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曾指出：“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需要中国共产党不断保持和增强生机、活力和创造力，一代一代持续不断地建设与创新，实现“长江后浪推前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政治上，实现了“江山代有才人出”、做到了不断创新的重要表现，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新老交替，尤其是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新老交替。
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历史和大量的事实足以表明：尽管中国的政治制度还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尽管它是“次优”而非“最优”，但它比较适合中国的国情，也适应于越来越开放的内外部环境，还能够回应内外部的各类挑战。
集体交接班机制的历史演变
新老交替问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中国共产党始终未能很好地加以解决的关键性问题。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新老交替，是经历了先失误、后成功，先挫折、后顺利，先非制度化、后制度化，先个人选择个人接班人、后集体选择集体接班人的演变过程，进而才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中央集体领导机制。下面，我对上述变迁历程作一简要回溯。
首先从毛泽东开始，他非常具有创意性地开创集体领导的体制。其主要原因是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的领导人变更。实际上，毛泽东是基于苏联的情况开始考虑中国共产党的新老交替问题，尽管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都还相对年轻，新老交替在党中央的议事日程中尚未成为特别紧要的议题。当时毛泽东在考虑中央领导集体设置方案时创意性地提出了恢复设置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并建议由党中央主席、副主席和中央书记处总书记一起组成该委员会，作为中央领导的核心。毛泽东之所以考虑这个问题是因为当时他认为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指刘少奇)是一开始的安排。在中共八大的时候，他“感到孤单”，认为需要“设几道‘防风林’”。斯大林的去世对毛泽东的影响很大，毛泽东就首先想到了国家的长治久安问题。因此他提出要“预备着一手，同时多几个人，工作也比较有好处”。毛泽东特别强调，集体领导制度安排的核心目的是为了国家的安全，多几个人，大家都负责一点(工作)。毛泽东就此提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成员由六人组成，其中毛泽东还处于更长远的战略考虑，安排了“少壮派”即邓小平和陈云二人进入常委会。当时，陈云和邓小平分别是51岁和52岁，这样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内部形成两个年龄梯队。毛泽东正是出于确保党的领导长期稳定的考虑，特意安排这样一个梯队，而后在1958年又选择了比他们两位更加年轻的林彪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常委人数达到七人。
“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一领导制度安排的解体也和毛泽东提出的分“一线”和“二线”的设想有关。从毛泽东的角度来看，他更多的是个人选择接班人，那么他就陷入到一个人选择接班人的悖论之中。在1958年到1976年期间，毛泽东作为党中央主席，个人的权力过分集中，就逐渐从集体领导走向了个人领导，以至于这一制度遭受了严重破坏、严重失灵，给党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但是这也给后来的领导人，特别是陈云和邓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历史记忆，也使得后面能快速恢复和构建中国特色的中央集体领导制度暨八大制度，从而为新老交替“三化”留下了丰富的历史财富。
进入到改革开放阶段，中央领导人特别是邓小平和陈云就开始探索新老交替的“三化”道路。实现新老交替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实际上就是克服毛泽东个人选择、个人考察、个人决定接班人所带来弊病的过程，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过程。这一过程中最关键的三个人是邓小平、陈云和当时连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叶剑英同志。邓小平反思了历史，他讲到领导人“个人指定接班人，与终身制一样，也是封建主义的做法”。他提出建立中央领导集体制度，对党的新一届领导人采取了集体选择、集体考察、集体交接班的逐步过渡的做法。实际上，在2012年11月15日胡锦涛同志不再担任中央军委主席时，新老交替这个步骤就已经完成，但还有一个过渡阶段。这是一个渐进的、发展的政治改革过程，而难得的是三十多年前邓小平、陈云、叶剑英三个人就提出了集体交接班的看法。陈云同志提出：党的接班人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内都有过痛苦的教训。不仅是中国，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叶剑英同志讲到我们党虽然在理论上提出了接班人问题，但是实际中没有解决好。毛主席对集体接班交班问题考虑得少，而是侧重于个人的交班、接班。党的九大把林彪当接班人写进了党章，林彪摔死了，又提出王洪文当接班人。实践证明，这样做是失败的，这个教训我们要牢牢记取。陈云同志也说，一个人接班不行，要搞集体接班，比如搞十个人，垮掉一半，还有五个。这些看法很具有前瞻性。 斯大林和毛泽东个人选择接班人的历史教训，都使得邓小平、陈云和叶剑英三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做出了重大的决策，即集体交接班。从信息对称性的角度来看，集体考察要优越于个人考察，集体选择也优越于个人选择，最重要的就是避免把国家系在一两个人身上。
经过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后，邓小平更加明确地讲到：我在几年前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不健康的，是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所以说邓小平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完成了新老交替，他在1990年7月讲到：前后花了十年时间，才逐步完成了中国领导人的新老交替和集体交接班。邓小平在探索的过程中，本身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终于成功地重建了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制度即中国特色的中央集体领导制度，实现了中央领导集体的新老交替，形成了“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长期效应，也保证了中国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挑战中“我自岿然不动”。
经过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我们可以看到中央集体领导体制的建立实际上是有其路径依赖的重要特征，形成了自身发展的政治逻辑，建立起了既有互补性又有关联性的中国政治制度框架。党的十四大、十五大，中央政治局七位常委代表了六大机构，这就包括党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和中央纪委，其中总书记同时兼任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这是在1992年确立的一个基本制度。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常委数增加到九人，同样有着明确的分工和职务，每个人代表不同机构。其中总书记就是代表中共中央，同时担任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其他领导人也都代表各自的方面。集体交接班的过程也是一个集体分工合作的过程。
中国政治家集团及其产生机制
党中央在1994年第十四届四中全会上首次提出了中国政治家的政治要求。这个要求非常明确：高级干部，特别是省部以上党政主要领导干部，首先要努力成为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会治党治国的政治家。他们应该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应该具有开拓的眼界，应该具有宽阔的胸襟，具有优良的作风，还要具有较强的领导能力。
这个政治领导能力是有客观定义的：就是在一方(指省部级单位主要负责人)做过全局性领导的经历。中国的领导人，无一例外都是经过长期培养和锻炼，特别是在省级岗位砺炼之后才能够走上中央领导岗位，执政履历更为专业，执政经验更为丰富。
在党的十八大准备阶段，中共中央关于十八届“两委”人选提出了明确要求。其中：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应当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起来，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决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高度统一，始终走在时代前列，能够驾驭复杂局面，应对各种挑战，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不断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面发展的政治家集团”。
这里特别要求了中央委员能够驾驭复杂的局面，能够应对各种挑战。要求这些政治家在复杂的突发性事件面前，党中央还没有做出重要决策之前，在第一时间、第一现场，做出重大决策的能力和魄力。这些都是我们党政治家最好的考试，又是必经的考试：每一位领导干部必须能够做出迅速的反应，以应对不可预见的挑战。
中国政治家集团成员的产生是相当复杂的，不是一种机制，而是两种主要机制。一种机制是严格的多次民主推荐筛选和民主预选选举的过程。这一次参与十八大的经历使我认识到中央委员的预选比正式选举更重要：因为预选是要进行差额选举，而正式选举基本上等额选举。同时这些领导干部必须是真正一级一级逐步锻炼成长起来的。这样就可以防止王洪文这种“直升飞机式”的人物出现。
2011年7月份启动了“两委”人选的民主推荐、民主选举、严格考察的过程：按照中央统一部署，从2011年7月到2012年6月，中央先后派出59个考察组，分赴31个省区市和130个中央国家机关、中央金融机构、在京中央企业进行考察;中央军委派出9个考察组分赴全军和武警部队各大单位进行考察;之后根据需要又对个别人选进行补充考察。按照一定差额比例，最终确定727名“两委”人选考察对象。这和小布什2000年当选美国总统之后政治任命3000到5000名官员，以及现在奥巴马连任后面临是否重新任命官员的问题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将这一过程称为有组织的、系统的、全面的考察，而不是某一个领导人指定。2012年11月10日，十八大主席团举行第二次会议上，受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托，习近平同志就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纪委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建议名单作说明。大会主席团会议经过表决，通过了十七届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建议名单，提交全体代表酝酿。中央委员选举分为预选和正式选举，预选是根据上述名单，在代表团驻地进行预选。这种机制同美国不一样，美国50个州有50个代表团，我国是31个省市自治区加上其他机构代表团，一共是40个选举单位，通过这40个选举单位确立选举办法。这个选举办法主要是基于1987年党的十三大确定的一个“两委”的选举办法是通过预选引入了差额的选举，然后提交全体代表进行酝酿。这些方法从1987年沿用至今。而差额比例大体就是在5%到8%这个区间内。这里我们把十六大、十七大同十八大做一个比较，可以发现差额从十六大的5%上升到十七大的8%，这一次又达到了9%。在这样的基础上预选了中央委员会委员。如果没有当选中央委员则自动进入到候补中央委员候选人中，同时候补中央委员里还需要进行差额选举。本届中纪委委员选举也是采取了差额选举，差额人数为11人。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政治家集团的产生基本上是依靠两大机制：一是选贤任能民主推荐机制。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直接领导下，通过中央“两委”人选考察组对干部素质进行全面、深入考察，确定政治家集团候选人预备人选，这一点是西方没有的。二是党的代表大会民主选举机制。先是通过地方党的代表大会通过差额选举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后是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通过差额选举正式产生党的政治家集团，即中共中央委员会。当然这里也会遇到一个基本问题：一名党代表如何在很短时间内怎么能了解那么多的候选人情况?这个问题的确存在，但正如上述所说，两委名单已经经过一个非常严格的筛选程序，我认为是可以认同这个程序的。
我对中国共产党政治家集团的评价是：的确是由又红又专的、职业化的、优秀杰出的治国治党治军领导人才组成。他们是中国这个世界大国的政治家，但又不同于其他世界大国的政治家，更不同于西方的政客，有其独特的政治家特性特质。总之，中国政治家集团的成员的构成，质量水平及其团结统一的程度，是中国创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决定性因素。
对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基本评价
从中央政治局主要的25个领导人的选举来看，我们看到有较高的学历和专业知识，结构比较合理，熟悉各方面工作。因此这强调的是集体知识结构互补性，专业知识的互补性，不是要求全才。而且有两名女同志。此外，新进入的15位中央领导同志，7位是60岁以下的，其中4位是上世纪50年代后半期和60年代出生的。一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领导干部进入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充分反映了我们党兴旺发达，朝气蓬勃，富有活力。
我们有一个基本的评价，通过十八大，以及前面几次代表大会，中国领导人的新老交替的机制，越来越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越来越可预期。新当选的比例基本上是每五年一“小变”，每十年一“大变”，所以我们可以预见十九大，还可以预见二十大。因此，中国的改革不需要急风暴雨。中国的领导人必须得专业化、职业化、政治家化，因为他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小国政治家，而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国的政治家。那么，领导人也不是天生就是领导人，他们都是来自于人民，首先是来自于基层，又来自于地方。必须去历练自己，才有可能成为政治家，而且他们经过长期的锻炼，工作时间平均是42.4年，有着丰富的党政工作经验，平均党龄是38.9年。
中国的领导人的确完全不同于其他国家总统、总理是靠政治演说上台，只有政治表演，没有什么政绩，更没有什么政治阅历。中国的领导人是靠实践锻炼出来的，这才能保证他们是政治坚定，团结统一，坚强有力，奋发有为，是值得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信赖的。
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新老交替作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就看新老交替机制能不能实现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新老交替的确引入了“到点退休”的年龄约束机制，也按照之前的预期完成了“三化”过程经过了几十年，中国逐步实现了新老交替的“三化”，可以说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