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理解和评价，对运动中的一面大旗“科学”，我们要从历史性的角度进行考察。科学是力量，是公理，是正确的人生观的基础，但在近现代史上也是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的重要方式——知识投资。破除科学的霸权和特权，通过平民的而不是精英的教育体制将科学知识推广到基层民众中去，是“五四”以来中国现代进程的一个重要主题。
一、在历史性中寻求理解
五四运动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事件，改革开放以来对它形成了一些新的看法。初期有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周扬的《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李泽厚的《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都代表了对关于五四运动的一些传统观点的再思考。其中李泽厚“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更引发了一系列重要的问题，比如说：启蒙运动与现代建国运动、革命运动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建立平等的国民认同是否也是启蒙的目标？如果像李泽厚所说的那样，启蒙与建立现代国家这个目标是完全对立和冲突的，是一个压倒另一个的关系，那么他所说的启蒙的真正目标又是什么呢？进一步看，既然现代建国和革命运动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那么对现代建国和革命运动的反思，是否也应该包括对启蒙的反思？李泽厚的文章并没有否定五四，但他的逻辑中却包含着对五四的一个否定性评价，这与如今的国学宣扬者简单粗暴地指责五四全面反传统并不一样。当然，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五四和晚清的关系，比如哈佛大学东亚系主任王德威有“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说法，这与胡绳、周扬、李泽厚等的看法都有不同。王德威认为五四提出来的问题，特别是现代化的问题，包括科学和自由，在晚清时的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中都曾提出过。既然如此，五四的创造性在哪儿？它的独特性究竟在什么地方？今天我们应该怎样认识五四运动的意义和特殊性？
这当然都不是小问题，更不是一般的学术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回答诸如王德威这类的问题，那么就只能接受他的潜台词：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完全是由中国共产党在 19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了政治需要而编造出来的，是毛泽东在《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新民主主义论》中虚构出来的。蒋介石也曾主张搞现代化，而蒋介石对五四运动的评价就是全盘负面的。既有晚清的现代化，蒋介石的现代化，那么还要共产党搞革命干什么？还要共产党搞现代化干什么呢？所以，今天的问题是：蒋介石的现代化与五四所呼唤的现代社会和现代化究竟有什么不同？如果理屈词穷，缩起脑袋不回答不正视这些问题，那恐怕是不行的。
我们知道，五四运动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巴黎和会的历史背景下爆发的。一战对整个世界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它暴露了欧洲民族国家形式的政治体制存在很大的问题。欧洲的文明国家怎么会陷入这么残酷的互相屠杀？欧洲在这方面有反思，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就是一个典型代表；而这也是五四运动之前的新文化运动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关于中西文明比较甚至优劣的讨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人们对欧洲文明特别是欧洲政治文明很少怀疑，很少有人把欧洲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理解为互相毁灭的、通过武力保持的一个平衡。同时，欧洲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制度以及资产阶级的关系经过一战也被全世界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欧洲民族国家的规模是由战争的规模决定的，而战争的规模是由为战争提供贷款的资本家和银行家决定的。显然，这些问题在晚清的时候不可能认识到。
在五四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的《东方杂志》充满了对于国际形势的讨论，而且很全面。它评述一战的情况，以及这场战争会对中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从而对当时的中国知识界震动非常大。后来，《东方杂志》的一部分作者变成了《青年杂志》的作者，其中就有胡适。胡适曾经提出“建立军队还不如建立大学更好”，这也是在欧洲战争的背景下才有的观点。所以，一战是五四运动的一个重要背景，它使中国对于欧洲文明特别是欧洲政治文明的历史和实质有了超出晚清的更为深刻的认识。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不同的国家发展道路。美国在一战中崛起，它只是象征性地参战一下，主要是大规模地向欧洲提供战争贷款。以前的欧洲战争贷款都是在欧洲内部资本家当中筹措，但这次不一样，美国作为一个国家成了欧洲的债主。这起码反映出欧洲穷了，它在经济上起码相对于美国是不行了。美国的迅速兴起与它不同于欧洲的国家体制有关。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曾经说到美国：美国的阶级关系很简单，因为都是移民，没有贵族，这一点与欧洲完全不一样，所以天然平等。托克维尔也说美国天然自由，因为它地大，有自由的空间。魏源也曾经在《海国图志》中讴歌美国独立战争，把美国的独立看成是反抗欧洲帝国主义的方式。总之，一战之后，全世界都认识到欧洲确实不是惟一的榜样、惟一的出路，自由、民主、富强的更佳范本是美国，特别是民主与共和制度保障的平民主义。
同时，苏俄以与整个欧洲资本主义体系脱钩的方式，走出了另一条路。晚清时国人认为不跟着欧洲走没有出路，可是苏俄却成功地脱钩了。当时的《京报》派瞿秋白前去考察，他写了《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让中国知识界认识到在欧洲之外有新的道路。这就是后来我们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才是正确的选择，才是惟一的出路，用梁启超的话说就是：欧洲的迷梦破产了。
由此看来，只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国际背景下，我们才能认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意义。今天有很多人，包括李泽厚、王德威，包括宣扬国学的那些人，他们起码是忘记了去真实地观察当时的世界形势。而我认为，任何的思想，任何的知识，我们一方面追求它的客观性的具体来源，但同时也应该追求它的历史性，不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怎么能够作出判断呢？欧洲的知识，包括启蒙当然都不是普遍的，而是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产生的。由此我们可以说，五四是划时代的，它当然不同于晚清。而且它也没有简单地反传统，它是反传统主义，传统主义把传统变成了一个意识形态，就是尊孔读经变成袁世凯复辟的意识形态，所以它才反对这个尊孔读经。
二、从北京大学看现代中国的科学发展
通过把对于科学和科学主义的反思和批判与五四联系起来，夏威夷大学历史系的郭颖颐提出了“现代中国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的说法。这种说法跟奥地利学派哈耶克提出的关于自由的思想有关系，出发点都是思考科学和自由的关系问题。郭颖颐认为五四以后中国有一个科学迷信，以为所有的社会问题都要用科学的方式来解决，最后的结果就是科学形成了一个霸权，形成了一个机制、一个体制，直白地说就是造成了用工程技术的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思维方式，因而妨碍了社会自由。这个问题单纯从理论上讲恐怕比较复杂，一方面它确实触及了一些现象，比如在大学里的指标化、数字化、统计化，教授要发表多少文章、上多少电视，等等，就是说它变成了一套技术管理手段，起码对学术自由有一定的约束。大的方面，比如说我们现在做许多工作其实都是如同救火队那样，关心的只是用技术的方式处理和控制各种危机和问题，至于我们工作的目的，至于我们社会发展的大目标则很少有人关心，这当然是一种工程技术的处理社会问题的办法。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近代以来中国追求民族独立、国家主权以及个人自由的努力都是高举科学的旗帜。而在我们今天的很多人那里，问题恐怕恰恰是失落了旗帜和信仰，就剩下一堆工具和手段，这当然是个很大的问题。
至于哈耶克关于自由的那些说法本身，恰恰就是建立在一套自然法则的基础之上，包括他推崇的市场拜物教，它的基础就是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因而，我倾向于认为哈耶克关于自由的理论本身就是一套意识形态，它是在“冷战”的背景下，为反对凯恩斯主义，反对欧美的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当时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被推广的。
说到五四与科学的关系，我们可以具体地通过北京大学的历史来看科学在中国的命运。作为一个新的学校和学术体制，北大是跟科学在现代中国的命运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京师大学堂跟以前中国的学校不同，首先是它提倡“实学”，这实际上是科学在中国的第一个说法。它强调科学是可实验的、可验证的、可积累的，因此京师大学堂有一个很突出的地方，就是具备图书馆和实验室，这跟以前中国的学校很不一样。因为它对知识的理解就是实学，实学有力量，是用于自强的，所以学生的学习目的不是修身，而是“经济”，即经邦济世。
当严复经吴汝伦推荐到京师大学堂做译书局总办后，他所做的工作是如何把自然的法则和社会的法则结合起来，并且运用到中国的社会改革和国家自强运动中，并为这个社会改革运动提供指导或者合法性。他翻译的一系列作品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北京大学的教材，包括《天演论》、《社会通诠》等。严复不仅呈现出一些新的知识，而且在一个新的世界背景下来描述这些知识是适用于全世界的，因此他认为这些知识是“普遍的公理”。这些知识不仅仅是自然的法则，而且同时也是社会的法则：比如他讲自然的世界，不仅是在讲物种的问题，而实际上是在讲政治、现实意义上的“保种”；他所说的“群学”，也不是简单指一些人群，而是指按照普遍法律和市场关系组织起来的机构，包括国家和社会。
严复认为科学首先就是法则，它在逻辑上是严谨自洽的，有一套自律的功能，是一个规范的世界。法则是不能违背的，但法则能够成为知识的对象，可以传授和学习。科学是普适的法则，而学校的作用就是传授法则和制定法则，这些法则不但可以运用在自然中，也可以运用在社会当中。这是严复对于中国科学的想法，其中确有科学主义的趋向。比如他翻译甄克思的《社会通诠》。《社会通诠》讲人类有三个不同的组织形式，氏族社会、宗法社会、国家社会。甄克思当时并没说这三种组织形式之间有一个普遍的逻辑发展过程，而只是根据研究的不同对象分别叙述为三个章节，原作中这三章之间是分立的。但严复用一个历史线索把它串起来，把所谓自然科学的、调查式的方式变成了一个社会、历史的发展线索，变成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和不能违背的社会进化法则：由氏族而宗法，再进入国家，从而认为中国正处在由宗法社会进入国家的阶段。今天我们可能很奇怪：难道在严复看来，清帝国不是或者还不算国家吗？今天看来，它当然是国家，只不过它是不同于现代西方那种民族国家的另一种国家形态罢了。
严复之后就到了蔡元培的时代。蔡元培遇到的问题主要是中西文明的冲突，现代知识体系和传统知识之间的矛盾，这当然也牵扯到科学在中国的命运。来自西方的科学在中国人的情感世界、伦理世界中没扎下根，甚至五四时期深受科学影响的胡适，也说他在知识方面是从西方的，在伦理方面是从中国的。王国维也说，科学可信而不可爱，哲学可爱而不可信，可信与可爱的冲突就是中西文明的冲突。蔡元培意识到当时的中国知识界有这样一个冲突，他在北大当校长所解决的主要就是这个问题。
五四后期爆发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核心就是争论科学究竟能不能解决人生观的问题。而蔡元培通过北大学科内部的划分，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解决了这一争论提出的问题。他把中国传统的知识变成文学、心理学、哲学等所谓人文学科，一方面把它们科学化了，因为只有在科学的背景下它们才有价值，有意义；另一方面表明它们不是玄学，可以吸纳到现代科学体系中来。他本人运用现代历史科学的研究法，把中国的经典当成历史材料进行发掘；张君劢等人则把明代心学改造成心理学；冯友兰等人则运用德国唯心主义的方法确立了中国哲学和哲学史；鲁迅和胡适则通过文学史、文学理论等现代研究方法改写了中国传统文学定义，从而在现代教育体制内重建了知识性和规范性的文学。这个意义同样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文学和文学史成了可以教授和考查的知识；另一方面，文学系从胡适之后就成了不培养作家而培养文学史和文学批评人才的地方。由此看来，蔡元培所谓的“兼容并包”治校理念的核心就是分科，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学科建设。说穿了就是用分工和技术的手段来解决科学所面临的那些问题，力图化解现代知识内含的那些基本矛盾。
三、现代科学道路的反思
五四运动涉及两个关于科学的更深层次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科学是力量（晚清），是公理和法则（严复），也是正确人生观的基础，甚至现代知识内含的矛盾也可以通过科学的分工和学科分化方式来解决（蔡元培）。但问题是，现代知识所内含的那些基本矛盾果然是可以通过学科分化的方式得以解决吗？我认为完全不是这样。这就涉及科学在现代中国的另外一个含义（也是五四揭示出来的）：包括科学在内的现代知识，也曾经是西方帝国主义支配中国的重要方式。1904年，有一个传教士阿瑟·史密斯（即明恩溥）写了一本书叫《中国人的性格》。作者给当时的美国总统写信，认为中国有强烈的排外思想、民族主义情绪。他建议美国政府以庚子事件中清王朝赔款的一半约1100万美元，在中国建立一个学校，即清华学堂。他说中国正临近一次革命，如果哪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和引导这一代年轻中国人，它就能在精神和商业领域取得最大的回报。这里，现代知识和教育的目的在帝国主义国家而言，其实就是一个知识投资。所以后来钱学森要说，科学是无国界的，而科学家是有祖国的，这是较早一代知识分子的觉悟。
第二个问题就是科学和劳动的关系。科学在欧洲诞生时跟劳动的关系非常密切，比如航海活动带来了静物绘画和编目知识的繁荣。它跟技术的拓展也有联系，比如促成了工业革命的那些技术进步，而成体系的科学理论，包括前面所说的自然法则的制定、社会法则的制定却都是在此之后才完成的。为工业革命和现代生产力发展奠定基础的那些成就的发明人，大多数都是普通劳动者，很多人甚至不能读书写字，爱迪生就是其中的代表；发明机车和抽水机的也只是普通的矿工。因此，科学和劳动的关系是一个更为真实的社会关系，这一点是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富兰克林他们都讲过的。按照康德、黑格尔的看法，未来的世界要通过教育和劳动把人变成人，马克思也是这样认为的。后来马克思却看到康德、黑格尔幻想的破灭，因为教育和劳动的分离，教育成了受教育者的特权，劳动成了劳动者的宿命，两者之间产生了差距。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劳动异化和知识的异化。
这个问题在中国，在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其实都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五四时期到北大演讲的美国哲学家杜威，主要讲教育、科学和社会的关系，针对的就是这个问题。他认为科学必须来自于社会，运用于社会，教育不能脱离社会，教育必须为社会服务，杜威的这个想法是美国式的平民主义思路。杜威学说在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说平民教育、科学教育的平民化，这些都是五四时代杜威从美国带进来的。晏阳初是耶鲁的学生，他和雷洁琼、费孝通等都是抱着平民教育的理想回国的。他们都受到欧美现代教育思想的影响，回国之后大搞平民教育、农村教育，在农村普及科学知识。蔡元培先生的办学方针也受到了这个影响，他除了把人文学科纳入科学范围之内，对教育的平民化也有重要贡献，如允许女生进学校，开办夜校，等等。后来毛泽东搞土地革命，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把启蒙运动推到农村去，办夜校，办走读学校，办平民学校，这都是杜威式的美国逻辑，是美国现代教育的进步理念。我们今天有些人把这个当做土的东西甚至左的东西否定掉，开口闭口都是精英教育，这其实是很无知很可笑的。其实这个平民教育的方式对于中国的科学普及、科学社会化和科学大众化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解放以后，中国的科学和教育发展是极其迅速的，这个成就绝对不能否认。其中一个就是科学知识的普及和识字率的提高，这是过去战乱时无法可比的；另一个就是把科学、文化的重心放到基层去。这是上世纪60年代提出来的设想，后来搞成一个政治运动、一个教育革命了。这当然是欠考虑的，但不是说今后就不要再考虑了，相反，它的基本精神在今天必须严肃地继承和继续思考。比如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它在创办的时候是这样一个设想：不要国家一分钱，召集村里的劳动能手来一边生产，一边学习；学了科学知识之后又回到村里去做劳动骨干、科学骨干。这个学校到80年代后期才被改造成国家出钱举办的江西农业大学。它的办学模式是五四的一个产物，就是半工半读，勤工俭学，就是要把科学知识推广到中国的基层中去。没有把科学知识推广到农村去，怎么会有中国农业的巨大发展？袁隆平的道路对不对？当然是对的。精英主义的教育道路在我们这样一个劳动者占大多数的国家是否走得通？事实证明是走不通的。
结 语
五四90年后的今天，我们回头来看科学在中国所经历的历程，一方面要看到它代表了知识的一个伟大的转换和革命，代表了新的世界法则的确立，新的教育法则的确立，从而是一代社会新人的确立。蔡元培先生把人生观问题也放到科学里面来，这要求我们思考怎样才能确立起科学在中国教育体制中的作用，了解这种新的法则是怎样在中国教育体制和现代国民中深入人心的。另一方面是对现代科学要有一个反思。这不仅包括哈耶克、郭颖颐说的那些问题，即把科学误用到社会当中去，用工程技术的思路包打天下，处理一切社会问题。更重要的问题有两个，第一个就是现代科学知识产生在西方很特殊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背景之下，它作为一个利器，造成列强对中国的控制。例如，现代军事技术的发展助成的首先是一个强权的世界，而不是公理的世界。今天各国对于科学的投入依然主要是对军事科学和武器研究的投入，历史上军事技术的发展与科学的发展是同步的，用爱因斯坦的说法就是：西方科学的发展与杀人技术的进步总是联系在一起，这是科学家最大的悲哀。对于科学的控制尤其表现在不平等的世界秩序当中。从这个角度反思科学的时候，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就会像钱学森那样看到科学知识本身是无国界的，而科学家却是有国界的。第二个问题就是，科学本身不仅仅是形成了一个霸权，科学甚至还是一个特权，即在现代教育体制当中有资格接受教育的人才有资格去谈科学，掌握科学知识对于形成和巩固社会特权是有帮助的。因此，今天如何将科学知识更好地推向基层，如何反思精英式的教育体制，这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
本文据胡明峰访谈录音编辑而成，经作者审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