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当代文学史研究中，50年代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是颇有争议的部分。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把其中主要作品放在当时社会背景下加以考察，阐释其表现形式的特点，形成之原因，以及社会接受状态，并由此体现这一类小说连同艺术思潮在文学史上的命运。

关键词： 农业合作化题材 续写 史诗化

50年代，革命英雄传奇类小说和表现农业合作化题材的小说十分醒目，尽管它们之间的差异显而易见。概括地说，一类充满对往昔战斗生活的想象；而另一类是写实的，描写社会生活正在发生的变革。但由于两类小说产生在同一时代，不同题材的作品也都带有同一时代背景的印痕。

50年代中后期反右斗争之后，建国初期令人感奋的创作势头并没因此而减弱。经过政治运动，作家逐渐觉察到哪些题材在当时形势下是可以写的，哪些题材写了就要受批判，一旦成为批判对象，不仅作品受指责、个人遭攻讦，而且 “带上一个‘落后分子’的帽子，就会被打入冷宫，一直会影响到物质基础，因为这是‘德’，评薪评级、进修出国，甚至谈恋爱，找爱人都会受到影响”[1]。这说明从公众领域到个人生活，政治的影响和干预无处不在。但由于政治运动的间歇性和波及面不平衡，作家希望在有限的创作空间一展才华，以不辜负自己的青春，不辜负对新中国的满腔热情。在主客观诸因素的作用下，小说创作依然取得不可低估的成绩。

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所描写的生活并非尽善尽美，不过小说家心目中还是有一幅新社会应该尽善尽美的蓝图，并用他们认为“生活应该是怎样的”想象，去努力地编织它。无庸讳言，选择这样的表现方式，也有小说家在当时社会环境比较现实的考虑，即正面表现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作品符合时代潮流，是文学一时之首选。但要在小说中把理想的逻辑与现实逻辑结合起来，把一件想象中的事情编排得合乎情理，就不仅在小说家个人的期许，还需要对人物和细节有精确的把握，传神的描摹，这样的艺术处理过程，甚至比看上去真实，实际上却是浮光掠影的叙述困难得多。从这种写作中，40年代解放区文学的踪迹依稀可辨，不是说作品的人物和故事情节依旧，而恰恰是《高干大》、《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小说所讲述的中国农民在抗日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中的故事正处于未完成时，当代小说家打算继续讲述这一历史，表现农村生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像马烽的《三年早知道》，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老定额”》，浩然的《喜鹊登枝》，赵树理的《“锻炼锻炼”》等一大批反映农业合作化题材的作品，延续解放区小说勾勒出的历史线索，展示建国后在幅员广阔的农村所发生的变化，特别是这亘古未有的历史变动对中国农民心灵的震撼。在此意义，这些小说家是表现中国农民革命从战争时期转向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史诗撰写者。

建国初期，在政治与文学交替变更的社会背景下，现代文学史家王瑶曾预测文学的未来说：“中国的新文学是有与中国人民的政治革命紧密结合的光荣传统的”，这个传统建国后也将延续着。新中国成立，“不仅是全国人民的社会的和物质生活的解放，而且同时也必然是人性上的、智能上的和情感上的整个解放；这当然也就给新中国的文艺带来了最丰富最伟大的主题内容”[2]。他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运动》中，阐述了当代文学与新文学传统的历史联系，以及这种联系为当代小说创作所带来的影响；而且预示有一批表现新时代昂扬奋进的革命精神的作品也将应运而生。在表现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文学潮流中，那些来自农村，或者曾经在根据地长期生活的小说家，自觉地承当起为这场翻天覆地的农民革命撰写史诗的任务。或者说，他们以代言者的身份，把农民对生活的想象编织在反映现实小说的字里行间。这也体现了王瑶曾预示“伟大的主题内容”的应有之义。

柳青的长篇小说《创业史》（第一部）[3]描写的是1953年春秋之间，陕西农村下堡乡蛤蟆滩农民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经历。故事发生的背景正是农村所有制发生重大变革的历史时期。贫苦的农民在土改中分得土地，经过战后的休养生息，农村出现新的贫富分化的苗头（有关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程度，经济学界有不同看法，但在文学领域，这却是作家热中一时的小说题材，《创业史》之前，像李凖的《不能走那条路》和孙犁的《铁木前传》等作品都涉及这个问题），同时也出现了农业生产互助的互助组形式。实际上，作为一种农村生产组织形式，互助组并不是解放后才有，历史上农民就有自发的互耕、共耕和犁牛互助等生产合作形式，共产党在根据地吸取这种来自民间的互助生产方式或经济组织形式（在《高干大》等一些现代小说中就有对这种经济组织形式的描写），建国后又在一些地区推广这种互助生产方式，这就是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最初阶段。《创业史》的叙述从这里开始，它讲述的不仅是一个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早期故事，还揭示了合作化的未来——将土地转向公有的集体化趋势，并由此构成作品矛盾的聚焦点。正如作品开篇的“题叙”所言：“梁三老汉草棚院里的矛盾和统一，与下堡乡第五村（即蛤蟆滩）的矛盾和统一，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头几年里纠缠在一起，就构成了这部‘生活故事’的内容”。将“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写进小说，这便不仅是一幕农家院的悲喜剧了。

梁三老汉一家三代人的创业经历，发生在20世纪农业文明的发祥地之一陕西渭河流域。梁三老汉的父亲是地主“最讲‘信用’”的佃户，他凭着力气， “居然在他们落脚的草棚屋旁盖起了三间正房，给梁三娶了媳妇”。父亲把创业的希望留给了儿子，但时运不济，梁三竟几番创业不成。解放后，梁三老汉分得土地，创业的目标有可能实现了，但他也老了，只好像父亲那样，把创业的希望寄托在儿子梁生宝身上，一心要有属于自己的“三合头瓦房院”和这院里“猪、鸡、马，加上孩子们的吵闹声”……然而，在依旧生活在原有方寸之间的老农看来，生活的现实如此差强人意，创业的梦想在不断地加剧他与儿子的矛盾。让梁三老汉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儿子为什么不和他一条心？难道这就是当年收养梁生宝母子的结果吗？

下面一段是作品描写梁三老汉收养宝娃（即梁生宝）母子的场景：

天黑定了。汤河丸石和沙子混合着的河滩上，挺神秘地出现了一粒豆大的灯火光。五个男人、一个女人和一个小孩，冷得簌簌发抖，在那里聚齐了。

梁三树根一般粗糙的大手，小心翼翼地捧着早晨从镇上买来的一尺红标布。他感激地说：

“众位乡党，为俺们的事，受冷受冻……”

“甭说了，甭说了。俺们冷一刻有啥呢？”

“但愿你两口，白头到老，俺乡党也顺心……”

“就是这话。对！说得对！”

“天星全了，快动手吧！”

村里的穷学究“俯身在一块磨盘大的石头上”写下婚书[4]，宣读了婚书后，

两只瘦骨嶙峋的长手，亲昵地抚摩着站在她身前寸步不离娘的宝娃的头，王氏妇人的眼光，带着善良、贤惠和坚定的神情，落在梁三刮过不久的有了皱纹的脸上。

“我说，宝娃他叔！这是饿死人的年头嘛，你何必这么破费呢？只要你日后待我娃好，有这婚书，没这婚书，都一样嘛。千苦万苦，只为我娃……长大……成人……”

她哽咽了，说不成声了。她用干瘪的手扯住袖口揩眼泪了。所有的人都凄然低下了头，不忍心看她悲惨的样子。

一股男性的豪壮气概，这时从梁三心中涌上来。在这两个寡母幼子面前，他突然觉得自己是世界上一个强有力的人物。

“咱娃！”梁三斩钉截铁地大声改正，“往后再甭‘你娃’‘我娃’的了！他要叫我爹，不能叫我叔！就是这话！……”

灾变之年，梁三老汉成家固然有自己的打算，但作品以更深挚的笔墨，描写渭河流域穷人间惺惺相惜，互相帮衬以维持生计的古朴民风。

表现新时代农民的创业史，为新中国农民走集体化道路撰写史诗是作家的创作初衷。但将这一愿望付诸长篇小说的创作实践，还需要有具体的情节和布局来支撑小说庞大的结构。梁三老汉不是《白毛女》中的杨白劳，或者说，比杨白劳的命运稍好一些，但从作品的开篇情节依然可以想见，即使是那些发家有望的农民，单门独院地做着发家梦，毕竟底子太薄，很难逃脱破产的命运。这就为小说中的合作化运动何以得到农民的支持埋下伏笔。由这些生活化的情景连缀下来，作品结局便显得水到渠成、顺理成章，而不像宣传手册一般枯燥无味。小说的描写与故事情节同时展开，梁生宝的互助组与农村各种自发势力的矛盾构成小说的主要线索，这条线索连带出对不同人物和事件的描写，比如他的互助组受到富农姚士杰暗中破坏，党内又遇到郭振山的消极对抗，其间还穿插梁三老汉一家人在这个问题上出现的种种矛盾，等等，作品将这些情节编织成下堡乡农民生活的一幅长卷。像传统小说那样，作品的结局也是邪不压正、大团圆式的，无论姚士杰的美人计，还是郭世富与互助组的公开竞争，他们在与梁生宝、欢喜等农村积极分子的较量中终于败北。经过将近一年的奋斗，梁生宝的互助组成功了，粮食平均亩产是单干户产量的一倍，除留足口粮和饲料粮外，还向国家出售余粮五十石，这是单干时人们无法想象的。在事实面前，梁三老汉也不得不承认儿子的事业，积极支持他的工作。这时，梁生宝已成为全区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灯塔农业社的社长。作品结尾写道：

梁三老汉提了一斤豆油，庄严地走过庄稼人群。一辈子生活的奴隶，现在终于带着生活主人的神气了。他知道蛤蟆滩以后的事儿不会少的，但最替儿子担心骇怕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世代受人欺侮的农民，终于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感受到人的尊严。梁三老汉的命运给作品主题以最合乎人性化的证明。现代小说如何在通俗化、大众化的道路上继续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表现人性的主题，这个文坛多年来议而未决的问题在这里却得到有力的回应。同时，小说也不是观念的传声筒，《创业史》以梁三老汉父辈创业的故事开篇，又以梁三老汉解放后经历互助合作的风风雨雨，终于走上集体化道路收束，遵循起承转合的路数，小说家把新的生活内容和新的主题意向都安排在比较圆熟的叙述格局中。因此，当时作品的第二卷虽未问世，但确如文学史家所言：《创业史》第一部的“结构是完整的，并具有相对独立性”[5]。

将现实生活赋予史诗化描写，是50年代作家对小说方式的一种选择。“史诗（epic）”一词是外来语，最初在希腊文中的意思是“谈话”或“故事”，后来才和传说或叙述历史上英雄事迹的韵文作品联系起来[6]。因此英语对“史诗”一词的解释有叙事、英雄、壮丽和宏大等意。对于创作史诗的诗人，古希腊哲学家和思想家亚里士多德说：“如果诗人写的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他固然犯了错误，但是，如果他这样写，达到了艺术的目的，……能使这一部分或另一部分诗更为惊人，那末这个错误是有理由可辩护的”。“为了获得新的效果，一桩不可能发生而成为可信的事，比一桩可能发生而不能成为可信的事更为可取”[7]。农业合作化的组织形式今天已不复存在，它的合理性也受到今人的质疑，从这样的意义来说，也许作家叙述了“一桩不可能发生”的事。但是，由于他的作品基本做到了人物布局合理，情节丝丝入扣，语言风格简洁明快，兼具乡风民俗的盎然生机，达到了艺术的目的，那么这样的写作也是“有理由可辩护的”，因为就小说艺术来说，“一桩不可能发生而成为可信的事，比一桩可能发生而不能成为可信的事更为可取”。

《创业史》出版后好评如潮。在当时历史背景下，评论文章对作品的肯定往往与歌颂共产党领导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以及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联系在一起，并把“典型”、“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这样的文学术语政治化到不可质疑的地步。姚文元在对《创业史》的评论中说：“作为一个优秀的基层干部，梁生宝的坚定的阶级立场、鲜明的政策观点和出色的组织才能，集中地表现了无产阶级化的农民中的先进分子的特点”， “他的一生，就是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而斗争的壮丽的一生” [8]。当批评变成给作品和人物做政治鉴定，正常的作品讨论就很难展开，作品的文学意义反而被搁置一旁。

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大学严家炎对《创业史》发表不同看法。严家炎为《创业史》先后写了四篇评论[9]，1961年初至1964年中，从他的评论和别人对他的批评文字，还有他为自己所作的辩解中，当时的文坛气氛可见一斑。

与当时几乎所有评论《创业史》的文章一样，严家炎对这部作品的总体评价也是肯定的，但他同时指出：

我不能同意这样一种流行的说法：《创业史》的最大成就在于塑造了梁生宝这个崭新的青年农民英雄形象。一年来关于梁生宝的评论已经很多，而且在个别文章中，这一形象被推崇到了过分的、与作品实际不完全相符合的程度；相对地，梁三老汉的形象则被注意得这样少，这恐怕不能认为是文艺批评上的公正的现象。梁生宝在作品中诚然思想上最先进。但是，作品里的思想上最先进的人物，并不一定就是最成功的艺术形象。作为艺术形象，《创业史》里最成功的是梁三老汉。这样说，我以为并不是降低了《创业史》的成就，而正是为了正确地肯定它的成就。梁三老汉虽然不属于正面英雄形象之列，但却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和特有的艺术价值。作品对土改后农村阶级斗争和生活面貌揭示的广度和深度，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这个形象的完成。而从艺术上来说，梁三老汉也正是第一部中充分地完成了的、具有完整独立意义的形象。[10]

论者认为梁三老汉是《创业史》最成功的艺术形象，但并不否认梁生宝形象所包含的成功的艺术经验，而且他的分析要比对人物高唱赞歌的细腻贴切得多。比如他对梁生宝为集体买稻种描写的分析，就抛开普遍化、概念化的评论文字而另辟蹊境，发掘使作品中人物形象生动可感的那些真正有效的因素。因此，与其说，论者是在讨论哪个具体人物更成功；不如说，他针对的是文学批评中流行的大而无当、政治鉴定式的风气。在多数人都在谈应该重视塑造革命史诗中“新英雄人物”，也就是重视“写什么”的时候；他提出的是“怎样写”的问题。如他所言：“理念活动不是以革命理想主义方法塑造人物的主要标志；人物要高大、有理想，并不意味着必须大量地写他的理念活动”。而且更重要的，“写理念活动应该有助于揭示人物思想性格的深度，它必须是个性化的，符合于人物的性格、身份、思想、文化等条件的，最好是富于动作性的。如果没有这两条，那么，本意要通过理念活动来把人物写得高大的，结果却很可能写得苍白而显得缺少立体感了” [11]。

实际上，在对《创业史》的批评中，严家炎对“以革命理想主义方法塑造人物”依然充满期待，希望这种“高大、有理想的人物”，能避免理念化，以及“苍白而显得缺少立体感”。但在当时，他的话却引起小说作者和一些评论者强烈的不满，作者说：

我要把梁生宝描写为党的忠实儿子。我以为这是当代英雄最基本、最有普遍性的性格特征。在这部小说里，是因为有了党的正确领导，不是因为有了梁生宝，村里掀起了社会主义革命浪潮。是梁生宝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受教育和成长着。小说的字里行间徘徊着一个巨大的形象——党，批评者为什么始终没有看见它？ [12]

如果说，这部长篇小说的价值在于小说家对农民生活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刻画了带有陕北农村乡土气息的生动的农民形象，那么上述的表白反而把小说的人物解释为对政治概念的图解。这既不符合小说实际，也不符合批评者的本意。出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批评风气，作者急于申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其它的反而难以顾及。严家炎在讨论结束时说：“辨别学术上的是非，是件细致的事情。这里特别需要实事求是和耐心”[13]。可惜他的希望当时无法实现，时隔不到两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批评者和被批评者，作家连同作品都以莫须有的罪名受批判，在此之前的笔墨官司，孰是孰非，比起当时大家所受的迫害都成了小问题。特别遗憾的是当时关于如何塑造新英雄形象、以及如何展开文学批评的讨论，都没来得及深入展开。“文革”结束后，《创业史》（第一部）的修订本和第二部上卷出版，作家逝世后，第二部的下卷出版，但在小说艺术上都不及1959年出版的《创业史》第一部。

续写农民革命的故事在当时文坛蔚然成风。不仅长篇小说《种谷记》（1947）、《铜墙铁壁》（1951）的作者柳青，解放后又出版《创业史》，将历代不受重视、匍匐在土地上默默劳作的贫苦农民作为中国政治历史舞台上不可忽视的人物，以史诗的笔法加以描摹；曾创作表现东北土改生活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1948）的作者周立波，1958年也出版了表现农业合作化运动，描写湖南山村从初级社发展到高级社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14]。

如果说，《创业史》（第一部）描写的是农村由互助组向初级合作社过渡阶段，因此梁三老汉身上还有许多传统农民的影子，并被严家炎誉为“成功的艺术形象”；那么，《山乡巨变》所描写的生活要晚近一些，人物身上的时代色彩也更浓一些。对此，首先须考虑政治对小说的影响。1955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的主旨在于严厉批评邓子恢等人‘右倾’。毛泽东认为‘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领导却落后于群众，‘象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在那里走路’，对合作化运动有‘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是一种右倾错误的指导方针。甚至说他们是‘从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出发’，这样，就把工作中关于合作化发展速度这类正常的党内争论，夸大成为两条路线的分歧，使多年来形成的比较健康的党内民主生活开始出现不正常现象”[15]。毛泽东的讲话，以及随之而来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高潮”，便是小说描写的背景。

小说讲述了湖南省清溪乡农民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程。作品从县团委副书记邓秀梅被派到清溪乡发动合作化运动写起，到全乡建成五个农业合作社为止，以邓秀梅和乡支部书记李月辉等一批农村合作化运动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为主要描写对象，表现了这场运动在党内和党外所经历的曲折反复的斗争。虽然作品产生于那样的背景，但小说家依旧有自己的叙述逻辑。邓秀梅下乡，说明这场运动是自上而下，经过领导层层发动而掀起来的，与“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领导却落后于群众的估计并不相符[16]。因此作品出版后，就有评论文章把这个问题作为主要缺点提出来：“仿佛农业合作化运动这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只是自上而下、自外而内地给带进了这个平静的山乡”，“没有充分写出农村中基本群众（贫农和下中农）对农业合作化如饥似渴的要求”[17]。

具体描写也与流行观念有所抵牾。几个塑造得比较生动的农民形象，像亭面糊（盛佑亭）、陈先晋这样的贫农并没表现出对合作化运动的自发的热情，他们有的怕别人瞧不起自己是贫农，总要吹牛说：“我也起过好几回水”；有的跟着爷爷“吃着土茯苓，半饥半饱”开出一亩山地，总算盼到土改领得了土地证，实在舍不得土地归公……土改后，这些农民并没随着政治和经济上的“翻身”而洗心革面，变为时代新人，作品以细致传神的笔墨表现那些刚分得土地的农民，对突如其来的变革不理解而有些惶惑的心理活动。当然，小说家这样写，也并不是要反对这场农村变革；令他关注的恰恰是那些被变革触及最深的人群，在此意义，他们才是能最生动地反映这场农村变革的典型形象，相比作品中那些对现实充满理想、热衷于合作化运动的青年人，他们具有更浓厚的生活韵致。因此，当时王西彦评价他们是“《山乡巨变》里面最吸引人，最使人不能忘怀的角色”[18]。

周立波青年时期投身左翼文学运动，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尽管《山乡巨变》写农业合作化运动是自上而下发动的结果，与公开的宣传口径不同，但也不能据此把小说中那些“最使人不能忘怀的角色”当作“现实主义的胜利”。小说的独到之处主要不在于对政治形势有不同凡响的见解，在这一点上，小说家与时代并没有太大分歧，但他有自己独到的表现方式，他要描摹的是一幅与旧时代截然不同、清丽爽新的社会生活图景。具体说来，作品以共青团干部邓秀梅为代表的一批乡村新人、社会新人为核心，通过描写她们的言行举止，揭示生活中一种崭新的精神氛围。核心人物构成小说意向的焦点，因此，小说家越是生动地表现亭面糊和陈先晋这样的“落后”人物，新人和他们所象征的时代风气就越凸显出来。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新人与旧人的对比、交锋与较量，几乎都不表现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而是变动不拘的一种生活常态，与一些布满阶级斗争火药味的小说相比，作品更多地带着对时代落伍者会心的微笑，昭示着他们也在逐渐放弃旧观念，跟上新时代。或者说，由于小说家对新人和新生活的自信与热忱，使他在写作中来不及顾全这场运动究竟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的政治说法。

在一定意义，这一类史诗写作是为政治代言，但经小说家之手，却无法再把它们完全定位在政治层面。周立波毕竟是小说家，而不是政治家，他最想表达的还是感情上特别期许的那一部分。与他可能始终不甚了了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政治内幕相比，他显然更愿意回到浪漫而充满湖湘生活韵味的故事中来，回到蒙蒙细雨中清新秀丽的山乡风景中，感受文字中飘溢着的温润气息。周立波其他作品如《山那面人家》等中短篇小说中也体现了这种风格。农业合作化运动只是背景，作家着重描写一幅幅布满清新气息的生活剪影，不以惊心动魄的情节取胜，却将散文风格糅进小说，宏阔的政治背景在作品中若隐若现，对政治的表白首先是一种对生活的抒情，这是小说家对极具政治内涵的史诗篇章的又一种笔法。如他所言：“创作《山乡巨变》时我着重考虑了人物的创造，想把农业合作化的整个过程编织在书里。我这样做了，不过是着眼点有远有近，落墨有淡有浓”。农业合作化运动具体表现为农村各个家庭中“青年和壮年男女的喜和悲，恋爱和失恋”的故事，对背景与故事，小说家是落墨浓淡有致的。因此，时过境迁，故事的背景变得不真切，或者外界对它评价不一了，但那些发生在变革时代的人物故事，命运的悲欢离合，以及人们对一个充满热情、理想与纯真的世界的渴求，却依然是小说值得称道的部分。

《山乡巨变》在语言运用方面也有独到之处。周立波在《暴风骤雨》中已表现出对地方语言的驾御能力，他本是湖南益阳人，小说描写的却是东北土改的故事，但经他悉心揣摩，人物语言具有生动的东北话特点。《山乡巨变》的故事发生在他的家乡湖南，因此他在方言使用上更得心应手。但值得注意的是，变革时代的影响也表现在作家对方言运用上不拘一格。方言是由相对封闭而又自成一体的地理、生存环境，以及民族迁徙的历史和世代相袭的文化繁衍等因素逐渐形成的。因此，方言既有相对稳定性，同时在漫长的历史演化中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是在交通与通讯日益发达的现代社会，人的交往日渐频繁，方言更是一个处在不稳定状态、汇合不同时代酵素的语言文化系统。小说家在使用方言上的自觉，不仅是新文化运动以来文学大众化取得的收获，同时方言使用上新旧杂糅的实践，也表现出现代生活的某种特质：封闭的地域也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开展而逐渐与外界取得联系；新旧杂陈的时代和人性特点也体现在这样的语言运做中。比如小说中邓秀梅对盛淑君讨论爱情时说：

这是一种特别厉害的感情，你不要控制，它会淹没你，跟你的一切，你的志向，事业，精力，甚至于生命。不过，要是控制得宜，把它放在一定的适当的地方，把它围在牢牢合适的圈子里，好象洞庭湖里的滔天的水浪一样，我用土堤把它围了起来，就会不至于泛滥、就会从它的身上，得到灌溉的好处，得到天长地远地，年年岁岁的丰收。

这样的描写在小说刚出版时就受到批评，说在句法上“有些欧化”[19]，与作品的整体风格不和谐。但这是共青团干部邓秀梅和青年积极分子盛淑君在交谈，谈的又是新式恋爱的话题，为真切地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这样的语言也许与小说整体不太和谐，但在突破一种语言风格的束缚，以更准确地勾画人物心理、传达时代氛围方面，小说家这样写，也不失为一种勇敢的探索。

变革的时代精神潜藏在小说“怎样写”的底里，不仅促使小说家为方言融入新质，而且在同一题材写作中，也显示了多种选择的可能性。如果说，《创业史》为农业合作化运动提供了史诗写作的模本，《山乡巨变》为这史诗写作提供了展示地域风情的可能，那么，赵树理的短篇小说《“锻炼锻炼”》（1958） [20]则扩大了史诗的内在张力，为把理想化的史诗写作与传统民俗中的审美趣味结合起来，进行着独树一帜的探索。

《“锻炼锻炼”》在六七十年代被指责为宣扬了“中间人物论”而受到严厉批判，这在一定意义上消解了这部作品与史诗写作的承接性，似乎这部作品与上述作品的基调不同，不是歌颂农业合作化运动，而是批评甚至反对这个运动；不是极力突出叱咤风云的英雄形象，而是津津乐道于平庸的、不好亦不坏的芸芸众生。这也正是柳青反驳严家炎的批评，为自己所极力辩护的问题，即他作品中梁生宝的形象是新时代的英雄。但《创业史》并没穷尽当代农村题材写作的路，而且柳青开始创作的本意也决非如此，时代情势使小说家在这个问题上的表态，却也无法使小说创作千篇一律。当一部分作家试图跟上时代潮流，塑造“党的忠实儿子”，表现“当代英雄最基本、最有普遍性的性格特征”的时候，赵树理的作品却执著于自己的艺术个性。

作家的生活体验与反右斗争后强调阶级斗争的形势有很大距离，至少在赵树理的小说中是这样。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人们普遍经历、耳熟能详的并不是阶级敌人如何破坏，贫下中农怎样和敌人斗争，而是如何学会在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劳动组织中生活，怎样处理新的劳动制度中的人际关系。《“锻炼锻炼”》使读者看到的正是这种日常生活的场景。小说描写的是1957年，“争先”农业生产合作社组织妇女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时发生的故事。作品中全没有阶级敌人搞破坏这一类剑拔弩张的斗争情节，只有两个绰号“小腿疼”和“吃不饱”的女社员一心投机取巧，占大家的便宜，成为社里工作最大的阻力。合作社副主任杨小四写小字报批评她们，她们就不依不饶地闹起来；主任王聚海却一味迁就她们，还说像杨小四这样的年轻干部缺乏经验，需要“锻炼锻炼”，这话成了他的口头禅。后来杨小四通过处理“偷花事件”教育了她们，也使王聚海的“和事佬”思想受到触动。

小说的情节和语言生动俏皮，体现了赵树理在长期写作实践中，摸索出一套在政治意识强化的时代可操作的创作方法。他这样介绍自己说：“我在抗日战争初期是作农村宣传工作的，后来作了职业的写作者只能说是‘转业’。从作这种工作中来的作者，往往都要求配合当前政治宣传任务，而且要求速效” [21]。与当时一些缺乏艺术表现力的应时之作不同，赵树理了解要想写好当代小说，光有农村生活经历是远远不够的，“写旧人旧事容易生活化，而写新人新事有些免不了概念化”[22]。他认为理想的办法是“象百货公司进货、销货的关系——进的时候是广为搜罗，销出的时候是配搭成套”，也就是把他过去从民间戏曲和传统文学那里吸取的经验，与现实的生活“材料”“配搭成套”[23]，使他的“问题小说”[24]避免革命文学的痼疾——概念化、公式化。凭借多年在农村工作和生活的经验，也凭借他对传统文学审美性的理解，小说中的人物不是宣讲政策的传声筒，他们身上分别体现着现实读者也可以接受的传统道德观念，也就是小说家让现实生活中人物的好与坏，美与丑，都融化在对人之常情的表现当中，比如通过勤与懒，损人利己与克己奉公，无理取闹与义正词严等一系列生活中是是非非的描写，来说明人们拥护农业合作化运动，并不是由于掌握了多么高深的道理，而是因为正派的好人都站在它一边。

因此，看到武养批判《“锻炼锻炼”》的文章[25]，唐?马上予以辩驳。他说，批评者没有充分认识小说的“焦点”，这就把“艺术作品《锻炼锻炼》的讨论，终于集中在工作方法上，成为对‘争先社’干部提意见了”，而不再是对一部文学作品的评论。唐?

认为这部作品的焦点在“会和稀泥的人”——社主任王聚海身上，因为这个人物向来主张“和事不表理”，混淆事情的是与非，所以才引来了后来的一连串故事[26]。这样，作品把描写的重心和“焦点”集中在人物故事的是非曲直上来，或者更确切地说，小说家是要通过对乡间人情世故的描写来“表理不和事”，把具有鲜明政治倾向性的“问题小说”，化作诙谐的人生短歌。

在这里，唐?以古典小说为例，说明善与恶的道德审美尺度是如何超越历史，潜移默化地打动读者的。比如“《水浒》写林冲上山，主角当然是林冲”，但是让他受尽磨难的所有罪恶活动的“焦点”是“那个坐在殿帅府大堂上的高太尉——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在这里，读者的感情和我们主角的感情是一致的，林冲多受一分难，高俅的面目在读者眼里便清楚一分，林冲对高俅的仇恨进一步深入，读者对统治阶级的认识便提高一步。一正一反，一明一暗，写林冲，同时也写了高俅”[27]。尽管《水浒》中的人物和故事，已经与当代生活判然有别，但由于对人物描写的道德倾向性，作品依然感动不同时代的读者，使他们读小说的时候，总是站在愤然痛骂“鸟皇帝”的李逵和阮氏三雄一边。

不以现成的历史结论作为衡量文学作品的唯一尺度，这是当时批评界为《“锻炼锻炼”》辩护的主要理由。文学的审美功能在叙述历史时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不承认这种独特性，按照一定的政治历史结论来讨论文学创作的是与非，以一种先在的结论框定人物性格的美与丑，就会得出像武养那样的结论：杨小四既然是合作社的干部，就应该是正确路线的代表；既然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就应该是完美无缺的。反之亦然，既然人民公社化运动搞错了，合作社的干部是错误路线的代表，杨小四的行为也就应该是恶意地捉弄人了。武养当年的批判，实际上已经牵涉到文学的艺术特性问题。难怪王西彦看到武养的文章后，决意“参加讨论，先来充当一名保卫《锻炼锻炼》的战士”。他说：“赵树理同志不愧是描写农村生活的能手，他在这篇作品里，一点也不利用叫喊和说教，却运用他那一贯的朴素的白描手法，通过生活形象的描绘和情节的巧妙安排，揭露出农村前进的生活中所产生的矛盾，给了社主任王聚海那样的人物严峻的批判和讽刺。”[28]王西彦“保卫的”不仅是一篇作品，还有衡量文学特性的艺术法则。

关于《“锻炼锻炼”》的不同意见集中在关于正面人物的描写方面。武养对小说的批判主要在于作品没有塑造出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先进典型，这样的典型“在大多数情况下，在他们的身上所体现的应该是党的化身。然而在作者的笔下，他们却成了作风恶劣的蛮汉，至少是严重脱离群众的坏干部”[29]。王西彦的文章列举作品中大量实例，说明作家并非像武养所说的那样，执意要描写“几个社的领导干部惯用捉弄、恐吓、强迫命令的作风”；而是“作家所写的人物，是可以有优点也可以有缺点的人物，是有血有肉有个性的人物”，“怎么能够从这里得出作者是在进行‘对整个社干部的歪曲和污蔑’的结论来呢？”[30]

由此可见，关于当代文学如何表现生动的“有血有肉有个性的”人物形象，围绕《“锻炼锻炼”》的讨论，人们的认识正在逐渐深入。但反右倾运动后，有关农村生活的创作压力也越来越大，赵树理的作品除长篇评书《灵泉洞》描写抗日战争时期太行山地区农民的传奇斗争生活之外，反映现实生活的短篇小说如《套不住的手》（1960）、《实干家潘永福》（1961）等，都限于描写人物的先进性，而敛去了以往作品特有的艺术个性的锋芒。特别令人惋惜的是，这类史诗创作中原本蕴涵无限生机的民俗色彩也逐渐黯淡消失。

注释：

[1] 费孝通《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1957年3月24日《人民日报》。

[2]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下），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版，第446页。

[3] 柳青的《创业史》原来计划出四部，第一部最初连载于《延河》1959年第4—11月号，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年出版单行本，1977年修订重版；第二部分上、下卷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分别于1977、1979年出版，1978年6月13日作家逝世，其余二部没来得及创作。这里谈到的是1960年出版的该书第一部。

[4] 《创业史》该处有注释：“按照迷信的说法，写过寡妇改嫁契约的地方，连草也不再长，所以在河滩”。

[5] 见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中华文学通史》第九卷，华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62页。

[6] 参见任继愈主编《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潜明兹著《中国少数民族英雄史诗》，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3页。

[7] 参见伍蠡甫著《欧洲文艺简史》，书中还注明：“这个被成为《诗学》的名言或警句，是根据希腊原文译出的；同时不妨参看从英文译本转译的，如朱光潜的译文： ‘从诗人的要求来看，一种合情合理的不可能总比不合情理的可能较好。’此外还有天蓝的译文：‘诗的作品中，看来象真但不可能发生的事，比看来不象真但可能发生的事更为可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19、20页。

[8] 见姚文元《从阿Q到梁生宝——从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看中国农民的历史道路》，《上海文学》1961年第1期。

[9] 严家炎当时对《创业史》发表了这样一些评论文章：《<创业史>第一部的突出成就》，《北京大学学报》1961年第3期；《谈<创业史 >中梁三老汉的形象》，《文学评论》1961年第3期；《关于梁生宝的形象》，《文学评论》1963年第3期；《梁生宝形象和新英雄人物创造问题》，《文学评论》1964年第4期。

[10] 严家炎《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文学评论》1961年第3期。

[11] 严家炎《关于梁生宝的形象》，《文学评论》1963年第3期。

[12] 柳青《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1963年7月21日 皇甫村），《延河》1963年8月号。

[13] 严家炎《梁生宝形象和新英雄人物创造问题》，《文学评论》1964年第4期。

[14] 周立波《山乡巨变》先是由作家出版社1958年6月出版，其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9月出版，这部作品的续集由作家出版社1960年4月出版。

[15]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央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30页。

[16] 这个看法是蒋守谦先生提出的，参见《中华文学通史》第9卷，华艺出版社1997年7月版第73页。

[17] 黄秋耘《<山乡巨变>琐谈》，《文艺报》1961年第2期。

[18] 王西彦《读<山乡巨变>》，《人民文学》1958年7月号。

[19] 王西彦《读<山乡巨变>》，《人民文学》1958年7月号。

[20] 赵树理《“锻炼锻炼”》，最初发表在《火花》1958年8月号，同年9月在《人民文学》转载，并收入作家出版社《1958年短篇小说选》。

[21] 赵树理《<三里湾>写作前后》，《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报告、发言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8月版。本文原发表于《长江文艺》 1956年5月号，题为《和青年作者谈创作——在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上的发言》。引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赵树理专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 6月版第107页。

[22] 同上。

[23] 赵树理《谈创作》，《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报告、发言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8月版。转引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赵树理专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版第113页。

[24] 赵树理曾经说：“我的作品，我自己常常叫它是‘问题小说’。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就是因为我写的小说，都是我下乡工作时在工作中所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的工作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这是作家1959年3月13日在山西省文联理论研究室召集的座谈会上的发言。转引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赵树理专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版第141、142页。

[25] 武养《一篇歪曲现实的小说——<锻炼锻炼>读后感》，《文艺报》1959年第7期。

[26] 唐?《人物描写上的焦点》，《人民文学》1959年8月号。转引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赵树理专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版第479、480页。

[27] 同上，第478页。

[28] 王西彦《<锻炼锻炼>和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文艺报》1959年第10期。

[29] 武养《一篇歪曲现实的小说——<锻炼锻炼>读后感》，《文艺报》1959年第7期。

[30] 王西彦《<锻炼锻炼>和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文艺报》1959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