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是贵族的事情。在没有贵族的国家，政治蜕变为宣传。当政治蜕变为宣传的时候，只有政客而没有政治家。在日常语言里，我们喜欢用“高贵的”来修饰政治家，而用“肮脏的”来修饰政客。后者之所以不高贵，因为他们把政治当作交易。当政治成为交易的时候，交易双方各自牟取私利。

政治家以公众利益为目的，为达成目的，他们难免也卷入政治交易。可是由于以公众利益为目的，他们让交易隶属于政治。于是，在日常语言里，我们说政治家是有原则的而政客没有原则，我们还说政治家有信仰而政客无信仰。

古代雅典最伟大的政治家伯里克利临终时，普鲁塔克《伯里克利传》这样描写当时的情景，他的朋友们以为他已失去知觉，便开始历数他的丰功伟业和高贵品质，例如，他曾在九个敌对国的领土上建立了胜利纪念碑，例如他在如此长久的时期内保持了雅典的繁荣，他们为失去这样一位英雄人物而感到悲痛。这时，在弥留之际，伯里克利听完这一切之后喊道：“你们忘记了我最杰出的荣耀，尽说那些主要取决于命运的寻常功绩。你们没有提到，从未有一位公民因我而披丧服。”在这位民主政治家所追求的理想王国里，如康德所称，“每一个人都是目的。”这是一种信仰，在如此长期的统治中，能够不为私利而牺牲哪怕一位公民的生命，确实可贵。

按照我的理解，贵族应当由一种特殊的精神气质来界定而不应由出身和门第的渊源来界定，虽然贵族气质往往与一个人的出身和门第有关。近代以来，世道变幻莫测，门第兴衰无常，我们几乎不可能仅凭外在特征来推测一个人是否具有贵族的精神气质。更常见的情形反而是，在许多蓬头垢面的囚徒中，我们被一张高贵的面孔所吸引，或者，甚至那面孔也被污泥浊水遮掩着，却遮掩不住那目光所传达的智慧、沧桑、悲悯、高贵。

根据多数作者的观察，贵族气质主要来自教养。这里，值得探讨的问题是：一个人的教养，究竟是由先天因素决定的还是由后天因素决定的？

教养与现代社会里所谓“正规教育”有本质不同。正规教育至今仍只是传授知识的过程，虽然我和我的朋友们正努力推广一种新的教育观念，把正规教育视为培养学生“批判性思考能力”的过程。教养与传授知识几乎无关，如章太炎所论的“小学”，教养所涉及的，是洒扫进退接人待物的习惯。由幼时的教养，随着阅历与见识的积累而逐渐融为风度。不过在日常语言里，不同品味的人可能赞美不同品味的风度，从而被称为“有风度”的行为可能体现了完全不同的格调。因此，我还是喜欢使用“精神气质”或“人格”这类已经由一些伟大的学者详细界定的语词。

一个人的幼年教养，通常定义为3岁至7岁，最晚可至10岁，在这段时间内的全部体验，意识的和身体的，构成了幼年教养的内容和性格的定势。人格心理学的当代研究表明，性格一旦定型，几乎终生不变。

在幼年教养所培育的各种性情当中，儿童心理学研究表明，最重要的两种人类情感——正义感和仁慈感，通常发生于3岁而定型于7岁，只要有语言能力和模仿能力。仔细辨认，我们不难注意到，我们自己幼年时期通过语言所习得的对各种行为的褒或贬的判断能力，以及相应而有的道德情感，其实仍基于我们对成年人使用这些语言的情境及行为的判断的模仿。

所以，休谟曾总结说，人类的全部知识的根源就在于从相似的原因推测相似的结果，所谓“类比”。休谟的这一看法，已经被两位以色列经济学家引入当代的福利经济学理论，在最重要的经济学刊物上发表了一篇至今未被广泛注意的重要论文。

可是，在中国转型期社会里，由于家长们的教养不足，更由于幼儿园教师们的教养不足，我们的孩子们的幼年教养远不是完善的。例如，我们常常看到被父母和祖父母们宠坏了的孩子，他们的行为特征是，要么过于仁慈——以至于无法形成正确的是非标准，要么过于自私——以至于不能参与正常的社会交往。我们有时也看到一些被遗弃在贫困中的孩子，他们得不到父母的爱或任何人的呵护，他们在垃圾堆旁边的生存竞争中熟悉了“弱肉强食”法则。固然，这一法则与人类社会的原始正义相关，但仅仅凭着这一法则，却不能养成被我们称为“正义感”的道德情感。

基于观察，我们几乎可以简单地把政治家的品格定义为正义感与仁慈感按照特定比例混合所得的那种气质。这一特定比例就是雅理士多德在《尼科马各伦理学》和《政治学》里推崇的“中庸”——对任何行为的各种极端情形保持着足够远的距离，也就是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推崇的“合宜”——在每一情境内保持最恰当的举止、态度、情感。

未来的中国社会，必是政治的。未来的中国政治，非有政治家而不能有公民生活的政治升华。未来中国的政治家的数量的多寡及质量的优劣，取决于今天我们的孩子们的教养，取决于这些孩子们能否形成被称为“高贵比例”的正义感与仁慈感的恰当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