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曾推出一份《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得出了几乎相同的结论。报告显示：处于十大社会阶层底部、人数最为庞大的工人、农民，其经济社会地位在继续下降。在处于优势地位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中，子女的代际继承性明显增强，低阶层子女进入较高阶层的社会流动障碍在强化，门槛明显提高了。社会资源（包括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等）向上层积聚的趋势，居社会顶部的强势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占有着最大的资源，对社会仍然具有最大的支配力。尽管作为一份官方的研究报告，《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有着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性，但它也在一定程度上说出了真相。 两极分化是中国今天最大的问题之一，20多年来，特别是上个90年代以来，贫富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差距不是在逐渐缩小，而是在不断扩大，这是个有目共睹的事实，社会学家孙立平提出的“断裂”一词就是对这一现状的最好描述。与其不无暧昧地将现在的社会结构说成是“洋葱头型”的，不如干脆直截了当地说成是“金字塔型”的，掌握权力资源的各级官员（所谓“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高居于这个金字塔的顶端，他们通过垄断权力资源进一步占有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和其他资源，他们和通过各种手段在经济市场化转型中迅速暴富起来的暴发户结盟，以占总人口极少数的比例，却占有着最大数量的财富和大部分社会资源。居于社会最底部的工人、农民、农民工、失业、半失业者，作为中国人口的绝对多数，所占有的财富和社会资源却是凤毛麟角，乃至可以忽略不计。所谓的“扶贫”政策往往喂饱了一些贪官污吏和不法奸商。《人民日报》曾报道过，据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扶贫办主任刘坚称，2003年未解决温饱(人均年收入637元以下)的贫困人口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80万人。姑且不管官方的统计数字水分有多大，仅这个趋势本身就足以让我们对现行的“扶贫”政策打个问号。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间阶层的发育远没有完成，更不用说占人口的多数。我们的社会距离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的稳定社会结构还很遥远。
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个人身份（如制度性身份和出生身份）与随生而来的社会关系（家族、血缘）等“先赋性因素”基本上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地位和出路，这是所有的不公平中最大的不公平。《当代中国社会流动》虽然认为现代社会流动机制正在逐渐取代传统社会的流动机制，但是也承认现在的社会流动还不是一个公平、开放、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一元化的旧计划经济体制时代遗留下来的户籍制度、人事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并没有终结，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的社会流动。
如果对现实稍有了解，我们就不难发现一个波普尔意义上的“开放社会”尚未在中国形成，社会流动基本上是封闭的、缓慢的，谈论一个正常的、相对合理、公正的社会流动机制还为时过早。远的说，王朝时代的科举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底层的人们改变自身地位、向上流动提供了一定的通道。近的说，上世纪70年代末恢复高考也为身处社会底层的人口向上流动提供了可能性，尽管高考本身存在很大的不公正，但它毕竟是一种相当不坏的方式。但在近些年来所谓的“教育产业化”政策导向下，高校迅速滑向庸俗化的惟利是图的泥潭，处于社会底层的工人、农民及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的子女已越来越难以承受日益高涨的学费，这条社会流动的“独木桥”如今正面临着巨大的考验。一句话，低阶层子女进入较高阶层的社会流动障碍正在不断强化。与此相反，较高社会阶层、特别是金字塔顶部的强势阶层出现了“代际继承性”日益增强的趋势，这是个不祥的信号，它意味着血缘、世袭的纽带成为社会流动的重要保证。几千年来，中国社会就是一个世袭制为基础的等级社会，到“文革”曾出现了“龙生龙、凤生凤”的“血统论”，遇罗克为抨击这一陈腐、荒谬的论调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尽管作为“潜规则”，世袭制在中国社会从没有中断过，但没有像现在这样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这样演变的结果无疑是爆炸性的，因为维系一个社会正常的延续，需要一定的公正性，也即社会要有相对稳定、公开的规范、规则，而不能统统按照心照不宣的“潜规则”行事。可以想象，当一个社会堵死了所有正常的向上流动的可能性之后，社会稳定就将失去最基本的保障。
“金字塔”投下了挥之不去的阴魂，一方面是上层社会的花天酒地、挥金如土、骄奢淫逸、贪得无厌，一方面是底层社会生计维艰、求告无门、欲哭无泪、看不到任何希望。由于没有一个庞大的、负责任、有影响的中间阶层发挥社会“缓冲器”的作用，贫富的进一步分化，财富和社会资源急剧地集中在极少数人群手里，决不是什么福音，而是社会危机的前兆。中国社会历来都是在这样一种恶性循环中过来的。到了上层社会的腐化、暴戾到了下层社会无法忍受的时候，就会以新一轮的暴力呼声进行洗牌，也就是对社会资源进行重新分配。所以金字塔的社会貌似最稳定，实际上隐伏着巨大的、不可预测的风险，在某种意义上，社会底部无疑是一座间歇性爆发的火山。
要避免出现史不绝书的大动荡，“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必须完成向一个“橄榄型”社会结构的过渡。在公民没有言论、结社等自由的前提下，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中间社会（或者说中间阶层）不仅是一个经济概念，不是收入达到多少水平或者受教育程度、职业状况，而是这些人对这个社会的认同感、责任心、发言权、影响力等因素共同构成的。缺乏这些前提，这个阶层就不可能形成，更不可能壮大起来。
有人提出“可持续地掠夺”、“有节制地剥削”之类实用主义谋略，就是意识到了两极分化的高风险，为防止垄断绝大多数社会资源的强势阶层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目的依然是为了继续维护不公正的现状，捍卫既得利益阶层的最大利益。然而，只要“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没有触动，世袭制、等级制的阴魂不散，社会流动的正常渠道不通畅，一个合乎公平原则的现代社会流动机制不能尽快取代传统社会流动机制，也就是把一个“封闭社会”转变成真正的“开放社会”，社会底层缺少向上流动的机会，社会中间阶层没有健康地成长、发展的空间，仅仅依靠赤裸裸的“我吃肉，你喝汤”式的应急措施是绝对解决不了严重社会不公所导致的失衡。说到底，除了把自由还给人民之外，确实已无路可走。四十年前，本民族最伟大的自由女神林昭曾在暗无天日的上海监狱里如此深情地讴歌自由——“自由，这个人类语言中最神圣、最美丽、最高贵的名词，永远燃起人们特别是青春心灵之最强烈的爱恋与追求的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