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流传一篇《被枪决的1955年文科状元》，作者署名“一夫 吹咵咵”，说的是沈元的故事，文章内容严重失实。这几年，有关沈元的谬传颇多，这篇文章集以讹传讹之大成。有些人，不在乎事实真相，但求耸人听闻、哗众取宠。网上的文章，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多的是，难以一一计较。但这篇文章歪曲地引用我的言论，把一些臆测想象、荒诞不经的无稽之谈说成“郭罗基的回忆”、“郭罗基称”，我就不得不说话了。
一开头就错误连连。
“每年高考放榜时，便是状元‘群星闪耀’时。自大陆设立高考招生制度，除文革曾中断过招生，数十年来输出估计上千名状元。他们学成后多数步入学界、政界、商界，成为社会中坚。但并不是所有状元都前程可期，中共建政后的历史上，曾有过一名命运极度悲凉的状元。他叫沈元，系1955年全国文科状元。如果他还活着，今年该有78岁，但今天很少有人知道沈元这个名字。”
1，沈元没有当过“1955年全国文科状元”。起初，我看到有人说沈元是“上海文科状元”，后来又有人说他是“上海高考状元”，升了一级。这里说沈元是“1955年全国文科状元”，越说越邪乎。沈元的“连中三元”纯属子虚乌有。当年高考的考分是不公开的，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的考分是多少，同班同学也不知道沈元的考分是多少。有一件事可为佐证。我们班上有一位高干子弟。沈元认为她的学习成绩很差，怎么能进北大？一定是走后门进来的。1957年，趁大鸣大放之机，沈元纠集了一伙人，到人事处去闹，要求查档案，以确证她的考分是否达到北大的录取分数线。人事处不让查，理由就是考生的考分和北大的录取分数线是不公开的。沈元自己也不知道考分是多少，更不知道荣膺“全国文科状元”。
还有一篇文章说：“沈元从小功课就好，中学文理各科均为全班之冠，近乎满分，毕业后参加高考，获全国文科最高分。”（《北大学生沈元化妆成黑人叛投马里使馆被处死刑》）说沈元“中学文理各科均为全班之冠，近乎满分”，有什么根据？他本人对我说过，在中学时他的理科成绩比较好，文科成绩不是很好，报考历史系是出于使命感。
2, 1955年以至从50年代到60年代，根本没有“文科状元”、“高考状元”这一说。《被枪决》一文中说“自大陆设立高考招生制度……数十年来输出估计上千名状元”是妄断，并不是“设立高考招生制度”后就有“状元”。文革后，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采取的改革措施之一是允许考生查分。差不多人人都要查分，于是就公布考分。从公布的考分中很容易发现最高分。80年代才出笼“高考状元”的桂冠，但仅仅是民间议论，不是官方认定。其实，地区的“高考状元”还比较靠谱，而全国的“高考状元”往往是不靠谱的。因为地区公布的最高分是多少，获得最高分的是什么人，比较精确；而全国范围并没有一道程序来评比最高分，大多凭模糊印象。北大说：“我们录取了全国高考状元。”清华说：“全国的高考状元在我们这里。”后来，各省市可以分别命题，更无法评选全国的“高考状元”了。
80年代以后才时髦起来的“状元”帽怎么能戴到50年代的沈元头上？根据后来发生的事实，改写从前的历史，这是人们很容易犯的一种错误。
3，《被枪决》一文中说：“……上千名状元。他们学成后多数步入学界、政界、商界，成为社会中坚。”多少“状元”成为“社会中坚”？有没有统计？有没有实例？事实上，所谓的“高考状元”，入学后大多表现平平。我倒可以为你举个实例。哈佛大学的庄小威，据说当年是“高考状元”，进了中国科技大学。在大学本科和研究生阶段出类拔萃，现在她是哈佛大学最年轻的教授，而且是物理和化学的双料教授，还是美国科学院院士。但庄小威是特例，多少个“高考状元”都默默无闻了。原因是高考的高分主要是靠背功，并非思维能力超强。“高分低能”正是中国教育的问题。颂扬“高考状元”，就是把红肿之处说成“艳若桃花”。美国大学的录取标准，强调全面的品质，注重创造性思维、社会活动能力和服务效果。即使 SAT 考满分也没有人称之为“状元”，而且还不一定被录取。前年报考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的考生，SAT满分的只录取了38％，哈佛大学的比例更低。
“还在北大读书时，沈元就被誉为天才学者，可惜反右运动中被打成极右派。摘帽归来24岁的他，在《历史研究》发表《急就篇研究》，同题研究的论文质量被指高过王国维。”“ 1962年沈元摘帽归来，在《历史研究》发表《急就篇》研究，学术水品被誉超过王国维。”
4，沈元在北大读书时，学习成绩虽好，但没有听说过“被誉为天才学者”。毕竟是“学生”，无论如何不是“学者”，更不是“天才学者”。我的文章中写道：“沈元對《急就篇》文本的考訂超越了大學問家王國維等人﹐一一指出他們的不足。”原因是沈元得益于北京图书馆的藏书，王国维等人未必见过那么多的版本。《被枪决》一文的作者不知是没有看懂这句话的意思还是故意夸大，把“文本的考订”说成“研究的论文质量”。我说的文本的考订超越了王国维，意思是在王国维的考订基础上又继续前进了。“高过王国维”，“学术水品（平）被誉超过王国维”，指学术水平全面高于王国维。沈元远未达到这一点。
“25岁，他又在该杂志发表《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革命》，后被《人民日报》整版摘录，在《人民日报》的出版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5，沈元的文章《论洪秀全》在《人民日报》上以整版的篇幅刊登，被说成“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完全不符合事实。只要略一思索，明显的事实即呈现在眼前。在沈元之前，1956年发表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都是占两版篇幅的长文。1957年批判右派的文章，许多是整版刊登的，连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的检讨也是如此。在发表沈元文章的同一时期，中苏论战的文章，大部分是整版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长达三万字，占了三个版面。文化大革命中的连篇累牍的大批判文章就更不用说了。作者好像不是生活在中国，对中国的事情陌生得很，又不做功课，信口开河。
“前北京大学教授、毛泽东与江青之女李讷的老师郭罗基，曾撰写过《一个人才，生逢毁灭人才的时代：哀沈元》一文。他以同窗的身份，回忆了1955年全国文科状元沈元最后的生命时光”。
6，郭罗基虽然在北京大学生活了27年，但从来不是“北京大学教授”。和鲁迅一样，他是北京大学讲师。后来在南京大学，他也不是教授。因为郭罗基是“自由化人物”，而且是“自由化冒尖人物”，在中国当不了教授。只有到了自由化的美国，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才当上教授，还是纽约科学院院士。转到波士顿的哈佛大学，当资深研究员，也相当于教授。中国的北京大学讲师跑到美国可以当教授、院士、资深研究员，说明了什么？说明中国的教育比起美国来，用江泽民的话来说，“水平不知高到哪里去了！”
郭罗基的《一个人才，生逢毁灭人才的时代——哀沈元》根本没有提到“1955年全国文科状元沈元”。他的文章回忆了沈元，但不是“1955年全国文科状元的沈元”。郭罗基是反对有些人以“上海文科状元”、“上海高考状元”、“全国文科状元”诸如此类的不实之词来吹嘘沈元的。
“而据沈元同窗郭罗基回忆，……1955年，沈元以当年高考文史类全国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有志于中国古代史，专攻秦汉史。”
7，郭罗基回忆的原文是：“1955年﹐年方17﹐沈元以优异成绩考上北京大学历史系。”《被枪决》照抄了《哀沈元》的一段文字，抄到这里却离开原文，写成：“1955年，沈元以当年高考文史类全国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韩三洲的《“极右分子沈元”本事考》也这样说：“1955年，沈元以当年高考文史类全国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有志于中国古代史，专攻秦汉史。”两者词句相同，不知是谁抄谁的。当年高考的录取程序是先由北大、清华来挑，然后再由其他大学录取。所以不是成绩优异者不可能考上北大。但成绩如何优异却不知道。沈元本人和同班同学都不知道他的考分是多少，你们说他是“当年高考文史类全国总分第一”，那么总分究竟是多少？请你们说出来！
“笔者推断，与他同处于一个大学时代的学生比，学历史出身的沈元关注时局，比同龄所有人都走得远。后来反击右派运动中涌现出北大的林昭、张元勋，人大的林希翎，1956年年初当时他们可能什么都还不知道。可以确定国内当时，几乎没有几个人全文阅读过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而沈元是一个例外，且他还只是一个在校大学生。”
8，为沈元申诉冤屈应当，但不要夸大其词，更不要贬低别人。
说全国没有几个人全文阅读过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而沈元是一个例外”云云，不是事实。不要说全国，就说北大，起码有几十个人读过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北大有一个文史阅览室，其中陈列几十种外语报纸。北大有三个外语系——东语系、西语系、俄语系，加起来一千多人，他们能自由地阅读外文报纸。即使只有百分之几的人读过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就是好几十。也不能说沈元“比同龄所有人都走得远”。数学系青年教师任大熊，把他翻译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文稿连续几天贴在阅报栏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沈元的影响仅仅是历史系的一个班。又说“北大的林昭、张元勋，人大的林希翎，……当时他们可能什么都还不知道”。林希翎在北大的演讲就大谈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怎么不知道？这些都是毫无根据的“笔者推断”。
“北大‘五一九’以后（5.19这一天，北大自发鸣放开始），沈元虽然也同意人大林希翎、北大谭天荣的一些观点，却不同意他们‘煽动情绪，搞得燕园之大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他在大饭厅前的辩论台上与他们多次辩论，在老同学眼里沈元是标准的左派。”
9，沈元没有在辩论台上与林希翎、谭天荣辩论过，一次也没有，更谈不上“多次辩论”。沈元，把他打成“右派分子”是时代的错误，但也不要把他说得十全十美。“在老同学眼里沈元是标准的左派”，完全是瞎说，没有一个老同学这样认为。沈元平时高傲自大，目中无人。他在班上是比较脱离群众的，他们423号房间形成一个小圈子，除了沈元自己，他的群众只有三个人，后来也都“反戈一击”了。他被点名为“右派分子”后，与中学老同学宋诒瑞有一次谈心。宋在《他“出事了！”》这篇文章中记载：“反右开始后，他也已经感到有些不妙，上半年总算没事，想不到还是逃不过。他还说，党支部书记郭罗基很同情他，可能是不同意把他划为右派的，但是他一个人说了没用。‘我平时得罪的人太多’。”他意识到“平时得罪的人太多”，想要挽回已经来不及了。当年我是忠诚的共产党员，我想保护沈元过关，为党留住人才。如果只是班上被沈元得罪的人起哄，我还能抵挡得住，上面的决定我就抵挡不住了。结果，非但沈元被打成“右派分子”，我也落得一个“包庇右派分子沈元”的罪名，被指为犯了“右倾错误”。按当时流行的逻辑，“包庇右派分子的人也是右派分子”。对我还算客气，没有打成“也是右派分子”。
“据保护过沈元的郭罗基称：文革中，沈元实在忍受不住批斗和躲藏，居然异想天开，用鞋油涂黑脸面，于1968年4月化妆成黑人，闯进非洲国家马里驻华大使馆寻求政治避难。当时马里是和中共极为友好的国家，大使哪里敢收留他？于是立刻通报中国政府把他逮捕。”
10,沈元进入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以后的经历，都是黎澍告诉我的，文革中的遭遇讲得尤为详尽。文革初期，批斗黎澍，沈元陪斗；沈元被捕后进行批斗，黎澍陪斗。因此他不仅是见证人，也是当事人、同案人。他的叙述就是确凿的证词。1986年12月16日，我们进行了一次长谈，我作了详细记录。黎澍说：“现在我们写出来也无处发表﹐等到将来有处发表的时候再写﹐可能我已经不在了。这样吧﹐你把我说的记下来﹐拜托你代笔了。”不幸而言中，两年后的12月9日，黎澍离开了人间。我要对亡友负责，传达他所提供的事实真相，驳斥谎言，阻止流传。
黎澍告诉我，沈元化妆成黑人，用的是油彩，不是鞋油。我问过他：“有没有人帮沈元化妆？”他回答：“没有。他在文化用品商店买了油彩，自己化妆的。”沈元的姐姐是演员，他不会不知道化妆是用油彩，不是用鞋油。
我特地作一番实验，用鞋油涂在手臂上，结果怎么样？结果是花的，说明鞋油不能成为化妆材料。黑人的“黑”，即使是黑非洲人，也没有黑到鞋油的程度，把鞋油在脸上涂匀了，也不像黑人，而是怪物。70年代末，歌手朱明瑛演唱非洲歌曲，化妆成黑人，全身涂满油彩，而不是鞋油。
说沈元用鞋油涂黑了脸，化妆成黑人，是追求戏剧化情节，完全不顾事实。
11，我的文章明明说：“1968年夏天﹐沈元化裝成黑人闖進蘇聯駐中國大使館。……過了幾天又去﹐被逮捕。”《被枪决》的作者却说沈元“闯进非洲国家马里驻华大使馆寻求政治避难”，还说这是“郭罗基称”。歪曲篡改，是不是太大胆了一点？
沈元闯的不是马里驻华大使馆，而是苏联驻华大使馆。他去了两次。第一次，不是“1968年4月”，而是1968年8月。这一次进去了，交谈的内容不得而知。第二次，9月1日又去时被逮捕。
1970年2月11日，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名义发出的《通知》，开列了55名罪犯，交群众讨论。沈元名列其中的第19，在叙述他的罪行时，无意中透露了一点真相。《通知》上说，沈元“……企图叛国投敌，于1968年9月1日，化装成黑人，闯入了外国驻华使馆，散布大量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污蔑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说的是“闯入了外国驻华使馆”，完成式。闯入后干了什么？“散布大量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污蔑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闯入了”是不能抓人的，因为大使馆是外国的领地。9月1日被抓，这一次应该是没有“闯入”。按照官方的发布的情节，沈元到外国驻华使馆去了两次：一次，进去了，所以才会有“恶毒攻击”、“污蔑攻击”等情；一次，没进去，所以才会被抓。
刘志琴，先是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学术处的工作人员，后为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她说：“文革结束后我调到近代史所，那时沈元已按投靠苏修的罪名处死有年了，到所后我从人事处处长陈恕那里得知，沈元之所以逃往苏联大使馆，实在是被逼无奈”。她是听学部人事处处长讲的，我是听同案人黎澍讲的，这都是权威的消息来源。盛传沈元闯的是马里或某非洲国家大使馆，没有消息来源。大概以为沈元化妆成黑人，闯的一定是黑人的大使馆。这是低智商的推测。他为什么化妆成黑人？刘志琴说了，他“以为可混过大使馆的门卫”。那些低智商的人可能还不知道，大使馆的门卫都是中国人。沈元第一次果然混过了苏联大使馆的门卫。苏联人为什么不收留他？刘志琴的解释：“他身处社会的最低层，没有任何情报可出卖，两手空空，一 无所有，只是为保命逃到苏联大使馆，岂能被收留？”（刘志琴的言论见《沈元：一代知识分子的伤痛》，《炎黄春秋》2006年第5期）
我最初看到沈元闯非洲驻华使馆的说法，来自刘再复：“沈元化妆成黑人，闯进非洲某国驻华使馆要求政治避难，但没有成功，已被逮捕。”（《面对受屈辱的亡灵》，《明报月刊》2002年6月号）刘再复不是消息源，他是听到的“突然传来”的消息。不知始作俑者是谁？但刘再复没有动脑子，传播了失实的流言。我是一年以后看到他的文章的，随即给《明报月刊》写了一信，纠正他的两点错误。其中一点，就是：“沈元化妆成黑人，意欲闯进苏联驻华大使馆，不是‘一个非洲国家的驻华使馆’。如果是非洲国家的驻华使馆倒好了，不至于犯‘叛国投敌’罪，因为非洲国家都是中国的友好国家。而沈元也不会愚蠢到向一个与中国友好的国家寻求政治避难。”（《明报月刊》2003年4月号）我的驳斥主要是两点：第一，沈元不会向一个与中国友好的国家寻求政治避难。这是智商低于沈元的人编造出来的故事。第二，中国当局不可能判“叛国投敌”罪，如果将马里或“某个非洲国家”判为“敌”，将引起外交纠纷。
中国当局将沈元闯苏联驻华大使馆判为“叛国投敌”也是没有法律根据的。苏联和中国没有宣战，不成其为敌国。中国批判苏联为修正主义，修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顶多为是非问题，不是敌我问题。即使投奔蘇聯是“叛國投敵”﹐未成事實﹐只能说是“叛國投敵”未遂﹐沒有死罪。其实，判沈元“叛国投敌”并不理直气壮，只说“外国驻华使馆”，故隐“苏联”其名，以免引起苏联的反应。
网上“文革博物馆”的主持人王友琴，在她的《文革受难者》一书中记载：“沈元，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人员，一九五七年被划成‘右派分子’，文革中遭受更多迫害。他在身上涂抹了黑色鞋油，假扮成黑人，进入一非洲国家大使馆，请求他们帮助他离开中国，结果被中国政府逮捕。在‘打击反革命运动’中，沈元在一九七零年三月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当时三十多岁。”王友琴也采信了谬传，问题就严重了，将这些胡说八道的东西列入“文革博物馆”，将助长谬种流传。
黎澍总结教训，认为沈元死于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沈元本人的无知和大家的无知。沈元两手空空，投奔苏联大使馆，以为可以改变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命运，即属无知。而编造故事，说沈元投奔的是马里或某个非洲国家大使馆，以为与中国友好的国家可以帮助沈元改变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命运，比沈元更为无知。
12，沈元被捕的地点是在苏联驻华大使馆门口，而不是马里驻华大使馆“通报中国政府把他逮捕”的。沈元大概以为已经进去过一次，没有问题，直往里闯。不料门口站岗的解放军战士一把拉住，他手上的油彩被抹去，发现是个假黑人，于是当场逮捕。
《被枪决》的作者将我的《哀沈元》列为“参考文献”。以上12条，都歪曲了我在《哀沈元》中的叙述。胡说任你胡说，请不要挂在郭罗基的名下。
2016年7月16日于美国奥马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