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5月9日零时16分，北京医院。朱厚泽在经历了最后可称“人生极限”的巨大的病痛折磨之后，撒手人寰。

消息不胫而走。朱厚泽退下来之前的最后职位是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但几乎所有的公开消息，都对其以“前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冠之。这当然主要不是因为中宣部部长的头衔更响亮，而是他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中宣部部长任上“宽容、宽厚、宽松”的主张早成佳话，他身为“三宽部长”的清誉留记人心。

朱厚泽是贵州织金县人，自己曾戏称“乌蒙汉子”，其实他出生书香门第，父亲和姨母、姨父曾师从著名教育家黄齐生。厚泽早年丧母，姨母对其爱抚细微，给了童年的他以温暖和慈爱。朱厚泽为此写过一篇《忆二姨》，浸透炽情和感恩。

40年代，朱厚泽就读于贵阳清华中学。1949年3月，加入中共，任地下党“新联”贵州省领导小组组长。贵阳师范学院肄业后，一直做共青团的工作，曾任共青团贵阳市委第一书记。后转业到工业系统，先后任贵阳烟草公司经理、党委书记，贵阳市化工局局长，贵阳市经委副主任。

1964年5月，朱厚泽任中共贵阳市委宣传部部长。也是这一年，他遇到人生第一次挫折。“四清”运动中，中共贵阳市委被作为“反革命两面政权”受批判和改组。朱厚泽因为宣讲商品经济理论和政策，被打成“修正主义分子”，解除职务，下放农村劳动，直至“文革”。“文革”结束后，获得平反。1978年他任贵阳市革委会副秘书长，后升任至中共贵阳市委副书记。

1982年，中共召开十二大，改革开放大潮涌动，新老干部开始第一轮大规模新老交替。朱厚泽升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兼秘书长。

在开明果断、知人善任的第一书记池必卿领导和支持下，朱厚泽逐渐形成贵州发展的思路：在继续稳定包产到户责任制度的同时，把注意力转向对农村专业户和乡镇企业的扶持，增加农民收人，推动农村专业分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改革农产品购销制度，疏通商品流通渠道，发展民间商业和运输业，抓紧公路建设和场坝、城镇、城市的市场建设和市政建设；转变传统的计划经济、国营垄断、政府控制等一整套思想观念和组织体制；调整和改革党政关系、政企关系、地区关系及其机构和运作方式。这个思路不仅得到池必卿的充分肯定，而且与胡耀邦的“全面改革”思想不谋而合。

1983年8月，朱厚泽担任了省委“第一把手”。年底，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视察贵州，强调“富民政策”是党的全部政策，提出发展贵州和西南地区的远景设想。

朱厚泽认定在贵州必须用发展商品经济的重炮轰开封闭的山门，提出在经济体制改革上要抓住“简政放权，激活细胞，横向联系，服务协调”四个要点，经济工作布局上“抓住黔中，放开前沿”，建立黔中资源开发型内陆特区的设想。他认为“梯度开发”理论并不合理，并将建立资源开发型内陆开发区的战略设想上报了中央。

就在朱厚泽准备在贵州一展宏图之时，1985年7月，中共中央调他出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京官难当，中宣部部长更难当。上世纪80年代，与经济改革大步前行形成反差，意识形态领域依然延续一些“左”的观念和手段，时有波澜。到任半年，新官没放“三把火”。胡耀邦托人给他带话：“放手工作”，打开意识形态的新局面。朱厚泽与胡耀邦心灵相通，他从根本上否认以“红绿灯”的手段管制意识形态，主张思想问题应该在对话中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交流。

面对特殊的政治格局，朱厚泽有自己的智慧和策略，以“化整为零”、分步渗透、下“毛毛雨”、吹“微微风”的办法，打开局面。1986年，他终于以独特的方式，宣布了他的意识形态主张：树立一种比较宽容的文化精神，建构一种协调融洽的人际关系，形成一种宽松和谐的文化氛围和社会政治环境。

“三宽”的方针一经提出，经历了“清污”、反自由化的思想界、文化界、学术界、新闻界如沐春风，一片赞扬。那年，思想文化界再度活跃，成为“文革”结束以来最为宽松的年份之一。

谁也不曾料到，政治变化波谲云诡，意识形态再度趋紧，“三宽”受到某些人严厉指责乃至批判。1987年1月，随着胡耀邦的辞职，朱厚泽也离开了就任仅一年零七个月的中宣部部长职位。此后的两年里，他先后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党组副书记。1989年12月，朱厚泽离职休养。

退下来的朱厚泽，无官一身轻，愈加凸显出独立人格和深刻思想。

如果说“三宽”还只是他作为意识形态部门主官的施政方针，那么，退下来之后他的思考则更加深远和透彻。他关于中国近现代路径选择的历史考察和未来展望，可以说是其思考的集大成。

在纵向考察百年来中国的道路和30年来中国的改革，分析中国面对世界三大潮流冲击、三种经济形态并存、两大文明转型和一系列制度性、结构性转变相叠加所形成的特殊局面、复杂情况和深层矛盾之后，朱厚泽提出了中国回归人类文明正道的根本性主张，即“五个一般”：现代市场经济一般，民主法治国家一般，公民社会一般，现代科学技术一般，以人为本、多元开发、和谐共容的当代人文精神。这是一种超越了党派、团体、阶级、族群利益的人类文明主流的眼光和胸怀，也是他留给人们的最厚重的思想遗产。

朱厚泽晚年罹患癌症，去年7月手术，而今年初又发现已经转移。在病榻上，他仍对改革的推进、对中国的未来牵挂如昔。今年春节在北京医院病房，他向前来探望的年轻友人说：“现在的事，无非是两个字，‘力争’而已。我这个病是这样，你们的事情也是这样。现在要好好想想，中国、世界在未来50年中会是什么趋势，发生什么变化。多思考，多努力。”

厚泽默默走了。生前59岁从部长之位离任，赋闲21年，读书，思考，行走民间，再未求半分显耀；此次辞世前留下遗言，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骨灰送回贵州老家，弃绝一切哀荣。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