。这个原因对解释明朝的衰亡是很重要的，一方面是物贵银贱，另一方面后来发展为物和银都很缺乏，整个就处在这样一个“蝴蝶效应”的危机中。这个问题，亚当.斯密、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都注意到了，但是，这个却是我们过去不曾多注意的。
1567年，明朝“改革开放”，采用商人和官僚的主张，废除国家货币“宝钞”，而采取白银作为货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但是，到了1630年，白银供给不行了，这对经济的影响巨大，先是通货膨胀，后是通货紧缩。两者接踵而至，所以三个最无能的皇帝嘉靖、隆庆、万历，虽然看起来好像最糊涂，开创了几十年不上朝的记录，就是在家玩，说见了你们这些百官我堵心，但他们的时代偏偏号称盛世。而崇祯皇帝朱由检，那真是励精图治，到了他，明反倒亡了，什么原因？大形势啊。造成亡国的原因，就是他的爷爷的爷爷那些“改革开放”走过头了，竟然把国家货币主权给改革掉了――所以他就再也回天无术了。（鼓掌）
清朝的灭亡同样也是有很多原因的。但关于鸦片战争，中国的书没有什么可看的，你看了反而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走歪路，还不如不看。要看，一是看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个书写得好，是真真正正下了功夫的；二是看前面说到的京都学派的内藤湖南的作品。他们两个没有商量，但得出共同的结论。他们说鸦片战争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中国没打过英国。但是为什么没打过呢？英国只有7000人，英军只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是来自印度马特拉斯的印度人，7000人劳师远征，而且没有一艘是铁甲船，有一艘太小不能参战，只能作侦察用；同时，清朝先后调集42万人，这是个什么概念？唾口唾沫都能把7000人淹死。问题是，就是没打过英国，为什么？
内藤和胡绳都得出共同结论，清朝先后调集的42万军队，都是严重缺饷的乌合之众，发不出军饷很多年了。为什么呢？第一，清朝的八旗养的好几旗军队，早已不能干活了，养鸟还可以，但还都号称是国家主要军队；八旗不行就让绿营去打，这是汉族军队，后来还有乡勇。但是汉族军队攀这个，你八旗就知道养鸟，我们还要去训练，打战，反而是业余选手。第二，清朝从康乾以来所实行的很重要的如轻徭薄赋等“仁政”，摊丁入亩，永不加税的政策。我们绝不能简单地说清王朝宽仁，但是相对英国来说，那简直太宽仁了。这清王朝自然也不是东西，但是，不是东西，你只能与同样不是东西的比，这里头最不是东西的那个，肯定是英国，而那不是东西里头最好的，倒是清王朝了。
我们看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他说自己是资本家的小少爷，革命导师恩格斯说，我是放弃了社交、香槟酒的机会，去跟英国工人阶级一起生活，我才知道了英国社会的真实状况。恩格斯说，我发现我们的欧洲遇到灾难了，遇到了社会大转型。怎么大转型呢？我们面对了“一个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恩格斯不是英国人，他说，英国人搞坏了这个社会，它创造了一个“不仅仅是一切阶级反对一切阶级，而是创造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社会”，所有的人都踩着前面人的鞋跟，想揪着前面人的领子，想把他拉下来，取代他那个位置。这个东西叫“市民社会”，这个人吃人的社会，在所谓的“竞争”这个词语中得到了体现。英国社会是一个人类最野蛮的社会，竞争就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全面战争。这话也就是后来尼采说的强力意志，他不下来，我上不去。英国创造的是这样一个社会制度。清王朝多少还装成咱们是亲戚，地主剥削你的时候也都这么说的，咱们是亲戚啊，好说好说，把闺女送我们家来吧，（笑）保准吃得好、养得好。英国连这个都没有，英国就说，你把闺女弄我们家当奴隶吧，连这个吃得好住得好都没有了。所以，不是东西的比起来，清朝就算是比较好的一个了。
所以，内藤说，清王朝“摊丁入亩”等仁政政策使国家税收能力下降了。就是这个地方受灾了，皇上说你们辛苦了，今年的税免了吧。英国怎样呢，就是你这地方本没受灾，但你不想圈地是吧，那我放水把你给淹了――国家制造水灾。这样税收的下降，造成清朝的军队缺饷，42万大军还没到与英国交战的地方，在路上首先就自己杀起来，校场格斗，日有积尸，杀完了之后，胜的一方再杀向英国，到了那里之后，发现英国人走了。英国其实不上岸，它是海战战术。清军就逮着老百姓，“汉奸，出钱！”结果老百姓恨官军，都成英国奸细了。官军如匪，没有钱，缺饷，自然就抢老百姓了。第三，就是胡绳说的，英国采用了清军不擅长的海洋战争，它不是占领领土，而是封锁你长江口，不占领南京，但封锁了你清朝的漕运，清朝打不下去了。与其这样打，收不上税，不如一次性赔偿三千万，这样完事，咱们将来还可以继续收税。皇帝一听，有理啊。有什么了不起，当年我们的广东公行，鸦片战争时期，仅仅一年的外贸盈余就是2800余万，赔它个三千万有什么了不起的，只要我们还可以继续收税就行。
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是，1830到1850年的时候，世界发生了由银本位向金本位的转化，这是极其重要的转化。因为在漫长的贸易过程当中，欧洲积累了世界上主要的黄金。为什么积累黄金而不积累白银呢？因为黄金比白银好携带。同时，在非洲的殖民掠夺过程中，英国、法国、荷兰等积累黄金，就率先采用了金本位的制度，这样造成世界上所有的劣质白银都运到中国来了。本来中国的就是多币制，哗的一下就乱套了；在这过程当中，广东公行的商人，又把大量的纹银（就是白银里头最好的）搞投机活动，出口到印度，再到欧洲，进行套利。我们所说的白银外流，是指国库的纹银大量外流。同时，涌入大量的劣质银，内外交攻，摧毁了清王朝的货币制度。这是发生在1830年到1850年间的事情。
1895年甲午战争，日本敢于动武，那是英国人出钱，让它跟中国打，日本没钱，它哪里有钱啊，英格兰银行说，我出钱你打，打完之后你直接把白银放到我英格兰银行里，换成英镑。1895年甲午战争，日本要求中国赔偿2亿多纹银，但要中国换成英镑，存在英格兰银行。日本正是通过这笔款，完成了由银本位向金本位的转化。这就是明清之变和中国货币主权之丧失。当然，我们过去所说的明清灭亡的道理都是对的，但是，如果仅仅从中国内部来看待这个问题，就不能看到（但也不应该不看到），在1500年之后，特别是1570年之后，通过美洲的白银贸易，中国已被深深地卷入了亚洲和世界经济体系中。我们不是没有货币经济，而是没有国家货币主权，我们离开1500以后货币的流动状况来解释两朝的兴衰，仅仅从中国内部看问题是不行的。
从中国内部来说，我们要么说王朝太腐败。但是，朱由检可不腐败，朱由检是所有的好皇帝中最廉洁的一个。要么说西方太强大，但是，我们从来不说欧洲太野蛮，从来不像尼采所指出的，欧洲文明的实质就是野蛮，就是战争，野蛮和战争就是“主人道德”，中国文明的实质就是文明、就是和平，文明与和平就是“奴隶道德”。我们不读尼采的书，就不会不象欧洲人自己那样明白是怎么发家的，最懂得欧洲本质的人就是尼采，所以，问题还是言必称希腊，对什么是希腊，却不知道。中国历朝历代起码表面上都在想如何“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或者对外在想怎么建立“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关系，而不知道欧洲在夺取了美洲之后，产生了恩格斯所说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社会，产生了利用他人的资源谋自身发展的道路。这个就是光脚不怕穿鞋子了，他们当年确实是没有什么负担。
不过，今天的世界倒过来了，我有一个英国朋友，回英国一看，他说现在的英国几乎就是当年的大清王朝，没有一辆车是能准点到的，连英超那些足球队踢起球来都不卖命了。英国人每天都在睡午觉、喝下午茶，所有的地方都没效率，而他到深圳一看，哎呀不得了啊――如今阿Q成了假洋鬼子，假洋鬼子成了阿Q，满街的中国人都在忙着抢钱，眼睛都是绿的。这个时候的深圳是那个时候的英国，这个时候的伦敦是那个时候的北京。
所以，这个是我刚才说到的唐宋之变与明清之变。唐宋之变未完成是什么原因呢？简单说，我们这个国家的历史上当然也产生了天才，比如王安石，但是，这个制度也产生了我们常说的“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我们的科举考试，研究经书，经书的核心要么是周礼，周礼的核心是官职的分配，官员的分配。要么就是研究义理，“养吾浩然之正气”。现在我们看很多官员办公室椅子的背后，墙上还是写着这个“浩然正气”。要么就是诗词歌赋。可是对于经济，对于通过货币、税收来支配国家，增加行政效率，国家正式官员队伍里面，大概只有王安石一个人会（他什么都会，包括诗词歌赋也不错），但是胥吏、县令、县里的掌书记、村官，就是“吏”，他们也会。所以王安石变法就只有用小人。中国基层，财政司法，实际上五百年来都是控制在吏手里。你看《红楼梦》里讲的：贾雨村上台判案，葫芦僧判葫芦案，讲的就是这个所谓吏主地方、吏主司法，这种封建体制的特征。
而明朝之后，表面上看国家是用货币手段调配资源，效率增加，但是，这个货币是没有主权的，是依靠从美洲进口的商品。为什么这个时候的国家竟然很容易在一个糊里糊涂、上班不说话的皇帝那里完成了这项重大使命呢？因为有浙江、福建的商人支持。中国所谓买办商人的根基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所以，中国后来之所以走向1840年鸦片战争，有其必然性：第一，是封建主义、封建官僚导致的国家组织能力下降。所谓“官无封建”，就是官什么也不会；所谓“吏有封建”，就是吏把持地方财政司法；第二，国家面对马铃薯一样的小农，没有办法，基层没有组织。这个是唐太宗之后就遇到的问题，上有皇权，下有马铃薯一样多的子民，具体有多少，搞不清楚，也顾不过来，没法授田，也没法收税。搞不清有多少人，你就不知道要收多少税，不知道收多少税，就不知道发多少钞，合理的财政于就是不能确立，租庸调制度坏了以后，中国社会就是“两张皮”结构；王安石改革，失败的最终原因，同样也是没有下层和基层人民群众的有组织的支持和呼应，就靠神宗一个人支持，神宗一死，人亡政息。
所以，我们说中国1840年以来衰败是必然的，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革命也就更是必然的。革命首先从基层开始，把吏主地方的基层的封建主义打掉，就是要建立基层的组织。没有建立一个人民的基层组织，就不能真正的反封建。再就是打击买办商人，夺取国家货币主权。所以，我们即使从中国革命的破坏意义上来说，它要打倒完全无能的官（就是那个士大夫阶级），铲掉鱼肉地方的吏，推倒买办商人。从建设上说，它形成了基层的政治与经济组织，解决了王安石所不能解决动员基层的问题，保证国家资源的合理分配。
钱穆先生说中国历史，有几句话今天想来很感慨，他说：“租庸调制的精神，不仅在于轻徭薄赋，而尤重为民制产。两税法后一千年，朝廷再不注意到民生疾苦，而徒务追征诛求”；他说“为民制产”，这才是贞观之治的最高峰，随后在中国历史上就再也没有为民制产的政治了。今天看来，这个话很深刻，但也不完全，我们知道，实际上，租庸调制度的存在，是需要得天独厚的条件的，这些条件包括：人口相对较少而且几乎没有流动性、国家资源绝对丰厚、国家能力空前强大，这三个基本条件，缺一不可。否则，即使国家掌握着最先进、现代的货币工具，面对千百万马铃薯一样流动性的人口，要给每个百姓逐一“制产”，是完全不可能做到的。而这就是租庸调最终瓦解的原因。
真正破解了这个千古难题的是毛泽东为新中国设计的制度，所谓的“为民制产”，在农村就是以生产队为核心的集体经济，在城市就是集体企业和相关的单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人的生老病死、教育、住房、医疗和养老，是由基层集体组织所提供和解决的，国家只是起到了辅助性的作用，集体经济和单位，是城乡居民可以依靠的产业，这就是贞观之后的唯一一次“为民制产”。我们可以从许多方面来控诉中国革命所造成的基层组织的毛病，认为它不自由、妨碍了个人的发展、没有效率等等，这些控诉或许都有道理，但是事实是：1980年代以来，村集体和城镇单位的社会保护、社会福利功能消失殆尽造成的后果――在给农民生产自由的同时，农村实行的大包干解除了集体对于农民个人的责任，城市用工制度的改革在打破“铁饭碗”的同时，取消了单位对于职工的福利承诺。用王绍光教授的话说：随着农村的村集体和城镇里的单位被剥离了社会职能，并演变为纯粹的经济机构，村民的生老病死、福利待遇便失去了保障，教育、医疗、住房和养老都必须花钱到市场上去购买。今天看来，无论毛泽东意义上的单位和村集体是否十恶不赦，但它的毁灭，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堪比盛唐贞观之治的“为民制产”的失败，这一点，只有真懂得历史的人才能看到。
当越来越多的人买不起市场上的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资源的时候，我们这个社会当然就不太平了。大家知道，正是为了回应人民的要求、社会的危机，自2000年以来，我们以国家二次分配的方式，利用国家的强制力量，打破了市场的锁链，国家通过直接出资和出政策的方式，把那些无力在市场上购买活命资源的人们、那些被市场抛弃了的人们，重新担负起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胡温新政”，胡温新政，实行已经九年了，没有胡温新政，我们恐怕很难应对接踵而至的各种危机。
因此，正像当年的五保户热爱村集体，因为村集体在他们那里不是空洞的一样，今天的许多中国人为什么要爱国呢？因为他们对市场失望、被市场抛弃了，而从2000年开始，由国家出面来救助那些被市场抛弃的人们的时候，他们当然会爱国、把希望寄托于国家了。从1997年以来，中国市场上的房价涨了起码五倍，但是，我也可以负责任地在这里告诉大家：唯一比市场上的房价涨得快的，就是中央财政用于三农（农产品政策补贴、农村中小学教育、卫生支出）的资金，从1997年的区区700亿，增加到2007年的3917亿，只看到前者，不看到后者，也是不对的。
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看到，毁树容易种树难，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农村社队和城镇单位是普通人抵御风险的庇护所，而随着社队和单位的解体，这些风险，就只能由一个强大的政府通过强制的方式使全社会来承担，只能由国家来为所有人提供起码的福利和安全。由于在八、九十年代，中国政府一度漠视了这方面的责任，这种状况只是在过去几年的胡温新政开始时才得到扭转。由于已经没有了集体积累，没有了集体经济，单位基本丧失了社会福利功能，由于毛主席“为民制产”的基层抓手已经不在，救助普通人的责任，历史的欠帐，这一切都压在这一届政府的肩膀上，压在国家财政的身上。
市场经济的突飞猛进解放了生产力，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当一切都必须在市场上买卖的时候，人们突然发现：一些基本的生存发展的资源希缺到一般人根本买不起了。同时，错误的发展观无情地斩断了人们与各种社会群体之间的纽带，把他们转化成市场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独立个体，那些以前靠集体、单位、家庭生活的人们，必须学会一切完全靠自己，我们的社会瓦解了，不存在了，或者说，我们的社会变成了完全的市场社会。而这就是陈志武教授所说的先进文明。但是，他也许忘记了，市场上充满了风险，这使得没有一个人能够担负起照看自己的全部责任，包括陈教授这样的超级精英自己也会面临失业的风险，更不要说其他人了，在这个时候，我们确实要求国家在市场中扮演积极的角色，包括在教育、医疗和住房三农方面继续加大投入，完全靠陈教授所说的市场是不行的，这些经济学说的话是靠不住的，这是历史的结论，是现实的残酷教给我们、必将继续教会我们的道理。
集体卖掉了，“为民制产”的努力放弃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国家的土地不能继续这样地卖下去了。这个是秦皇汉武就知道的，为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了呢？不知道，据说是因为秦皇汉武处在封建社会，比较愚昧，我们今天已经很先进了，知道卖了就有钱了。毛主席建国后，写《论十大关系》的时候，说要以农业为基础。为什么要讲这个，这个也不是什么秘密，很简单，我们的国土面积是比印度大，但耕地面积比印度少六亿多亩，比美国少十几亿亩耕地，而且中国的可耕地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商业和工业发达地区，这就形成了我们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吃饭问题，天然处在一个矛盾状况当中。怎么处理这个矛盾？毛主席考虑了，因此，在中国，土地不仅仅是一个生产资料，而且是农民基本的生活资料，不单是农民，而且也是我们所有人的生活资料。我们今天要想使大家吃饱了这个饭，起码需要每个人平均1.2亩的土地。这么简单的真理，划出了18亿亩耕地红线，是温总理说的，但是，还是有人要挑战这个常识。
可是很多人呢，这个最基本的国情和常识都不了解。比如说，去年世界就闹粮荒了，这可是一个很严重、很现实的问题，多亏我们三农财政大规模支持了8年，否则麻烦就大了。我们的毛主席他是非常了不起的学者，他是非常仔细地调查了这个问题，才得出农业为基础的结论的，得出十大关系的结论的。毛主席还认识到：中国要解决现代问题，就必须要有独立的货币主权。要解决货币主权，就必须知道要收多少税，于是决定发多少钞，多发少发都不行，要明白收多少税，就必须要解决皇权面对千百万马铃薯的小农一家一户的状况。唐太宗的租庸调为什么实行不下去，就是户口弄不过来了，不可能逐一去收税。二是每家每户的私产维持不下去了，被兼并了，一家一户，能力有限啊！谁看到这个问题，还是我们毛主席啊！除非有一个集体经济，除非有集体组织，否则就不能保证国家不仅仅是出于发善心，就可以把这个资源向低层倾斜。你没有集体经济，没有基层集体组织，没有集体积累，就没有集体福利啊！怎么能说凭发善心就可以呢。当然，今天，我们是事后诸葛亮，因为这个事都已经过去了，主要是现在怎么办，我觉得也还是有办法，也不难。第一，我们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还是要加强劳动者入股，还有土地，还是应该有真正的集体管理，集体决策机制保证这个土地的入股、出租和分红。这种制度在过去山西，长治的地委书记王谦，他原来就是想这么干的。赵树理写那个《三里湾》后来的电影《花好月圆》，就是写的王谦的这个想法。同时，我们要坚持科学发展观，要支持我们的国家，现在集体这个保护伞没有了，市场一度把农民搞得连地都种不起了，不靠国家靠谁啊，靠国家的三农、医保、廉租房、社保加大力度。市场越发展，国家承担的维护社会福利的任务就越重啊，怎么能说取消了国家，才能有市场呢！有些糊涂虫啊，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市场，还天天吆喝市场万能，这个时候我就特别想告诉他：市场只为最高出价者服务，所以那里根本就没有你这样的人什么事，你跟着瞎起什么哄啊，你这不是傻冒吗！
所以，我们说中国为什么要革命，为什么要推倒士大夫（不是要打倒那么几个人），为什么要从基层建立组织，瓦解那个吏？打倒封建就是这两个方面。为什么要打倒买办资产阶级，因为从明代那个白银，是浙江福建商人搞的进口货币，不打倒他们，你夺得不了国家货币政权。这些都是历史经验教训，是毛主席讲的，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教训。这些也是我从具体的历史来看，从唐太宗的租庸调，一直到“一条鞭”等所面临的问题。
我们看中国历史千年以来，大事很多，涉及政治、经济。我们大家读书，有个简单的读法，一个读法是不要听百家讲坛愚民宣传，要读，起码读《明朝那些事儿》这种书，这种书起码是才子写的，读了让人高兴；还有一个读法是，了解一下租庸调是怎么回事，了解一下两税法怎么回事，了解一下熙宁变法（王安石变法）是怎么回事，了解一下“开中法”、“一条鞭法”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多，就五六个吧，把这几个搞通，我觉得大家就会对中国历史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否则的话，那咱们就扯了。那就要讨论这个皇上有几个老婆，为什么不把他的权给大儿子，而给了二儿子。这就是中国道学家所谓的“礼教”的传统，“家事即国事”，老婆和孩子之间的事，我们研究中国的现代转化，就是研究上面所说的这些，不是去听那些胡扯。
拉拉杂杂，言不及义，啰嗦太多了，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