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人们热烈地议论富士康“八连跳”自杀现象的时候，又有一位年轻的富士康员工跳楼死亡(5月16日《南方都市报》)。虽然，以40余万人的规模来计算，这个自杀率并不算高，但是，正处于梦想年代的青年人如此频繁地自杀，的确让人震惊。《南方周末》记者潜入富士康生存28天后，用“碎片一样活着”来形容这个庞大集团员工们的生存状态。这，或许就是这家集团年轻员工频繁自杀的根源。

单论人口规模，富士康集团所在的厂区已是一座中等城市，其人口密度甚至远远超过一般城市。但是，就在这高密度生存中，人际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员工们紧张地上班、下班、睡觉，而没有任何私人时间，报道显示，甚至于同宿舍的员工之间也没有任何交流。传统上在外出人口中发挥联络与组织作用的“老乡会”、“同学会”，在富士康同样基本上不存在、未运转。

由此可以看出，富士康那40余万员工生活在一个没有“社会”、没有文化的空间内。他们的生命基本上被纳入工厂的生产流程中，而与外界隔绝。他们原有的社会联系被切断，新的社会联系无从建立。每个人都处于“原子化”状态，变成生产线、流程的附属品。他们丧失了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起码生活，生命与生活分离了。或许可以推测，有些年轻员工的自杀，不是因为感受到有多少痛苦，而因为绝对的空无让他们已无从区别死与生的标准和意义，自我选择死亡也是一件轻飘飘的事情。

人们不能不追问，富士康营造了一个怎样的世界？富士康对外辩解称，就工作强度、加班时间、薪酬福利而言，富士康远称不上“血汗工厂”。媒体的报道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但是，这样的辩解是无力的。这是一个带有过于强烈的物质主义色彩的血汗工厂标准，那些年轻员工的死亡，其实已经宣告了这个物质主义的失败。在我看来，完全无视人的完整性、把人当作流水线的附属品的工厂，就是最严酷的血汗工厂。

可以做一个比较。在外来人口中，有大量人口居住在各个城市城乡结合部。他们靠各种临时性工作谋生，如捡破烂、收废品、摆小摊，甚至可能是小偷小摸。他们的收入很可能比富士康员工更低，更不稳定，并且很不体面，这也正是年轻人继续大量涌入富士康之类工厂的经济原因。但是，相比较而言，那些不体面的外来人口的生命、生活却要完整得多。他们有的带来家人，生活在家庭中。即使没有家庭，他们至少有老乡，有朋友，更重要的是有私人时间、私人空间。总之，他们有生活，生活在社会之中。

拿这个指标来比较，富士康厂区里的年轻人才是最为不幸的。他们的收入也许略高一些，但是，他们生命的完整性不复存在。人之为人，在于他有心，有情感，在于他生活在与亲人、爱人、朋友、老乡等等关系网络中，在于他活动于信仰、文化、商业等一般性沟通与交换关系网络中。如此，一个人才是一个完整的人。这样的人，即便其收入不高，生活贫困，但生活至少是有意义的。

而在富士康这类工厂的管理者眼里，年轻员工生命中唯一实在的东西就是流水线生产所需要的血汗。他们的情感、私人生活、社会联系被系统地忽视，压缩，剥夺。他们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人，而仅仅是可以向流水线上注入血汗、由血汗把原材料变成成品的空洞躯壳。这样的工厂当然就是血汗工厂。

然而，就是富士康这样完全取消社会的工厂+员工集体居住形态，却在珠三角新兴工业区持续存在，广泛蔓延。对现代社会来说，这实在是一个悲剧。人们曾经兴冲冲地宣告，进入现代社会，人将具有完整性。也就是说，每个人不再被等级制度、地域、宗教教条或者不公正的法律所切割、所阻隔，而可以完整地支配自己，按照自己的意志安排自己的社会联系，生命将充实而饱满，从而充分实现人之为人的价值和意义。

然而，八九十年前，卓别林曾经用他那喜剧电影描述过现代工厂把人变成机器的悲剧。富士康这类工厂年轻员工们生命的完整性，甚至还不如卓别林电影中那些工人。这类工厂聚居区的大规模、长期存在，实在是一种文明返祖现象。哪怕是相对于其尚在农村的父老，这些年轻人的生命形态也更为扁平而干枯，虽然他们的收入可能稍高，他们的用品可能更现代。

今天发出拯救这些年轻人的呼声，也许不算矫情。一个社会，如果其年轻人带着梦想离开家庭，却在异乡自杀，这社会终究是病态的。至于拯救之道，说来并不复杂：把这些年轻人当成完整的人看待。做到这一点的简捷技术手段是，把流水线与生活分开，工厂解散宿舍，把住宿收入打入收入中。让员工回到社会中，他们或可恢复自己的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