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位著名教授和四位大学校长在《光明日报•国学版》连续发表建立国学一级学科的座谈纪要（见《光明日报》2009年10月12日，12月21日、28日国学版。），有一些看法我是同意的，但也有不少关键性的涉及“学理”或“意义”论点，不敢苟同，还有些我不知其然，故请教与质疑交织在一起。所引对方论点均见《光明日报•国学版》，不一一注明。引作者论点不著姓名，均用“或曰”，但我赞同的会提到尊名。

或曰：“国学作为一个学科，是无可争辩的事情，是一个并不需要过多学理论证的问题。”我们的体制，建立“学科”由行政决定，但是“学理”、“意义”不会随行政运转，我个人仍要质疑和讨论。

一、国学的对象是什么？

建立国学一级学科是四校长、六教授的共识，但对什么是国学，认识却有很大差别，这里不妨胪列一下：

1、或曰:“国学的边际没有弄清楚,哪些是必备的东西,哪些是专长的东西,专和博的关系怎么处理,到现在为止我们的课程还是有一定问题的,只能是有什么人开什么课。 ”

2、或曰: “山东大学对国学学科建设上有不同理解，这是正常的。学术问题由学者们讨论，如果只有一种观点，反而就不正常了。”

3、或曰: “有一个问题是,到底国学是什么,国学学科怎么定位,国学课程怎么设计?这些问题从国学院成立以来还是有点模模糊糊的。我跟冯其庸先生有过一次通信提到“大国学”,但是大到什么程度,“新国学”新到什么程度,还是需要展开讨论的。” “国学有广、中、狭三种定义。广义的国学可以理解为中华文化，但狭义的国学，常把它定义为“国故”或通常理解为四书五经。” “我觉得一般我们还是取中义为好,狭义的国学是一种专门之学。我觉得,国学既是一门通学,也是一门专学。”

4、或曰: “国学就是中国固有的传统学术及其研究的学问”，“也就是以经史子集为主体”。

5、或曰：“用儒家思想表征我们的民族传统与精神应是最佳选择。”

6、或曰: 是“老祖宗”的“传统学术”。

7、或曰: “不要让少数民族看来，你们这个国学仅仅是你们汉族的学问，与我们没有关系。如果我们今天的国学仅仅局限于汉族这一块，显然会是残缺不全的，既不符合实际，也不利于民族的团结与国家的统一。我们必须特别强调，今天的国学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之学，五十六个民族个个有份，弘扬它也是个个有责。总之，我们的大国学首先应该是超越汉族的。”“现在我们提倡的“大国学”“新国学”。”这个“大国学”“新国学”是否就是季羡林先生说的的“大国学”呢？

8、或曰: “国学就是中国学术文化的整体。”（引者注：没有明确传统与现代之分，从字面理解应该包括古与今的“整体”）。

暂且不说学界关于国学的定义其他说法，也不说另一种声音，即认为国学难以成为一门特定的学科。

十位校长、教授都主张把国学建立为一级学科，但十位先生的说法分歧竟是如此之大，或如此不确定，试问，按哪一种界定组建一级学科？是五十六个民族在内的“大国学”、“新国学”呢？是“中国学术文化的整体”呢？是“老祖宗”的“传统学术”呢？是“经史子集”呢？还是“儒学”呢？

纪宝成先生说：“研究和学术是没有禁区的，学科设置应该和研究没有禁区相适应。”前一句很精当，国学范围很广泛，研究者尽可自由驰骋；但后一句则要看在那个范围？如果有些院校有积极性，尽可试验，建立专业的权力应该是学校自主权，自立“户口”。但不要自立“户口”就把所有学校也都纳入户籍管理范围。我们的体制是一统性的（我认为应该弱化一统性，也不宜作为分“蛋糕”的依据）。建立一级学科一下子就覆盖整个高等院校，呼啦啦会冒出一片国学专业。连对象都一时难于理清的情况下，国家有关部门不宜用一统的行政方式匆忙建立一级学科。

不要说教授、大学校长，就是普通公民也有提议建立某种学科的建议权，但同样，不管是谁，也都有质疑权，即使建立了，也应允许人有反思和评论权。

这里我还要特别说一点，在论说“国学”者当中，比较多的学者认为国学的对象是“传统文化”，而其核心是儒学和经学。试问，如果建立这样的一级学科，如何面对近现代文化？如何面对世界化文化？诸公反复地强调，国学是“通学”、能培养“通才”，在我看来，如果把国学锁定在“传统文化”范围，在现在的学术大背景下，只能是培养“专才”、“偏才”，很难是“通才”。

面对上述情况，怎么就“不需要过多学理论证”？怎么“国学作为一个学科已经没有太多必要去争议或者去阻碍”？掌握资源者可以恃势而行，但杜塞言路，是不可取的。

二、国学有“废”的问题吗？

或曰：“是否设立国学学科也就关系到国学的兴废。”

这些话听起来怪吓人的，不设“国学学科”国学就中断了。这中有两个问题应该分开：

其一是，设不设国学学科与对国学的研究是两回事。什么是国学，前边说了，迄无定论，我们暂定国学指的是传统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研究，不管是１９４９年以前或以后，有“废”的问题吗？大家津津乐道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办了几年就中止了，清华学人是否也就终止了传统文化的研究呢？显然不是。其他学校也作如是观。４９年以后没有组建过“国学学科”，试问传统文化研究终断了吗？“文革”时期似乎把传统都割断了，其实是误解。我在《关于倡导国学几个问题的质疑》一文中说过，“文革”中“国学”也没有断，尽管是畸形，但那也是国学的一种存在形式。

改革这三十年来，传统文化研究恢复了健康的发展，应该说其发展规模和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就我的观察，没有哪个领域被舍弃，也不存在禁区，研究“经学”的著作也很多，何谈“废”的问题；如果有“废”的问题，是怎么“废”的，“废”了哪些？请举出实证。

其二是，组建了“国学学科”是否就包揽传统文化研究？现在有关学科几乎都有“史”的部分，其中都有研究中国传统文化部分，难道组建国学一级学科要把这些都收在麾下？不收在麾下，势必犬牙交错，重复设置。

我们应面对事实说话，提议组建“国学学科”固无不可，有不同意见尽可争论，没有必要提到“兴废”的高度，更不能把前人的成果都否定了，这类危言耸听的辞最好少用！我们对老祖宗的研究席位已经相当多了，不是可怜兮兮的！

三、蔡元培取消“经学”是激进主义吗？

或曰：“1912年，当时蔡元培任民国教育总长，把八科变成了七科，把经学砍掉了。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在中国人的眼中消失了。…我们得承认，当时的激进主义也造成了不良的后果。”蔡先生们是在学制上取消了经学，其实在蔡先生之前，早在1906年，章太炎在日本主讲国学就取消了“经学”，是否是激进主义之师？

徐显明先生有段精彩的论述：“狭义的国学，常把它定义为‘国故’或通常理解为四书五经，对此我们不能忘记它在历史上曾经被演变为封建礼教，而礼教是吃人的，也就是说，它有封建意识形态的功能。所以现在我们复兴国学，对于其糟粕的方面要予以充分的警惕。其二是还要关照到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对于今天的意义，不能因为要复兴国学而否定五四和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使新文化运动达到了高潮，给我们带来了科学、民主、人权、法治、人道、理性，这些成果在今天仍然是我们制度与精神的文明形态，而且它们恰恰是传统国学中所缺乏的。”

徐先生的上述论述未必是直接回应所谓的激进主义，但我认为在事实上把问题回答了。

经学是与帝王制度是相配套的观念形态，其核心是三纲五常，其顶端矗立的是专制的帝王。帝制被推翻了，难道还应尊孔读经？蔡元培取消经学是激进主义，看来袁世凯恢复尊孔读经则倒应该了是正当的了！蔡元培取消经学科“造成了不良的后果”，希望提出此论的先生能细细道来，给予论证。

近若干年来，激进主义基本上是一个否定性的概念，使用这个概念应慎重，必须用时要有具体论证，且不可乱戴帽子。

四、国学的核心价值是和谐吗？

或曰：“国学”“儒学”的的核心价值观，是“和谐”、“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等等。对此我多有疑问：

首先，对国学的范围的认识有那么多分歧，从哪里入手概括它的核心价值？如果国学大体等同于儒学，上述概括是否准确，另当别论，总是一家之言。但我们能用儒学的核心价值等同于国学的核心价值吗？我认为是不妥的。原因很简单，国学的范围比儒学大的多。

其次，就说“和谐”吧，试问与当时的社会结构是什么关系？社会结构是以“和谐”为主吗？这个问题涉及古代社会基本结构的大问题，在这里不能细说。我只说一句话：古代社会是一个矛盾重重的社会形态，与其相应的观念不可能用“和谐”来概括，只能在矛盾中陈述。

第三，我们暂时把范围缩小到儒学，难道其核心价值就是“和谐”？从儒家学说上看，既讲和谐，又讲等级贵贱，如孔子说的：“贵贱不愆”、“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儒家说的是金子塔式的和谐，这能与现代公民社会的和谐同日而语吗？我与倡导儒家和谐论诸位先生的分歧，就在这点上，这是一个事实判断问题。至于儒家金字塔式的和谐在历史上的作用，是另一层次的问题。

五、给国学“注入精华”问题

或曰：“充分汲取和借鉴世界尤其是欧美近现代文化中的精华成分，给国学注入新的生机，升华新的境界。”如果这是一种学术理念，是不能不较真的。国学既然是“老祖宗”的“中国的传统学术”，那它已成为历史事实，历史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任何力量也无法改变，给它“注入”什么？当然，对面历史有个诠释问题，会加入了“我”的因素，但不管“我”怎样诠释，有一条前提是绝对不能动的，这就是不能改铸历史事实。把“欧美近现代文化中的精华成分”“注入”到国学中去，那还是“国学”吗？如果对历史可以实行“注入”，你这样“注入”，我那样“注入”，他也可以随意“注入”，那历史会变成什么样子？“注入”法如果成立，孔子就可以变成马克思或别的什么人了！

我们是现代人，谁也难免不犯“倒贴金”的毛病，但这种从理论上公开张扬整体性的“倒贴金”，无论如何是历史学的大忌。

六、国学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吗？

或曰：“传统文化是全世界华人共同的精神家园，对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增进世界华人的沟通、交流，是非常重要的。”或曰：“复兴国学，其实是在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中华民族延绵不断的独特文明和中华民族独有的生活方式三个层面来寻找其必然性的。”

建设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任务。对此有几个基本问题要加以区分：

其一，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是历史范畴，不同时代不尽相同，甚至有质的差别。现实的精神家园的主体不可能是“传统文化”，我们的精神家园正如我们的社会形态正在探索、创造过程一样，也同样处于探索、创造过程之中。但有一点是明确的，这就是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方向进行探索和创造。我认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尽管可以从传统文化中吸取某些营养，但两者有着质的差别。有的先生提出我们又面临新的“轴心时代”，我很赞成，新的“轴心时代”一定以新的思想创造为特征。

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同样是历史的范畴，国学作为传统文化，在现实的凝聚力、向心力中是个辅助性的因素，不宜过分张扬其意义。

其二、“传统文化是全世界华人共同的精神家园”的提法是不符合实际的。世界华人的文化分野是不可忽视的事实，因此这种提法具有很强的犯他性。我认为不应提出建立“全世界华人共同的精神家园”的构想。

其三、说到“中华民族延绵不断的独特文明和中华民族独有的生活方式”，我对“独特”“独有”的提法不太认同。从全球通史看，“独特”“独有”与封闭程度成正比；交流越频繁，“独特”“独有”成分就相对弱化，甚至边缘化。面对发展，无须留恋“独特”“独有”。 中华民族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融合”的过程，融合是主体性的，“独特”“独有”是辅助性的、相对性的因素。

七、能把国学提到“不仅仅是道德建设的需要，也是治国理政的需要”这样高度吗？

道德无疑有其连续性，但其核心部分一定是随时代而变化的。我一再强调，思想观念的时段性与时代内容是首先应关注的问题。我们现在的社会形态与传统社会的形态有着明显的差别，道德概念虽然很多相同，但基点是有本质区别的。国学中的道德以儒家为主，而儒家道德又以“三纲”为核心。“三纲”控制下的道德，是以依附性为基础的。这与现代社会以公民平等为基础的道德显然有质的不同。我们国家处于转型时期，同样，社会道德的主体部分也处于再创造时期。从传统中能直接承继过来的道德观念是很有限的。我要特别强调，以法制为基础的道德，是建设新时期道德的基础。人们常常惊呼人欲横流，面对人欲，我们不应该学鲧治水的方式，而应学大禹的疏导方式，用法律来规范人欲，使其顺流。人们要在博弈、契约、遵法的实践中建立新型的诚信，这与以自然经济为背景的古典诚信有时代的差别。忠、孝是传统道德的核心，现在我们也还讲，但与历史上的忠、孝能同日而语吗？在道德领域，当前的主要事情是根据新情况建立新道德，新道德基本精神不可能来自国学，而是现实社会关系的升华。

把国学提高到“治国理政”的高度，似乎也有点离谱。在大体像同的社会形态里，历史有资治通鉴的作用；社会形态发生了变化，前一时期的历史，其资治通鉴作用就很有限，在这方面我们有过沉重的教训。政治高人是精通国学的超级大师，也是用国学治国理政的大试验家，效果如何？人所共知。时代不同了，是不可能用先王之法来治现实之政的。这个教训倒是应该认真总结一下！遗憾的是，至今尚阙如！

“治国理政”的核心问题是科学与民主，是对现实的把握，这需要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综合力。过分夸大国学“治国理政”的意义，既不符合实际，也有违历史进程和时代的变化。

八、国学（传统文化）是我们的软实力中“最大的优势”吗？

或曰：“那么我们的软实力是什么?我觉得中华的传统文化是我们最大的优势，也是我们最大的特色。所以从这一点上看，我们需要重视并大力扶持国学学科。”

什么是软实力？人们的看法不尽相同，但大致说来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特指一个国家依靠政治制度的吸引力、文化价值的感召力和国民形象的亲和力等释放出来的无形影响力。”我不否认传统文化是我们的软实力中的一项，但说是“最大的优势”，显然过分夸大了。

我们现在的软实力是以我们的硬实力为基础的，与硬实力相配套的，其“最大的优势”的是改革、开放、民主、科学、公民等精神的发展和提升，概括一句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精神文明、和平外交等，怎么能是传统文化的国学？当然，伴随我们硬实力的提高，国学也相对彰显，但无论是对内与对外，国学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处于“最大的优势”地位。道理很简单，国学是古典的东西，时下说的软实力是现代性的。我认为，不能为提倡国学而过分夸大它的意义。

九、“国学是中华文化的”的“最大公约数”吗？

或曰：“要在传播自己的思想时赢得最广大的人们的认同，即找到文化的‘最大公约数’”。提出“中华文化的”的“最大公约数”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但论者给出答的案是两个字：国学。对此我要发疑：理由是什么？从何说起？

要说“最大公约数”，肯定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不仅有时代、范围等复杂问题，还有真理、科学、规律、习俗等判断标准问题。这些问题不论述，很难就径直宣布什么是“最大公约数”。

如果说“国学”是“最大公约数”，究竟指什么时代？是古代，还是现代？

前边说到，时下对国学范围的认识差别那么大，在哪个范围内说“最大公约数”？

前边引用徐显明先生说的吃人的“礼教”、“封建意识形态”，包括在“最大公约数”中吗？

这些问题没有讨论和论证，硬棒棒地说中华文化“最大公约数”是“国学”，恐怕难以成立。

或曰：“儒学在世界范围内被认识和接受是一种历史必然”，对此我也感到很难理解。“被认识”，没有疑义，任何一个事物，包括儒学，都可以“在世界范围内被认识”，但在世界范围内“被接受”我就不理解其含义是什么了，试问：在何种意义上“被接受”？“被”谁接受？怎么就能“被”？至于又怎么成为“一种历史必然”，我更难理解，请论者能给予论证。

论者接着又说：“用儒家思想表征我们的民族传统与精神应是最佳选择。”我也不理解其中的具体内涵。我的问题是：其一、这指的是什么时代？包括现代吗？如果包括现代，肯定不宜；其二、我要再三引证论者自己的话：难道吃人的“封建礼教”也在“最佳选择”之中吗？其三、即使限于古代，儒家首先是官方意识形态，试问，只“选择”儒家为“表征”合适吗？其他学说、流派、社会观念等等都排斥在“表征”之外吗？

我的疑问和需请教的问题还不止这些，以后有机会再提出。（此为全文初稿，与正式发表文章有出入。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4月8、15日第4版连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