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想研究改革大潮中的领导权、改革的决策艺术、改革的顶层智慧，就应该研究像他们三位这样久经考验的政治家。
把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三位在国际上影响力与日俱增的大政治家——英国的撒切尔首相、美国的里根总统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先生——放在一起讨论，为什么？
三位政治家的不同
当邓小平在1970年代末把中国推向改革开放时，无论是在党内还是政府内，他本人在名义上并不是当时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我首先要说明：有关这三个政治家的讨论，要完全清醒地看到他们之间在很多方面根本不同。这些不同很容易列出。
比如，第一，撒切尔夫人所领导的国家是第一个成功实现了工业化革命的老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里根总统所领导的国家从20世纪始到21世纪初，是全世界在经济规模和技术实力上都最大最强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今天仍然如此）；而邓小平所领导的中国，当时是全世界人均收入水平最低的以农业为主体的落后国家之一。
这三位政治家所领导的国家除了在经济制度和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上的巨大不同，第二个巨大的不同是政治制度方面的。从政治体制上看，撒切尔夫人所领导的英国虽然没有成文宪法，却在西方政治发展的历史潮流中，最早建立了一个相当稳定的、多党竞争的议会制度的政治架构。
里根总统所领导的美国，是在所有的西方国家实行多党竞争的议会制度中，具有最鲜明的移民社会特点的、能够不断包容进新的政治力量和新参与者的、一个开放性的联邦政治制度。
邓小平所领导的中国，在1970年代末处在刚刚经历了十多年“文革”的折腾、此前还承受过从上到下好几波政治运动而伤筋动骨的艰难状况。无论从政治体制、行政管理、干部配置，还是从施政的法律和政策角度看，当时的中国都是百孔千疮，而且“负债累累”。中国当时拥有的是一部刚从大难不死之中初步恢复起来的各部位均急待重建的机器。
第三，即便从三位政治家的个人背景和资历来看，也有根本不同。在1970年代末，撒切尔夫人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个通过选举成为政府首脑的年轻女政治家。里根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用选票选出的、由电影演员而成为美国国家元首兼政府首脑的政治家（美国没有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之间的区分）。
邓小平，我们都知道，他属于中国共产党老一辈革命家群体，从事武装斗争很多年，在那些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体制的一群人中，是一位虽然年纪不是最大，但资历却是相当老的政治家。他本人在“文革”中，也成为受害者之一。“文革”期间他的“三落三起”是历史上很少有的现象。更不要忘记，当邓小平在1970年代末把中国推向改革开放时，无论是在党内还是政府内，他本人在名义上并不是当时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像这类有关三位政治家之间根本的、重大的、鲜明的区别，还可以罗列下去。
共同挑战：公营部门太宽泛
在这三个国家中，中国的状况最极端。那时，中国的PublicSector“一手遮天”。没有“国退民进”这一基本点，中国更不可能从经济濒临崩溃的状况，走向一个慢慢“止血”、更重要的是后来能够自己“造血”的复苏阶段。
我非常清楚这些根本区别。但是，即便把这三位政治家的根本、重大、鲜明的区别摆出来很多条，如果放在更深、更远、更高、更大、更广的历史视野上，仍然能够看到这三位政治家的一些极其有意义的可供比较之处。用英文学术术语讲就是，虽然不是identical（一样的），但是parallel、comparable（平行的、因而是可比较的）。我们可以把他们三位在深层次上适合进行比较的、平行的特点列出来很多条，不过，我本人在长期学习和参加国际国内的研讨会中，经常感受到的、最重要的，有三条。
第一，这三位政治家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开始主导本国政治时，即使他们所领导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非常不一样，却都有一个深层的相似处，即在他们主政之前十多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有的已经将近五十年，他们的国家里，广义的PublicSector（指所有的公营部门，包括国家机器的方方面面、公营及国有企业等），涵盖面越来越宽，负担越来越重。
因为PublicSector的负担越来越重，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一方面这个PublicSector本身承担起来的经济责任、社会责任、技术创新的责任看起来越来越多，但是能够用来支撑这一大堆责任的资源或力量相对来讲却越来越少、越来越弱。到什么地步呢？英国当时已在全世界具有了一个很不好的绰号，叫“英国病”。此前好多年，美国的PublicSector所承担的责任、所进入的领域远远比不上英国，但从美国本身的历史传统上看来，也是处在负担沉重、自身动力不足、因此很难为经济和技术的创新提供有力支持的状态。
在这三个国家中，中国的状况最极端。那时，中国的PublicSector“一手遮天”。没有民营部门、私营部门，也没有外资部门，全国是一个超级大体系，都是国有企业。中国的PublicSector同时还“替天行道”，把老天爷（中国的传统就是“天”）所负责的一切事情都要管下来。然而，这个PublicSector是一个既贫血又被折腾了好多年，一方面在流血另一方面又缺乏自身造血的功能，几乎是摇摇欲坠的一套经济体系。官方语言把它定义为“濒临崩溃的边缘”。
所以，这三位政治家面临的挑战是可供比较的。简言之，即如何通过政策和法律手段，特别是通过具体的政策工具，推出新的有力举措，把伸手太广的、涵盖面太多的、介入太深的、因此负担过重的PublicSector缩体瘦身。
政府要放权、要松手。
三个国家放权松手的程度和速度都不一样，但三位政治家所领导的改革有一个最基本的方向可以比较，那就是减少政府对经济事务的管制，同时释放出社会和民间个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让市场有更大更自主的活动空间。没有这一点，就谈不上中国经济的复苏、技术的更新换代乃至整个社会活力的恢复和综合国力的提升。最近几年中国国内有不少批评“国进民退”趋势，当年，那三位领袖人物领导的改革就是“国退民进”，英文是withdrawofthestate。这里的“国”，是指PublicSector，特别是政府对经济领域的直接控制；这里的“民”，则是指广义的社会，是个人、家庭、民营或私营企业，同时包括引进来的外资部门——基本上都是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私营厂商。
这是三位政治家所领导的改革最基本的、可供比较的、在大方向上平行的核心部分。没有这一点，“英国病”不可能在撒切尔夫人的主政期间和主政之后得到较快的有效治疗。没有这一点，美国的经济不可能很快出现重要转型。当时我在美国非常清楚地看到，美国经济正经历着转型升级，越来越朝着创新科技前进，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讲，叫作“新的经济创新生长点”越来越多。里根时代这一重要的转型升级，为随后美国长达20年之久、在整个20世纪里时间延续最长的经济繁荣期打下非常重要的基础。当然并不是所有基础都是里根政策打下来的，但是里根时代的变革是打下这些基础的起步阶段。
同样，没有“国退民进”这一基本点，中国更不可能从经济濒临崩溃的状况，走向一个慢慢“止血”、更重要的是后来能够自己“造血”的复苏阶段。正式的讲法，说这是“中华民族的复兴”，用老百姓的话讲，是“死灰复燃”、“咸鱼翻身”。
都是爱国者
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并不等于要尽量扩张或提升本国政府对本国经济体系的干预和控制。
第二，非常有趣的是，这三位运用在本国政治、社会和法律条件下所能找到的有效办法来推动本国“国退民进”的大趋势的同时政治家，又都是经典意义上的“爱国者”。
这一点必须强调，因为有人认为，一谈到“国退民进”，好像推动这种趋势的人就不是爱国者了，甚至是“卖国者”了。我们经常看到有些人用很难听的话对赞成这种政策的人进行道德谴责。三十多年以前和最近几年，在“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的日益火爆的争论中，也都有人对当年的“国退民进”改革作道德主义谴责。所以“爱国者”的定位必须突出：这三位政治家，从本国传统来看都是非常真诚的爱国者。
这里必须把两个概念分清楚，中文术语不是分辨得很明白：英文讲一个人是“爱国的”，是patriotic，而不是statist。Statist就是把“爱国”同一味提升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划等号，而这两者是不能划等号的。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并不等于要尽量扩张或提升本国政府对本国经济体系的干预和控制。
虽然这三个政治家当时所领导的国家，各自国内的情况有巨大不同，面临的国际环境也有巨大不同，但都做了一些非常关键的，从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来看非常鲜明突出的、非常戏剧性的事情，来提升本国国民对自己国家的信心，从而推动本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全面影响。
当然他们具体做的事情不太一样。撒切尔夫人力排众议，跟阿根廷打了一仗——“马岛之战”，这对当时英国人的信心所起的刺激作用极具戏剧性。这么说并不等于我本人赞成撒切尔夫人的这项外交政策，而是说，从当时的情况看来，她力主打那一仗对本国士气就达到如此的效果。
自从越南战争后，美国社会好多年里弥漫着迷茫、缺乏目的感、缺乏自信心的悲观主义情绪。我在美国亲眼目睹，里根做了几件事情，使美国人对美国梦的追求、对美国作为在国际事务中最重要的一个大国的普遍信心的提振，做出了转折性的贡献。他当时在国际社会做的一些工作，对中国的长远利益也是有帮助的。从全球事务来看，里根也为冷战的结束做出了重要贡献。
邓小平的对外政策的意义我们都知道，其最长远的正面效果，是推动与世隔绝多年甚至与世界发展主流对着干的中国，重新回归世界发展的大潮流。他对美国的访问，直到如今仍然被美国政界元老们津津乐道。当年接待邓小平访问的美国总统卡特先生，2011年底到2012年初在北京参加博源基金会年会时，对此一历史事件的关键之处如数家珍。
邓小平当年力主对越南的惩罚性边界战争，从技术层面上看，有可以检讨的部分，但从大战略角度看来，仍然是相当有智有谋的一个决策，它有助于改善中国当时的国际安全处境。
正是在邓小平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做的那些最重要的对外开放，推动伤痕累累的中华民族看清了自己脱贫致富、去弱增强的唯一明智道路——参与世界主流的发展和进步。没有这一关键时刻的方向性转折点，不可能有后来长期和平发展的中国，不可能有今天的中国，也不可能有未来的中国。
“中国梦”绝不可以在自我封闭的状态下推展，更不可能在与世界发展主流对抗的情况下去实现。“文革”已经证明了这条道路产生的实际效果就是自我选择的衰亡。今天必须强调这一点，“文革”是一条自我败亡（Self-defeating）、自我毁灭（Self-destruction）的道路，永远不应重复尝试。
都具备钢铁意志
他们对各种阻力和惰力敢于顶回去，在必要时敢于冒险，而不是走一条对自己来讲最安全的施政道路。
第三，这三位领导人政治背景不一样，奉行的政治哲学不一样，信仰更不一样。里根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撒切尔夫人在宗教信仰方面不像里根那样强烈，但是也有家庭的宗教背景。邓小平是一个共产党的领导人，是无神论者。
这三位领导者的人生背景也太不一样了！撒切尔作为一位从政的女士，在担任首相职务之前从来没有过领导或组织军队打仗的背景。里根在刚刚当选美国总统时，中国国内普遍的反应是说：“一个‘戏子’怎么能作国家元首？怎么能当好大国的总统？”但后来证明，这两个人都有钢铁一般的意志、自信的乐观主义、坚韧不拔的毅力。而邓小平在1970年代后期前，早已证明自己具有这种钢铁般的素质，只不过在经历“三落三起”、特别是第三次起来重返领导层后，有了更大舞台来展现他性格中的这一面。
所以，这三位领袖人物还有可供比较的个性亮点，就是钢铁意志，富有理性主义基础上的乐观主义，并非盲目乐观。
一方面他们能够看到困难，在必要时妥协，有时不得不退一步以便于接着进两步。但一旦认准大目标，就要通过一切办法迂回地朝此迈进，不受周围的人们试图把他们从这个大目标引开的那些压力、诱惑、误导。
简单地讲，他们是意志坚强的战略家，是富有历史感的决策者，是敢于面对自己所在的体系内的怀疑主义者而不动摇的掌舵人。他们对各种阻力和惰力敢于顶回去，在必要时敢于冒险，而不是走一条对自己来讲最安全的施政道路。
如果有人想研究改革大潮中的领导权、改革的决策艺术、改革的顶层智慧，就应该研究像他们三位这样久经考验的政治家。研究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在自己的体制中那么多的内外矛盾，包括长期积累下来的结构性毛病的限制条件下，怎么开辟出一条新路子，引领新方向。这对今天的和下一步的中国来说，意义实在重大。我认为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具有极其重要现实意义的一个社会科学课题。我在海外讲课时经常强调这个主题，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在国内找到一个很好的平台展开讨论。
（本文是作者为博源基金会“里根-撒切尔时代的遗产及启迪”对话会撰写的前言，对话内容将由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年8月中旬结集出版）
来源: 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