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某杂志编辑打电话给我，约我写回忆与朱厚泽交往细节的文章，旋即又说接上级通知，不必写了。怀念老朋友的文章写还是要写的，有没有地方刊登无所谓。

在广东人文学会这些年，经常接触的几位老干部，任仲夷和于光远由于年事已高，记忆力和听力已经退化，我只能倾听他们讲话，没有办法交流。朱部长才七十多岁，沟通起来顺畅很多。

忘了第一次见朱老的具体时间。那次他来广州，被安排住在珠江宾馆。我自告奋勇陪朱老吃早餐，我对那一带茶市不太熟，在寺右大马路上找着，结果被朱老拉进了一家大排档，吃油条喝豆浆。搞得我很不好意思，不知道怎么跟接待方交代。吃过早餐，我陪朱老在宾馆散步聊天，我向他打探当年的政坛八卦，他讲得颇有兴致，但是一到九点钟，他就催促我去上班，说年轻人工作赚钱最重要。接触多了，我发现他很注意避免给他人添麻烦，完全不像个曾经挥斥方遒的一方诸侯。对于我这种感觉比较粗的人来说，那不只是礼节或者品格方面的事情，而是需要对细节的观察能力和敏感程度。

后来朱老每次来广州，我几乎都会见到他。最长的一次是，陪朱老和于光远去梅州和河源考察，在一起大概约一周时间。白天朱部长去学校演讲、参加地方政府安排的参观活动，晚上我带他溜出宾，去街边店唱K和洗头、洗脚，与小民同乐。有一次中途在加油站上洗手间，在门口遇到一个卖黄碟的贩子，我怕尴尬，想赶那小贩走开，朱部长倒跟人家聊起生意情况，一切与民生有关的问题他都有兴趣。

朱老歌艺非常好，和于光远的秘书胡阿姨对唱那真是绝配，颇有明星范儿。朱部长热爱摄影，手拿一个傻瓜机走到哪里拍到哪里，一幅围龙屋里石板路拍出来的画面美妙绝伦。这激发了我对摄影的兴趣，回到广州就去买了一台数码相机，可惜我的艺术修养不够，怎么也拍出不满意的片子。后来朱部长换了一台单反，后来又出了一本影集《东张西望》。他说他的文艺功底是解放前在中学时代打下的底子，当时中学非常重视美育课，那美育老师是从华东过来的大学生，钢琴弹得非常好。他说如果后来不从政，可能会从艺，那才是真正的喜好。退休之后，终于可以返璞归真。

朱部长平日看起来就是位和蔼的老人，并无异常，但是只要一坐上讲台，立刻神采飞扬。任老讲话以机巧谐趣见长，短小精悍，鞭辟入里；于老博闻强记，马列经典顺手拈来，但是讲话爱长篇大论，有时会让人感觉冗长；而朱老典故、数据、趣闻滔滔不绝，再辅以抑扬顿挫的语气、丰富的手势和表情，即使讲话时间长也不会让听众感觉乏味，因为那不是单纯的讲话，而是表演，真正能打动人、说服人的演讲。朱老仿佛为演讲而生的精灵。比朱老演讲能力更强的官员，我是从未见过。朱老数次提及当年在贵州劝退闹事学生的事情，不乏得意，不乏爱意，他称学生们为“不懂事的娃娃”。朱老是真正懂宣传的行家，这既是“三宽”的底气，也是最为普遍口吃木纳的官僚们嫉恨的缘由吧。

那段粤东游，是我感觉朱部长最开心日子，可平时却忧郁见多。他无法摆脱人们对他的政治身份的兴趣。在介绍给生人认识的时候，介绍人无一例外都会高调指出他是前中宣部长，‘三宽部长’。无论听者露出景仰、讶异，还是漠然的表情，他都是一脸阴郁。他更乐意公开他的农研所身份，他是农研所的学者，那里有个志同道合的杜润生。只是农研所的身份通常不能满足介绍人的虚荣。连我对那些政坛八卦的探究，可能也会勾起他的痛苦回忆，伤害他的健康。聊及政治话题，我常要说多一句：我们享受转型过程，让别人惶恐去吧。当我在他家客厅看见摆着大幅的胡耀邦照片，我甚至有种想为他找个风水师傅的冲动。

常年积郁成疾，朱老终于患急症而去。不过反过来想想，既然天堂有他牵挂的恩师，他又何必在人间多留恋呢？遗像用彩照，表达的就是这种态度吧。

因为与朱老的交往没有任何功利心，纯粹是觉得和这个老人聊天很开心，开心完就完了，以至现在想不起多少有意思的细节。不过，吊唁现场我没有流泪，写下上面这些文字之后眼泪倒是情不自禁地流下来，一个鲜活的老朋友形象浮现在眼前，只是文字功力有限，感染不了别人。

泪，也是为民族命运而流，改良者一个又一个凋零.之后，会是一个什么变局？

5月12日，北京机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