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用我最近的学术研究证明了，我没有放弃一个学者的职责。学术我还是要做的，花更多的精力来做，只是不想像书斋学者那样，把学术做成象牙塔的微雕。但是，我还是要坚持写我的时评，只要这个社会还有欺压良善，颠倒黑白，逼良为娼，打压舆论的种种恶行，我不会放下我的笔。告诉人们实情，告诉人们真相，是每个读书人不可推卸的责任，作为大学教师，更是如此。不是我有多么高尚，仅仅是因为，不这样做，我的良心就不安。不管做了之后，会惹出多少麻烦，让领导多么不高兴，听从良心的指令，我只能做下去。
现在的我，评论文字是越写越多了。以至于有回凤凰评论员邱震海，居然称我为著名时评家。我远在美国的好友，也曾对我提起，从前我的博客，以历史随笔为主，而现在，则以评论文字为主。仔细一想，还真的是。不过，我还是想为自己申辩一下，不是我历史文化随笔写少了，而是看我博客的人，就是喜欢看评论，于是就多贴点喽。其实，我真正花功夫的，还是做我的学术，刚刚出来的一本著作，《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就是例证。
但是，毕竟这些年我写了大量的评论文字，白纸黑字摆在那里，想赖也赖不掉。而在早几年，这样的文字，几乎一个字都没有。究竟我怎么写起评论来的呢？这个转变，是怎样发生的呢？
我曾经在我一本随笔集的开头语上说过，在早，我跟所有有志于学的人一样，就是想做一个纯学者。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线装书。评论这个行当初起之时，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时，我跟媒体也没有什么关系。社会上发生了什么，基本上没我什么事，多数的事情，我也不知道。由于现在跟中青报著名的记者卢跃刚做了邻居，经常往来，才知道当年他们那么多激清扬浊之事，打了那么多“著名的战役”，震惊世界，可是这些事，居然我根本就不知道。我当时想，我是要做学者的，做学者就不能管这么多闲事，不管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只要还能做学问，就要坚持做下去，耐得住冷清，耐得住寂寞，只要把自己分内的学问做好了，就等于给社会做了自己的贡献。
但是，在这期间，我跟《读书》杂志发生了关系，开始在上面发文章。《读书》上的文字，是学术随笔性的，不需要太多的讲究，比较追求思想性。原本就是野路子出身的我，很喜欢这个调调，于是一连在上面发了很多。有了点名，就有杂志约我写更宽松一点的历史文化随笔。架不住高稿费的诱惑，我就答应了。不幸的是，在这个期间，高校大跃进发生了。对我震动最大的，是由于高校211和985工程的启动，高校行政化愈演愈烈，领导的官架子越摆越足。到了2003年左右，我个人的感觉，高校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大学里的教学和学术，每况愈下，已经烂到了让人无法容忍的地步。那个时候，我曾经一度考虑改行，做别的工作去。但是，思前想后，还是放不下自己喜欢的学术，也有点放不下喜欢我的学生。于是，我这一时期的历史随笔，就有了很多借古讽今的内容，越来越不温柔敦厚，反而经常含沙射影了。用一个媒体人的话来说，我成了绕着弯骂人的高手。
接下来的事，几乎是顺理成章了。很快就有人约我写评论，开专栏，一篇又一篇写下去，一个专栏，一个专栏开出来。加上我这个人性急，原本就看书快，做事快，写字快，现在这个快有了用武之地。媒体就是需要快手，每次约稿，都要求快，因为不快，就赶不上第一个，而且，很可能上面对这个事件就不让说了。只要赶早，就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限制。所以，到现在，我已经成了媒体的香饽饽，稿约不断。其实，我花在评论写作上的时间并没有人们想象的多。即使一天写三篇，也无非两个小时的事，权当看书看累了休息。
这样说，有点对评论界不大恭敬。说实在的，我其实不该是个时评高手，我所有的知识储备，只有一点历史，其他的都是一知半解。我之所以可以对相当多的事情发声，关键是现在的这些事情，主要是由政府做出来的事情，基本上都在常识范围以内。我的朋友梁文道说过，现在是个常识缺乏的时代。只要有谁能把常识性的问题，分析得比较清楚，同时又有点文采，那么，大家就认你。你的文字有人看，甚至可以卖两次，一次卖给报刊，一次卖给出版商。
从批评大学开始，我批评所有我能明白的社会弊病，抨击政府的不公，政府的不作为和乱作为。还被人冠以“公共知识分子”的头衔，其实都绝非我的初衷。如果让我自我定位，我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更不是自由派，当然也算不上什么公共知识分子。我根本就没有仔细钻研过自由主义的理论，我只是一个有常识，而且敢于把这常识讲出来的大学教书匠，一个平时喜欢写点性情文字的写者。令我感到愤愤不平的，是处于这样的世道，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居然眼睁睁看着自己钟爱的行业被毁坏，一声不响，即使发牢骚，也只限于在私下。不站起来说话，等于放纵权力用推土机拆毁大学和大学的学术事业。至于对社会发声，就更不做了。说实话，现在政府对大学的作为，是另外一种性质的拆迁，拆迁过后，就是中国学术的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什么都不剩了。
我已经用我最近的学术研究证明了，我没有放弃一个学者的职责。学术我还是要做的，花更多的精力来做，只是不想像书斋学者那样，把学术做成象牙塔的微雕。但是，我还是要坚持写我的时评，只要这个社会还有欺压良善，颠倒黑白，逼良为娼，打压舆论的种种恶行，我不会放下我的笔。告诉人们实情，告诉人们真相，是每个读书人不可推卸的责任，作为大学教师，更是如此。不是我有多么高尚，仅仅是因为，不这样做，我的良心就不安。不管做了之后，会惹出多少麻烦，让领导多么不高兴，听从良心的指令，我只能做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