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人生甘苦与共——在美国留学、工作、生活》这个题目实际上是个命题作文，是杨玉圣老师给我出的。以前我还没有做过这方面的沟通和交流，一般作的都是比较严肃的学术报告。这个题目很好，可庄可谐，可雅可俗。今天我就谈谈自己的甘苦，谈谈自己的体会。如果大家想听听我有什么甘苦，正好我这一肚子苦水没地儿说呢，我就给大家倒倒我的“苦水”。
大概从十四五岁就我开始想以后做什么、以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事业或者组织一个什么样的家庭。不知道各位什么时候考虑这些问题，我在15岁的时候就开始考虑这些问题了。现在我正好50岁了，回过头来总结几句话，给现在的这些有梦想的年轻人。我就想了这么几句大白话。第一，了解自己。你是不是真的了解你自己，我不知道。但是那个时候我是花了很长时间了解我自己，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到底想干什么，到底能干什么。第二，要审时度势。要了解周围的环境，要了解周围的局势，这个成语我想大家都明白。第三，要把握时机。第四，时刻准备。
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文革开始了。17岁高中毕业之后就在中学教数学，我从17岁到现在一直教书。那个时候，我的学生，他们管我叫大哥，不叫老师，我就比他们大两三岁。那个时候，入党提干是所有年轻人的出路。就像现在，年轻人最大的出路、最想做的就是经商、学法律、学医等等。但是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只有一条路，就是入党提干。所以我争取入党，写思想汇报，找党员谈心。后来我发现，不管怎么努力，离党的那门还很远，入不了党，这是一方面。再一方面，我还同时做团的工作，但是后来我发现我自己在这方面没有特长。因为我总是提出一些党不喜欢的东西，提出什么想法也不对。那个时候的党，是四人帮时候的党。我发现自己不适合干这个活，自己思想太活，一会有这个想法，一会有那个想法。要是走那条路的话，我就不能尽自己最大的力量来得到我想要的最大的结果。为什么？你要想真正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你必须不做事才能做得好，甚至有些事情你觉得不对你也做。
那个年代在批林批孔，要批判一些关于孔子的东西，所以让我们先读，读完了批。很多人都不懂，可是毛主席懂，毛主席让我们批，我们就先学会这个。学着学着我发现这个我很喜欢，我觉得很有用。这个时候就要审时度势了。你要学这个，就不能被提干，那个时候叫做“自决于人民自决于党”，走封资修的道路。慢慢地，我发现别人对我有意见，说我不是无产阶级的后代，也不是革命者的后代。我就想，第一，以我的性格，往那方面走，我可能够呛；第二，我做不到，这些东西是真真实实的东西，不管你怎么做，我先弄点东西再说，不一定有出路，但是这些东西能让我安定下来，可能没有希望，但是我觉得作一个安慰也可以。
那个时候我认识了一位老先生，这个老先生是个反动学术权威，在家里闲着没事做，就偷偷招了几个小年轻，也就十九二十岁吧。他要讲书，讲什么书呢？讲的是我根本就不想学的书，叫《说文解字》。我就跟他学，大概学了一两年的时间，后来学校知道了，在大会上点名批评，后来就藏着学，偷着学。学点知识就跟地下党似的。我把那书放在抽屉里面，然后把毛选放在桌子上，就这么看。别人进来的时候把抽屉一合，问你看什么呢？《毛选》。实际上下面都是一些古代的典籍。那个时候就这样学。
到了文化大革命以后，这些封资修的东西一下变得有价值了。我常跟朋友说我这是歪打正着。现在回想起来，一个人应该对自己有一个理解，如果你觉得这个真的是我想要的，那么你就应该好好学习，同时你要审时度势。不管在什么社会环境下，这个东西是真的东西，你不要舍弃它。只要它有价值，不管这个社会怎么样，你都要抓住，所以要把握时机。文革结束之后，如果你不参加高考，你就上不了大学。上了大学，我是学历史的，上了一年之后突然得到消息，说77级的可以考研究生。时机来了，要不要考？同学们说为什么不去试试，当时班里三四个人去考，都考上了。1979年我就上研究生了。我在北师大有两个收获，一个是读了研究生，一个是在那里找到了我的太太。
还有一个我觉得也要抓住时机。在考博士的时候，已经是我工作了三年多快四年的时候了。后来系里说，你是第一届研究生，不能马上就考博士。我一想，现在不能考博士，那以后能不能考博士呢？那时候我年龄已经很大了，以后能不能考，还要等以后再说。我突然有个想法，从1973年就跟着老先生学，到1977年考上大学，1979年考上研究生，1982年毕业，这么多年搞的都是古代的东西，突然我就想古代、现代是怎么过来的，怎么变化的。
我是跟陆宗达先生学的。我们是章黄学派，章太炎先生最好的学生是黄侃（季刚先生），季刚先生的弟子是我的先生。太炎先生、季刚先生都是最传统的国粹的传承者。那么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新的概念，怎么能突破传统走出新的路子来呢？太炎先生接受了很多的西方思想。纵观近代的学术史，所有的学术大家，不管是陈寅恪还是王国维，没有一个不是学贯中西。那个时候我想在国内读博士的机会不多，想的更多的是怎么样才能突破传统的理论。我想到外面去学习、研究。这在当时我们班上的同学看来，谁也没有想到，你一个老古董居然要出国。我学的是最古老的国粹，在历史系学西方历史、欧洲历史，理所当然要出去学的，唯独我是不能的，可是唯独我有这个想法。可能吗？这就是我说的，你要抓住这个时机，你想不想走，想走你就能走。
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得到了一个机会去美国学习的机会。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给我寄了一封信，英文的，那时候我英文也不太好，我就找了英文系的朋友帮我看。一看挺好，给我奖学金了，他看了之后说：“你这是天上掉馅饼，我们这些搞英文的想去都去不能，你怎么搞到这个东西的啊?”我说那我去吧，他说这你还不去啊。我说我英文不行。接到信的时候大概是一二月吧，大概九月要进校，要去的话就要开始学英文了。有这样的吗？以前我学的是日文啊，这时候我开始学英文了。
当我到美国的时候，我基本还不能跟我的导师对话。我的导师马上跟我说：“你上不了课，一年之后马上就回去。“怎么办？机会有了，你就得拚了。这就是我说的要把握时机，到什么时候你要知道做什么事，要敢做。到现在我是幸存者，我是1986年出去的，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我是幸存者，现在不敢再试一次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机会来了，你不能迎上去抓住它，多好的机会你也可能把它丢了。我进的是语言学系，引起现代语言学革命的乔姆斯基（Planet Chomsky）和社会语言学的创始人拉波夫（William Labov）当时都在那个系。这些当时我都不知道。拉波夫就跟我说：“给你一年时间，你学的成就继续学，学不成就回家。”什么叫学成学不成啊，很简单，就是你的功课不能有B。多少门功课呢？因为我的英文不好，第一学期我可以修两门课，但是第二学期就得跟正常的研究生一样，每学期四门课，有B这个奖学金就没了，没了奖学金就没了生活保障就要回家。
当时我想，无所谓。我出来就是为了学英文。在这儿把英文学好了，你让我回去我就回去。当时我觉得无所谓，可是后来发现大有所谓。为什么？第一，我不敢回去了。如果一年你没学成，你回去了你没脸见江东父老。第二，没退路。怎么办？
如果人被逼到了非往前走不可的时候，一切的路都冲得开。这就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当时我就想，无论如何一定要把它学好。突然之间，我不知道以后再想得到的那些条件都没有了，比如说跟我一起选课的人，最后变成了我的好朋友。做什么呢？我教他中文，他教我英文。我上的课，我把录音全录下来，然后我把每个字都写下来，所以我的笔记是最全的，连老师上课讲的笑话都有。那时候全是跟美国人说话，我们7个人住一起，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就让他们听，看看这句话写得对不对，大家都帮我看。我没花钱雇了很多老师，到了礼拜日就跟我那同学互换，帮我检查一遍我的笔记。
一个月以后，我的导师就说，你的英文有变化了。半年之后，他说我们得给你写个小说，不得了，我可以很自如地跟他对话了。到了第二学期，四门课，全是英文的，我基本上全能对付。你只要认真做就行。这只是开始，有苦。我的老师就跟我说，现在没有关系了，你可以放心了，可以飞了，我不用管你了。我说我可以把我太太和孩子接来吗？一年以后，我就把太太和孩子都接来了。
你活下来了，可以往下走了，但是你接来下干什么是个大问题。什么问题呢？
太炎先生有句话，“中西学术，本无通途”，东方的学术跟西方的学术是两条道，走的完全是不同的路。我深深尝到了这个滋味。我当时学的是训诂学，而在西方学的是当代的语言学，那套东西我根本听不进去，我发现，你接受的中国传统的东西越多，你就越难学习西方的东西。我说的不是简单的一门课两门课，而是思想背后的系统、它的那套思维方法。大家都学过一些西方的理论，但是为什么他们能搞出这样一套理论呢？
我在学习中，遇到了大量的问题。我觉得很多西方的东西，完全没有没有道理，我理解不了。比如，英文说“我喜欢他”是“I like him”。这里用的是him，而不是he，为什么呢？这是主格、宾格的问题了。但是如果说I like books，你就看不出books是宾格还是主格了。汉语呢，根本就没有格。可是拉丁文有，西方人深深地受到了印欧语系的现象的影响。在八十年代，乔姆斯基提出了一个非常漂亮、深刻的理论——格的理论，意思是名词一定要有格，没有格就不合法。我就对他说：“汉语里的名词都没格，那汉语都不合法？”他说：“你可以想象它有格嘛！”我就觉得这简直就是胡说八道，是西方人在开玩笑。可是我不学又不行，不学没学分，没饭吃。
在学习的过程中，我就提出一个问题来，与其硬着头皮，为了拿学分学，我不如就彻底换个角度。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把我自己的所有的东西全部忘记。我从19岁跟着陆先生学的那些传统的东西，出国之后十几年碰都没碰，一篇文章都没写，几乎是八年一个汉字都没写。为什么？彻底抛弃原来的东西，我从头开始，“而今迈步从头越”，我就一头扎进西方的东西里，包括课程、课程的历史、为什么有这门课、科学的哲学史、哲学，我从这几个方面来考虑西方人为什么这么推理。在找洋人的“错”的过程中，我发现它有它的道理，而且是很深的道理。这个道理是我们没有的。太炎先生说“中西学术，本无通途”，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两条路不能接近。如果你不是真正了解国学的路，你就不知道我们是谁；如果你知道了我们是谁而不接着了解，你不知道他们是谁。在美国学习、工作七八年之后，我自以为摸到了它的一些脉络，刚才我说了，近代史上的学术大家或多或少都受到了西方的影响，他们把中西学术结合得越自觉、越深，他们的成就就越大。对我影响很大的就是太炎先生和陈寅恪、王国维。从表面上看不到，他们没有受到西方的影响，太炎先生以为完全是国粹的东西，实际上很多都是西方的理论。
由于有了这种认识，我选了最能够代表西方语言学的课——形式句法学（formal syntactics）。当时拉波夫就逼着我选，跟我说，选了这课，才能做语言学。不知道诸位对形式逻辑有没有兴趣，要想了解西方最难的东西，就必须了解逻辑学，没有比逻辑学更难的了。了解了逻辑学之后，我才知道这是我缺少的，是我跟陆先生学的时候没有的。
有了这个以后，时间就到了应该写毕业论文的时候了，我不太清楚写什么题目。我觉得，韵律可能影响了汉语的发展。我的导师说这个很有意思，让我写这个题目，让我把句法和语音结合起来。我就决定选这个问题了。等真正开始的时候，我才发现实际上是白手起家。没有人研究过韵律和句法的关系，更没有人说语音能影响语法。可是我就觉得是这样的。做学问，要相信自己的第一感觉。我的感觉告诉我，在很多情况下，语音好像决定语法。比如，你可以说“读报”、“读报纸”、“阅读报纸”，可是你不能说“阅读报”，“种植树”、“浇灌花”、“打扫街”，都不行。奇怪在哪呢？前面是两个字，后面是一个字，我就感觉，2＋1就不好。我觉得这是一个没有被人发现的、具有理论价值的东西。平常大家觉得“浇灌花”不能说就不说了。可是为什么这么说不好呢？可能是韵律在起作用，韵律决定这些话能不能说。这是前人觉得不可能的事，如果你的感觉告诉你是真的，你就要相信自己，抓住不放。当时别人问我写什么题目，我就说是韵律如何控制句法。说完之后别人都不理我，说我在胡说八道。后来别人再问，我就说我是抓鬼的。别人说你抓什么鬼呢？我说韵律能控制句法，但是我抓不住它，不知道怎么用科学的方法把它说出来，我知道有鬼，我不能让它现形。
我用了六年的时间，突然抓到一个小鬼。举个例子，你可以说“皮鞋厂”，但是你不能说“鞋工厂”，“鞋帽店”也可以，但不能说“帽商店”、“鞋商店”。换句话说，我发现，2＋1的名词，在汉语里一般都成立，1＋2的不能成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跟它相对的来讲，1＋2的动宾结构可以成立，比如“开玩笑”、“泡蘑菇”，但是2＋1的动宾结构不能成立，比如“种植树”、“打扫街”。韵律有点像英文的ing，比如复印文件，它是动词呢还是名词？印文件是动宾结构，是1＋2，复印件只能是名词，因为它是2＋1，名词和动词的不同，也就是2＋1和1＋2的不同靠韵律。韵律是什么呢？它有点像动名词。汉语里韵律有这么大的功能，汉语里没有ing，但是汉语里的韵律可能是这样的。汉语的句子，头重脚轻不行，“把他打”，不行，脚太轻了、太少了；太多了也不行。洋人就说汉语没有语法，我们就说我们的语法给你们的不一样。其实是一样的，都不能尾大不掉，英文说pick it up，但是不能说pick the book on the floor up。所以韵律不但控制了汉语的语法，英文也是如此，pretty的比较级是prettier，beautiful的就不是beautifuler，为什么呢？规则是什么？不是语法，不是构词，是音节在这里作怪，如果两个音节以上的形容词的比较级要用more，就是音节在这里控制。
把它推广下去，我就创造了一个学科——韵律句法学。不止如此，推而广之，还有历史韵律学、韵律文体学。
别人问我，说你都是终身教授了，干吗还整天这么卖命工作。我说，如果你走到山上发现山洞里有金子，你就挖金子，你能停下来吗？今天挖了一个洞，明天发现那个洞里又有，后来我觉得太多了，我挖不动，我得找人挖，所以我现在带学生，跟学生一起挖。
我最后用几分钟的时间跟大家说说我理解的学术的几个境界。
第一，有两个人给了我目标，一个是孔子，一个是爱因斯坦，他们两个人有惊人的自信心。孔子周游列国，有一次被围困在匡这个地方，快要饿死了。当时孔子说了这样一句话：“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意思是，周文王死后，“斯文”不再。若天欲丧“斯文”，就是说孔子死了，那么后来之人就不能享有“斯文”之制；若天不欲丧“斯文”，匡人是不能把我怎样的。文王是周天子，受天命而有天下，孔子自承受天命而担荷“斯文”。他代表了上天的意志，要传上天的文化。这是说，人生在世，要有一种传道的精神。
爱因斯坦说过，“My theory is too beautiful to be wrong”（我的理论如此精美，根本不可能出错），这就是自信。
第二，在学习工作中，一定要有自己的楷模。我的楷模一开始就是太炎先生和季刚先生，所以我说“祖章黄，以通古今”，你才能有自己的根，才能有中华民族的根；在西方，我也选了两个人——拉波夫和乔姆斯基，“奉拉乔，以贯中西”。“祖章黄，以通古今；奉拉乔，以贯中西”，这两句话是我的楷模，是人生的原则。据说，牛顿如果有一个问题他想不出来，他可以想（concentrate）一个月。可是我一天都达不到。但是你能不能不放弃呢？如果你能够执着到这种程度，你就能成功，所以说精诚所致，金石为开。
第三，不自欺，不欺人。西方有句话，我很欣赏，是Great power comes with grear responbility，你的威力越大，你的责任就越大。今天你可能还是学生，但是明天“天将降大任于斯人”。
学者的宗教是什么？陈寅恪先生说“吾侪所学关天命”，我们所学的东西关系到天下、民族的命运。你所学的不是一般的，是关系到民族的大命的。你要是有这种观念，你的学习就不同了。这只是肤浅的东西，再深一点的东西是什么？安身立命的东西是什么？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不是耶稣，是你从学习中得来的真理，所以我觉得“天命”不仅是指民族的命运，还是你自己安身立命的东西，我们过去说的“修身齐家立国平天下”。你自己拿什么安身立命？就是以你自己真诚的心来做你自己的学术，知多少做多少，得多少是自得，我觉得这个才是学术。
这就是我在美国留学、工作、生活的一点经验。谢谢大家！
杨玉圣：我在北师大的时候，请冯教授作过讲座，是关于中国近代学术传统转型的。可是，如果冯教授在法大讲他最得意的汉语韵律句法学，最多能有3个人听懂。为什么请冯教授做这个题目的讲座呢？我相信诸位同学肯定有志于也肯定能成为冯胜利第一、第二、第三。为什么？就是因为你们今天能够听了冯教授的讲座。因为冯教授真的经过了一个甘苦与共的过程。
我10年前就有机会跟冯教授结识，得到了冯教授的很多帮助和指点，虽然我们不是一个学科，但是我对冯教授佩服得一塌糊涂。在冯教授的《汉语韵律句法学》没有出版的时候，我就看过初稿。我虽然对语言学一窍不通，但是冯教授在书中的贯穿中西的方法，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我们经常用“创新”这个词，甚至一些本科的同学也申请所谓的“创新基金”。创新之难啊，决不是像我们现在顺口一说那么容易。什么叫做创新？我觉得20世纪的中国的骄傲，王国维先生、那些学术泰山北斗才是创新。现在的学界，尤其是法学界，发表文章就像大小便一样，还敢谈创新吗？过去我们说著作等身，那个说的是竹板，现在的中年法学家，用小五号字、五号字印出来的书真的跟身高差不多了。
我觉得冯教授的这两本书，就是一种创新，是冯教授的心血之作。我认为冯教授的学问之道，值得内地的学术圈的学习。冯教授从小就有了志向，在别人忙着批斗的时候，冯教授就跟陆宗达先生学习，在美国的时候又学到了地道的西学。冯教授为什么说自己是幸存者？为什么和他同时代的那么多人都没有坚持下来？我想，冯教授用自己的努力、心血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走过来。
我接触过一些80年代留学美国的学者，有四位是我很佩服的，他们是丁学良教授（香港科技大学教授、著名社会学家丁学良）、王希教授（美国宾州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北大长江学者讲座教授）、满运龙（Thomas Y.Man，美国芝加哥贝克?麦坚时国际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冯胜利教授。他们虽然在不同的研究领域，但是都能在各自的领域达到国际一流的水平，能够在国际学术界自由地交流。在座的各位同学，如果想像冯教授这样做学问，就应该有一个标杆。这个标杆就是以上四位。
总之，很感谢冯胜利教授今天的到来。下面请同学们提问。
问题1：我们的杨老师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您怎么看待他的这种学术批判的精神呢
冯胜利：杨老师对祖国的学术有非常的热情。在杨老师的学术批评网的5周年纪念时，我写了“求真”。杨老师说过一句话，还是很触动我的，他说，“不要让10年、20年之后的人回过头来看我们这代人的时候，说这代人连一个出来说真话的人都没有”。杨老师是以学者的身份来做学术批评、学术规范，这种精神是非常可贵的。我想在若干年后后人写今天的学术史的时候，他一定会载入史册的。我也希望这个事业能够继续下去。
在中国，正常的学术评论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比如，一个人的书出版了，我们能不能正常的评论，不要总说好话。如果我真的说你不好，可能以后我们两个将来就要结仇了。我的理论能够发展起来，应该感谢不同意我观点的那些人。如果没有他们的争论，这个理论出不来。没有批评，就没有发展。总之，没有学术批判就没有学术。
问题2：古人说过，“旁观者清”，您长期在国外，您能谈谈国内的学术状况到底怎样呢？
冯胜利：我回来之后有些时候感到有些失落，我有句诗，“匆匆归乡客，漠漠隔世人”，我觉得在学术上有一种隔膜。我觉得学术的价值有可忧之处。什么地方可忧呢？一些学者为了凑数而写文章。在这点上，我觉得是学国外学得太过分了。在国外，要想在学术界生存下去，需要发表一定的文章。但是，它仍然不至于到滥竽充数的程度，不至于说必须要有多少篇文章才能带研究生。如果你的文章确实是开创性的，确实很有影响，即使数量少，你也能够得到提升。他们很重视的就是同行的共识。一个问题是，大学在给一个人很重要的职位时，敢不敢让外面的人来评审。如果真的靠实力的话，就不应该怕。现在在香港，在评一个重要的职位时，都要拿到国外，让国外的同行来评。可是我们国家做不到，于是就找那些能让自己过关的人来评，甚至还有“公关”。这是以前没有的，也是我无法想象的。孔子说，“觚不觚!觚哉!觚哉”，意思是世道变了、价值变了。所以我说“千莫觚哉恨，孰料更成真”。这四句诗就是我的一种忧虑。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应该不为世上的这些风气所动，沉心读十年书，将来肯定能成为一代学人。
问题3：您认为，跟西方的学生相比，我们缺少哪些东西？
冯胜利：我分本科生和研究生来回答吧。考到哈佛的学生，分数都是最高的。国外在选拨学生的时候，都是看重成绩的，可是他们也看到了成绩的弊病。高成绩的不一定进来，低成绩的肯定进步来。它还看重社会能力，对社会的关注。举个例子，平时有没有做义工、参加社会活动，都是用来衡量是不是一个完整的人的标准。这一点是不一样的。
哈佛有一个新规定，研究生不能超过8年。在以前，曾经有人花了10年时间在哈佛读博士。可是我们国家的博士，三年就得毕业，可是，有的专业，比如文史，三年的时间能学的完吗？我在读博士的时候，最后有一个测试，四门课，8道题，两天三夜的时间回答，很多人就不能毕业。从制度上来看，我们的所谓教授、博士生导师等等，才不过20多年，还需要向西方学习，还需要正常化。
问题4：现在网络语言在我们年轻人中间很流行，您觉得，当我们这代人成为社会的主体时，网络语言会不会给语言带来一场革命，就像从文言文到白话文那样？
冯胜利：随着技术的发展，我觉得网络语言可能影响到词汇、语法甚至文字，但是有一点，如果这些语言，不能经过耳口的相传，它就不属于真正的语言。
赵元任在教文言文的时候，要求学生打招呼的时候不说“你好”，而说“别来无恙乎”，回答也不能说“还好”，要说“尚可尚可”。那只能是课堂上的。语言是有声的，这一点很重要。我的意思是，尽管网络语言能有一些影响，但是如果不能上升到口和耳，它就没有系统，不是真正的语言，至多变成一种社团性的语言，进入不了语言的系统。个别的词汇对语言不会有大的影响。
问题5：冯老师，您说要了解自己，可是我现在很不了解自己，很渺茫，不知道自己将来要干什么。
冯胜利：人都会遇到这个问题的，只不过是时间成段、轻重不一样罢了。有的时候我也很渺茫。在渺茫的时候，要看书。不能不读书，不读书就找不到想要的东西，书是医治渺茫、彷徨的药。我觉得你可以请老师、朋友推荐几本书读一读。另一方面就是要自信。李白说“天生我材必有用”，你要详细自己是有用之才，可能你暂时不知道自己的“用”在哪方面。你可以渺茫，但是不可以不自信。找到目标之后，一定能够跳出渺茫。还有就是一定要有自己的榜样。
问题6：我的大学生活没有多久，也很想在将来像您一样从事学术研究，可是却不知道从何处入手。您觉得，我该怎么做？
冯胜利：现在回想年轻的时候，我比你还担心、焦虑、害怕。我越想前途，我就越害怕。我不知道现在该做什么，也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我还是这么一步步走过来了。有一点很重要，你要是不做事，一直担心害怕，你就会永远担心害怕。可以有焦虑、担心、彷徨，但是不能影响做事。必须从现在做起。不要空空地焦虑。
做学问一定要练就做冷板凳的功夫。人生最珍贵的几年时光就是大学的这几年了。过了这四年，你要是不读书，以后恐怕就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
（原载《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2007年第10期，该文由2007年6月29日在中国政法大学讲座整理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