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作为自由撰稿人的王小波

作为小说家，王小波的作品并不晦涩。但真正进入他的小说世界，并充分地理解其价值，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在目前的情况下，在理解作为小说家的王小波之前，我们想先在理解作为自由撰稿人的王小波方面作一些尝试。我们认为，这是走进王小波的精神世界必须穿越的一扇门。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把视野放远，先回顾一下中国自由撰稿人的坎坷历程。

自由撰稿人，在当今中国，这个概念具有特定的含义，主要指不隶属于固定工作单位，没有固定工资收入，又以写作为职业和经济来源的人。而在英文里，自由撰稿人Ｆｒｅｅｌａｎｃｅ，与我们国内通常的理解有所区别，它是指未签约的自由作家。在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度里，自由撰稿人都是一种正当的职业。在发达国家，作家、记者、学者中的一个相当的比例，是自由撰稿人。他们这种自由表达的传统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代。比如英国诗人弥尔顿就提出了这样的理念：“富于自由精神和天才的人，他们显然生来就宜于研究学问，而且是为着学术本身而爱好学术；他们不为金钱和其它的目的，而只为上帝和真理服务；并且追求一种流芳百世的声名和永垂不朽的赞誉，这是上帝和善良的人们对于出版书籍促进人类福利的人乐于赠与的”(弥尔顿：《论出版自由》中译本27页，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自由撰稿人的产生，是伴随着市民社会而来的。较为成熟的市民社会，才有公共空间。而公共空间，是自由撰稿人生存的起码条件。

在中国古代，虽然没有自由撰稿人这种称呼，但文人无非两种可能，一是入仕作官，二是在野为民。虽然士的普遍理想是入仕，但隐逸山林的自觉者也不鲜见。还有不少文人入仕不成，于是舞文弄墨，一吐胸中块垒。如曹雪芹、蒲松龄等人笔下的千古不朽之作就是这样产生的。但古代中国还没有形成在野文人卖文为生的社会机制。曹雪芹文章写得那么好，仍然是举家食粥酒常赊，所以，他们与现代意义上的自由撰稿人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自由撰稿人在中国几乎是与现代新闻出版业同时诞生的。自由撰稿人存在的首要条件是一定程度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而在未有电子媒介之前，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表现方面就是新闻出版自由。在中国，民间办报是从一些受西方思想影响的进步士绅开始的。１８９５年，康有为、梁启超和其他几位具有改良思想的士绅在北京成立了强学会，并创办了《中外纪闻》，由梁启超和他的朋友麦孟华撰写有关时事方面的文章，不久便在北京的士绅官员中广为流传，最多时发行三千份左右。第二年，在黄遵宪的推荐下，梁启超又开始了他著名的《时务报》笔政生涯(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４４－４５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 8月出版)可见，当时已经具备了自由撰稿人的生存空间。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颁布的《大清印刷物件专律》中规定：“凡欲以记载物件出版发行者，可向出版发行所在之巡警衙门呈请注册，其呈请注册预备两份，并各详细叙明记载物件之名称，或定期出版或不定期出版，出版发行人之姓名、籍贯及住址，出版发行所所在，有股可分利人之姓名、籍贯及住址，及各种经理人之姓名、住址”(刘哲民编《近代出版新闻法规汇编》２－３页，学林出版社１９９２年12月版)。对于违反者的处罚规定为：“所科罚锾不得超过银一百元，监禁不得超过三个月”(同上)。这说明清末建立的新闻出版的法规也是相对宽容的。20世纪初，西风东渐，在上海等商埠，现代新闻业和出版业已经发展起来。于是，出现了一批以自由撰稿为生的文化人。其中从事通俗小说写作者开了以大众文化为主要取向的自由撰稿人的先河，而以宣传社会革命或社会改良、开展启蒙为主旨者则成为以精英文化为主要取向的自由撰稿人的先驱。?现代商业书局和期刊的出现，也使得文人有可能选择自由撰稿人作为自己的谋生方式。吴福辉在一篇讨论现代期刊的文章中谈到：“中国期刊的稿酬正式成为制度，据说始于《小说月报》。该刊1910年创办时，即首订征文条件：‘凡投稿中选者，分四等酬谢：甲等每千字五元，乙等每千字四元，丙等每千字三元，丁等每千字二元。’当时的物价，查鲁迅最早1921年的日记，《李太白集》一部四册是2元，三人在广和居吃顿饭是3元，到日本医院看病，初诊费是2元，比较贵的是洋行的领结一个6角5分，进口皮鞋一双5元4角。 可见商务的报酬，足够养育一勤奋的作家了”(吴福辉：《三十年代人文期刊的品类与运作》，《东方》1996年6期，22页)。

从新文化运动，一直到40年代末，中国文化舞台上自由撰稿人一直十分活跃。许多大文豪、 大学者和著名报人都充当过自由撰稿人这种社会角色。从鲁迅起我们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当时民间的书局、报馆可以合法存在。文化人只要愿意，并有一定资金，就可以创办各种形式的报纸、杂志、通讯社。国民党政府统治下虽有严酷的限制，查封报刊也是常有的事，但毕竟从制度上和法理上没有否定私人的出版权利。比如，1930年的出版法即规定：“本法称发行人者，谓主管发售或散布出版品之人”(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法史料》乙编510 页，中华书局1955年版)。民间报刊存在的合法性，不但使得一般的自由撰稿人拥有了生存与生活的空间，就是一些职业革命家，也可以靠自由撰稿维持日常生活。夏衍在他的回忆录里谈到，“我的生活靠稿、版税，除了皖南事变后中央要我从桂林撤退到香港，组织上给我买了飞机票，以及1946年恩来同志要我去新加坡，组织上给了我一笔旅差费之外，我一直是自力更生、卖文为生”(夏衍：《懒寻旧梦录》611页，三联书店1985年7月版)。以至他 担任上海市军管领导成员后，被问及每月从组织上领多少小米，竟无法回答。

从50年代初起，所有文化人都被编入单位，成为报社的记者，出版社、杂志社的编辑，电影制片厂、电视台和剧团的编导，国家办的各种研究院所的学者，文联、作协的专业作家，各类院校的教师等等。虽然职业的名称千差万别，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对于单位的人身依附性。工资从单位领，住房靠单位分，职称靠单位评，职务靠单位提，看病靠单位报，出门须单位批……总而言之，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全部命脉掌握在单位领导的手里，人首先是单位的一员，然后才是他自身。只有主动放弃工资的巴金、主动放弃单位的傅雷和称病回避编入单位的无名氏等极个别的文化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单位人”的例外，自由撰稿人这一社会角色在中国大陆上逐渐完全消失。

自由撰稿人重新出现的萌芽要追溯到“文革”。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在红卫兵运动期间，曾经自发地办了很多小报，其内容虽然多属幼稚的革命狂热，但也不无精彩的文章，比如遇罗克的《出身论》就发表在《中学文革报》上，而这张小报不过是几个青年学生自己办起来的。青年人随便办报的好景并不长。大约一年多的时间便被官方禁止，但一代青年知识分子自由表达思想的冲动还在，他们在上山下乡等运动中被分散到农村、农场、工厂等非文化部门，于是在做工种田之余，又拿起笔来。其中一些人，只要能够维持起码的温饱，便把这种自发 的写作当成了主业。于是，产生了一批自外于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下文学、地下学术。杨东平 在《城市季风》中这样描述：“前红卫兵把他们的组织行为和活动方式也带到农村。在陕西、 山西的一些知青点，定期或不定期地出版油印的知青刊物，相互交流和联系。知青之间进行有目的的跨地区的访问、串联和考察。更大量的是通信交流，是在每年冬天返回北京之时。在众多的家庭聚会中，他们讨论交流各自的思想成果。大约在1970年冬季，在北京知青的‘政治沙龙’中刮起了所谓‘张木生旋风’。张木生是1965年自愿到内蒙插队的北京知青，他的‘中国农民问题研究’大胆接触了当时的现实，他明确表示反对‘学大寨’，鼓吹‘三自一包’，后来被打成反革命。这可能是这一代人中研究农村问题的最初努力和开端。在冬天的‘沙龙’中传播过和引起重视的思想成果，现大多难以确知，据说，包括赵京兴的《历史哲学》，以及徐浩渊进行的社会调查等”(杨东平：《城市季风》417页，东方出版社1994 年版)。多少年之后回过头来看，其中一些作品竟成为中国文学史、思想史上极宝贵的一页。当然，这些作者当时不可能意识到自己已经是一种新的社会角色自由撰稿人的萌芽。因为当 时不管持什么思想，都不可能通过撰稿本身直接获得经济收入以维持生活。整个“文革”期间，取消了稿费。投稿甚至需要加盖公章，否则编辑部无法为不相识的作者承担政治责任。自由撰稿人的重新出现始于70年代末。当时出现的自发刊物的作者之中就产生了一批具有自觉意识的自由撰稿人。这些自由撰稿人虽然数量不是很大，在当时也没有条件以自由撰稿为生，但自由撰稿人独立的精神品质就是在他们身上开始再生的。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是参与体制内的改革。因而那些在社会上威望较高、影响力较强的知识分子往往寄希望于对政府的改革进程施加积极的影响，其存在方式一般仍是在单位的角色规定内活动。他们的身份仍然是作家协会的作家、研究机关的学者、大学的教授等等。

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的自我意识加强。他们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我的价值由我自己决定，我的存在靠我自己证明。在这种背景下，更多的文化人摆脱了单位的束缚，走上了自由撰稿人的道路。

王小波是从美国留学回来以后，于1992年辞去中国人民大学的教职成为自由撰稿人的。他的选择有一种象征意义。虽然他不是最早选择自由撰稿作为生存方式的人，但在自由撰稿人中，他是最有自由知识分子自觉性的一个。他清晰地意识到在目前的生存环境中，选择自由撰稿人的生存所能享受到的思维的乐趣。他的妻子李银河这样回忆：“小波作了自由人后的感觉非常强烈，就是觉得太好了，是那种自由了的感觉。接下来不是有人将自由撰稿人干脆就简称为自由人吗，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用不着按点上班，用不着去处理人事关系。在中国哪个单位都有这些事。小波这个人也不是太擅长人际关系的，所以从他这个人的个性和他 需要的时间、需要的生活状态来说，做自由撰稿人是他最喜欢的生活方式”(艾晓明、李银河编：《浪漫骑士》199－２００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7月版)。他也清晰地意识到他 的选择，意味着他作为沉默的大多数的一分子开始发言。他在临终前最后一天给远在美国的 朋友刘晓阳发了一封电子邮件——

我正在出一本杂文集，名为《沉默的大多数》。大体意思是说：自从我辈成人以来，所见到的一切全是颠倒着的。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始终有一个沉默的大多数。既然精神原子弹在一颗又一颗地炸着，哪里有我们说话的份?但我辈从现在开始说话，以前说过的一切和我们都无关系——总而言之，是一个一刀两断的意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要有自由派， 就从我辈开始。是不是太狂了?(艾晓明、李银河编：《浪漫骑士》422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 年7月版)

这既是王小波最后的遗嘱，也是理解王小波人生选择的钥匙。

二、自由撰稿人的表达空间、传播空间和市场空间

《沉默的大多数》和《思维的乐趣》，是王小波生前为自己两本随笔集所拟的标题。理解王小波，就不能不先弄清“沉默的大多数”的含义。而“思维的乐趣”，不过是思想自由的另一种表达方式。他在《思维的乐趣》一文中写道：

谈到思想的乐趣，我就想到了我父亲的遭遇。我父亲是一位哲学教授，在５０、６０年代从事思维史的研究。在老年时，他告诉我自己一生的学术经历，就如一部恐怖电影。每当他企图立论时，总要在大一统的官方思想体系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就如同一只老母鸡要在一个大搬家的宅院里找地方孵蛋一样。结果他虽然热爱科学而且很努力，在一生中却没有得到思维的乐趣，只收获了无数的恐惧。他一生的探索，只剩下一些断壁残垣，收到一本名为《逻辑探索》的书里，在他身后出版。众所周知，他那一辈的学人，一辈子能留下一本书就不错。这正是因为在那些年代，有人想把中国人的思想搞得彻底无味。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只有很少的人觉得思想会有乐趣，却有很多的人感受过思想带来的恐慌(王小波：《思维的乐趣》２－３页，北岳文艺出版社1996年11月版)……

虽然讲的是父亲的经历，但又何尝不包括自己的感受?王小波直到去世，仍有大约半数的作品未能与读者见面。无论是“沉默的大多数”，还是“思维的乐趣”，说到底，还是是否拥有表达空间和传播空间这个问题。

自由撰稿人的生存，需要一定的表达空间。在毛泽东时代，是不存在自由撰稿人的表达空间的。当时的舆论空间里只有一种声音，用当时的一句流行口号来形容，那就是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九亿中国人，只有一张嘴有发言权，其他都是留声机。70年代末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否定了“两个凡是”，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进而否定了历史上多次“左”的错误，这就从深层上粉碎了现代迷信和个人崇拜。从对现代迷信的信仰危机开始，中国人的思想空前活跃，价值观走向多元化。自由撰稿人在这种背景下得以公开走上舆论舞台。自由撰稿人群体之所以能够日益扩大，不止要依赖于一定的表达空间，更依赖于一定的传播空间。传播空间实际上就是市场空间。据李桂海估计，全国现有２０００多种报纸，“一年用稿量1200亿字”。如全国有20万从业记者，“一年也只能写500亿字的稿件，还有700亿字要依靠社会供稿”。他归纳，社会的供稿者大体有三类：一是学者、专家和作家，二是特约记者和通讯员，三是所谓的“自由撰稿人”。“自由撰稿人是稿件市场的产物。最早的自由撰稿人出现在江、浙和辽东半岛的一些小县城，现在条件好的大多已进入北京、上海、广州等信息灵通的大城市。他们多以写报告文学和纪实新闻为主，对象以文艺体育明星为目标，有的还购置了电脑，收集了某一方面比较齐全的资料，所以他们已经变成某一方面新闻写作的权威和专家。他们一般一个月能写几万字的稿件，投稿的命中率也较高，稿费都在千字百元以上，所以一个月下来，也有几千元的收入。”“报纸如果一年需用外稿700亿字，按千字 20元标准计算，共需稿费14亿元，假如其中有１／１０是自由撰稿人所写，是１?４亿元。 按一个自由撰稿人一年平均3万元稿费的收入，可以养活４０００多自由撰稿人。如果再加上图书与刊物的用稿，大约可以养活万人的自由撰稿人的队伍。从现在看，全国以稿费为生的自由撰稿人估计不足千人，所以随着图书报刊业的进一步繁荣发展，这支队伍还会扩大” (李桂海：《抢好稿：新一轮报刊竞争》，《北京青年报》1996年4月10日3版)。

目前中国大陆的自由撰稿人的创作成果大致可分为四类：大众文化消费品、纯艺术作品、纯学术作品、社会见解的独立表达。第一类以大众文化为基本取向，后三类以精英文化为基本 取向。

大众文化消费品的表达空间虽然还达不到随心所欲的地步，但它的传播空间和市场空间连意识形态话语也难望其项背。由于作品的巨大市场效应，这些大众消费品的生产者靠自由撰稿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收入，同时接受者也空前广泛。

以精英文化为基本价值取向的自由撰稿人的表达空间虽然并不狭窄，但其传播空间和市场就不能与大众文化的生产者比肩了。目前，中国大陆以精英文化为主要价值取向的自由撰稿人大致有如下几条表达渠道。

一、出书。一些自由撰稿人已是拥有广泛读者的知名作家。他们的书虽然决非大众文化，但在市场上仍可盈利，所以出版者积极性很高。自由撰稿者也能获得相应的收入。

二、在精英文化圈子里的刊物发表。

三、在报纸的副刊、星期刊、周末版发表。这些报纸版面本身的性质是大众文化。但有一些有眼光的报社，如王小波经常撰稿的《南方周末》等，也辟出随笔专版或其他专栏，面向知识分子，用精英文化提高自身的品位，这在无形中也给以精英文化为主要价值取向的自由撰稿人提供了传播空间。

四、中国的改革开放，造成了许多国内外信息传播的渠道。社会的变迁，已经使知识分子不再视在海外发表文章为畏途。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一些报刊和出版机构也需要和欢迎来自中国大陆的真实信息。挣国外的稿酬也成为一些自由撰稿人衣食无忧的保障。

西方社会中的自由撰稿人，主要强调的是不按团体的路线自由行动的人，是未签约的不属于任何公司的那些人。这种自由撰稿人只有在已经完全实现言论自由的体制内才可能出现。

当然，为市场写作并不等于自由。市场规律本身意味着另一种不自由。文化产品的消费者有自己的口味，完全不照顾消费者口味的文化产品是没有市场的。因此，为市场写作本身潜伏着驱使撰稿人媚俗的诱惑。有一位名叫何顿的自由撰稿人曾这样表达自己的选择：“我是一个好作品主义者，绝不愿意生产读者读了就迅速忘记或者根本就读不下去的‘文字垃圾’。我写每一部小说都是抱着极认真的态度去写，这是因为我确实特别喜欢干文学，而且深深觉得文学是我目前的一切!我要是对文学不认真，我就是彻底背叛自己了。我纯粹是要吃饭才写作，而且不但自己要吃饭，还要靠写作养一个今年要读一年级的女儿，附带还要养老婆，因为老婆工资很低。所以我很勤奋，必须每天写才会有饭吃。我没有工资可拿，我的每一分钱都是面对电脑干出来的，哪里稿费高，我就往哪里跑”(何顿：《写作状态》，《上海文学》 1996年2期，３７－３８页)。金钱的压力会使许多自由撰稿人为了赚钱，于不知不觉中放弃精神王国的跋涉，而滑入对大众文化消费潮流的拼命迎合之中。这对于以大众文化为价值取向的撰稿人来说顺理成章，但对于以精英文化为价值取向的撰稿人来说，却无异于失去自身。王小波没有迎合，但他的特殊性在于，他在经济上没有后顾之忧。李银河回忆：“说到市场这问题，我们是讨论过的。文学实际上有两种：一种是纯文学，一种是娱乐性的。就像电影也分两种：一种是纯艺术片，一种是商业片。娱乐的和严肃的这两种东西之间有明显区别。做纯文学的人在世界各国都是最穷的。你要是打算走这条路，你就别打算发财。所以他经济动机可以说是没有的。再有我们确实也没什么后顾之忧，哪怕他一分钱不挣我们也能活下去。做纯文学是他一生的宿愿”(艾晓明、李银河编：《浪漫骑士》２００－２０１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7月版)。这一点，目前国内多数自由撰稿人还做不到，或者说还没有条件。从长远看，对自由撰稿的制约因素将主要来自于市场。

自由撰稿人在中国大陆的出现和发展，有如一只报春的燕子。虽然他们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影响力还比较小，但用发展的眼光看，其意义是不能低估的。

王小波虽然过早地去世了，但他无愧为90年代中国出现的自由撰稿人的优秀代表。人们从他的选择中，看到了某种希望。这正是他去世后引起从事各种专业的知识界人士的真诚悲痛与长久思考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