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大半年了，“聂树斌杀人案”究竟是真实的还是冤枉的，迄今仍然没有消息。它是否要被人们忘记了呢？

今年初，非常偶然地，当1月18号在河南被抓的一个犯罪嫌疑人王书金交代自己的某一桩犯罪的细节时，竟与10年前在河北石家庄“告破”的一件强奸杀人案若合符节。而当时认定的“罪犯”——一个21岁的年轻人聂树斌却早已被处死刑。当时，石家庄警方表示一定要迅速查明真相。一个有可能是冤死的生命理当引起国人的强烈关注。

不管聂树斌是否犯罪，看过他两张照片的人大概都对他的笑容难于忘怀，更对他的命运难于释怀，他看上去就是一个生活在华北农村的普普通通的孩子。看来他一定很喜欢车，在一张照片上他推着自行车——那大概就是那辆属于他自己的，但却给他惹了杀身之祸的自行车；而另一张照片上他骑在一辆摩托车上——这却可能是“借光”于别人的，代表了他对未来的一个憧憬。假如他活着，今年31岁，不难拥有自己的摩托了，说不定，如果他干得好，也许还有了自己的一辆更大的机动车。他会娶妻生子，繁衍后代，然而，这根生命之线已经永远地中断了。正是因为此一“生死事大”，我们希望尽快知道真相。

如果这确属冤案，律师会帮助聂树斌的家人要求赔偿——的确，聂树斌个人的巨大苦难和本可展开的家庭和事业，他亲人十年来所承受的内心痛苦和外在损失，这些都需要补偿。而即便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已经无法补偿，也至少可以促进执法公正，为人们今后更小心地对待生命提供鉴诫。而如果这不是冤案，尽速告知国人调查后的真相，也可以表现执法机关的认真负责的态度，澄清人们心中的疑云和可能不实的传言，并同样体现一种对生命的珍重态度。总之，这不仅是还一个人的公正，也是为普遍改进执法的公正提供契机。

当年的“破案”、判决过程的种种细节一直以各种理由没有公开，甚至连当时公开的裁决书，其家人和律师一时也似乎很难得到。这真是让人奇怪的事情。人们只好重新细读当时讲述了这件故事的惟一一篇能见到的文章，它发表在1994年10月16日《石家庄日报》上，竟然是在聂树斌被宣判之前，题为“清纱帐迷案”。据说作者之一是当时办案的警察。里面写道：“专案组综合查访情况判定，一名骑蓝色山地车的男青年很可能就是强奸杀人案的凶犯，其居住地或工作单位距案发地一带不会太远，作案后的侥幸心理和邪恶的欲望可能会促使他再次出现。”于是，侦查员们守株待兔，终于将聂当场擒获。”然后，干警们又“巧妙运用攻心战术和证据，经过一个星期的突审，这个凶残的犯罪分子终于在9月29日供述了拦路强奸杀人的罪行。”而且，那天他是“又出来蓄谋强奸作案，没想到刚露面就落入了法网。”

如果这就是当时的破案过程和基本证据（看来最后起作用的主要是“罪犯”的口供），是很难不让人们疑云丛生的。人们可以设想，如果聂树斌那天不是骑着一辆蓝色自行车经过离出事不远的地方，他就可能不会被抓住。我们也知道“突审”的厉害，而聂能熬过一周已属不易。而且，这个“罪犯”也够傻的，“犯案”不多久又到那里“蓄谋”作案。

但是，聂骑车路过那离案发地不远的地方有可能就是他日常做的事情，而且，生活中也还会有一些幸运或不幸的惊人巧合。对此，我们只能期望公正的执法来尽量保护我们。

当然，也可以说那篇文章本身就不实，或不全面，那么，解决的办法就是执法机关尽快提供完全真实和全面翔实的调查和结论，否则，就无法阻止人们根据这样的文章乃至更加不可靠的消息来源来推想乃至揣测。而如果聂树斌案的真相披露继续这样地延宕下去，人们的疑云将会更加浓重。总之，努力做到执法公正、减少冤假错案是为了保护我们每一个人，包括保护执法者本人。有几个冤案如杜培武案、李久明案的受害人其实正是公安干警。

一个人就这样死了，总有一些东西让我们不能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