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社会公正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各个阶层所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我们对社会公正问题之所以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一些观念在妨碍着我们重视社会公正问题。要想真正重视社会公正问题，以有效地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就必须对于这些观念进行一番必要的反思。

●“原始积累不可避免”说

“原始积累不可避免”说的基本观点这种观念认为，欧洲早期的现代化进程是通过“火与血”的原始积累来实现的，而且这种原始积累的过程是任何一个从事现代化建设的国家都不可避免的；中国既然要搞现代化建设，就免不了出现一个残酷的、牺牲多数人利益的原始积累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少数人迅速积累财富和多数人的利益受到损害是必然的事情。

“原始积累不可避免”说的误区在哪里

“原始积累不可避免”之说的误区在于，对于各个国家复杂的历史过程进行不恰当的、简单的类比。由于历史条件和国情的不同，在欧洲早期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原始积累现象在当今中国社会并不见得会重现。其一，同欧洲早期现代化建设时期有所不同的是，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权保护、平等、以人为本的观念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深入人心。比如，以往的选举有着种种身份或资格的限制，而现在的选举则排除了一切不合理的限制。再如，保护人权已经写入了我国的宪法当中。在这样的情形下，拒绝一切形式的人为剥夺，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大势所趋、民意所向。任何形式的剥夺，在社会基本价值观层面上会遭到明确的反对，在现实社会层面上会招致民众的广泛抵触。其二，与以往不同的是，人类已经发明了保护社会成员基本生存条件的基本制度和种种方法。中国完全可以通过社会保障制度，通过税收，有效地实现社会转移支付，使富裕群体的利益增进和弱势群体的生活处境改善两者之间实现同步化，从而避免两极分化现象的出现或加重。虽然中国社会要想完全做到这一点还需要一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毕竟已经开始启动，其前景完全可以预期。其三，同欧洲早期现代化建设时期迥异的是，中国现在以政府为主的公共权力十分强大，拥有很大的资源控制力和调节力，能够在社会公正方面做很多事情。只要公共权力运用得当，中国可以从长远考虑而避免许多由市场自发性所造成的种种缺陷。比如，可以限制某些群体的不当行为，可以举办社会所必不可少的公益事业，可以防止过大的贫富差距，可以主动地改善基本民生状况，可以有效地扩大内需，等等。其四，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成功经验也说明了欧洲早期工业化时期的原始积累现象可以避免。韩国和中国台湾省的发展历程证明，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仍然可以保持相对的社会公正状态。

●“国家财力不足”说

“国家财力不足”说的基本观点这种看法认为，现在之所以还不能优先重视社会公正问题，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国家的财力十分有限。

为什么说“国家财力不足”说是站不住脚的

公共投入至关重要。一个国家必须通过有效的公共投入，为社会成员提供有效的公共产品，才能实现社会的公正，才能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才能保证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这里，国家拥有必要的财力是公共投入的前提条件。就中国的目前状况而言，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发展，国家财力也得到了大幅度的增长。2005年仅税收一项就突破了30000亿元，国家现在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了10000亿美元。就实现初级的和基础性的社会公正而言，国家的财力条件已经具备。

显然，就现实情况而言，国家的财力问题已经得到了初步的解决，已经不能成为不重视社会公正的理由。问题的症结不在于国家是否拥有了一定的财力，而在于公共投入的优先次序呈现出一种明显颠倒的状况，很不正常。其一，用于基本民生方面的公共投入比例过小。就基本民生方面的公共投入而言，社会保障和福利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只有3％，公共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只有2.9％，卫生保健的公共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仅为2.0％。同一些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主要国家相比，中国现阶段在基本民生方面公共投入的这三项主要指标或者是最低的，或者是倒数第二低的；综合地看，这三项主要指标的平均值是最低的。其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另一方面则是不合理、比重过大的公共投入。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是，我国的行政成本过高，国家财政在一般公务方面的支出比重过大。我国政府在一般公务方面的财政支出比重高达24.7％，这在各国当中是最高的。另外还需要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国家在一些属于“豪华”性基本建设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公共投入。

由此可见，如果中国目前公共投入的优先顺序得以适当的矫正，那么，即便是在国家财力现有的条件下，也能够使中国的社会公正程度得到大面积的、大幅度的提升。

●“重视公正便会妨碍效率”说

这种看法认为，中国目前必须将效率放在第一位，所以，重视社会公正问题必然会妨碍经济发展的大局。

“重视公正便会妨碍效率”说的两大误区

这种看法的第一个误区在于错将社会公正与平均主义混为一谈。平均主义固然是与效率相悖的观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公正同样与效率相悖。平均主义的本质是削高平低，强调社会成员生活状态的相似和均等。平均主义如果得以盛行，必然会形成一种多数人剥夺能力强、贡献大的少数人的局面，从而损伤了这个社会的活力。问题在于，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公正并不是平均主义，而是一个同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基本价值体系。公正是现代社会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的基本依据，其精义是强调给每个社会成员所应得，强调每个社会群体和每个人“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公正是由对社会成员基本生存条件予以保护、机会平等、按照贡献进行分配以及社会调剂这样几项基本规则构成的有机体系。在公正基本规则体系当中，任何一项都是不可缺少的，都具有着特定的重要功能，而其中的机会平等规则和按照贡献进行分配规则是一个社会提升效率、激发活力所必不可少的。

这种看法的第二个误区在于没有看到，现在的效率出现了一些问题，恰恰是因为在社会公正方面做得不够好。就经济的直接推动力而言，无非是来自三个方面，即:外贸拉动、投资拉动和内需拉动。由于中国是一个大国，所以在这三项拉动力当中，内需拉动的作用又要远远超过其他两项拉动力。目前中国的经济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迹象:2004年，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已高达70％，远远高于美国2002年18％的外贸依存度水准；2004年，中国的投资率达到了自1978年以来的最高点44.2％，而消费率却创下了自1978年以来的最低点53.0％。中国目前经济拉动力的这种具体状况是不正常的，而且过度依赖出口拉动是有风险的。这说明，中国的经济发展存在着某些不健康的现象。而中国经济之所以缺乏持续的内需推动力，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对于社会公正不够重视，致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层面上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中国社会现在的中等收入人群成员比例过小，而低收入群体和中低收入群体所占的比例高达80％左右，致使民众购买力的严重不足。于是，中国现在出现了一种似乎十分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大量的耐用生活物品的生产能力过剩，另一方面却是许多社会成员买不起基本的耐用生活品，或者是为了防范未来的风险而不愿将手头的资金用于日常消费。显然，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持续推动力的关键在于，实现初级的社会公正，建立起基础性的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障体系，大幅度减少低收入群体成员的人数。如果这项任务能够完成，不但可以直接增强内需拉动力，而且还可以通过建立起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大量社会成员生活的后顾之忧得以解除，从而间接地增大对日常消费的投入，扩大内需拉动。

维护并实现社会公正，既是现代社会文明的标志，同时也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客观需要。显然，在中国现阶段，对于社会公正问题解决得如何，将直接影响到和谐社会的建设以及经济形态的健康与否的问题，特别是对于和谐社会建设的开局更是影响重大。而为了卓有成效地解决社会公正问题，就必须摒弃“原始积累不可避免”、“国家财力不足”、“重视公正便会妨碍效率”等有害的观念。

需要指出的是，社会公正的实现是一个由初级到高级循序渐进的过程。就中国目前现实的物质基础条件而言，高级或中级水准的社会公正一时还不可能做到。但是无论如何，基础层面上的、初级水准(低水平广覆盖)的社会公正应当起步了，我们国家现在已经具备了这方面的物质以及社会方面的基本条件。对此，我们不能以任何理由予以拖延，否则，和谐社会的建设将成为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