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警卫员”为何突遭整肃？
1965年的罗瑞卿事件，是“文革”之前的重要人事变动之一。罗对毛泽东的忠诚在中共党内有口皆碑，1965年被整肃，令党内高层愕然和震惊。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毛对他的“大警卫员”（党内对罗的一种褒称）下此狠心？长期以来官方的说法即主流的说法，是源于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猜忌总参谋长罗瑞卿要“夺取军权”，向毛泽东进谗言，毛听信林的诬陷，错误处理了罗瑞卿。（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一些研究者则认为，事情的起因主要是林罗交恶，毛出于发动“文革”需要林及军方支持的考虑，丢卒保车，倒罗挺林。这种解释与官方说法有所不同，但大体一致。近些年来，一些当事人和研究者提出另一种看法：不是毛听信林，而是毛本人逐渐反感罗，利用林彪、叶剑英、聂荣臻等将帅对罗的不满，逐罗出局。毛为何反感罗？原因在于1960年代毛对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政策主张愈来愈不满意，而罗同刘、邓等人关系密切，又反对林“突出政治”的治军方针，对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高调亦有微词。酝酿打倒刘、邓的“文革”之前，需要先清除党内高层的“路障”，罗（还有彭真、陆定一、杨尚昆等）便成了“文革”的第一批“阶下囚”。
上述解释各有理由，不过坦率地说，从已经公开的著述看，前者虽遭质疑但尚有一些史料依据，而后者判断居多、史料嫌少。孰实孰虚，如无档案史料和知情人的进一步披露，仍是悬疑。
2012年出版的《林豆豆口述》收录了林豆豆1980年写的一份申诉材料：《我知道的有关罗瑞卿同志被诬陷和迫害的情况》，详述了她所知、所闻的罗瑞卿事件经过。林豆豆的观点属于上述第二种看法。申诉材料提供了值得关注的情况，也留下一些疑点和错讹。
从林豆豆的申述材料看，林彪对罗瑞卿确有看法，也曾“大发脾气”。一件具体的事情是1965年的军委扩大会议。身为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在会上作了一个总结发言，林肯定内容尚好，但罗“在程序上和方法上对许多老帅和军委领导同志尊重不够”，“没注意谦虚谨慎”，方法上与技术上简单、草率、欠妥。林要求罗“多尊重和请示其他所有老帅和军委领导同志”。但林豆豆称，林、罗之间历来“直言相叙”，“不存在虚伪的关系”。至于林发脾气，林豆豆的解释是既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挑拨，同时其父也“实在是出于好心，而并非任何私念”；罗也“痛悔”自己没有想到这些，对林的提醒“极为感动”。林豆豆还讲了一件事，全军五级干部的定级名单未经“林办”即直接报送中央批准。此事林彪没有“责怪”罗瑞卿，但名单引起部分军队高级干部很大意见。（舒云整理《林豆豆口述》）
尽管林豆豆承认林对罗的看法，但申诉材料更多还是强调林、罗间的良好关系。比如，林严格规定叶群不准在他和其他人面前说罗的不好，多次严厉告诫叶。罗也关心林的病情，多次嘱咐叶群及子女照顾好林。罗去林家，对未能常去看望林表示歉疚；林很大度，理解罗工作太忙，安慰罗说“见到你，就高兴”。这种良好关系还延伸到两家间的关系，叶群甚至专门请罗瑞卿夫妇到家里做客。申述材料主要就是记述1965年一个夏夜，罗瑞卿去林宅同叶群谈话的经过。关于这次罗、叶夜谈，一些著述已有记述。按这些记述，不仅是叶主动约罗去谈，而且两人话不投机，罗多次“沉默”。林豆豆记忆则不同。罗瑞卿去林家是主动打电话求见，因林已休息，罗同身为“林办”主任的叶群长谈。叶还让林豆豆和林立果参加谈话。罗虽未见到林彪，但同叶群谈话气氛融洽，而且对林的孩子（林豆豆、林立果）亦态度亲和，关心备至。叶群也对罗说了许多表示尊重和团结的话。第二天，叶向林彪报告了前夜与罗的谈话，林责怪叶“插手”，叶还要林豆豆、林立果“作证”，她是非常尊重和团结罗的。
林豆豆在申诉材料里要表达的核心观点，就是罗瑞卿事件并非林、罗交恶，而另有背景。材料隐约透露出军方高层的矛盾。林豆豆说，叶群曾经告诉她，毛泽东在杭州同叶谈话时，具体询问了军委扩大会议总结发言和军队五级干部定级名单的事情。毛说：“罗长子不是军委主席嘛，也不是军委副主席嘛，党内也不是政治局委员，怎么由他作总结发言？听说有的老帅组织了一个班子准备了一两个月的总结发言稿，怎么不让这位老帅总结呢？听说罗长子的总结发言事先没有经过军委其他领导看过？大将也不是他一个嘛，现在许多老帅和大将怎么没工作干？怎么都养起病来了？党政军的工作难道就靠罗长子一个人干？”毛还问：“报到中央的军队五级干部定级的名单怎么连国防部长的签批也没有？”（《林豆豆口述》）看起来是询问，实际上是质问，话里话外透出对罗的不满和指责。叶群说没有想到毛对军队情况那么清楚。倘若属实，那么这个细节说明另有军方高层人士向毛报告了罗瑞卿的问题，毛对情况已了然于心。2011年出版的《邱会作回忆录》似乎可作佐证，邱在书中就提到毛泽东曾经多次同叶剑英、聂荣臻、谢富治、萧华、杨成武等人谈话，谈罗瑞卿的问题。
《林豆豆口述》再一次表明，罗瑞卿事件的原因非常复杂，恐怕并非林顾虑罗“抢班夺权”那么简单（许多当事人回忆，林彪并不想揽权——笔者注）。除了治军方针的分歧、军内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和恩怨纠葛外，罗本人当时身兼数职、权倾一时而怠慢将帅、越级上报和决断，引起将帅众怒，也许是一个重要因素。这方面的情况，《邱会作回忆录》《李作鹏回忆录》有远比林豆豆申诉材料更为详尽的忆述。更需要弄清楚的是，事件背后到底是否有毛的授意。邱会作就断定，倒罗是毛的意图而非起于林彪，林不过是得知毛的意图后按照毛的意图行事罢了。在档案没有进一步披露的情况下，姑且将此作为一说，以待将来更多档案史料的揭示。
严格地说，申诉材料是记忆性质的文字。记忆的可靠性毕竟有限。申诉材料虽然是林豆豆的亲历、亲闻，但是否属实，还需要通过与其他史料比对与互证才能判别。事实上，笔者参照一些文献资料，已经发现其中一些细节明显有误或令人生疑。
◇ 林彪“事先毫无所知”？
(1)林豆豆称，“12月2日，在毛泽东同志极其错误地作出反对所谓‘折中主义’的批示和讲话（据我所知，林彪、叶群是在上海会议结束后几天，从会议发来的文件中才知道的）之后，在上海召开了中央紧急工作会议。”（《林豆豆口述》）
这里所述肯定错了。毛泽东的批示是1965年12月2日作出的，批示不长，要害的文字是下面这句话：“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毛泽东在兰州军区党委一个报告上的批语（1965年12月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搞“折中主义”的人们是谁，毛没有明说，不久人们就知道是指罗瑞卿。这可以说是毛整肃罗瑞卿的第一个信号。这个批示正是毛在看了林彪报送的兰州军区党委的报告后作出的，批示也是写给林彪的。第二天，即12月3日，林彪即回复毛：
十二月二日主席有关五十五师突出政治一文的批示已经收到，主席的批示对于即将召开的政工会议与明年和今后的政治工作将是一个强大的推动。军队如不加强政治工作，不但打仗经不起考验，而且投敌事件还会更多的发生。其他如破坏军民关系等坏事还会增加。我完全同意主席的批示，决遵照主席指示送北京少奇、恩来、彭真同志阅和军委常委阅，然后发师以上党委。（《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
五天后，毛还再次致信林，要求将林的上述回信“一同印发”。几则史料都已公开，不难查阅，它们确凿地证明：林彪不仅早已知道毛指责“折中主义”的批示，而且是最早知道的，绝不是上海会议之后才知道。
(2)林豆豆说：“关于这次会议的召开和总长在这次会议上突然被整，林彪事先毫无所知。他也从未对毛泽东同志与其他任何领导同志说过总长的任何不好。毛泽东同志与其他任何领导同志也没有对林彪说过总长有任何问题。”（《林豆豆口述》）
林豆豆又错了。这里说的会议，即1965年12月8日至13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不是林豆豆说的“中央紧急工作会议”）；议题只有一个，即批判和揭发总参谋长罗瑞卿。上海会议之前，毛泽东曾在杭州同叶群作过一次长谈。这是众所周知的史实。据已经公开的史料，叶群向毛汇报正是林彪派去的，这有林彪给毛的信为证：
主席：
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你报告，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我因为怕有碍主席健康而未报告。现在联系才知道的杨尚昆的情况（叶剑英讲的），觉得必须向你报告。为了使主席有时间先看材料起见，现先派叶群送呈材料并向主席作初步的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随时到来。
此致
敬礼
林 彪
十一月三十日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99页；《邱会作回忆录》，第382页；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林彪的信透露出几个信息：第一，向毛报告不只是林彪一人的想法，而是“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有的提议；第二，促成林向毛报告的一个直接原因，是此前不久发生的杨尚昆事件（即11月10日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突然被解职）；第三，林派叶群去杭州主要是给毛送材料，同时也作初步汇报；第四，林彪准备随时同毛面谈，也就是说，林可能同毛进一步谈罗瑞卿的问题。
哪几个重要负责同志、谈什么重要情况、派叶群送什么材料，林信没有说；至于叶群到底向毛报告了什么，就更不得而知了。但是一周后，毛在上海召开会议，林信和叶群上送的材料均作为会议文件印发。（卜伟华《“砸烂旧世界”》）叶群送的材料有：雷英夫所写对罗总长的意见，张秀川所写罗总长对突出政治的错误看法，刘亚楼病中给罗总长的信，张秀川所写罗总长对主席思想的错误观点，雷英夫所写罗总长对待主席指示的几个问题，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联名反映罗瑞卿问题的信，等等。除了“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仍然不知所指，林信所说“重要情况”、叶群所送材料都是反映罗瑞卿的问题，这是不争的事实。说林彪在会前对会议召开、罗瑞卿被整“毫无所知”，与史实不符。
反映罗瑞卿的那些材料，也是叶群事先搜集甚至授意准备的。据吴法宪回忆，上海会议前，叶群已经向他透露口风：罗瑞卿出了问题。吴说：“（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末的一天上午，叶群从苏州用保密电话找我，要我马上派一架飞机到苏州去。她还特别告诉我，她要去杭州毛泽东那里……回到苏州后，叶群用保密电话告诉我，她下午见到了毛泽东，她把林彪对罗瑞卿的一些意见，全部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汇报完，她还把一些单位反映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的材料，呈送给了毛泽东。”（《吴法宪回忆录》，北星出版社2006年版）李作鹏回忆，他和王宏坤（时任海军副司令员）、张秀川（时任海军政治部主任）三人写信，是叶群授意的。李称，1965年初秋，叶群给他打电话：“首长（指林彪）要我给你打个招呼，罗长子有野心，想当国防部长，要林彪让贤休息。”“老帅们对罗的意见也很大，罗的情况主席和首长都知道了。”还说：“他（指罗瑞卿——笔者注）正在组织新班子，又是提级，又是提职。”“对当前局面要提高警惕。”“你从海军角度看到有什么问题，可以写点材料送来。”（《李作鹏回忆录》，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吴、李作为知情人之一，其回忆可以从旁证明，林彪、叶群不是事先毫不知情，而是早已知道，并且授意他人准备了相关文字材料。
同理，说林彪“从未对毛泽东同志说过总长的任何不好”也不成立。至于林豆豆称毛泽东从未对林彪说过罗瑞卿的任何问题，则自相矛盾。如前所述，林豆豆说叶群曾告诉她，叶去杭州面见毛泽东时，毛对叶群发了一连串的关于罗瑞卿的质问；叶群还对林豆豆说：“我就没想到主席对军队这些事的情况那么清楚，那么仔细，也不清楚主席问我这些是什么意思。”（《林豆豆口述》）叶群是林彪的夫人和“林办”主任，毛泽东同叶谈罗瑞卿问题，叶不可能不转告林彪。所以，也可以说，上海会议前毛已经由叶群同林谈了罗的问题。
当然，需要再次申明，林彪派叶群向毛报告、呈送罗瑞卿问题的材料，是主动出击还是奉命出击，姑且存疑。
◇ 罗出事后，林“忧伤、哀叹、流泪”？
(3)有关上海会议，林豆豆说林彪事先对叶群的发言毫无所知，甚至听说林彪连会议也没有出席，也没有任何形式的发言。（《林豆豆口述》）
据相关著述，叶群在上海会议分三次作了发言，时长合计约十个小时。（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下册，第1400页）虽然目前没有确切材料证明是林彪让叶在会上发言，但依常理判断，叶群的发言很可能就是向毛汇报的那些内容。不少当事人和研究者也持此说。既然叶群向毛汇报是林彪派去的，其报告的内容林彪当然知道。故说叶群在上海会议上的发言林彪“毫无所知”，令人生疑。
除了个别当事人曾回忆林彪主持了这次会议（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百年潮》1998年第4期），确无材料显示林彪曾在会议上讲话。但说林彪未参加上海会议，也未必确切。据笔者看到的材料，上海会议的与会者共63人。出席的中央常委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列席的政治局成员有董必武、陈毅、李富春、贺龙、李先念、李井泉、谭震林、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其他列席的人主要来自军方，中委和非中委均有。会议分成三个组，每组20人，第一组召集人是邓小平、陈毅，第二组召集人是谢富治、李井泉，第三组召集人是周恩来、贺龙。毛泽东、刘少奇、林彪没有编组，但发了会议文件。上海会议不仅事发突然，而且开法特别。据几位参加者回忆，与会者先阅读文件，除了开幕和结束开过全体会，主要是开分组会，对罗瑞卿进行“背靠背”揭发和批判。毛泽东、林彪没有分组，甚至没有在会议上露面。（《吴法宪回忆录》）也有著述提及毛泽东在会上讲过话。（卜伟华《“砸烂旧世界”》）
退一步说，即便没有在会上讲话、没有直接在会上露面，也很难简单断定没有参加。中共高层有时开会很奇特。比如，毛泽东召集的会议，本人常常并不亲自参加，不仅不参加分组会，甚至全体会也不参加，很多时候是他对会议作指示，“遥控”指挥。这种情况不能简单说毛泽东没有参加会议。上海会议也是如此，公开著述都说毛泽东召开了这次会议，而且主持了会议，但又没有披露毛在会议上的任何讲话。林彪的情形大概也是如此，人在上海，且能看到会议的相关文件，但并不亲自参加。因此，不好简单地说林彪没有参加会议。何况，有研究者披露，毛泽东不参加上海会议的扩大会议，但出席常委会。（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既然开常委会，时在上海的林彪不大可能不参加。
(4)林豆豆还说，罗瑞卿出事之后，林彪“成天低着头，坐着发呆，饭也不吃，老是忧伤哀叹，直流眼泪，几次要冲出去找毛主席”；还说林在家中大声哀叹“罗长子到底有什么错？！”“主席到底为什么要整罗长子？到底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啊？”（《林豆豆口述》）
这些叙述不大可信。罗有什么“错误”，林彪在派叶群向毛汇报时已经讲得很清楚，那些反映罗“反对‘突出政治’”、“想夺林彪大权”的材料也是他派叶群送给毛的，不可能不明白“罗长子到底有什么错”。叶群在上海会议的发言（很可能还在同毛的谈话）里也说得很清楚，仅引一段：
罗掌握了军队大权，又掌握了公安大权，一旦出事，损失太大。罗个人主义已到野心家，除非把国防部长让他，他当了国防部长又会要求更高的地位，这是无底洞……1964年后即逼林退位。国庆节后，罗见林，大声说“病号不能干扰，应让贤”。出门后又大声喊“不要挡路”。林气得昏迷过去。（卜伟华《“砸烂旧世界”》）
上海会议甫一结束，叶群揭发言犹在耳，林彪就质问“罗长子到底有什么错”，难以置信。从林彪的个性看，也不可能做出如此冲动之举。笔者以为，中共高层领导人里，对毛的个性最了解的当属林彪。不管林内心对毛有何看法，他处理同毛的关系的基点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坊间披露的林彪十八则笔记多少能看出这一点。1960年代初，林同叶谈话说过“三不”原则：“⒈不干扰人之决心（免己负责）；⒉不批评（免争领导权之嫌）；⒊不报坏消息（去影射之嫌）。”（龙哲甫《林彪、叶群未公开的十八则笔记》，《国际新闻界》1994年第4期）毛既已决心倒罗，林还要表示异议，甚至要“冲出去”论理，这同林彪处理同毛关系的一贯原则完全不合。
◇ 江青、康生“精心策划、突然袭击”？
(5)关于倒罗的由来，林豆豆提出了一个以往不大见的“新鲜”说法：“江青、康生他们利用宗派主义、山头主义以令人难以想象的手段挑拨离间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之间的关系。”“江青他们从正面挑拨不了这种关系，1965年9月后，他们就搞歪门邪道，背着人大委员长，背着国家主席和所有副主席，背着党中央所有副主席进行精心策划后，以极不光明正大的突然袭击手段把人大正式任命的全国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整掉。”（《林豆豆口述》）
江青、康生拥护倒罗，笔者虽未见史料，但大概没有什么疑问。而说江、康精心策划、突然袭击，整掉罗瑞卿，却完全不可信。首先，林豆豆未能提供江青、康生“精心策划、突然袭击”的任何具体史实和史料；其次，以江青、康生当时的地位，也不大可能“背着”高层领导人倒罗。与“文革”时期不同，“文革”前康生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江青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两人一个分管意识形态事务，一个是毛泽东的秘书，与军队毫无关系。而罗瑞卿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常委兼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他们如何能“背着”党中央所有副主席，去策划一个扳倒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的阴谋呢？补充一句，江青也没有参加上海会议。
林豆豆还犯了一个明显的法律常识错误：根据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全国武装力量领导人员的决定权限，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提名，决定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委员的人选或罢免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委员（国防委员会主席由国家主席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国防委员会是一个谘议性质的机构，并无掌管全国武装力量的实权。总参谋部隶属中共中央军委系统，总参谋长也就不可能由全国人大任命或罢免，而只能由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事实上，罗瑞卿的总参谋长一职也不是全国人大撤销的。
发生这些错讹，在林豆豆方面，原因也许是多重的，不可苛责。笔者以为，至少有一个原因，是林豆豆这份申诉材料写于1980年7月。1980年代初期，官方档案开放度极低，历史文献鲜少公布，而中共党史的研究又刚刚恢复，可参考的资料和研究成果十分有限，笔者在本文引述的那些文献资料和研究著述都未披露和出版。倘若林豆豆今天写回忆录，可参考利用的史料要比当年丰富得多，有些错误想必是可以避免的。
来源: 《同舟共进》2013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