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企业创办人郭台铭的经营理念中有这样一条：非效率的民主主义，不如合理的集权主义。这也是业界公认的富士康成功秘诀。这样的集权主义精神确实渗透在富士康几乎所有制度中，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保安”在富士康企业内部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富士康的生产车间，保安有权对员工的违纪行为进行监管。发生诸多事态，保安对现场有控制权，如果员工敢多事，可能招来保安的辱骂甚至毒打。某些倔强的员工难免会与保安发生冲突，但高层事后总是支持保安。长此以往，员工中形成一种共识：与保安作对是自找苦吃。员工中似乎已形成这样一种本能：如果出现治安事件，首先打内线110。如果打外线110，就会给自己招来麻烦。

由此可以看出，保安是富士康控制员工的一个重要力量。由于保安无处不在，而其权力较大，厂区内的员工就被普遍置于保安的监管之下，而这些保安随时可以动用强制手段，甚至使用暴力。写到这里，我自己的后背已经开始发凉。我们看到的已经不是一家企业，而是一家十分特殊的企业。

现代市场的活动主体是企业，即经济学家所说的“厂商(firm)”。经济学家总体上认定，厂商是对市场的替代，用哈耶克的话说，厂商是一种“组织”，跟作为一种自发秩序的市场的性质完全不同。

厂商何以会替代市场？经济学家给出了各种解释。弗兰克·奈特说，通过建立企业可以减少不确定性，德姆塞茨则用专业化来解释企业的优势。最出名的解释是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科斯在其名篇《企业的性质》中说，“市场的运行是有成本的，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某个权威(一个‘企业家’)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这些成本包括谈判、签订合约的成本。通过建立企业，一系列合约被一个合约替代，由此节省了交易费用。

这种效率的具体实现形式是权力：投资人对经理人、经理人对雇员拥有某种管理权。企业比起市场节省交易费用的办法就是用上司的指令，取代了市场的价格信号。由此在企业内部，形成了一个命令-服从体系，相应地在管理者和员工中间也形成“企业伦理”，其核心就是员工在一般情况下会自愿服从上司指令。若没有这种制度和伦理支持，企业就无法正常运转，甚至会解体。

但是，企业内部管理者与员工之间的这种命令-服从关系是有其限度的。这限度已由员工的双重身份决定了：员工固然是员工，但从道德上说，他首先是一个人，因此，种种自然法为管理者的权力设立了限度，比如，企业不得违反自然的生命周期律，要求员工每天凌晨3点上班。

其次，从法律和政治上看，员工首先是一个公民、国民，宪法和各种法律赋予了他种种权利，企业不得侵蚀、剥夺这些权利。比如，企业不得以上班为由，不让员工去投票行使选举权，或者企业超出劳动法要求，安排工人(不论工人是否“自愿”)超时工作。

第三，国家的基本政治原则也为企业管理者设定了一个限度：企业不得行使法律规定由政府行使的权力。比如，国家垄断着对国民使用暴力的权力，正常情况下，只有在经过严格法定程序下，由经过法律特别授权的人，比如警察，可对正在侵害他人的人使用暴力。除此之外的任何人使用这种暴力都属于僭越。这样的政治原则，其实也是为了保护国民的权益。

按照这样的原则，企业保安是不能对其员工使用暴力的。在一个具有现代法律意识、尊重员工作为国民的人身与政治权利的企业中，也不可能赋予保安以广泛的管理权。然而，在富士康，保安恰恰享有如此广泛的权力。富士康管理层似乎相信，依靠保安强制权的管理模式可以确保员工服服帖帖地顺从上司的指令。

但这样一来，富士康就不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正常企业了，这个企业的运转部分地依赖只有政府对民众才可行使的强制权。员工之所以服从上司，不是因为合同的约定及这个约定背后的职业伦理，而是因为恐惧。这种无形但无处不在的恐惧感，恐怕是富士康企业文化的底层要素。富士康的所谓高效率，恐怕部分地来自这样的集权主义。企业必然存在着某种形式的集权，但富士康依靠保安的集权，将会令所有经济学家恐惧。

真正令人不解的是，地方政府竟然长期容忍这类企业的保安行使本来应由警察垄断的部分权力。这种现象不仅局限于富士康。出让这类权力的结果则是企业对员工拥有了双重权力，在如此强大的权力面前，员工当然是软弱而无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