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我国的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曾经流行过一种观念，认为斯大林确定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是社会主义各国可以和必须效法的唯一楷模。但是，当苏联式的体制模式和发展模式在我国全面建立后，人们普遍感到它带有根本性的缺陷，需要进行改革。于是，毛泽东在１９５７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了寻找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的号召。在往后的整整２０年中，我国人民作了多方面的探索和试验。但是，成功的时候少，失败的时候多，并没有能够真正找到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只是在１９７８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才逐渐清晰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邓小平在这条路线的形成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解决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必然遇到的种种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奠定了基础。
邓小平经济思想博大精深，我曾在一篇全面论述邓小平的经济思想的论文中把它归纳为八个方面，这就是：（１）确立生产力标准；（２）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３）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共同致富；（４）改革是解放生产力的一场革命；（５）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６）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７）开放政策是中国的希望；（８）宏伟的战略目标和周密的规划设计。本文只就当前特别值得我们认真领会、全面把握的几点战略思想作一些讨论。
一、高度重视生产力的发展是邓小平全部经济思想的主线；“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体现了现代生产力的灵魂，“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由此得出的重要政策结论。
邓小平的全部经济思想贯穿着一条主线，这就是高度重视生产力的发展，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看作衡量各种体制和政策长短优劣的根本标准。根据这一观点，邓小平提出了“把四个现代化建设作为重点，坚持发展生产力，始终扭住这个根本环节不放松”的口号。同时，按照当代生产力的特点，他提出了发展生产力的实际纲领：在社会主义的多项任务中，把发展生产力放在第一位；在发展生产力的任务中，又把发展科学技术放在首位。早在１９７５年他主持国务院工作时，就以马克思“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的论述为依据，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据此，他在１９７８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明确地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
在１９８８年９月的两次谈话里他又进一步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他说：“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这是邓小平根据当代科学技术的急剧发展和对生产作用的极大提高而作出的新概括。邓小平的这些论述，体现了现代生产力的灵魂，抓住了如何发展现代生产力的要领。这表明，邓小平以百战之身，到了耄耋之年仍然能够不断吸收新的知识，使自己的思想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正像马克思所说，现代生产不是立足于经验的常规，而是依据对科学规律的认识。既然如此，明确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之后，自然就会得出一个重要的政策结论：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邓小平在１９７７年第二次复出以后不久就着重指出：“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
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使用人才涉及许多方面的政策措施，邓小平着重讲了三条：第一，实现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第二，“要以极大的努力抓教育”；第三，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这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提高他们的社会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二是改善他们的物质待遇。关于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早在１９７５年邓小平恢复工作的时候，就明确指出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关于知识分子的物质待遇，他不止一次地提出：“不论怎么困难，也要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牺牲一点速度，也要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二、根据邓小平经济思想，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实现共同致富，为此须改革我国传统的所有制结构，实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存共荣。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同时注意防止两极分化。
什么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呢？在１９８４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前，邓小平一再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１９８５年邓小平在谈到我们坚持社会主义的时候对这一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回答：“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为了做到共同富裕，首先必须以生产力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为前提，因此，“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在１９９２年初的南方谈话里，他再次重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邓小平关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思想，就是从这里引申出来的。共产主义者主张公有制，是因为它有利于共同富裕的实现。可是在“左”的思想影响下，人们引喻失义，形成了国有制是公有制最完善的形式、所有制“越大越公越好”的思维定势。在这种教条的指导下，刮起一次又一次的“共产风”，几乎把国家所有制和人民公社所有制以外的经济成份扫除得干干净净。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后的调整时期，我国农民群众创造的“包产到户”的农业经营形式曾经有过相当大范围的发展。当时，在如何对待“包产到户”的问题上是有很大争论的。邓小平坚决支持农民群众的这一创造。他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著名的“黄猫、黑猫”的比喻，就是针对“包产到户”问题说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对我国所有制结构问题作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主要内容有：发展个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大力发展乡镇企业；采取允许私营经济发展的政策；吸引外资，发展外资企业；用多种形式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
在邓小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我国逐渐形成了以公有制（包括国有、集体所有以及其他公有制形式）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繁荣的局面。
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共同致富。在发展生产和共同富裕这两个方面中，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实现共同富裕则是社会主义的社会目标。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预想的那样，首先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给社会主义国家带来了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物质基础的繁重任务。
在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７８年期间，由于“左”的思想的干扰，错误地把平均主义当作社会主义，结果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不利于生产发展，不仅谈不上共同富裕，相反只能造成普遍贫困。邓小平对于这种做法的弊端看得十分真切：“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邓小平根据社会主义原则，批驳了“四人帮”的“贫穷的社会主义”，指出：“‘四人帮’叫嚷要搞‘穷社会主义’、‘穷共产主义’，胡说共产主义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简直是荒谬之极！”“从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７８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
既然共同富裕的目标又不可能整个社会同步地达到，那么，我们应该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呢？邓小平提出了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让一部分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大政策”。他说：“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
不过，事情还有另外一面。在实行市场经济和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情况下，的确存在着出现人群之间、地区之间的两极分化和贫富悬殊的危险。邓小平提醒人们注意，要防止这种情况发生。他曾一再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这是很值得我们警惕的。
三、邓小平突破了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的“戒律”，指出改革是一场用市场经济体制取代计划经济体制的革命。
中国在１９５８年以后进行过多次改革，但问题在于，这些改革都没有触及计划经济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根本，而只是在原有体制的基本框架内作一些或大或小的修补，因而成效并不显著。“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一次新的选择。这涉及到两个层次的问题：第一，中国的经济体制要不要进行改革。第二，改革应当怎样进行。是仍然沿着过去几次改革的路子，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改良呢，还是另辟蹊径，走出一条有别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新路子？
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对这两个问题都作了明确的回答。关于第一个问题，邓小平的回答是：“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关于第二个问题，邓小平的回答是：改革“实质上是一场革命”，“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虽然“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革命。”为什么说改革是一场革命，又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革命呢？邓小平１９８２年关于“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的讲话，是对这一重要论断的一个很好的注脚。他在那次讲话中指出，“这是一场革命。当然，这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正是根据邓小平的上述思想，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规定的改革目标是：“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这就清楚指明了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改革不能只是对它进行修补，而是需要对它进行具有根本性质的变革。
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是以什么手段为基础来配置稀缺的经济资源。按照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这被认作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和对当代经济发展的研究，邓小平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对这一个公认的“基本原理”提出了挑战。
早在１９７９年１１月同美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人的一次论题广泛的谈话中谈及中国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时，邓小平就明确地提出：“说市场经济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所使用的方法，如同后来他多次讲到的那样，是把计划和市场都看做组织经济的手段。从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的基本原则出发，他主张利用一切有效的手段来发展社会生产力。虽然邓小平在这次讲话中仍然沿用了当时通用的“计划经济为主”的提法，但是，他突破了社会主义只能利用“市场调节”作为补充、而不能存在“市场经济”的框子，明确地否定将市场经济限定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的观点，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显然是理论上的重要发展。
沿着这种思路，邓小平的思想随着我国改革的逐步深化而不断发展。
１９８４年１０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认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观念。这是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问题上的一次重大的突破。虽然当时使用了商品经济这样的苏联教科书的语言，但是从《决定》提出了旧体制的主要弊端、改革任务、改革的基本内容以及计划本身的变化来看，《决定》里所说的“商品经济”，也就是市场经济。邓小平对这个决定作出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这个决定“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并称赞它“是个好的文件”。
一年以后，邓小平在同美国企业家代表团谈话的时候，再次重申了１９７９年谈话关于有必要采纳市场经济的方法的意见。他指出，问题的关键，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这样，在１９８７年中共十三大的政治报告里，根据邓小平的意见，没有再提计划经济为主的问题。
在１９８９年的政治风波之后，理论界有些文章把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的问题同基本社会制度直接联系起来，认为这是一个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但是，邓小平仍不改初衷。在他看来，一种体制，一种政策只要是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就应当坚决地、毫不犹豫地加以采纳和执行。因此，他在１９９０年１２月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和１９９１年初同上海市负责同志谈话时尖锐地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在１９９２年初的南方谈话中，更对市场经济是不是一定姓“资”，社会主义可不可以搞市场经济以及有关的问题作了系统的回答。他的这一讲话，为中共十四大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这一历史性的突破奠定了理论基础。
四、邓小平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定了分三步走，到下个世纪中叶成为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的宏伟战略目标，以及积极慎重、注重增长质量、以改革开放促发展的方针。
邓小平不但发展了社会主义理论，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定了正确的政策，还为它提出了宏伟的战略目标。
在即将进入８０年代的１９７９年末，邓小平在同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谈话时，提出了争取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８００美元的水平。在邓小平的倡议下，中共中央制定了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规划：第一步，是在８０年代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从１９８０年的人均２５０美元，达到１９９０年的５００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达到１０００美元，进入小康。第三步，再用三五十年时间再翻两番，在经济上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使人民生活比较富裕。
上述战略规划所规定的目标是十分宏伟的。邓小平说，“这个目标对发达国家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雄心壮志，是一个宏伟的目标。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基础上，再发展三十年到五十年，力争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
对于如何才能实现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邓小平在他的著作中作出了回答：第一，现代化的目标要有步骤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邓小平提出用５０到７０年分三步实现这一目标，就表明了他的慎重态度。第二，强调增长的质量，而不要片面追求产量的增长。在制定１９８３—１９９０年长远规划时邓小平指出：“长期计划留的余地应该大一些，年度计划可以打得积极一点，当然也要留有余地，重视提高经济效益，不要片面追求产值、产量的增长。总结历史经验，计划定得过高，冒了，教训是很深刻的”。
第三，把重点放在改革上，以改革开放促进发展。１９９１年８月，他在谈到中国经济应当“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时，着重指出：“重点放在哪里？我看还是放在坚持改革开放上。”“特别要注意，根本的一条是改革开放不能丢，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抓住时机上台阶。”
五、“整体推进，重点突破”，更能体现邓小平战略思想，在农村改革和对外开放取得成功之后，邓小平提出了不失时机加快城市及整体改革的任务，提出了“胆子要大、步子要稳”的战术原则。
对于中国的改革，国外的一种流行观点认为，它的特点和优点是“渐进主义”。这种观点在我国也有广泛的影响。在主张改革的人们中，也有不少人认为中国改革好就好在不太快。
“渐进改革论”的观点是否切合中国改革的实际？符合邓小平经济体制改革的战略思想？揆情度理，看来回答只能是否定的。
从中国改革的实际情况看，在国有经济（包括国有工商企业、国家银行和国家财政）的范围内，改革的确是渐进地进行的，但是，这并不是改革的优点所在。中国改革成功的秘密，在于国有部门改革受阻以后把改革的重点放到农村和对外开放方面。迄今为止我国改革取得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一特点有关。
采取这种策略，我们解决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改革中没有能够解决的问题。从中国实际出发，我们找到了一条新路。不是只盯住国有经济不放，而是一方面维持国有经济的运转，另一方面把主要力量放到非国有部门去寻找新的生长点。这就使整个改革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找到了支撑点。使得１５年来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出口增长更快。在改革的过程中，也遇到过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经济秩序混乱等问题。但我们依靠迅速生长起来的经济力量，较快地克服了种种不稳定因素，使改革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
但是这种战略也不是没有缺点的。特别是这种“外围战”的长期化会带来不少棘手的问题。经济体系是一部配置资源的机器。这部机器被分成两半：旧的部分仍在运转，而且占居领导地位；新的机器虽然部分建立，但不完整。这种状况不改变，新的经济体制不能作为一个系统建立起来，整个经济的效率就不可能提高。这样，就出现了许多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不利因素。主要表现在：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压力经常存在，不时爆发；双重体制并存使腐败的滋生有一个非常大的体制基础；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收入差距有扩大的趋势；国有部门的困难日益加剧。
如何对待这种局面？是积极进取，还是继续拖延国有部门的改革？
１９８４年６月，邓小平就已指出，在农村改革见效以后，“改革要从农村转到城市”。１９８４年１０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标志着这一战略重点转移的开始。１０月１日，邓小平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３５周年的庆典上提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要对妨碍我们前进的现行经济体制，进行有系统的改革。”接着，他在一系列的会议上对“系统改革”的内容和意义作了阐明。“城市比农村复杂得多，它包括工业、商业、服务业，还包括科学、教育、文化等领域。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主题，就是城市和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这意味着中国将出现全面改革的局面。”“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将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写上很重要的一笔。”“这将是一次很有特色的全会”，“全会的决议公布后，人们就会看到我们全面改革的雄心壮志。”从１９８４年到１９９３年的十年中，邓小平反复地提醒我们：“思想要更加解放一些，改革开放的步伐要走得更快一些。”
在战略方针确定以后，小平同志进一步提出了进行全面改革的战术原则。他说，“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所谓“胆子要大”，是说“城市改革实际上是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这是要冒很大风险的”，“进行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需要有勇气。”“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所以，……这件事必须坚决干下去。”所谓“步子要稳”，是说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每走一步，都兢兢业业，大胆细心，及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就做些调整，使之符合实际情况。”
１９８４—１９９２年在改革的工作指导方面出现了这样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事到临头决心动摇了；另一种情况是，改革的决心倒是下了，但是配套的政策没有安排好，比如在改革的宏观环境不好的情况下，贸然推出大的改革措施，也使改革的攻坚战进行不下去。这都是与邓小平提出的方针不相符合的。至于邓小平本人，不管在哪一种情况下，他都总是坚持“胆子要大，步子要稳”的方针，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党的十四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十四届三中全会把“十四大”的纲领性提法具体化，描绘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蓝图。对于我们的论题有重大意义的是，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改革应当实行“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方针。这一提法，较之过去常常讲的“整体渐进，阶段突破”更能体现小平同志的战略思想。在改革的内容上，经过１５年成本比较高的被动改革，价格已经大体放开的情况下，设计了财税、金融和外汇体制改革方案；在企业改革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方面，思路也愈来愈清晰了。
今年的各项改革出台已经几个月了，亟需加以总结。看看原来的方案有哪些缺点，要及时加以调整和补充；哪些方面的改革没有到位，要督促加快。总之，我们应当紧张工作，力求完满地实现小平同志经济体制改革的战略决策，确保在２０００年以前把社会主义经济新体制初步建立起来，使我们能够从根本上摆脱种种经济社会问题的困扰，在今后的长时期中实现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
《人民日报》1994年8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