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的死刑已经不可逆转。走到生命的尽头，他在悔过书中写道：十多年一直在公安局担任副局长，总觉得自己业务熟，有能力，付出的多，取得的成绩也不少。尤其是看到比自己资历短、业务又不熟悉，甚至还是自己过去“下级”甚至“下下级”的人，都提拔到与我同一级的职务，甚至更高的职务后，思想上不能正确对待，产生不满情绪，升官不成，就乱用权……
当媒体对此大加声讨时，往往忽略了一个事实：文强这种“贪官有理”的思路，不过是循着“主流经济学家”们早已总结出来的“贪官经济学”而演绎出来的。张维迎曾说，改革中既得利益受损害最大的是干部，应该进行补偿。后来他在《经济观察报》上对此进行了细致的论述。张五常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对之力挺：“张维迎是很好的学者，我是同意他的看法的。普遍的经验，从一种制度转型到另一种制度，对以往的既得利益者不能太绝情，因为假如他们激烈反对，不但改革受阻，还会发生预想不到的很多事情……他们中的一部分，本身就是政策的制定者，你不考虑给他们明补，他们自己就会‘暗补’，包括腐败贪污、子女经商等，给社会造成更大损害。”
按照这种说法，文强如果被早早提拔成部长而非仅仅是副局长，他的腐败是否就不会发生呢？“主流经济学家”们信奉的，是在资本主义早期血汗经济中的人性原则。这一点，被20世纪上半叶美国心理学家ClarkL.Hull总结得清清楚楚。他的心理学，基于简单清晰的生物学原则：生物机体身受困乏之苦，这种困乏创造了需求，需求激发出动机，动机再激发出行为。行为则是以目标为导向的。达到这种目标乃生存之必需。用白话来解释，人的行为出于满足欲求的动机。当欲求获得满足时，追求这种欲求的行为就不会发生了。由此为基础，就出现了张氏的“补偿说”。你把贪官的欲求先期满足了，他岂不是就没有贪的动机了吗？
可惜，这种理论有一大错误，那就是把人的欲求看成是固定不变的。有论者指出，文强官运不错，曾有“连跳三级”的辉煌，“这样的经历养成了他对升官不切实际的期待，极大地惯坏了他，官职稍微升慢一点儿就开始抱怨，仿佛天下人都对不起他文强。”可见，满足了他的欲求，只是激发了他更大的欲求。就普通百姓来说，欲求同样也并非固定不变。1959年，RobertWhite的一篇经典心理学论文推翻了ClarkL.Hull的困乏理论。White指出，当人的基本需求被满足后，人不会像许多低级动物那样停止猎食，或像机器那样关闭停运。恰恰相反，人正是在这个时刻开始了最有创造性的工作，开始挑战自己的极限，要通过建立对世界的把握来获得生命的满足。
为什么国外如此有影响的理论发展竟不入“主流经济学家”的法眼？一位张维迎的批评者写到，那年中国交响乐团携大贪官王益作曲填词的大型交响合唱《神州颂——献给正在复兴中的伟大祖国》到北大演出，演出前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教授出场致辞。一向词锋甚健的他竟语带哽咽。演出返场时，前几排几位光华校友中王益的女粉丝异口同声地尖叫着“王益、王益、王益”！中国的管理精英如果都是这么被教育出来的，他们日后会理所当然地给贪官行贿，会理直气壮地开血汗工厂。
从本世纪初的IT泡沫，到这次的金融风暴，每次华尔街坍塌，美国的商学院都要彻底反省其教育中的价值观念和伦理问题，并提出许多对策。目前中国经济中形形色色的怪现状，早已让公众坐立不安。中国的管理学院，在这方面是否也应该反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