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今天我们请来了邓老师为我们作演讲。邓老师是政法大学人文学院的副教授，主要研究的领域是思想史、民族主义、民国史、政治语言学等领域。知识分子的话题一直是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我们都知道中华民族命运多舛，这与知识分子的命运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特地请来了邓老师为我们讲述知识分子的使命这个话题。
邓文初：我更多地想通过一个事件来表达我对知识分子命运的一种观察和思考。这个事件就是，上个学期期末，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的副教授萧瀚老师“被下课”。我当时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没有人性的学术》，萧老师对此有一个回应，应该说我是较早介入了这一事件。之后我们领导就提醒我，善意的。说这个事件是法学院的事，你是人文学院的老师，人文学院在政法大学是很边缘的，你最好不要介入。同时要我转告萧瀚老师注意自我保护，说在中国的大学里，作一个有思想、有人格和尊严的知识分子，很不容易，要学会自保。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这样了，如果好一点的教师都被下课，那让谁来承担教育职责？但我认为这不仅是萧瀚个人或法学院的事，也不仅仅是政法大学的事，我认为这是一个公共事件，需要有人出来说话。不过我既然介入了，就很难避免个人情感，我会尽量避免这个。对于这个事件，我会根据内部的观察，而作外部的评论。就是说，要把这个事件作为一个公共事件，进行思想史的分析。通过这个事件来谈谈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境况。
题目是《知识分子的使命与宿命》，但首先我得把当今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介绍以下，只有先了解知识分子的境况，才好谈使命与宿命。
一、知识分子的境况
万圣书园刘苏里说萧翰是“现行教育体制中的一个异类”，这种观察是对的，问题是为什么这样的“异类”在中国如此之少？为什么这样的异类在中国面临着这样的压力？没有公开程序就被下课这种压力？我想谈一谈的是，这种状态在大学是正常的吗？到底中国的知识分子面对着一种什么样的处境。我想从两个方面来谈，一个是身体的角度，一个是精神的角度。
从身体的角度来说，我年前写了《没有人性的学术》之后，曾经与中央财经大学一位教授探讨过，我们的教授们现在都在做什么？我们一合计，发现教授们用业余时间做学问的都很少。教授们在做什么呢？我们一合计，原来教授们都在做职员，在做装订员，做报关员，做保管员，做记工员，做学习员，做管理员……就是说，一个教授不是一个教师，而是像科层制度之下的职员，“大学教授职员化”了。比如说做装订员，教授们承担一门课程，他们要负责把学生平时作业等收集起来，还得按照教务处提供的名单顺序一张张地排好，从头之尾，不能错一个顺序，1、2、3、4、5，这样的排下去；排好之后必须用一根线穿好，原始档案那种装订方式。穿好之后，教务处要检查，如果认为不规范，你必须当场拆下来重穿。这些简单的工作都要我们教授们亲自来做，虽简单却要耗费很长时间，而且挺折磨人的，这是做装订员的工作。再说做报关员，我们知道，进出口贸易需要专业的报关员，为什么呢，因为那些程序太复杂，只有专业人员才能对付。但在高校，我们的教授们却要学会做报关员，要负责把自己的教学成果、科研成果统计、报上去，填写各种各样的表格，统计各种各样的数据，核实各种各样的系数。比如上课人数、学生平时作业、期末论文等等，不仅要具体数据，还要依据指标体系折合成各种系数；再如你自己的科研成果，发表文章的期刊级别，是核心的还是权威的；3000以上还是10000字以上，译著还是评述等等，各方面都有一套指标体系与折合系数，你必须根据这些填表，否则无效。我们很多教授的时间
都耗费在这个上面，做得不好还要受返工的精神折磨。再说做保管员，现在大学进行数字化管理，教务处、考务科、科研处、财务处、人事处等各级部门都有一套自己的数字化管理系统，。每个系统都要想教授们收集各种数据，要求你随时上网留意最新的通知、文件，而每个系统都给你一个新的互不相通的账号和密码，这些你都得记下来，保管好。如果一不小心弄丢了，事情就做不成了。你得依据各处室的命令，把自己的各种数据、各种情况填充到他们的数据库中，如果不填好的话，等着的就是受训。比如科研处的统计系统，要求你保管好自己的账号密码，并随时填写，如果你不填，那么你的成果，就不被认可。直接影响到你的收入、职称，就算你把自己的成果摆在处长的办公桌上，他也不会认可你。学术圈认可不认可已经无足轻重了，科研处系统的认可才是致命的。你的工资、你的收入，你的职称都和这个直接相关。所以逼得老师把大量时间耗费在这个系统上。而且他的系统还时时变化，升级换代，你得重新熟悉他的新系统，新程序，你得逼着自己变成一个半统计专家、半电脑专家。大量的精力耗费在对付这一套官僚程序上……
至于其他的“员”，记工员、学习员等等就不说了。假如一个老师不准备拒绝这种体制的话，他到可以活得游刃有余，像我们学校就有这样的笑话，有的老师三个学期、四个学期都在重复着同样的课程，同样的板书，同样的PPT，甚至连课堂上插入的笑话都是在同样时间同样的章节中准时出现，因为他根本没有时间备课，也不是没有时间，也因为无心情，因为不值得。
这方面我体会最深的是本科教学评估，“洲际导弹”在位时弄出的一个政绩工程，虽然导弹已经倒蛋，但这样的体制并没有变化。本科教学评估对大学教授们的折磨有多厉害？这里仅举我们一个学院的例子，我们一个学院的两个副院长，就是为了教学评估，累得竟然得了癌症。为了对付这种体制，每个学院都得抽调十几个教师来做各种数据，填写各种表格，收集各种原始资料，“创造”各种原始记录，正常的教学工作倒是可以撂下，而应付评估却刻不容缓，这一应付就是三、四个月的忙乱，一个学期的折腾，学校甚至为了这件事，连续三年的职称评定都取消了。这样的官僚化体制，根本不考虑一个教师或者一个教学团队的承受能力，把教授们全当成职员对待。
不仅中国政法大学如此，我原来所在的浙江大学也如此，我相信中国所有的大学都是如此。这跟大学的管理体制相关，科层化的体制，大学的行政化。而其关键在把学术和政绩搅合在一起，把学术与政绩合二为一，把政绩和收入合二为一。管理者们不懂学术，懂学术的是学术共同体，但管理者们为了体现政绩，只有采取一种机械的量化的指标进行管理，把期刊等级和文章字数都变成可统计的数字，学术的原创性就跟他没有关系了，因为他无法评价。官员们要出政绩，出数字，自然逼着教授们出论文，出成果，为了鼓励多出成果，于是把学术和收入挂钩，逼得教授们制造出大量的学术垃圾，“逼良为娼”“相率作伪”。在这样的风气下，老师们不得不跟风，如果拒绝，其结果就是“劣币驱逐良币”，在这种严酷的生存竞争中，你就会失去机会、失去教职，失去身份和地位。而这种严酷的生存竞争正是一种控制手段，一种对教授们的操控。这就是我们教师，我们的教授们所面临的处境，这还仅仅是就身体状况来说，不关个体的尊严。
就个体尊严来说，我认为像萧瀚被下课这样的事件，就是对教授尊严的侮辱。他的被下课没有经过任何公开的合法程序，甚至没有通知他本人。我认为这样的侮辱比以前的雇佣关系更加严重。在雇佣关系中，要解聘一个雇工，也得事先打个招呼，没有这样无来由的忽然就下课了的。但这样的侮辱事件，对很多的学人来说，好像已经司空见惯了，已经麻木了，他们不再把它当做一件人格侮辱事件看到，而以为可以妥协。萧瀚被下课后，有许多人都在劝他，当然是善意的，说如果妥协的话，至少还能够再复课，还有一个思想表述空间，学生们也能损失小些。如果不屈服，就会失去高校这最后的阵地，被那些官僚化的教师们独占，还有的说，知识分子需要打入内部，从内部颠覆这个时代的主流价值等等，一些朋友还从经济原理谈论利弊……但我不同意这个说法。我以为这首先关乎知识分子的尊严，无法用市场、商品交换的思维思考。知识分子所不同于商人的地方就在其尊严，在其道义的担当。所谓“士不可以不弘道”。中国传统一直有“师道尊严”一说，教师不仅仅是一个教书匠，而是“传道、授业、解惑”的，所谓“学高为师，德高为范”，道义担当是知识分子的使命，尊严就是知识分子的生命。知识分子是以尊严为生命的，知识分子如果失去了尊严，就失去了担当道义的立足点。假如说一个知识分子人格收到侮辱而不能自我维护，却采取“妥协”甚至“唾面自干”的生存方式，他就失去了道义上的尊严，他也就很难在道义上立得住脚。萧瀚老师选择了尊严，这也是我认可他的地方。
中国人已经丧失了这种人格尊严感了，所以他会以一种商品交换的思维来看待知识分子的人格，我认为这是对知识分子的误解。知识分子不是一个商品，他是一个以道义为追求的人，“士以弘道”。他不能以侮辱自己的人格尊严以换取教席。而萧翰老师的可贵之处，他的“异类”之处，就是这种视尊严为生命的刚性。一个崇尚尊严的人总是会尊重他人的人格，所谓“推己度人”，萧瀚给法学院院长的公开信，其实就是把她当做一个有尊严、能负责的人对待。尽管从法律的角度看，任何一件事情发生，都需要一个责任承担者，一个责任主体来负责，在这一点上萧瀚只能以法学院长作为追责对象，没有问题。但我认为，从现实的层面看，我以为法学院长是负不起这个责任的。中国人民大学张鸣教授说薛刚凌院长是一个“法盲”法学院长，我以为也是激愤之词。我与薛院长并不认识，不需要替她辩护，但我以为这背后有更深的背景。我说过要对这件事做思想史分析，我有我自己的证据。
证据就是，在中国政法大学，萧瀚被下课不是仅有的，在前年有滕彪被下课，萧瀚事件前后，还有一个差不多同样的事件，就是解启扬老师几乎被下课了。解启扬在课堂上讲抗日战争问题，我们知道，官方史学是说中国共产党是抗日的中坚力量，而国民党是妥协、投降、逃跑，不抗日的。但是解启扬老师就把真相告诉学生们了，他说国民党才是抗日战争的中间，是主体。但结果是新闻学院的一个学生把这个事情报告了校党委，校党委给他的定性是“违背四项基本原则”（听众大笑）。然后通过教务处，告诉他要接受检查，即某年某月某日来学术委员会答辩和陈述，由学术委员会来决定结果。最后的结果是没有任何公开处罚。这说明政法大学办事并不是不讲程序，还是懂法，讲程序的。但为什么滕彪、萧瀚与解启扬的结果都不一样呢？我认为这并不是法学院院长的法盲问题，而是她有她的苦衷，黄进校长也有他苦衷。问题出在“上面”。
萧瀚说薛刚凌是“处长教授”，没错，她首先是一个处长，一个官僚。而我们知道，作为一个官僚，在中国，是没有自己独立人格的。所谓“一入官场，其人格就不可问”。这不是说他的人品有问题，不是，也许在私下里，他们都是好人，但一入官场，就身不由己。我们没有官员问责制，官员只是执行党委等更高级别更高组织的指令，而他们是不承担任何责任的。
中国的官员只需要对上负责，而不必对下交代，但是上面是谁，如果“上面”不想暴露的话，那么就只有具体实施的来承担，让法学院院长这个职位来承担。而他（或她）是不能推卸、不能逃避，不能泄露真相的，他只能替上面担着，替上面“分谤”，就算是冤屈了，也的先忍着。所以说，在中国做一个官员是没有人格可言的，作为官僚体制下的一个工具，也不允许他有人格。张鸣先生指责薛刚凌“法盲”，到未必真，而“人格分裂”确可能是实情。
但为什么还有那样多教授们愿意出来做官，愿意丧失尊严，“人格分裂”？其中一部分自然是出于“万里做官只为财”，但肯怕也不能否认，还有一部分学人，是出于不得已。因为教育资源基本上被官员控制，被官方垄断，被那些完全与学术无关的职业官僚操纵，如果那些还稍微懂得点学术的知识分子不出来分享，岂不是任由官僚宰割？
很多的教授们之所以出来做这个人格分裂的“官员”，就是想用懂学术的基础来利用资源，牺牲一部分学术生命，牺牲自己的人格尊严，两害相权取其轻。如果这部分资源被一些纯官僚控制的话，中国的学术就不可问了。我们的学术还有一点成绩，是以这一部分人的人格分裂和学术生命牺牲为代价的。这些人从外部看是应该指责，但从内部看又值得同情。精神的分裂与人格的丧失，已经成了他们生存境况，从社会学角度看，虽然他们身兼官学双重身份，但毕竟算是知识分子。
教授们没有尊严，官员们同样没有尊严，这不仅仅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状态，不仅仅是中国官员的状态，更是中国人的普遍状态。中国人早已丧失了人格，丧失了尊严，所谓官无官格、民无民格，党无党格，国无国格，总之一句话，无人格而已。
这已经成为常态，一种普遍现象，而不仅仅是知识分子的命运。但知识分子相对来说比较敏感，所受痛苦也要深沉得多，也因为知识分子更加看重人格尊严之价值，他的痛苦也就越发深沉。处这种状态，知识分子要维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只能沦为异数，而人格分裂痼疾，早已在吞噬我们民族的机体。
这就是我们目前所见到的官方行为，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态度，为什么会呈现出这样一种怪异模式的原因。需要从思想史视角进行分析，对一种政治文化的分析。
我可以用几个词概括我们当局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偷偷摸摸、遮遮掩掩、躲躲闪闪、扭扭捏捏、怪怪奇奇，我只能用这些词来描述执政党或者官方的行为。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执政党在执政六十多年了，还会出现这样一种行政行为模式？为什么一个执掌政权的党会没有一点正气、一点底气、没有一点硬气？不能堂堂正正、光明正大、有规有矩，按章办事？为什么权力在他们手中，他们完全可以按章办事，却总是喜欢折腾，喜欢做一些无法预测、没有一点谱的事？本来完全可以不折腾、不闹事的，却要闹事，闹出了事来却不敢直面，不愿承担，躲躲闪闪、偷偷摸摸，扭扭捏捏的。我一直在思考，是哪个地方出了问题？是我们的文化出问题了，还是我们的人格出问题了，是我们的执政党出问题了，还是我们制度出问题了？制度的问题在这里不谈，我认为这是中国人人格分裂的结果，按照传统的说法，叫做“上梁不正下梁歪”，因为我们的党是双重人格，没有党格，因为我们的国家是双人格，没有国格；因为我们的官员是双重人格，没有官格。执掌权力虽已60年了，但这个执政党，却始终没有自信，没有底气，原因就是没有正气，没有硬气。没有正气、没有硬气，原因又在没有人气，不得民心，自己把民心给折腾掉了。
最近上海世博会出台了一个规定，菜刀要实行实名制（听众大笑），这不是把每一个老百姓都当成一个潜在的恐怖分子来对待吗？不是认为我们每个老百姓都将反党反革命、都在颠覆国家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还有一个旧闻，在六十周年大庆时，王麻子专卖店开始被迫改卖洋娃娃，最后干脆关门大吉，我曾经在博客上挂出过一张照片，最后全北京的超市，刀剪都下了架，这是一种什么心态？一种把全民都当做潜在敌人的心态，一种还处在革命时期、处在白色恐怖时代的心态，一种风雨飘摇中的临时政府、一种处在四面包围下的地下党式的精神状态。执政已经六十年了，政权也是被严格的独占、掌控着，没有任何势力能够或准备分享，可为什么还是这样心虚胆寒、六神无主？这样鸡鸣狗盗、獐头鼠目？这种“政治文化”究竟来自何方？
在看历史资料的时候，我发现这种状态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就一直存在，中共的历史几乎就是一种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历史，所以始终有内部整肃，从井冈山到延安，从延安到北京。这种情况和中国共产党的意思形态的激进有关，反文化（中国的），反社会（现存的），反权力（当下的）激进革命态度有关。这种激进态度，必然不被老百姓认可，不被中国文化认可，所以它只能是一种地下组织，一种秘密方式。这种方式已经溶入中国共产党的机体之中，即使执政之后也无法摆脱这种秘密党、地下党的心态。这种状态，中共的领导人也早已经意识到了，所以在整风运动中也多初提到。在《毛泽东自传》中，有这样一句话，说我们党内有一种强大的流氓性。何为“六流氓性”？毛泽东解释说，就是“不喜欢在政府的严重工作中安身，喜欢变动和新的事物”。也就是不喜欢科层体制那种按部就班的工作，喜欢变幻莫测，深不见底，喜欢让人害怕，让人摸不到头脑等等。毛泽东发动文革，据说也是为了反官僚、反程序化，毛泽东的“猴性”发作，其实也就是一个流氓性。因为流氓不喜欢按理出牌，他喜欢一种没有规矩的行为。这一点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深深融入了党的文化中了，假如这一点不去除，我们的执政党不可能摆脱这种偷鸡摸狗行为方式，不可能有政治文明。其结果是，导致执政党不能有正气、底气和硬气，不能堂堂正正做事，而没有正气、底气和硬气又强化了这种偷鸡摸狗的行为模式，这是一种恶性循环。这种恶性循环不终止的话，中国的政治文化就将是一种流氓文化，中国人就将永无尊严、人格，因为与流氓相处，只有放弃自己的人格才能够生存。我希望各位关注共产党的社会来源，关注他们的农村流氓无产者来源、城市无产流氓者来源，边缘知识分子的那种游民性质、流氓知识分子的来源。我认为，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反法西斯、反封建主义还是其次的，反左反右还是其次，关键的是反流氓，清除体内的流氓性才是最为重要的。
二、使命与宿命
对于中国目前的状况，我有一个认识，曾经在课上讲过，我认为，“中国是天堂，也是地狱”，中国既是天堂也是地狱，但……就不是人间（大笑）。不是一个有尊严的人生活的地方。早在一百多年前，严复就批评过中国人，有一句名言，说中国人“始于作伪，终于无耻”。最近沙叶新先生写了一篇文章，批评中国人“相率作伪”。中国何以变成这个样子？我以为与执政党有关，因为执政党控制了社会资源，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虽然，中国的老百姓也不是没有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知识分子，第一个使命和首先要做的就是“说真话”、“说出真相”，把所见到的真实的东西都说出来。作为一个历史学者，关键就是要把历史的真相说出来，因为历史中太多的东西已被遮蔽。如果历史不被还原，我们会丧失自己的思考能力。我们知道，要健全思考至少需要两个维度，一是历史的维度，一是比较的维度（但今天不谈历史真相，只谈现实问题）。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要把现代社会的真相告诉大家。在中国，说出真相太艰难，甚至会惹上杀身之祸，但真相对于百姓太过重要，这关系着每个人的生命安全，如食品、油等真相。如不告诉大家，就是以生命的代价在承担谎言和信息封锁的恶果。这是知识分子的首要责任，把知道的真相告诉大家。我在《越狱》一文中有一个观点：在中国，也许有很具体的监狱存在，但我认为，中国已将国界线作为监狱的围墙，中国已是一个庞大的有着960万平方公里之大的巨型监狱。这是基于圆形监狱，基于福柯意义上的“圆形监狱”这个角度来说的。就是指，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被官方监视着，有位法大老师曾说‘我们的官方是拿着纳税人的钱来监视我们纳税人’。春节期间，《联华早报》曾报道：“内蒙古信息员的比例为33个百姓中有一个是信息员”。这种被监视的状态就是圆形监狱的状况：你永远处于眼光的注视下，处在信息不对称中，永远要被人监视着，却不知道是谁在监视，任何一举一动都可能成为罪过，但你不知道犯了什么错，将会使用什么程序对你进行惩罚。这就是现代圆形监狱的恐惧。所以，在中国，知识分子已没有战斗的地盘。知识分子在中国没有对手，只有围墙。使命就是“越狱”，就是说出监禁的真相。我们要告诉公众，我们已处于监狱中，但我们永远不认可这个监狱。在课中，我曾讲过：“对中国国情的判断，也许人人都有不同的想法。有些人认为，这是历史上最好的时代，也有人认为，这是历史上最坏的时代。”但我的判断则是：“现今中国既是天堂，又是地狱，但唯一的不是人间。”谁的天堂？权贵的天堂!权贵甚至可以“搭飞的”，只为了去西安吃一顿羊肉泡馍，官方对百姓甚至可以生杀予夺。但百姓是怎么过的？他只能在菜市场捡烂菜叶过生活，甚至要偷才有肉吃，用低保金去买一条鱼都被认为是奢侈。这就是中国的真相，我们要告诉民众，这是知识分子的使命，，说出真相。
第二条使命是救出自己。我认为，在中国，真正明白这个处境的人不多，很多人没有想到人家的痛苦就我的痛苦，没有人类的一体感，但是中国知识分子应该有这种人类一体感，有这种情怀、这种心态。每一个老百姓的痛苦就应该是每一个知识分子的痛苦。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要做到这样的工作太难了，而且很多知识分子可能受到传统儒家的影响，把更多的精力用来为社会服务，而没有想到维护自己的权利。我并不认为这种行为就不可取，有的时候确实需要这样的人为社会作出牺牲，但是我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救出自己。如果知识分子不能救出自己的话，知识分子很难能救出他人，这也是钱理群先生曾经的说法。他曾指出，为什么中国的知识分子总是在维护他人的权利而不维护自己的权利？像萧瀚这样的事情，曾有人说过，你可以去维护老百姓的权利，你也可以作为一个维权律师为这个社会去做点事情，但是你首先必须要生存下来，首先要保护自己，学会自保。当这个事情发生后，萧瀚老师自己的观点是，我首先要维护自己的权利，假如我没有办法维护自己权利的话，我没有资格去维护他人的权利。所以，他会把这样的事情作为公共事件拿出来，第二步也会通过法律的途径起诉中国政法大学。这也正好体现了法大的精神，法大确实有部分老师真正把法律精神作为一种使命在对待。知识分子首先应该救出自己，其中一个层面是救出自己的灵魂，知识分子在人格尊严上，要不同于一般老百姓，首先要维护自己的尊严，这是救出自己的第一步。假如不能维护自己的尊严，也没有能力和资本救出自己。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人格尊严可能比任何东西都更重要。如果不能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应该说就没有能力、没有资格、没有资本救出自己来。我在“残疾人就业促进网”与残疾人朋友交流过，我发现，残疾人朋友对尊严的要求高出普通人，他们生活在一个残缺的世界里，更加敏感。在这一点上，知识分子和残疾人的处境一样。知识分子以道义作为自己的使命和责任，有时候也很敏感，在中国这样一个残缺的社会里面，他们同样是“残缺”人。因为他们的人格不完整，因此对于尊严的要求远远超过普通人。因此，知识分子要救出自己，首先就要维护好自己的人格尊严。不过，到底应该如何去维护，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我把这点提出来，供大家反思。
第二个方面就是要从身体上救出自己。我曾经拜访过何兆武先生，他对我说起八九事件，他说起他的两个弟子，在八九事件中参加过静坐、示威，就被清华大学党委叫去谈话，谈话就意味着停职反省。但那两个弟子拍拍屁股就走人了，到海南经商去了。他们被叫去谈话之后所表现出来的姿态就是“仰天大笑出门去，吾辈岂是蓬蒿人”。就是那种心态，你现在已经无法控制我了，无法控制我的身体了。你虽然以此方式来下我的课，来停我的职，来控制我的人身自由，但是已经做不到了。这个社会已经是市场化的社会，我已经有自己的生存空间，最多在教育界我们失去了空间，但是我们也拥有了更广阔的空间，有社会、网络和各种民间团体等来传递自己的思想。虽然这种结果并非我们想要的，是被逼出来，不得不这样。作为知识分子，除了教学之外，在这样的时代，要学会自己的生存之道。有时候得像潘光旦先生说过的一样，与其在这个社会里面被官僚指挥来指挥去，还不如去卖鸡蛋，去剃头摊子前唱歌。知识分子不应该完全变成象牙塔里纯粹依赖科研经费、学校课时费、工资的人，而应该学会另一种生存之道。这是知识分子为这个时代，为自己所作的一种后备吧，我认为这也是救出自己的一个方面。知识分子应该有二手准备。
这个时代将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我们执政党如果以这种方式处理政治问题的话，就让人有一种世纪末的感觉。因为它太缺乏底气了，当一个执政党失去底气，失去正气，失去执政意愿的时候，那么这个社会就面临一种崩溃的可能性。因为一个执政党的执政意愿和意志力，是一个社会稳定的很关键的一个因素。社会是否稳定关键在执政党的这种底气、正气、自我执政的意志。如果遇到一个执政党，外强中干、内心虚弱、六神无主的时候，那么这个社会绝对不会稳定，一定会面临动荡局面。至于从哪里开始动荡？从经济开始还是从整肃知识分子或是工人、农民开始？这我说不好，但是我认为这个状态如果不改变，那么中国社会就无法稳定，无论你把维稳放在什么样的政治地位来建构，这个社会都不会稳定。导致这个社会不稳定的原因，不在于我们的老百姓，不在于菜刀也不在于剪刀，而在我们的执政党。在这种状况下，知识分子不仅要承担为老百姓说出真话的使命，还要承担救出自己的使命，这两个双重使命下知识分子的责任就重大了，知识分子就更需要别的能力了。以上两点可以归为“两出”，即说出真相，救出自己。
此外，还有两个“入”，一个是介入社会，二是介入未来。
网上的很多朋友可能知道，去年我因为新疆事件写了篇文章，与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发生了长时期的冲突，冲突之后有民族主义者认为我是中国的汉奸，有人认为这个汉奸应该被除掉，要用武力对付我。有一些朋友也提醒我，应该爱惜自己。在这个暴力社会，在这个不理智的社会，要爱惜自己，跟他们发生冲突不值得，因为他们是一些不讲理的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没必要跟他们这些不讲理的人对话，难道你还想改变他们吗？我说我不想改变他们，但是我要介入网络。为何我要介入网络？网络，不管它是一个草根的空间也好、还是民众的空间也好，我认为它至少是一个公共空间。作为一个公共空间，如果知识分子不介入的话，那么它就只能完全沦为一个草根的公共空间。这种草根空间，我并不说看不起它，而是说它可能会变成一种“广场政治”，也就是那种群氓政治、暴民政治。知识分子之所以要介入网络，是要在政治行为没有变成暴民政治的过程中，让老百姓明白知识分子的思考问题的办法，思考问题的逻辑。要让他们知道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跟普通老百姓是不一样的，让人慢慢熟悉，然后才有可能去进行对话。
据我所观察，在中国，曾经有过“大民主”时期，比如说大鸣大放时期，文革时期。为什么“大民主”带来的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我认为这跟老百姓不理解知识分子的思考方式和说话方式有关。因为知识分子思考问题的方式、说话的方式和表述的方式是一种学术化的、不带价值判断的方式，那么它就有可能跟民间的一些价值性判断发生直接冲突。比如在反右时期，知识分子对我们的执政党完全是一种学术性的探讨，例如从官僚、效率、反腐败，从一种对话交流的角度对我们的执政者进行批评，进行沟通、交流。但是这点老百姓是不能接受的，在他们看来，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对付”我们的执政党，就是反党，这就导致老百姓和知识分子之间在思考的方式、说话方式上的隔膜，这种隔膜就是导致灾难性后果的一个原因。比如说新疆问题，我的表述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新疆维吾尔族维持了自己的社会结构、宗教结构，它有一种抗拒官僚化的力量。这完全是一种社会学的分析，但是就被网民认为我在支持新疆维民屠杀汉民，认为我支持种族屠杀。这是对我们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完全不理解，这种不理解假如得不到沟通的话就会是灾难性的。因为他认为你触犯了底线，触犯了一个民族主义者的底线，触犯了你作为一个汉族人维护汉族权利的底线，这就将是灾难性的。我认为知识分子不要因为来自网络的不理性的行为就放弃对话，应该通过合合乎情理的方式把自己思考问题的方法、自己的学术成果告诉社会，告诉民众，通过网络途径让老百姓了解精英知识分子思考问题的方式、表述方式和观点。这可以尽量减少因为互相不理解而造成的暴力冲突。我认为这个工作应该由我们知识分子去做，而不应该洁身自好，洁身自好的后果是灾难性的。这其中，知识分子有时是失职的。对于一个学术研究，很多时候不能被老百姓理解。这不是一个话语权的问题，而是让社会了解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表述问题的方式和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所以我现在对于很多包括期刊的约稿，我都不怎么写学术文章，因为它太学术性、太“象牙塔”，已经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把我们的一些思想、一些观察告诉我们这个社会，让那些对知识分子不太了解的网民知道我们在思考什么，怎么思考，这种沟通特别重要。假如我们一定要讲民主的话，我认为第一条就是要学会沟通。假如这种沟通是在我们的知识分子同民众完全割裂状态下进行，我认为这里不存在沟通，只存在冲突，结果这是灾难性的。这一点在我们中国越来越明显，不仅是老百姓和知识分子之间不能沟通，知识分子之间也不能沟通，最后是互相“打架”，左派和右派“打架”，民族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互相“打架”，搞得一团糟。我认为这样的社会要是提民主的话就会出问题，因为它是一种完全情绪化的冲突，是一种广场政治，最终会变成身体的冲突、一种暴力，而不是一种对话。那么，如何建立这种对话、怎么沟通？不要想着底层老百姓会主动跟你进行沟通，因为资源不对称，所以知识分子首先要走出来，主动跟老百姓沟通，我认为这是重要的一条，为公民社会的建立进行必要的铺垫。我有一篇文章谈了这样一个问题，是历史学研究，题目叫《别谈民主，讨论而已》，发在《社会科学论坛》上面，大家可以看看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就是表示了这样一种观点。假如没有这种沟通的方式，无论是在知识分子之间，还是在民众和知识分子之间，没有沟通的这种的方式，没有这种平等的、理性沟通的话，那么即使国家制度给你一个民主的平台，结果都是灾难性的。所以我认为知识分子应该走出来，介入社会对话，介入网络对话，这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公民社会必要的铺垫。这是我认为知识分子应该“走出来”的第一个方面。
知识分子“走出来”的第二个方面，是以言论介入社会，主要是一种思想的介入。有一点我认为是无法替代的，知识分子的功能，也就是说，知识分子通过自己的知识能够把很多社会事件，一些偶发的、一些被遮蔽的、一些看起来不具有普遍性的事件通过自己的知识提炼出来，赋予其意义，也就是说把一些事件变成公共事件，变成通往公民社会之路的公共事件。对此，我曾表述过，法律，纸本上的法律，要让它变成一个活的法律，必须要通过公共事件才能把法律落到地面，公民权利才能落实，才能摆脱纯粹纸本的权利。这只有知识分子才能做到。因为知识分子可以从一个偶然的事件里面发现这个事件的真正含义，赋予这个事件以意义。而作为一个老百姓的个体，他并不能把这个事件当作一个公共事件来对待，他们只能通过自己的经验、体验感觉到，却无法说出来，即使说出来了却无法把它上升到一个理论高度，即使上升到理论高度也不一定能把它引申到公民社会的道路上来。所以说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赋予事件以真正的意义，以公民社会的意义。这是一个引导工作，而这个引导工作可以让我们很多的理论、概念具体化，很多的权利实在化，而不完全是纯理论、纯概念的探讨。这认为这一点也是拯救知识分子自己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不认为这是对民众的一种启蒙，虽然启蒙工作也需要做。我认为这首先是为了拯救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容易变成一个纯抽象的思考者，容易变成一个从概念到概念的思考者，容易把自己对宪法条文的修改、法律条文的修改当成一种最高的成就，这种兴奋容易导致忘记了这种条文、这个概念、这个纸面上的东西如果不落到实际和行动的话，永远就只是纸面上的东西，而没有实质意义。知识分子的介入就是要让这些概念、这些理论变成一个具体的行为、具体的实物，让这些纸本的东西变成社会的行动，这一点知识分子一定要做，这是救自己，这是知识分子成为知识分子的很重要的原因，这是知识分子成为知识分子而不是学者的重要界限。在很多人的心目中，知识分子和学者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我认为是有区别的。一个学者可以做纯抽象的思考，纯概念的思考，但是一个知识分子一定要把理论和现实沟通起来。这个观点我在一篇文章里边曾经表述过（《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知识分子是一座桥梁，在民众与精英之间，在理论与现实之间，在历史与未来之间。这个桥梁只有知识分子可以承担，其他人无法承担。这也是救出知识分子自己的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因为假如知识分子不把自己放入这个桥梁之中，知识分子就会因为现实的失败而完全失败，只有把自己放进这个桥梁之中，知识分子才可以把自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激活、真正实现。所以我认为首先这是救出知识分子自己而不是启蒙民众。这是知识分子介入社会的一个层面，这是无法忽略的，但很多知识分子忘记了这一点，以为理论的激情可以代替身体的行动，这是一种完全的误解。共产党的理论家、出版家胡愈之先生曾经在“中国民权保障大同盟运动”中，写过一篇文章，指出：只有经过民权运动的洗礼才可能有真的宪法，民权运动是因，宪法是果。我认为这句话到现在还没有过时，民权运动是因，宪法是果，假如没有民权运动就没有宪法，即使有宪法，也只是纸上的宪法，不会成为真正的宪法。宪法要真正变成我们权利的保障，必须要通过民权运动才能获得。也就是把民权运动赢得的权利文字化，没有民权运动是不会有宪法的。很多法大的理论家喜欢从法律条文上思考问题，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思考方法。必须考虑到宪法只是果，它的动力在民权运动。知识分子救出自己，维护自己的权利，就是民权运动。当然，这个民权运动没有形成一个运动，但是我认为救出自己就是救出这个国家，维护自己的人格就是维护这个国家的人格，这也是胡适说的一句话：中国已经既没有人格，当然也没有党格和国格。因此，维护自己的人格就显得更加重要。我认为这是知识分子介入社会的一个方面，也是知识分子使命的第三个方面。
知识分子使命的第四个方面，我认为是介入未来。我之前所说的两出两入，两出就是“说出真相”与“救出自己”，两入就是“介入社会”和“介入未来”。
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观点？何谓介入未来？举个例子，按照李泽厚先生的观点，中国是一个太实在的一个民族，是一个很讲“实用理性”的民族。由于中国文化里没有宗教信仰，中国人很少有这种理想的追求，甚至可以说是没有道德的追求，在我们丧失了国格、党格、人格和丧失了尊严的情况下，中国人对道德的追求就很难说存在了。大家可以想想，中国的老百姓原来是比较有道德的、比较淳朴的，但是现在中国人已经从上到下沉沦了。从道德上看，我认为比民国时期已经差了很多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假如知识分子还放弃对未来的介入，对理想和道德的追求的话，那么可以说，中国将万劫不复。因为一个民族丧失了一个基本的道德、一个基本的理想后，那么这个民族就是“唯物”的，即中国人把自己当作纯物质存在，不是一种精神存在，当作纯现实的存在，而不是一种理想之人的存在。要走出现今的状态，我们需要一种理想，而这种理想永远不能被官方所操纵。谁来建构这种理想？只有知识分子才可以做到。知识分子是一种超越，能超越现实、底层和自身，只有超越者才能提出对未来的理想，才能建构未来的价值。假如知识分子放弃这一块，将是灾难性的，就会让这个社会和国家失去方向，完全被官方的意识形态所操控。意识形态为何能操控我们的思想和情感？因为它是对未来的操控。奥威尔曾经写道，谁控制历史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现实就控制了历史，这是一种循环。假如知识分子不能在未来的构想上有所突破，我认为，我们无法超脱意识形态控制的牢笼。为何知识分子以理想作为自己的使命，因为知识分子有资源，是一种超越者，对中国的传统和现实，对西方的历史、未来与文明，都有所了解。他具备双重视野，他既对自己有了解，又对西方有所了解。这样，才能真正有所超越，只沉浸在自己的传统中，无法超脱；只了解西方，也无法真正创造未来的价值。中国的知识分子目前还是要救出自己，要突破我们的教育体系、学科体制所设计的学科分化、单科化导致的人的工具化。我们知道，50年代高校院系大调整后，知识分子中间已经很难有通人，有的只是一个一个的专家，学中国法律史的不懂西方法律史，学近代史的不懂古代史，学历史学的不懂哲学，学哲学的不懂法学，学法学的不懂政治学，学政治学的不懂社会学……目前我们没有一个通人了，其灾难性后果是我们无法突破这种意识形态的控制，因为意识形态控制是全体的、整体的，任何一种单科途径是无法突破的。我曾分析过冼岩先生的一篇文章，他曾写过《为什么西方民主不适合今日中国》，就此文章我曾分析过一个小时，我跟学生说，如果仅有一种政治学视野，我们会成为官僚的话筒，永远只能从官僚角度思考问题，这是一种工具化的思考，无法突破官僚。就像刚才说的田继贤先生的文章（《为什么萧瀚不能被下课？》），说什么既然作为教师，就应该遵守教育法，如果不遵守教育法，就不应该作为教师。这种思考问题的方法很危险，是完全工具化的思考方式，没有超出工具，没有超出意识形态的控制。按照我另外一篇文章的说法，叫做“官僚逻辑”，即官僚对这个社会的控制有自己思考问题的方法和逻辑。贾庆林在政协会议上有一句话，说“收入不平等是导致社会不稳定的因素”。这句话表面看起来没问题，但是仔细思考，就能发现，假如把收入差距过大作为社会不稳定的原因而不是当做社会不公正问题对待的话，就可以逻辑地推出，未来解决社会不稳定的难题，就要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解决方法很多，简单的方法就是把收入拉平，拉平的方法有两种，一是向下拉平，像无产阶级大革命中的方法那样，把所有有钱人的财产全部剥夺，使这个社会稳定。二是往上拉平，把所有的穷困的老百姓变成有产者。不管采用哪种方法，都能维持社会稳定。但第一种方法的可能性很大，第二的可能性不大。从官僚管理的有效性方面考虑，最好的办法就是，一条法令下来，剥夺财产、收入公平，收入稳定。这就是官僚的逻辑。这种逻辑的结果就是再一次革命。官僚的逻辑还可以再推一步，就是将任何人当成物来对待，进行工厂化的管理，像《1984》、《美丽新世界》等小说中提到的那样，把人的思想、意志和个性完全抹杀掉，让人变成纯粹机器，这种管理方式是最有效的，这就是官僚的逻辑。假如学者以官僚的逻辑来思考问题，那么任何统治方法只要是有效管理的，都会变成很好的方法。包括对犹太民族的屠杀，认为犹太人是血液不纯的有疾病的民族，如果把犹太民族根除掉，德国民族就纯洁了。如果从官僚逻辑来思考问题，这种屠杀就是合理的。假如一个学者纯粹站在官僚逻辑来说话，我认为，这个学者已经沦为法西斯了。所以我写了文章《没有人性的学术》，很多大学者，就是站在政府的立场、官方的立场、控制社会的立场来思考问题，这种灾难性后果很可怕，甚至可以将整个社会铲平，将人类变成物质。
假如不把这种思考模式转变过来，知识分子就将成为暴政的附庸、暴政的宣传者，恐怖的法官。
这就谈到知识分子使命的四个方面，即两入两出。说出真相，救出自己；介入社会，介入未来。
下面还有知识分子的宿命问题，这其中没有多少可谈。可以说，在现实上，知识分子肯定会是失败者，他会是孤独者和漂泊者。但我认为，知识分子从来就不是活在现在，而是活在历史与未来之间，活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知识分子的失败可能是个人的失败，但不会是社会的失败。
这就是我说的知识分子的使命与宿命，谢谢大家。
现场交流部分
提问1：谢谢邓老师的演讲。我们现在面临的高房价问题是否对知识分子形成了很大的压力，让知识分子无暇思考？高房价的经济控压对知识分子有何影响？此外，刚才您谈到当前中国社会的分立状况，当局的权贵为一块，底层的民众为一块，知识分子处在其中，地位很尴尬，体制内的力量不容纳，体制外的力量又不理解。还有一个苗头，即当局权贵还可能有意识地操纵底层民众，上下夹攻知识分子，这如果可以归结到知识分子的宿命中，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呢？谢谢。
邓文初：关于高房价，这是个普遍问题。就我个人的感受来说，我的小孩已经7岁了，一直在湖南，不肯过来北京，她的理由就是我的房子太破烂，她在湖南住的房子很宽敞。实际上，我自己没有房子，租住在学校的房子，且租价很高。这样，我的很多情感放在思念我的女儿和家人身上，不得不面对这种非人道的生存状态，我认为却无法解决。高房价对我们知识分子到底有多大影响？我们的校长曾说过：年轻的知识分子应该尽量保持清贫。应该说，很多知识分子不敢买书、买不起书、不敢发文章、发不起文章、不敢参加学术会议、不敢跟人家交流，与此都有关系。如果不能安居，那么不能立业。想买一本书，书这么贵，会首先考虑买了书之后，房产又少了一点，书放在哪里，又是一个问题。年轻知识分子要拿出很大部分出来对付房产，所以，我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在50岁之前基本无法做出学问，50岁以后能否做出，还与其经济状况有关。房价其实已反应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一个人为了自己的生存要拼搏，还有多少精力介入研究，很难说，代价也太大。包括我自己一直想去二档查档案，都一直在推延，因为这涉及到资金的问题。很多中国的知识分子能作出成果，一般是在60岁退休以后。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因为生活压力而把身体耗进去，包括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在内，一些35岁左右的年轻人就这么离我们而去了，就是因为压力太大，甚至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这是缺乏人性的状态。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中国社会分裂和分立的问题，我认为中国社会已严重分裂，清华大学社会学家孙立平先生认为，中国社会已分裂为不同碎块。怎么办？这其中，我要强调一个沟通的问题。知识分子站在中间，既能够了解民众的疾苦，也能了解上层的状态，应尽量将自己所见的东西，尤其是将底层的东西告诉上层。这个途径还是存在的，如我们法大很多老师给中央政治局讲课，他完全有机会将底层状况告诉他们，这种沟通还是有机会的，但这种沟通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中国？我认为，这没有机会。我曾和给政治局上课的几位老师沟通过，他们说，给中央政治局上课的提纲，一字一句都被下面的人审查过。任何一个字都不能越出提纲内容，根本就没有可能性与空间将底层情况反映上去。在我们的政界，有句话叫“处长政治”，我认为，在中央这一块，可能还有部分改革家有改革的冲动，但是这种政治已完全被利益集团绑架、控制了。这样，无论通过什么途径，都无法改变这种状态。就我对民国史的了解，我认为，现今的权贵资本主义已远超过民国后期的官僚资本主义的势力，这种状态，即使像蒋经国这样的有上方宝剑的人也无法改变，唯一的结果就是自己崩溃。我认为，知识分子没有办法改变这个社会，假如执政者自己不想改变的话。
提问2：在研究中国历史的时候，老师推荐的很多书目都是日本或美国学者的，我有一个疑问，我们中国的历史由他们外国人研究，且唐宋学者已承认他们的研究水平已超过我们，对于这种现象，作为中国的学者和知识分子，如何容忍这种现象的存在？
邓文初：我自己研究历史，体会很深。去年11月，我在台湾买了一套书《中国共产党70年》，这套书至今还没到我的手里，我知道已被海关扣了。我同事帮我去取，海关官员说要审查3个月才给予答复，但何时开始审查是不知道的，这也意味着我将永远等下去。这就说明了，在中国大陆研究中国历史，面临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首先无法与台湾和西方学者对话，其次无法掌握一些基本的档案资料。如，文革问题，为何在中国大陆研究得很差，成果基本没有，而文革研究成果在香港在西方却很多。因为文革档案我们基本查不到。又如二档，南京二档是研究民国史的重要资料库，按照档案法，南京二档的档案早该全部开放了，中华民国过去已经60多年，但是二档很多资料却变成秘密，不知是共党秘密还是国民党的秘密，如果是国民党的秘密，共产党为何要替他维护着？这很难说清。中央档案馆的档案保密，这可以理解。因为是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有一个保密期。为何国民党的档案都不能查？假如一个历史学家连档案都不能查，研究可能出成果吗？这不仅是档案的问题，还包括书，大家去国家图书馆、各大学的图书馆去看看，有多少书上打着“不外借”，一个学者连出版的书都不能看，如何做学问，还有什么资格与人家对话？所以，我认为，很多学者在研究中国自己的东西上都没有说话的权利，因为我们没有占有资料。可以说，这是知识分子的失责，但这种失责是一种无奈，因为这种控制太过严密。既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命运与无奈。能否改变这种状态？只要官方以暴力方式继续严密控制档案，我们的命运就无法改变，中国大陆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史永远不是人家的对手，永远无法进入人家的对话对象。谢谢。
提问3：前段时间两会期间温总理提出“大学去行政化”，您认为这是一个仰望星空的愿望还是一种值得从上到下去努力的目标？
邓文初：大学已行政化得相当厉害，大学教授们都在做职员。温总理发出此话，有无可能改变这种状态呢？我认为没有可能，原因关键在于经费问题，即教育经费的控制问题。中国的大学，无论是教育部的还是各省的大学，其经费都来源于官方，官方对教育的控制主要是通过经费，只要财政被政府直接控制着，大学的财政无法自由地得到。民国知识分子为何能独立？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其财政来源不完全是官方的，官方只是一部分，是通过宪法保证的，更多地是通过社会的经费来源，比如各种基金会和民间团体的来源。这些来源保证我们的大学教授有充分说话的权利，完全可以不受教育部的控制。如鲁迅，他可以直接跟教育部长对抗，为何？因为教育部无法控制经费，假如这一点不改变，任何去行政化都是空话。首先把经费划出来，建立一个基金，让民间组织、董事会或大学教授自己控制该基金，才可能去行政化，否则，一切都是骗人的。
提问4：我是学工科的。中国的资源非常有限，但人口众多。执政党如何来保证公平？此外，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其老师是合格的老师？另外，“通人”的概念究竟是怎样的？我认为，我的老师有时是官员，有时又是商人，有时还是老师，我觉得这种通人对中国非常有害，他既以官员的身份控制你，又从老师的角度指导你。我希望您解释、评价一下。
邓文初：首先说资源有限，该说法是有问题的。资源所涉及的范围很广，你说的是哪方面的资源，是自然资源、人文资源还是财政资源？比如，我说财政资源，我们中国的钱太多了，多得没地方放了，多得一次拿出4万亿来供权贵们狂欢。这不是资源有限，上海有位律师一直在追寻这4万亿究竟到哪里去了？官方不回答。我可以肯定地说，是被官员黑掉了。我们的财政资源已渗透到西方社会，就是没有进入老百姓的口袋。中国是个高税收的国家，百姓两个口袋中的一个口袋中的钱被官方掏出去，供权贵们去西方玩乐。这不叫资源有限，而是资源垄断。这正是资源垄断导致的结果。假如北京不是资源垄断的话，你一定愿意呆在北京吗？正是因为将所有资源向首都集中，无论是政治资源、文化资源还是自然资源、经济资源，我们才愿意向北京集中。假如北京不是以这种暴力方式集中，我认为很多人不会来北京。以水为例，是通过权力方式将周边天津、河北的水资源向北京垄断，我们才往北京来，假如不以垄断方式抽水，周边的百姓是可以向北京市要补偿的，此时，北京市水价将会提高，生活成本提高，我们会选择向周边去。假如没有资源垄断，我们就会向周边地区流动。现在，北京周边已变成非人居地区，很多人甚至连喝的水都没有，因为北京市已抽空它了。
所谓“通人”，不是指一个科，他必须打通不同的科，才叫通人。我认为，你将你的老师理解为通人是不正确的，那叫“官员通吃”，在中国，官员就是想将所有资源都独占，不仅想占有权力，还想占有经济资源，不仅想占有经济资源，还想占有学术资源。这样的话，只是一种权力通吃而已，不是通人。
提问4：您刚讲的那些我感到非常痛心。我认为，按西方政治学理论，政府是一种要限制的恶，我们不能要求政府的官员有自己的人格，不能要求执政党主动放弃自己的利益，我们要逼他们去做这样的事情，我们自己要行动起来，要有自己的思考，很多权利是需要我们自己去争取的，就像自由女神是踩着尸体过去的那样。另外，您讲到“别谈民主”，不知老师出于什么样的考虑。现在很多人都认为，国民素质不高，给民主会乱，我认为这是不合理的。很多例子可以反驳，比如，在国民党时期，比现在要民主得多。我觉得，民主产生的根源是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我们有这样的利益诉求，然后自己去争取，民主才会到来，而不是“素质论”。
邓文初：首先，西方政治学认为政府是一种恶，但中共并不认为政府是一种恶。假如他认为自己是执行恶，这好说，用恶对付恶的办法没问题。但是，他认为，他是善的，他代表我们的未来，代表我们的一切道德的优势和文明的东西，此时，用西方理论谈此问题就是错误的错误。在西方理论中，无论执政党或在野党，都认为政府是恶，所以在制度设计上都有一个制衡。但在中国为何拒绝制衡？因为他认为自己代表一切至善，相对来说，他认为百姓是恶，甚至拿一把剪刀都可能去犯罪。我们传统说“父母官”，即我们永远是臣民，永远不懂事，永远长不大，孩子是永远长不大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国百姓是恶，政府和官员是善，不容许对善进行监督。这是个文化问题也是个制度问题。在民主理论中，很多人探讨一个问题，到底是先有民主这种文化和生活方式，后有民主制度，还是先界定一个民主制度，再以此来培养我们的民主的社会习惯。这在理论界一直没争论清楚，但我认为这个逻辑循环有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百姓知道自己的利益，这没问题，但是百姓知道自己的利益问题只是一个经验，但很多东西是超经验的。如，空气污染造成了生存状态的恶化，百姓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牛奶出了问题，百姓是不知道原因的。不要以为百姓都知道自己的切身利益，必须有一个共同体来让他们明白其权利所在。我所提出知识分子的责任即在此，要让一个事件变成公共事件，要让一个独立的个人经验变成一个社会的公共的东西，这是知识分子的责任。也就是说，他首先要有这个平台，才可能对自己的权利有所了解，因为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空间，不再是“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时代，而是一个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是相互影响、融为一体的世界，任何人的权利都无法与其他人的权利分离，尤其是像我们这种恶化的生存条件。你能够说，我现在得了癌症，你知道为什么得了癌症吗？很多女性朋友知道自己得了乳腺癌，却不知道这是计划生育造成的。所以说，第一，公共空间将是民主政治建立的第一个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就没有民主政治。即使在政治制度上给一个民主，都是假的。第二，为什么需要一个公共空间？公共空间是让大家在公共空间中活动，遵守一种规则，遵守法定的程序。老百姓谁都知道自己的利益，昨天还有一个农村朋友跟我说，他挨了打，这也是维护自己的利益。为何会发生打架？我维护你的利益，为何我不能使用暴力？这是在农村的一个普遍状态，很多人都是以打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利益。为何结果是这样？因为缺乏建立在公共空间基础上的对法律和程序的遵守。所以，我认为，民主还是其次，作为交流的公共空间更重要。谢谢。
提问5：对于您讨论的民主问题的观点，我认为有些偏颇。在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大规模的普选，1913年，4000万人参加普选，整个选举过程非常平静，没有出现任何有记录的贿选和街头暴力，代表新生力量的国民党在400多席中得到了330多席，一百年前，中国有过宪政和民主的大规模的实践，证明中国人有这个素质，今天，我们再说中国人没有这种素质，这需要拿出更多的资料，除了文化大革命这样信息被隔绝的这种社会的资料，我们可能拿不出更多的资料。许多历史表明，一个集团真的放开选举，都不能保证其选举结果按照其预想结果发展，1918年，在当时布尔什维克党操纵的俄国第一次立宪议会选举中，在707席当中，布尔什维克党只拿到了24%，社会革命党就拿到了将近60%，最后这个结果不符合布尔什维克党的要求，所以才发生了三年内战，用军队来重新夺回席位。我认为，您所说的，先有民主生活再有民主制度，是错误的，恐怕地球毁灭那一天，民主也不会到来。
邓文初：我认为您对我的话理解错了。先有民主生活再有民主制度，这是我在陈述人家的观点。我的观点是，民主制度的出现，需要有一个社会结构，我说的公共空间。为何我提到社会结构先行？您刚才提到的袁世凯时期的选举，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当时存在一个士绅群体，由知识分子、各种党派、新闻记者、律师等构成，这个群体的权利是由传统和宪法所保障的，而这个士绅群体是选举的主要力量。没有这个士绅群体的存在，这个选举不可能进行。这个士绅群体是以何方式存在呢？是以各种党派、各种新闻媒体、各种教育机构的自由存在为主体的。所以，当时他能进行平等的和有规则的交流。我在考虑这个问题时，在制度、文化和结构中，我更看重结构。制度在结构之上，文化在结构之下。文化也重要，中共为何始终不放开这种东西？因为他始终受着文化大一统的影响，这也是不可避免的。我认为，人的素质并不重要，每个人既是善人，又是恶人，人性本是有缺陷的。一个好的公共空间可以培养一个好的制度，没有好的公共空间，给了制度，也只是恶的制度。
提问6：刚才您说知识分子的“两入两出”，两入之一是介入未来，您觉得知识分子该提供什么样的未来的理想？知识分子是该具体的描绘一种关于未来的美好规划和说得详细的乌托邦的社会，还是提供一种思维方式以改变民众的心理结构和民主的生活方式？刚有同学讲到，知识分子在受夹板气，现在当局聪明地将民众对当局的愤怒转移到知识分子头上来，在这种状况下，知识分子如何提供一种强有力的让民众可以接受的信仰和理想？是否，那些推动宗教的人会更有效地赢得民众的心？因为这种方式更加简单，也可以更容易让民众接受，而我们讲一套虚幻的高远的民主社会的理想，而群众却不能很好的理解。谢谢。
邓文初：我不认可知识分子可以为这个社会提供一套详细的价值，我认为这一套东西给中国带来的灾难并不轻，近代史可以证明这一点。我强调知识分子应该介入未来，是强调知识分子应该为我们提供一种可能性，不要让这种可能性遮蔽掉、封死掉，被扼杀在现实中，应该让这种可能性永远开放，永远存在，社会会自己进行选择的，这点更重要。知识分子应该在思维上、价值上、思想体系上始终保持开放的可能性存在，具体怎么选择是历史过程，没有任何人可以设计。关于得民心的问题，我认为，知识分子是桥梁，桥梁是沟通，他既不准备得民心，也不准备失民心，同时，知识分子应该救出自己，按照我的传统说法是“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知识分子应该更多地去关注自己思考的问题，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去做救世主和启蒙。当然知识分子可以做启蒙工作，只是我认为，知识分子应该首先面对自己的问题，解决自己的问题。
提问7：我看了材料，一个材料是介绍了去年华东政法大学召集国内200名知名学者的聚会，到会的老先生中有些是80多岁了，有的是从民国时期开始就是搞法律的，这个会整个没有开成，他们坐在一起从头哭到尾，这是一个年轻学者参加会议的博客记录。另外，茅于轼讲：中国的改革失败。此外，孙立平教授讲：中国没有希望了，只有面临着社会崩溃。我的问题是，社会崩溃是什么概念？
邓文初：首先，你认为中国社会会崩溃吗？（最近有个材料，六十年庆典之后，江泽民给政治局写了一封信，然后胡锦涛在政治局会议上将此事宣读，进行讨论，一直意见是传达每级）
作为历史学者，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崩溃是指“一治一乱循环”，从治到乱叫崩溃，整个社会分裂为不同的集团、国家和阶层，无法构成一个整体，这叫社会崩溃。按照社会学的说法，这其中还有一个为“价值崩溃”，无法形成共同的价值，最基本的底线都没有了。只能通过武力方式来解决冲突，这也叫“社会崩溃”。我认为，目前从价值体系来说，已经崩溃了，因为在民间和官方，在知识分子中间，已经没有一个共同的底线可作为交流的平台，可以说，精神上、道德上、价值上已经崩溃了，但是作为社会结构还没有崩溃，毕竟我们的执政党可以很稳定地控制着整个国家，至少政治上还还没有崩溃，这就意味着这个国家还没有崩溃。
提问8：您刚才提到过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和宿命，却没有提到知识分子的内斗的问题，您认为，可以通过什么办法来解决内斗的问题？
邓文初：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弘道》一文中谈过，基本观点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更多的是思想者，而思想应该是以标新立异为主的，思想的逻辑是创造性，创造性必然是标新立异的。所谓的知识分子，就是一个“分子”，所谓“分子”就是要保持完全独立，保持一种自主性和创造性，但这点很容易造成思想的异同，容易造成冲突，行动上很难达成一致。我在文中提出一个观点：“思想上求异，行动上求同”。我在给学生讲课的过程中举到一个例子，是关于梁启超、康有为和严复的关系，严复和梁启超两人之间不互相认可，严复始终没有在公开场合对康梁二人进行攻击，但在日记中抨击得非常厉害，甚至认为，康梁二人是颠覆清朝社稷的罪魁祸首。严复有一个基本的想法：虽然从途径上（做事的方式）不同，严复是希望通过改革的方式，康梁是通过政变的方式建立新社会，但大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中国走出困境。
所以目标相同，他们不互相攻击；但手段不一致，所以不互相赞同。这是冯友兰先生的一句话。手段不一致，严复不写文章支持康梁，康梁也不写文章支持严复，但他们绝不在公开场合互相攻击。我认为，知识分子应该达到这种境界。思想上可以有自己的创造性，但行动上要达成一个基本的共识。否则，很难说能改变这个社会，只会变成内斗。但是，行动上能否达到一致，这其中需要一种共识和一个公共平台。这种公共平台能否建立起来，这就是我说的知识分子的基本使命。假如知识分子之间无法建立一个公共平台，可以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内斗就是中国内斗的前身，中国知识分子之间的互相冲突就是中国百姓之间互相冲突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