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著的使命感
粗粗读完金冲及先生的这部《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以下简称金书），印象最深的是作者的使命感。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尤其是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思想冲击和历史变迁，曾经长期被许多共产党人视为傲人资本的革命经历，多半已失去了其耀人的光环。由于建国以来接连不断的政策失误，以至遭遇重大历史挫折，由于人们已置身于全新的国际环境和社会关系中，接受了全新的生存准则和发展理念，在在都引导着国人“告别革命”，过去那套革命的话语和理念，潜移默化中早已受到了极大的质疑，甚至是挑战。金书正是面对这样一种情势，出于为革命正名，和全面论证中共执政的合法性而作的。金书通篇其实都是在告诉读者：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亿人口的东方大国，在100年内发生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它不是，也不可能一步达到，必然会是一个复杂艰苦的探索过程。无论革命，还是建设，许多事情都是头一回经历，既没有现成的答案，也缺乏成熟的经验，怎样根据中国的国情，走出一条切合中国实际的新路子来，必须通过成功与失败的反复实践，逐步摸索出，才能达到胜利的彼岸。因此，金书明确告诉读者：“失败是成功之母”，不能因为看见了挫折、失败，就怀疑，甚至是否定前人艰苦的努力和探索。用书中的话来说，就是：
既然是探索，自然不可能把什么都预先弄得清清楚楚，都已有了百分之百的把握。周围的局势又往往那样危急而紧迫，不容许你从从容容地做好一切准备后再起步。许多事只能看准一个大的方向，便勇敢地往前闯，在闯的中间作种种尝试。其中难免会有风险，会有曲折。有时，人们的认识不符合客观实际，再加上不那么谦虚谨慎，还会付出很大的代价，碰得头破血流。人们只能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发现问题就去解决，认识错误就去纠正，才能逐渐学会应该怎么做。路就是这样闯出来的。
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曾经遭受过两次大的失败，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犯过两次严重错误，但是：
这个党的本质是好的。无论怎样艰难困苦的环境，无论多少巨大的外来压力，无论自己一时犯过多么严重的错误，遭受多么巨大的挫折，都没有把它压垮。它不但总能在失败和挫折中挺过来，并且总能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由别人来纠正这些错误，经过用几年时间严肃地总结经验教训，使自己变得更加成熟，更加聪明，使自己没有白白付出那些代价，而从实践中逐步摸索出一条正确的路子来。这是一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所反复证明了的。
不难了解，金书就是在这样一种指导思想下，出于要回答中国为什么需要中共，中共如何为中国奋斗，又为什么会遭遇到许多挫折，会犯许多错误，同时仍旧能够引导着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取得成功这一重大历史问题，来写此书的。全书29章，只有很少的几章没有讲到中共，或不是以中共为中心。从这个角度来看，此书题为“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似乎并不是十分准确。尤其是从“中国史”的角度，书中实在也只是集中讨论了政治史方面的问题，而对社会、经济、文化、民族、外交、军事等更广泛地支撑一部“国史”的研究面向，着墨甚弱。
从阶级史观到民族革命史观
那么，从一部政治史纲的角度，金书有哪些新的特色呢？
在我看来，金书最大特色有两点，一是它努力以“史”代论，且尽其所能地边叙边议，大胆直面作者不同意的各种观点。二是它字里行间充满了感情，作者大量引述国人当年各种爱国言论，并常常加以动情的议论，或褒或贬，皆以是否利国为标准。由此也就决定了金书与传统中共党史写法的一个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作者明显地力图展现一种新的历史解读的方法。实际上，这也一种史观的改变。
传统的中共党史所依据的，是联共（布）党史的思路，即要基于阶级史观来讲民族和国家。也就是要先依照马列主义的阶级观点来谈国家、民族、社会及其在此基础上所发生的种种矛盾与冲突，再依据阶级差别、阶级矛盾、阶级冲突，去解读国家关系、民族关系和社会关系问题。比如毛泽东讲中国革命的原因时，就会首先讲中国社会长期的封建性质及其地主与农民两个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进而说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如何削弱了封建统治，并促成了中国社会的分解和新的社会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形成；然后再说明列强各国为了把中国变成自己的原料基地和商品市场展开的争夺，又如何瓜分着中国并利用中国的买办阶级和没落地主阶级做自己统治中国的工具。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总结出中国近代社会的几大特点：
一、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是被破坏了；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然的优势。
二、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并在中国政治的、文化的生活中起了颇大的作用；但是，它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它的力量是很软弱的，它的大部分是对于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的。
三、皇帝和贵族的专制政权是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先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的统治，接着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专政。
五、由于中国是在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或半统治之下，由于中国实际上处于长期的不统一状态，又由于中国的土地广大，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
六、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
正是基于这种判断，也才有了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说，和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的看法。由此也就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和动力所在，决定了只有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具有最彻底和最不妥协的革命精神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才可能担负起组织、引导中国社会各个革命阶层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的任务的论点。传统的中共党史，包括建立在这一观点上的中国近代史、现代史的写法，曾经都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认识与叙述逻辑之上的。
和这样一种完全建立在阶级史观基础上的传统叙述模式相比，金书的叙述逻辑明显地有所不同。作为一部“史”书，作者几乎未做任何理论性的归纳和分析。包括从开篇第一章介绍二十世纪前夜，一直到第五章讲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金书都没有像传统中共党史那样，用到毛泽东的理论分析首先来分析一下时代背景、国内外阶级关系和历史演进的客观逻辑。金书大量引证史料，细述历史过程，说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乃至于辛亥革命和孙中山领导下的其他一系列革命斗争，都不能改变近代中国的悲惨境遇，中国非要共产党不可，都是据史以论，并不着眼于阶级分析。按照各种史料所提供的线索，金书对中共形成背景及经过的认识是这样的：一是因为在当时只有马克思主义具有“综合体系”和“根本解决方法”可做指南，又有俄国革命奉行成功可做榜样，并且它还指示着一种可以超越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理想前途，因此对激进知识分子极具吸引力。二是五四之前正好俄国成功了十月革命，五四又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再加上俄国的共产党人派代表到中国来，提供了最直接的帮助，中国的工人运动又恰好在这个时候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中国激进的知识分子有了与这些极大地区别于中国社会其他阶级的工人阶级结合起来的可能性。而归根结蒂，是“祖国和人民的悲惨处境”，“驱使他们产生一种特殊的紧迫感”，陈独秀等人就是因为看到俄国的方式救国最有效、最便捷，按捺不住地想要马上开始“改造中国社会的实际行动”，所以才会照着俄国人的样子，成立共产党。这全都是时势使然，是“客观时局发展到这一步”。
为救国而建共产党，共产党为救国而革命、为中华民族之崛起而奋斗，这其实就是金书的中心论点和叙述逻辑之所在。也正是为了能够在叙述中使中共与中国及其整个民族合乎逻辑地融合在一起，金书中经常用大量充满激情的文字动情地谈论“中国人”、“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心声、情感与精神，热情地讴歌代表着这些心声、情感与精神的共产党人艰苦卓绝的斗争。如果说，传统中共党史坚持的是一种阶级史观的话，那么，金书显然更多地是基于一种民族史观，或曰民族革命史观来解读这一百年来的中国政治史。这应当是金书与此前许多正统的中国近代史、现代史、革命史和党史著作，最为不同之处吧。
要跳出传统史观并不容易
但是，要跳出传统的阶级史观，真正改从民族史观的角度来看问题，却不是那么容易的。
读金书，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发现，作者虽然看历史的角度发生了改变，但他不仅没有改变传统的中共党史中的各种基本观点，甚至也没有停止使用传统的中共党史一直在使用的各种阶级的概念。比如“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工人阶级”等等。包括在谈到这些概念时，金书对各个阶级性质、作用的基本判断，也和过去没有两样。如讲地主阶级是“没落”的，讲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是“软弱”的，讲中国早期的工人阶级“还没有作为一个觉悟了的独立阶级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到五四爱国运动时则“开始以独立的姿态”“走上政治舞台”之类。而且，多半是由于篇幅过大的原因，金书甚至没有具体讨论和分析过这些所谓阶级的种种复杂情况。但一方面继续延用传统的阶级观点，一方面又超越阶级处处从民族和国家的角度谈历史，两者之间难免会出现一些扞格之处。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金书关于“工人阶级”的看法。在金书中，凡谈到工人或工人阶级处，除早期外，几乎无不是与共产党相联系的。给人印象，在中国，只要是工人，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或由共产党所代表的。这样简单地划等号的作法，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对历史的某种误读。
如书中在谈到1927年四一二事变前蒋介石国民党在上海对工人的态度时，就说蒋为便于镇压行动的突然性，“并不轻意暴露自己的真实意图，仍对上海工人作出似乎可以令人宽心的友好姿态”。金书虽没有用过去一些书中用过的蒋介石向工会送锦旗麻痹工会的说法，却还是举了四一二前十来天周凤岐的第二十六军与工人举行兵工联欢大会等史料来证明存在这种欺骗。但在这里，金书显然忽略了当时上海至少存在着两个全市性工人组织的情况。事实上，当时上海有两个具有全市性影响的工会组织，一个是中共领导的上海总工会，一个是有青红帮背景的工界联合会。周凤岐部不可能也没有与中共领导的上海总工会的工人联欢过，但他们确实是与工联会的工人举行了联欢会。笼统地说蒋介石以此来欺骗麻痹“上海工人”，显然与当时的史实有出入。
其实，就是中共认为自己所代表着的人数不多的中国产业工人群体，因为行业、地域、语言文化区隔等种种原因，在全国范围内情况也是极为复杂的，直接在共产党组织影响下的人数极为有限。一方面，在中国，最早开始做工人运动的，一是早期的无政府主义者，一是国民党人。像广州的产业工人（即机器工人），长期以来就是被组织在国民党领导的工会里面的。在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两个工会就互不相让，不止一次地发生过两派工人的大规模械斗。中共1927年12月举行反抗国民党的广州暴动，机器工会的工人还在国民党的组织下，积极参加了镇压行动。另一方面，1927年中共转入地下后几乎无法在城市产业工人中发展组织。特别是1931年前后中共中央退出城市，工人运动和工会组织更是全面受到国民党的影响和控制。1940年代末，中共初进城市后就发现，无论是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还是在石家庄这样的中小城市当中，国民党在产业工人中的势力和影响都很大，许多工人都加入了国民党或成为国民党工会组织的骨干分子。为了避免打击面过大，中共还专门通过文件规定，不对一般工人加入国民党问题进行追究。
类似的情况并不仅仅表现在工人的问题上。这从一个方面可以说明，讲这段历史时，笼统地谈这个“阶级”，那个“阶级”，和把传统的中共党史中关于阶级作用的说明简单地接受过来，而不做具体分析和史实的研究，是很容易造成对历史的误读的。
如何看待蒋介石国民党？
不从阶级分析、阶级斗争入手，只着眼于民族和国家利益，处处强调中共是民族和国家利益的代表，还有一个容易引起歧异的问题。这就是：既然是讲民族、讲国家，始终与中共存在着阋墙之争，却同为民族兄弟的蒋介石国民党该如何摆？
在金书中，因为要证明历史上国共之争中中共的正确性，蒋介石国民党依旧被描述成一种负面，甚至是反动的形象。有所不同的是，在传统的中共党史著作中，蒋介石国民党的形象至少是清晰的，其自身的以及与中共关系的变化是有内在逻辑可寻的。而金书离开了阶级分析的观点，蒋介石国民党的形象反而变得模糊不清了。
按照阶级分析的观点，蒋介石国民党毫无疑问是民族主义的。他们之所以和中共时而合作时而对立，只是由两者的阶级关系所决定的。前者被通常认为是代表资产阶级或地主资产阶级的，后者则被认为是代表着致力于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农群众，尤其是以消灭资本主义为目标的无产阶级的。当蒋介石国民党代表资产阶级时，代表无产阶级的共产党人有时会为了民族民主革命的目标，与之合作；当蒋介石国民党代表了地主资产阶级，甚或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时，双方就不可避免地会成为敌人。
按照金书的分析方法，蒋介石国民党的阶级代表性看不见了，中共成了民族国家利益的唯一正确的代表，蒋介石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性质也成了问题。这样一来，要想说清楚它与蒋介石国民党分合冲突的原因自然就变得十分困难了。由于没有掌握其他评价标准和工具，作者甚至不得不从道德层面上来看问题了。比如，当蒋在书中作为反共人物出现时，作者断言他是国民党中那种“只是想靠孙中山来谋求自己的发展”的人物，一心在谋求权力和地位。随着蒋介石国民党与中共矛盾冲突加剧，作者的评价也更趋道德化，称蒋内心是反苏反共的，为了权力地位，表面上表现成左派。“一到羽毛丰满便突然变脸了”。这一评价在说明蒋发动四一二事变时，更加变成一种人品的贬斥了。书中最直言不讳的说明就是：“蒋介石是个要把一切大权独揽在自己手里、容不得任何异己力量而又富于权谋的人。当自己实力不足的时候，他可以隐忍不发，以便一步一步地达到目的……一旦认为时机成熟，他立刻会翻过脸来，采取令人吃惊的断然行动”，且“手法十分卑劣”。
从道德人品的层面来评价历史人物，严格说来是危险的。因为它很容易导致研究者的情感倾向左右史实叙述。金书似乎就存在着这样的情况。因为作者对蒋介石道德人品的观感极差，不仅影响到全书对蒋介石历史作用和地位的评价几乎完全负面，而且影响到作者对一些可能影响到读者对蒋产生某种好感的看法的史实，也会采取回避的作法。比如，金书就只讲蒋介石九一八事变以后如何不抵抗，对蒋随后在锦州、热河、长城抗战问题如何主张抵抗，调兵遣将，如何与张学良发生争执，却未置一词。讲到热河不战而失，不讲张不按照蒋令撤换汤玉麟，积极部署抵抗的背景，却说蒋介石乘热河沦陷“逼迫……张学良辞职”。对于紧接着发生的长城抗战，金书虽没有否认中央军有参战，却对西北军的抵抗给予高度评价，对晋军的抵抗只讲失利，中央军的作战则被描述为主要是“有爱国心的将士们”的所为。
对于随后的抗日战争，金书花了许多笔墨，写得很充实，还辟出专目来写民族资本家的作为和态度等。最引人注目的是作者这时多少注意到了作为国家统帅的蒋介石当年领导全国抵抗和国民党军队的作用，第一次表示承认“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内许多军政人员也有程度不同的民族主义思想”。这理应更接近作者原本的出发点——民族史观。但作者对此并不能坚持到底。书中认为，在抗战爆发后一年多时间里，“国民党和它的军队的表现是积极的，在抗击日本的军事行动上担当了主要部分”。到抗战进入到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军队就只是“仍坚持在抗日阵营里，并且在一些战场上进行过顽强的抵抗”了。到抗战后期就更不要提了，自身专制腐败，作战一溃千里，对中共却磨刀霍霍。作者的观点几乎都来自毛选，但却仍旧没有用到毛的阶级分析的方法。作者归纳蒋对日也好，对共也好，认为其态度变动的主要“内在原因”就是一点，即必欲坚持其专制独裁的统治地位，因此搞到天怒人怨。
就形式而言，作者的看法并非没有道理。但从逻辑上来看，却未必都能说得通。因为，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和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追求独裁、专制并不一定就不好，就会失败。俄国著名的历史唯物论者普列汉诺夫就举过拿破仑的例子，称拿破仑始终是追求独裁和专制的，他甚至走到恢复帝制自己做皇帝的地步，也没有遭到强烈的反对，反而还得到了法国民众的一致拥护。普列汉诺夫明确认为，一个历史人物伟大或渺小，与其个人的性格品质和选择何种统治形式，并不构成直接的因果关系。重要的是他是否代表了社会的需要。他代表社会需要的时候，就是强有力的；背离了社会需要，就一定会被历史所淘汰。更何况，今天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蒋介石固然迷信和追求专制独裁，但国民党恰恰不是因为控制太过而失败，反而是因为其自身派系林立，内部分歧太多，和无力控制社会而归于失败的。很显然，注意到这些情况，金书离开民族战争和利益格局大变动的复杂背景，对蒋介石国民党在抗战中所虑所欲、所作所为的总体评价，恐怕也是可以商榷的。
“前三十年”叙述的纠结
金书最少争议之处，应该是有关中共建国史的叙述。因为这一时期的政权建立、经济恢复、抗美援朝、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和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的初步实现等，可以说是一路凯歌高奏，作者写起来也从容顺畅，颇为得心应手。但是，一进入到1957年，问题就再度浮现出来了。
从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长篇讲话，认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今后社会的主要矛盾将是人民内部矛盾；到4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相信需要通过群众提意见的方式帮助党解决引发社会矛盾的官僚主义的问题；再到5月毛泽东受不了言辞激烈的批评，怀疑有人乘机“反共”，写下《事情正在起变化》的短文，进而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右运动，将55万知识分子和党政干部打成“右派”，金书在叙述这段历史时引述了许多毛泽东谈阶级斗争的言论观点。由于作者此前一直没有从阶级分析的角度来说明毛泽东和中共种种政策策略及其路线方针的变动原因，读者突然读到大量毛泽东谈论阶级斗争问题，且前后矛盾的引文，不能不感到十分突兀和不解：毛泽东到底对新中国条件下的阶级关系、阶级斗争及其形势，是怎样一种看法，他为什么一会儿认为新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一会儿又认为新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阶级斗争还严重存在？金书对此没有做任何深入的分析和解释，只是借用龚育之的一段话，说问题主要是出在缺乏经验上，一遇到未曾料及的形势变化，就容易偏离正确的轨道。但显而易见的是，毛泽东缺乏的只是管理建设国家与社会的经验，却并不缺乏革命时期的群众性阶级斗争的经验。其一旦偏离“正确方针”，马上就会回复到过去阶级斗争的方针上去。
严格说来，离开中共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来讲二十世纪的政治史，尤其是讲中共的历史，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无法准确地解读改革开放前始终依靠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观念指导革命与建设的中共的种种成功与失败。
就像讲中共八大决议宣布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将是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讲毛泽东在《正处》中宣布今后将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如果不讲中共所依据的马克思、列宁的阶级观、国家观和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经验，读者是无论如何也弄不明白这种宣布的意义所在的。
同样，讲1956年东欧刚刚发生过波匈事件，中国也发生有学生、工人上街闹事，1957年毛泽东却毫无顾忌地全力推动整风运动，号召党内外人士积极向中共提意见，如果只讲建国头几年接管建政、恢复建设如何成功，而不讲自建国以来中国通过“土改”、“镇反”、“肃反”，已经“杀”、“关”、“管”了数百万“地”、“富”、“反”、“坏”，并通过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文艺思想、批判胡适学术思想、批判梁漱溟反动思想，以及思想改造运动和学生、干部、知识分子人人交待历史问题与反动社会关系等等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对社会进行了全面清洗，读者也就无法体会到毛泽东当时何以会信心满满，更无法理解何以毛发现有人“猖狂进攻”会倍感意外，进而造成对形势的严重错估，重拾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手法，一举打出数十万所谓“右派分子”。
金书讲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讲1959年反右倾运动，都比较实事求是。书中最具新意的，是正面承认了当年各地大批饿死人的情况。作者明确指出，按照1950年代中期以后全国人口统计的情况，每年增长数都在千万以上。但1960年的全国人口不仅没有增长，还减少了1000万人，1961年又进一步减少了340余万人。两年的数字相加，不仅少增加两千五六百万人，还减少了1300万人。除去按金书所说“育龄妇女因病弱增多而使婴儿出生率大大减少”外，“全国因缺粮而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之众，可想而知。
发生如此惨重的“灾难性恶果”和“巨大的悲剧”，金书对原因的分析却难以让人接受。按作者的说法，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主观上想把经济建设搞得更快一些，让人民早些过上好日子，只是因为“骄傲”了，计划“超越了国力的实际可能，过分夸大了主观能动性的作用……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才发生了惨剧。作者在这里没有使用主语，让人弄不清楚所指是毛，还是“党”。姑且不论作者所指是谁，其对问题根源的分析明显存在很大的可商榷的余地。勿庸置疑的一点是，任何国家的领导人都可能发生头脑发热或判断失误的情况，这并不奇怪。问题是，任何一个有着正常制度的国家，都会有避免或减少因个别领导人错误决策引发严重后果的校正系统与机制。何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竟不存在这样的系统与机制？不仅不存在，彭德怀等人正常上书反映问题，还会因惹恼最高领导人而身陷囹圄，原本应该有所调整的错误决策反而会更加变本加厉，从而使形势雪上加霜，导致明明可以少发生的严重后果更加严重了。
不难了解，1958年以后，甚至可以说在新中国建国以后，中国所发生的一系列各种严重问题，无论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思想、文化，几乎都是与中国不存在可以约束最高领袖意志，减少因错误决策导致可怕后果的正常机制和制度密切相关的。包括大跃进，也包括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无不反映出这样的情况。简单地从动机上来看问题，把这一切归结为“骄傲”，归结为“没有经验”，给人印象，只要主观上注意些，谨慎些，就能够避免发生如此错误，这无论如何是不妥当的。
现实之禁与史家之忌
摆在我面前的这部书稿，多达100万字，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实际上它也不能不从1840年鸦片战争讲起，甚至于细说1894年甲午战争和1898年的戊戌变法，因此其纵贯历史也在100年以上。如此大份量、大跨度的煌煌巨制，靠一人之力，仅花两年多时间，就顺利完成，并且还能持之有据地讲出一番新史说，在当今中国，大概也只有作者一人才有此资格和功力了。
说这件事只有作者一人能做和敢做，主要是基于两点理由。
一是当今中国史学研究越来越偏向于微观史，传统的宏观史论鲜有人做了，过去能做者无论知识，还是年龄，都垂垂老矣，再难堪此重任。旦有尝试者，也几乎都是新瓶装旧酒，难得写出一点新意来。唯有作者，年虽日近八旬，却一直坚持在学术研究的第一线，且不断有新成果推出。其敢当此任，宝刀未老，雄心、功力尤在，是为当然。
二是史学研究首重客观，它要求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必须保持相当的时空距离。因此，当今做历史研究者，无论中外，鲜有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者。纵有，也仅及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除不敢过近外，也因为中国档案文献的开放，目前通常也只开放到这个时期，史料上也有局限。
在中国，不受此时空限制而仍能冠以“史”字做更切近之研究者，却有一个中共党史研究专业。而且，因此专业有很强的官方背景，其研究者还往往有查阅未开放档案史料的特权。越是在中共党史官方研究部门，越是具有高级别者，能看到的档案史料相对也就越多。而作者恰恰就具备了这两方面的条件。他既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专家，又是中共党史研究界行政级别最高的专家，其得天独厚之处，当今无人能及左右。因此，他既可以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的身份来撰写从1840年至1950年代以前的中国历史，又可以以中共党史研究专家的身份来撰写1950年代以后到二十世纪末的中共党史，如此两相贯通而成就此“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也就顺理成章了。
不过，作者能做、敢做，并且已成之事，在我却仍抱有很大疑惑。
坦率地说，我很能理解作者那种强烈的使命感，也很能认同他关于当代人比较容易了解当代各种事态发展的种种复杂因素，不像后人看久远的历史那样容易因环境隔膜而判断失真的看法。我从五四前后一直努力向后研究，于今已逐渐研究到1950年代初，私心所虑，也在于此。但即便如此，我对于作者把近二十几年、十几年，乃至于几年前的事情都写入到史书中来，而且还率性褒贬的作法，仍认为太过冒险了。
我不反对当代人写当代史，古来不少历史名著也是生活在几乎同时代人写的，这证明当代人并非就一定不能写好当代史。然而，这样做毕竟是有条件的。第一是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必须保持一定的时空距离，绝不能太近，更不能自己人写自己史；第二是必须尽量研究微观，而不能做全景式研究，尤其不能做盖棺之论。毕竟，研究距离自己太近的历史，太容易因自身经验、情感、立场及其价值观等等局限，而扭曲对历史真实的认识了。再好的历史学家，怕也概莫能外。斯大林是再精明没有的了，他当年主持编撰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即使今天读起来，也还是能感觉到它文字的严谨和很强的逻辑力量。但是，离开斯大林时代许多年以后，太多的史料被发掘出来了，结果证明当年汇集了苏联许多专家心血的这本书和历史真实相去甚远，作为史书毫无价值，这无疑是一个很典型的教训。
凡是研究过中共党史的学者都了解，时间离现实越近，研究的困难也就越大。这与能不能看到档案史料甚至没有多少关系，而是现实政治会制造出许多禁忌，由不得你如实叙述。作者再有资格，也不可能不受到此种禁忌或忌讳的影响，甚至是左右。
举一个例子，金书谈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等解决“四人帮”问题这一过程，就让人深感遗憾。这本来是一段很具传奇色彩的历史经过。目前涉及到这段历史的回忆已经出了不少，坊间也有各种说法，原本很可以做一点精彩的考据，并写得很生动，但作者却全无针对性的分析和讨论。就连华国锋究竟起过怎样的作用，又是如何起作用的，也因为对华的政治评价说深说浅都会有些敏感，故有意写得很含糊。包括对在这件事上起了极为关键性作用，后来因此还一度做过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竟连名字都没有提到。对于这样一件距今已过去了30多年的事情尚且不能做到直言不讳，谈再近些的事情怎么可能实事求是？
因此，我虽受人之托做此书评，却不欲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对金书二十世纪最后二三十年的记述说长论短。但在这里必须要说明的一点是，无论金书存在怎样的不足，以作者这样权威的近代史专家和中共党史专家，经受了改革开放30年各种思潮的强烈冲击后，仍有如此强烈的政治使命感，其观察中国近现代政治历史的角度和思路，包括基本史观，敢做如此大幅度的尝试和调整，还是难能可贵的。
（本文原载《南方周末》2009年12月10日，因原文有删节，故再将全文录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