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清廷宣布废除科举一百周年，一些报刊发表了回顾和评论这一事件的文章，《新京报》还精心组织了纪念专辑。但细观大多数文章，还主要是就科举本身和教育制度着眼，然而，如果我们放长历史眼光和放宽社会视野，则可以看到这一事件关系重大，绝不仅是废止一种考试制度或教育制度所能范围。
首先，科举是由察举发展而来，科举是通过考试选拔官员，察举是通过推荐选拔官员，两者在历史的联系中蔚然为一整体，可统称为“古代选举制度”，其反对世袭的思想则来自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大都趋向的一个共识，而尤以儒家提出的“学而优则仕”为具体明确。察举盛行于两汉，其后也一直未中断，而兴起于隋唐并日渐占据主导地位的科举既延其续又纠其弊。所以，晚清的废除科举并不单纯是废除科举，也是废除整个中国古代选举制度，“统治阶级的再生产”从此走向了另一个方向。
其次，科举也不是单纯的教育制度，甚至也不同于后来受了它影响的西方文官考试制度。西方文官考试只是西方官员遴选的“辅路”而非“主路”，即它主要是通过考试来选拔“事务官”——选拔那些比较专业，也不太受政党政治影响的技术性官员；而“主路”是现代选举制度，即通过党派政治和民主选举来选择“政务官”，选择各级主官，而尤其是最高政治决策者。科举不能选择君主，但各级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则都大都由科举之途产生。科举被视为中国古代官员产生的“主路”和“正途”。这种新型的“士大夫与君王共治天下”是传统中国的基本政治格局。所以说，科举还是一种政治制度，而且是一种主要的政治制度。
但还不仅此，由于察举和后来的科举在中国实行了两千多年，它慢慢锻造了一种新的社会结构——一种迥然不同于春秋战国以前的“世袭社会”的社会结构，或可称之为古典的“选举社会”。西周封建贵族社会基本上是一种封闭的等级制社会，而中国自两汉起则走向一种中央集权下的流动和开放的等级制社会，或者说，从“血而优则仕”转向了“学而优则仕”。血统是先天的，不能改变；而学力则是后天的，可以变化。以“学”择人，则意味着所有官职不再有固定不变的藩篱。尤其是宋代以后，“取士不问家世”，“士大夫多出草野”，新进官员常常有一半以上都是来自上溯三代无人做官的家庭，于是社会上下层保持了一种相当高的、乃至在某些方面超过现代西方社会的垂直流动率，一种结构性的政治流动渐渐变成一种流动性的社会结构。
当然，这一传统社会仍然是公开的等级架构和少数统治，直到20世纪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一种明文规定和广泛认可的等级结构才被打破，中国才由一个等级社会走向一个以平等为号召的动员时代，而1905年的废除科举则是自我启动这一“天翻地覆的变化”的关键一环。所以，科举的结束不仅是科举的终结，不仅是整个古代选举制度的终结，也不仅是古典的选举社会的终结，甚至还是公开的等级社会的终结。其详可参见拙作《选举社会及其终结》，此处不再赘言。
中国自19世纪中叶与西方大规模撞击之后，由于千年文明的“尾大不掉”和几次三番的应对失当，到20世纪初的确面临了一种可能是不得不废科举的形势，但是，我们对它存在的千年意义和废除后的世纪影响却不可低估。科举的地位之重若一定要用现代制度来比附，大概要在一系列包括初、中、高考的教育制度加上一整套官员遴选制度再加上现代普选制度才好衡量。如此吃重，自然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今天许多人对科举的看法深受20世纪“天翻地覆的变化”的影响，换言之，我们往往是通过“百年中国”的有色眼镜来看待此前的“千年中国”，且自幼濡染、经久而不自知。这种今人对古制的看法和古人自己对它们的看法大相迳庭。而古代国家和社会形态及古人的政治目标、文明诉求和价值欲望与现代人其实相当不同，我们不必做“一根筋”的思考，也不必一切以“现代化”为批评标准。如果古代制度颇能胜任古人的追求，就应当给予尊重，不宜由于今天的追求发生了变化，就弃之如鄙屣，甚至不屑于了解就横加贬斥。我们已不敢再相信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们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等着我们去解救，我们也很难再相信华夏文明迄今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历史就都处在愚昧与黑暗之中。科举等古代制度被狠骂了近百年，现在也该让人为它们说几句中肯的话了。
笔者对古代选举制度在现代条件下是否还有可能复植和回归也表示怀疑，但是，慎终追远，尊重历史和我们先人的创造，乃至从中得到一些启发和借鉴则是另一回事。就其是一种教育制度而言，我们可以在考虑如何保障制度公平和落实机会平等、如何善用民间教育资源和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方面得到启发；就其是一种政治制度而言，我们可以在如何医治跑官卖官的痼疾，如何使“贤贤”与“民主”结合方面得到启发；而就其是一种社会结构而言，我们可以在如何达到一种使人们“各得其所”的社会流动，乃至如何实现一种最大可能的开放社会方面得到启发。
科举固有积弊，而且可能还要对中国历史中的一种顽症负有责任，那就是：它并没有减弱自三代治水文明以来就存在着的一种一切以政治权力和官职为中心的倾向，而可能还加强了这一倾向。也许中国自古至今只有一种东西经历了“千年渐变”和“百年巨变”而仍无改变，那就是一种以政治为第一、乃至唯政治主义的思路和现实，其突出的表现则是一种“官本位”的现象，只有它，大概是中国最古老的“国货”了，是几乎与有文字的文明共始终的“数千年一贯制”。这种状况在未来中国社会的多元发展中是否能有所改变呢？
（原刊于《新京报》时评之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