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高层人士与《财经》记者交流时，表达如下感受：“有些时候，我们感觉记者们像是把富士康看作外星球的企业，跟我们谈工会问题和集体谈判。在全中国，所谓工会的真实状况是什么样的你们不清楚吗？难道富士康的做法，和绝大多数企业一样，就不能理解吗？”
当然能理解。和中国绝大多数企业一样，这家企业不是没有工会，但工会主席是跟随总裁多年的秘书、总裁办公室主任。工会经费也全部来自企业利润，而无员工的会费。要指望如此工会能出席劳方与资方的谈判，确实如指望外星人空降一样虚妄。
学者去当地散发调查问卷，问工人如何提高农民工的地位？后者回答令学者惊讶：第一项是“政府应该给予公平的公共福利”，第二项“严格执行劳动法”，第三项“选出更多的农民工人大代表”，第四项“取消户籍制度”，第五项“媒体关注”。而组织自己的工会，则始终没有在其中出现。看来劳方本身对工会缺席也已习惯，以致遗忘。
这倒不必惊讶。工人的指望第一是政府，第二还是政府，是政府执行它颁布的《劳动法》。他们是在祈求政府扮演“父权保护”，一旦出手，就不要撤离，而是长期驻守，经常性“在场”。这不是阶级觉悟不高，而是“中国模式”下，工会始终缺席，劳动者在给定条件下的无奈选择，也是可以理解的。
现在的问题是，这一“临时出手”是否能变为“可持续发展”？即“父权保护”再不撤离，变为“经常性在场”？回答不乐观。须知“中国模式”之秘密，是以超国民待遇予资方，以低人权待遇对劳方，一“高”一“低”，如此“劳、资”，才创造出洋人热羡的“崛起奇迹”，甚至有英国学者渴望全世界要让“中国来统治”。一旦改变“高”“低”配置，“中国模式”将逐渐萎缩，甚至轰然倾塌。富士康在半个月内两次加薪，资方已经流露出不堪重负，撤资回台或去它国的迹象。这是“父权”不愿看见的前景，因此，指望中国的“父权”为中国的“劳方”争利，变“临时出手”为“经常性在场”，除非放弃“中国模式”，在逻辑上几为不可能。
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放弃逻辑，不论“中国模式“是否倾塌，假设“父权保护”取工会而代之，始终“在场”，从此变“亲资”为“亲劳”，真成“可持续发展”。如此假设，前景又如何？回答依然不乐观。
能够与中国目前状况相比的另一个国家，不是英国，不是美国，而是十九世纪后半叶德意志俾斯麦帝国。俾斯麦的另一面，是“铁血父权”。他在位时严禁社会民主党及工会活动，却代行其职责，建立起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保障体系。俾斯麦执政名言是：趁社会民主党下河洗澡，我们抱走并穿上他们的衣服。德国工人感激涕零，认同“父权保护”，放弃阶级觉悟，史称“王朝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再不“跳楼”，而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穿上军装，“特别能战斗”。这个“王朝社会主义”还能“可持续发展”，一战失败，二战“崛起”，被希特勒发展为“国家社会主义”。纳粹党全称“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并不虚假，“父权保护”下，工会是被禁止了，但工人的福利却是增长了。德国工人不跳楼，二度穿军装，还是“特别能战斗”。
从俾斯麦到希特勒，“王朝社会主义”发展为“国家社会主义”，有谁希望在中国重演？因此，尽管这是非逻辑的假设，我还是希望能截止这一“可持续发展”。遏止工人“跳楼”的正确做法是，“父权”及时退出，退到一边去做纠察，还工人以成立自己工会的自由，一旦劳资有纠纷，让工会代表劳动者集体，自己去谈判，而不是“父权”代行，“抱走并穿上他们的衣服”。后者即使成“模式”，那也是短期之“崛起”，长期之“灾难”，不仅是本民族的“灾难”，还是全人类的“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