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词人身份观念的自觉与演进隐含着词作者对抗作为“大他者”的儒学价值所带来的焦虑的过程。“词人”在词出现之前，多指长于文辞的人或辞赋的作者，常被儒家价值体系排斥在外。词作者在南宋获得身份自觉，便挪用了“词人”作为专门称呼，形成“词人—文人”身份模式。这与南宋身份较低的专业文人没有沉重的儒学思想包袱密切相关。北宋时词的内容多被认为与作者真实情感无关，被排除在“言志”的儒家诗学传统之外。直到明代，“词如其人”成为不言自明的观念，作者与作品的同一关系被建立起来，词成为可以表露“志”的文体，这是进入儒学文体谱系、消弭身份焦虑的前提。随着清代学术风气转向实证，作为经生的学者参与到词的创作中，常州词派以学术思维从事词的创作和研究，形成了“学人之词”，进而形成“词人—学者”的身份观念。至此，词人身份彻底结束了与儒学价值偏离所带来的焦虑。这样的身份观念也促成了传统词学的形成，进而影响到现代词学的发展。
关键词：词人；身份观念；焦虑；词如其人
词作为一种后起的文学形式，自诞生始便游离于作为“大他者”的儒学价值之外，这也造成了士大夫参与词的创作后，始终伴随着“偏离的焦虑”。在唐和北宋时期，擅长填词就常常被认为是不值得夸耀的，词作内容也不被认为与作者本人情志相关。随着词体日益被尊崇，词人身份开始走向自觉，作者和作品之间的同一性逐渐建立起来，从而被儒家道德体系所接受，在清代形成了“词人—学者”的身份。词人身份观念演变的背后隐含着词体由偏离儒学价值到逐渐皈依儒学价值的过程，也是一个与“大他者”对话并对抗焦虑的过程。
作者身份的考察是文学研究的重要维度。在词学领域，历来论家多着眼于词作者的客观身份，再以此为契机讨论作者如何进行词的写作，如晏殊的士大夫身份、柳永的专业词人身份、辛弃疾的统兵文臣身份等，但对词人的身份观念本身却鲜少讨论。探究词人身份观念的自觉及演进，并揭示其词史上的意义是本文的目的所在。
一、 焦虑中的自觉：“词人”的命名与身份的自觉
获得专属称谓意味着词人身份的自觉。词兴起于晚唐五代，据施蛰存考证，南宋以前“词”还没有被用来称呼这种新兴的文体，更多是呼之以“曲子词”“长短句”“近体乐府”。所以当这一文学形式以歌词面貌出现时，其创作者也暂未获得“词人”这一称谓，那么在这之前是否有其他称谓作为词作者的称呼呢？本节试图考察词作者称谓的获得，大致确定其观念自觉的时间，进而审视其时的身份观念。
（一） “诗客”“词客”之称非词人身份自觉的标志
欧阳炯《花间集序》中谓《花间集》“集近来诗客曲子词五百首”，“诗客”是今可见较早的对词作者的称呼。然而，这一称呼颇具迷惑性，从字面看，让人误以为词作者的身份多是诗人，其实“诗客”与“诗人”意蕴不尽相同。
首先，“诗客”不仅仅指作诗的人。如罗隐《往年进士赵能卿尝话金庭胜事见示叙》：“会稽诗客赵能卿，往岁相逢话石城。” 赵能卿不以诗名，诗题谓“话金庭盛事”，又云“相逢话石城”，所用文体当非诗歌，可见此处“诗客”并非指诗人，而是指长于文辞的人。辛弃疾《好事近》：“花月赏心天，抬举多情诗客。” 以诗客自谓，但显然也不是自称诗人。“诗人”一词多有褒义，盖因诗体可上溯《诗经》，符合儒家思想的价值要求。而“诗客”有时则多了几分放浪形骸的味道，如白居易《写愧怀》：“爱琴爱酒爱诗客，多贱多穷多苦辛。” 戴复古《贫作负恩人为何宏甫作》：“狂为好诗客，贫作负恩人。” “诗客”还常常与饮酒并提，称作“诗酒客”，如白居易《送李校书趁寒食归义兴山居》：“大见腾腾诗酒客，不忧生计似君稀。” 李频《府试观兰亭图》：“不知诗酒客，谁更慕前欢？” 刘兼《新回车院筵上作》：“因问满筵诗酒客，锦江何处有鲈鱼。”
其次，在词确立文体并获得独立名称之前，以“诗”称“词”时见于宋人语。如陈世修《〈阳春集〉序》中云“为之歌诗，以吟咏性情”，称词为“歌诗”。刘攽《见苏子瞻所作小诗因寄》有句云“喜闻乐府短长诗”，其中“乐府短长诗”即指词。又，黄庭坚《答郭英发帖》云：“东坡公听琵琶一曲奇甚。试用澄心纸写去，因诗句豪壮，颇增笔势。或有嘉石，试刊之斋中，亦一奇事也。” 文中所言指苏轼括韩愈《听颖师弹琴》诗，作《水调歌头》（昵昵儿女语），而黄庭坚言其《水调歌头》词“诗句豪壮”。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云：“忠愍诗思悽惋，盖富于情者，如《江南春》云……全与此诗意不相类。” 胡仔为两宋之际人，依然以“诗”称寇准《江南春》词。可见，“诗”也常常作为一个笼统的称呼使用，而所谓“诗客”当然也可以只是比较含糊的说法，不能与“诗人”等而视之。
再来考察《花间集》的作者。《花间集》收晚唐五代词人18家，除温庭筠外，众人存词数量多与诗作数量相近，甚至大于诗，如皇甫松：《全唐诗》收诗13首，《花间集》收词12首；欧阳炯：《全唐诗》收诗6首，《花间集》收词17首；孙光宪：《全唐诗》收诗8首，《花间集》收词61首；李珣：《全唐诗》收诗3首，《花间集》收词37首。考虑到诗歌的地位远远在词之上，作者和编者对诗作的重视远甚于词，在流传过程中词散佚的可能性也超过诗歌，所以恐怕这些作者的诗词实际创作数量相差更大。通过对目前仅存作品数量的比对，我们可以知道《花间集》所收录的作者很多并不以作诗闻名，如果“诗客”指诗人恐怕并不恰当。《花间集序》里认为词是绮筵公子、绣幌佳人吟咏歌唱之辞，并无推崇之意，这也与“诗客”所包含的使酒放旷的形象相符。
相对于指作诗之人的“诗客”，对于作词之人，宋代有“词客”的称呼。《岁时广记》引《蕙亩拾英集》云：
锦官官妓尹氏，时号为诗客，今蜀中有诗客传是也。诗客有女弟，工词，号词客，亦有传。蔡尹因重九令赋词，以“九”为韵，不得用“重九”字，即席作《西江月》云：……词客本士族，蔡尹情而与之出籍。王帅继镇，闻其名，追之。……”
“词客”多指擅文辞之人，如《五代史补》载康知训等言：“秦王好文，交游者多词客。” 《蕙亩拾英集》载成都官妓尹氏与其妹因善作诗词，分别号诗客、词客，显然“词客”在这里是指善于作词的人。文中蔡尹、王帅指蔡京、王觌，蔡京元祐七年（1092）知成都，王觌于绍圣元年（1094）继任。然而，此事当属杜撰，改编自《能改斋漫录》所载蔡京道过苏州时官妓苏琼即席作词事，故“词客”称呼的出现不能认定为元祐绍圣时。《蕙亩拾英集》久佚，成书时间难以确考，《永乐大典》录是书所载黄公举妻诗，黄公举或为南宋孝宗时人，而对《蕙亩拾英集》多有引用的《岁时广记》成书于嘉泰二年（1202）至宝庆（1226）二年间，据此可大致推测《蕙亩拾英集》撰于南宋中期，“词客”的称呼也大概见于此时。
综上可知，《花间集序》中将词作者身份称为“诗客”，并不是强调作词者是诗人，而是将其定位为长于文辞、嗜酒放浪的文人，以“诗客曲子词”名之，与民间曲子相区别。“词客”的称呼也相对较晚，并非《蕙亩拾英集》中所声称的北宋。所以“诗客”和“词客”皆非词人身份自觉的标志。
（二） “词人”的命名与价值内涵
“词人”在词作为一种新兴文学样式被命名之前就已经出现，使用已有名词命名新生事物，其本身的丰富内涵成为命名时的前理解。
在早期文献中，“词”与“辞”常常通用，“词人”即写作“辞人”。“辞人”在汉代已经出现，扬雄在《法言》中将“辞人”与“诗人”对举：“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扬雄早年嗜好辞赋，然而他后期的文学思想为明道、宗经、征圣的观念所主导，对早年曾耽于此而颇感懊悔，认为辞赋“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扬雄所谓的辞人有两个层面的意思，其一指长于文辞的人，其二指辞赋的作者，辞赋作者本身“皆好辞而以赋著称”。在词出现以前，“词人”在文学史上也往往带着扬雄所使用的两方面意思，如《文心雕龙·辨骚》：“衣被词人，非一代也。” 《诠赋》：“秦世不文，颇有杂赋。汉初词人，顺流而作。” 皆指辞赋的作者。《梁书·沈约传》：“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寤……” 《北史·文苑传》：“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 与特定文体无关，泛指以文辞见长的文人。两者相互缠绕构成了“词人”之义，其身份与诗人身份相对，意味着“词人”偏离了儒学价值体系，同时也带有不为正统所认可的意涵。
提及“词人”，古人的感情色彩常常是偏于贬义的。对文辞的过分专注一直为儒学价值观所排斥，所谓“巧言令色者鲜矣仁”。汉代以来文专于文辞之丽的观念逐渐加强，强调珍词丽句的辞赋便被儒学价值观放逐在外。曹植云：“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 唐代尚衡《文道元龟》将文章分为君子之文、志士之文和词士之文：“君子之文为上等，其德全；志士之文为中等，其义全；词士之文为下等，其思全。”所谓“词士”即词人，他认为词士之作强调文辞清丽，但“耻乎质，贵乎情，而忘其志。斯乃颓靡之道焉”。词人重视抒发个人情绪，偏离了儒家的“言志”传统，导致“文成而德丧”，所以词人之作的风靡是儒学价值失落的表现。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将辞人与诗人相对：“诗人篇什，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 “诗人丽则而约言，辞人丽淫而繁句也。” 诗人身份源自《诗经》，在传统批评话语中是儒学价值规训下的正统代表，地位较为尊崇，“词人”与之对举，言下之意则多有贬义。词人的品行也多被指责，如杨愔《文德论》：“古今辞人，皆负才遗行，浇薄险忌。” 词人的地位也多卑下，如唐代高泠然在《与御史高昌宇书》中倾诉自己及第前的悲惨境遇时道：“仆困穷如君之往昔，君之未遇似仆之今朝，因斯而言，相去何远。君是御史，仆是词人，虽贵贱之间与君隔阔；而文章之道，亦谓同声。” 高泠然自谓“词人”，而高昌宇身居御史，显然意味着其身份的卑贱低微。
“词人”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色彩义也并非一成不变。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在推尊运动中，不断向诗学传统靠拢。如班固《离骚序》云：“淮南王安叙《离骚传》，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 刘勰将《辨骚》纳入“文之枢纽”，确立了楚辞为风雅之变的地位。辞赋作者的身份也逐渐获得了儒学价值的认可，如元稹云：“骚人作而怨愤之态繁，然犹去风雅日近，尚相比拟。” 贺贻孙云：“若《骚》则本风人悱恻之意，而沉痛言之耳。” 在专指辞赋作者的意义方面，“词人”获得了升格的空间，也因此“词人”具有了发怨刺之声的指向，如喻汝砺《晁具茨先生诗集序》：“秦汉以来，士有抱奇怀能，留落不遇，往往燥心汗笔，有怨诽懔悷沉抑之思，气候急刻，不能闲远，古之词人皆是也。”同时，因为辞赋也被用来歌咏太平，在这个意义上“词人”的地位也得到了认可。如黄裳在《书乐章集后》为柳词辩污，就认为“太平气象，柳能一写于乐章，所谓词人，盛世之黼藻，岂可废耶”！这里用“词人”称呼柳永，并非将其认定为词的作者，而是以其长于文辞，铺陈歌咏，和辞赋的作者一样歌颂大宋王朝的太平气象。
柳永在其广为人知的词作《鹤冲天》（黄金榜上）中自称“才子词人”，这是较早的后世公认的专业词人以“词人”自称的例子，但此处的“词人”也并非谓作词之人。“才子词人”常作为固定搭配，如宇文逌《庾信集序》云：“才子词人，莫不师教；王公名贵，尽为虚襟。” 此为对庾信文采的揄扬之语。“才子词人”与“王公名贵”相对，前者指长于文辞但地位不高的文人当以庾信为师，而地位较尊崇的王公名贵面对庾信也虚心谦卑。“才子词人”也作“词人才子”，如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 萧统《文选序》：“词人才子，则名溢于缥囊；飞文染翰，则卷盈乎缃帙。” 又作“词人才士”，如欧阳澈《上皇帝书》：“其或词人才士，身在贫羸，不幸罹于宪网，藉手无金，难以求活。”
“词人才子”大多身份低微，甚至是庶民。如张《朝野佥载》：“天后梁王武三思为张易之作传，云是王子晋后身。于缑氏山立庙，词人才子佞者为诗以咏之，舍人崔融为最。” “词人才子”与“佞者”等同。洪迈《容斋随笔》之“唐昭宗恤录儒士”条：“唐昭宗光化三年十二月，左补阙韦庄奏：‘词人才子，时有遗贤，不霑一命于圣明，没作千年之恨骨。’” “词人才子”与“遗贤”并提。
这样的称呼所指的文人不仅地位卑微，而且还往往沿着“辞人”所蕴含的文化意蕴导源风骚。如《册府元龟·怨刺》小序云：
古者行人之官，每岁孟春振木铎徇于路，采取怨刺之诗，以闻于天子。故《五子之歌》，《风雅》之什，率多怨诽，风刺之言也。骚人已来，作者间出。其或含忠履洁，遭罹谗构，越世高蹈，舍去荣禄。痛国政之颓废，嫉时风之浇竞，因废滞而形赋咏，发愤懑而讥公卿。至于迁斥流落，穷愁困辱，词人才子往往而有，何尝不摭灵均之遐韵，袭长沙之逸轨？托文以示讽，因言以见志，斯可哀也已。若乃负衅而忘悔，长傲而自弃，鲜克内省，形于诋訾，《传》所谓居下流而讪上者，乃仲尼之所恶焉。
《册府元龟》在论述怨刺传统时，将其上溯《诗经》，楚骚继之，作者往往遭罹困顿，发怨刺之声。后世“词人才子”与“辞人”一脉相承，他们沉处下僚，穷愁困辱，发愤懑而讥公卿，摭灵均遐韵，袭长沙逸轨，托文以见志。
柳永以“才子词人”自称，一方面是对自己无官落魄的自嘲，另一方面也是将自己填词唱曲之事推尊至风骚传统之中，给自己所从事的、不被世人所看重的事业赋予一个崇高的地位。这样的称呼因柳词的吟咏而广为人知，也被后世袭用称呼词的作者。如黄大舆《梅苑序》云：
于是录唐以来词人才士之作，以为斋居之玩。目之曰《梅苑》者，诗人之义，托物取兴，屈原制《骚》，盛列芳草，今之所录，盖同一揆。聊书卷目，以贻好事云。
黄大舆于建炎三年（1129）编选《梅苑》，录咏梅词400余首，在序中他将诗骚托物寓兴的传统移植于词，同时采取了“词人才士”这个饱含文化意蕴的词来指称词作者。或许黄大舆本意仍是以之指代长于文辞的文人，但《梅苑》作为一部体现编录者尊体观念的专门词选，“词人才士”带着继轨骚人的自觉，被用来称呼词作者，成为“词人”被广泛使用的契机。这一叫法被王灼沿用：“吾友黄载万歌词，号《乐府广变风》。……载万所居斋前，梅花一株甚盛，因录唐以来词人才士之作凡数百首，为斋居之玩，命曰《梅苑》。”
随着“词”作为这种新兴文体的固有名称，大概在南宋后期“词人”也逐渐成为词作者的称呼，如沈义父《乐府指迷》：“近时词人，多不详看古曲下句命意处，但随俗念过便了。”张炎在《词源》中也多次用“词人”来称呼词作者，如“近代词人，却有用力于此者。倘以为专门之学，亦词家射雕手。” “若词人方始作词，必欲合律，恐无是理。” “今词人才说音律，便以为难，正合前说，所以望望然而去之。”“近代词人用功者多，如《阳春白雪集》，如《绝妙词选》，亦自可观，但所取不精一。”
综上所论，“词人”的称呼在词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其大概有两方面的内涵：一方面指辞赋的作者，一方面指长于文辞之人。它游离于儒学主流价值之外，这也意味着“词人”的命名和自觉是处在焦虑中的。不过辞赋的属性能通于《诗》，如骚赋可以作为变风变雅，大赋可以歌颂太平，所以“词人”也具有升格的潜能。总之，“词人”有着复杂的文化内蕴，南宋时它逐渐成为词作者的专属称谓，标志着词人身份观念走向自觉，而它所裹挟的前理解也是时人对词作者身份的价值认识：偏离于正统，带着身份的焦虑，同时也有着向上的可能。
二、 焦虑中的妥协：词人身份自觉的动因
虽然北宋时期，“词人”尚未有身份的自觉，但苏轼等士大夫高度参与到词的创作活动中来，客观上形成了“士大夫词人”的身份模式。士大夫作为学者与官僚的兼容，他们的词作思想内容也时常体现出作为文人学者或官僚的某一个侧面，带有较为明显的士大夫情趣。正如前文所述，此时长于填词往往难登大雅之堂，被认为是余事、小技，是士大夫官僚们消遣娱乐时的游戏，士大夫当然不会认为填词可以被看作一种身份，更不会觉得自己或同僚担当着“词人”这一角色。质言之，虽然有士大夫和词人的二重身份现象，但却没有词人身份的自觉，更没有形成兼容二重身份的观念。
到了南宋时期，出现了不少非官僚的文学家，他们的地位远远比不上北宋时期的士大夫，大多与权贵来往密切，甚至依赖官僚才能生存，他们精通艺文，在诗词、音乐、绘画等方面多有造诣，可以说是专业的文人。词人身份在南宋也终于获得自觉，其时诸如姜夔、史达祖、吴文英、张炎等与仕途无缘，史达祖、吴文英也只是担任幕僚，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官员。与北宋相比较，他们游离在儒家价值观念的边缘，没有了北宋士大夫来自儒学的沉重包袱，当然也就能直面自己专业文人乃至词人的身份。宋元易代，他们多有漂泊落魄之感，于是更能坦然接受“词人”这一语词本身的内涵，也乐于以词这一文体抒发胸臆。这一方面由于词兴于宋，词的写作本身蕴含着对盛世的缅怀；另一方面，通过词这一相对来说不被重视的文体可以委曲表达黍离之悲，进而形成了“词人—文人”的身份模式。可以说，南宋文学作者的身份由士大夫转向专业文人，是词人身份获得自觉的动因，但这并不意味着焦虑被克服，只是自身身份的低微让作者在焦虑中向现实妥协。
“词人”的称呼也是将词与辞赋等而视之的结果。从功用上看，词与辞赋一样强调词语的华丽，同时也有应制颂圣、歌咏太平的作用；从文体地位上看，辞赋地位十分含糊，一方面是不被儒学价值体系认可的绮语，一方面又通过骚人的身份接续诗的“言志”传统。“词人”的褒贬也时常缠夹不清。用“词人”作为词作者的称呼，也有着同样复杂的情绪，词多被视作疏离于儒学思想的小道，创作小词有损道德，但随着词的雅化，作词也逐渐不再是让士大夫难以启齿的事，文人也开始自编词集。这两个层面彼此纠缠，此消彼长，随着词在文体谱系中地位的日渐上升，词的创作者为了自高身份，“词人”绍续骚人方面的含义占据了上风，将词的传统上接楚辞，南宋词人也逐渐多以楚骚作为词远绍的传统，张炎就提出以“骚雅”作为词的评价标准，词也由此获得了儒学价值体系的认可。
南宋时词人的身份自觉是文人身份低微和词自身发展规律（诗化）合力的结果，所以当明代长于文辞之人地位重新确立后，词又回归到本色浅俗的位置上。明词中衰的原因前人多有论述，但这却是一个久为学者忽略的重要因素。身份的自觉助推了词如其人观念的形成，这一观念的确立将促成词人对抗焦虑的关键一跃。
三、 消弭焦虑的前提：“词如其人”观念的形成
前文已揭示出儒学思想对词人身份观念演进的影响。要克服儒学给作者所带来的身份焦虑，词就必须被纳入儒学文体谱系。这个谱系以宗经为旨，以《诗》为典范，以“言志”为纲领。词作为新兴文体无疑是在儒学文体谱系之外的，词的内容从与作者疏离，到被认为可以反映作者的情志，这是一个在诗学影响下词文体地位升格的过程，也是词人身份由不自觉到自觉，再到克服身份焦虑被士大夫接受的过程。“词如其人”观念的形成既是词人身份观念的重要议题，也是让词人情志与作品内容得以贯通，符合“言志”纲领，从而进入儒学文体谱系、消弭身份焦虑、形成“词人—学者”身份的前提。
五代北宋时期，作词被认为对道德是有害的，但无论是和凝被戏称为“曲子相公”，还是韩维劝诫晏幾道少填小词，对他们道德的损玷都源自作词这一行为，而不是将词的内容与作者的道德直接联系。到了苏轼的时代，普遍观念还是不把词当作言志的产物，作者道德与作品内容之间没有直接联系，如朋九万《乌台诗案》所录苏轼的“供状”，下有“与王诜往来诗赋”“与李清臣写超然台记并诗”“次韵章传”“次刘述吏部诗”“与王汾作碑文”等，是审讯中苏轼对作品有无讥讽朝廷的具体针对性解释的详细记录。供状涵盖诗赋等多种文体，却唯独不录词，但苏轼在被拘押前的词作中对朝廷和新法多有微词，审讯时对词视而不见，可以想见其时的普遍观念并不认为词作是作者意图的真实表达。事后苏轼被贬黄州，因感于诗文创作引火烧身，一再表示自己不再作诗文：“某自窜逐以来，不复作诗与文字。”“自得罪，不复作诗文，公所知也。不惟笔砚荒废，实以多难畏人，然好事者不肯见置，开口得罪，不如且已。” 但黄州时的苏轼却大量作词，据邹同庆《苏轼词编年校注》的编年统计，苏轼可编年词292首，居黄五年就有97首，占三分之一。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词的内容不被时人认为是作者内心情志的反映，所写的词作不会被政敌当作对朝廷不满的证据，于是苏轼在经受打击后“不复作诗文”而大量作词。
虽然北宋时的主流观念不把词当作创作者真实情感的表达，但随着士大夫创作的流行，词开启了诗化进程，“言志”的传统自然也会渗入词中，苏轼等人的以诗为词自觉加速了这一过程。黄庭坚作为苏轼门生，受东坡影响将词看作“诗之流”，认为词要“道人意中事”，作者和作品之间的关系受到强大的诗学传统的影响。黄庭坚认为知人论世是评词的前提，他在《小山集序》中用大量笔墨勾勒出晏幾道为人的超逸不羁，小山词即是将其遗世独立的道德情操贯注其中，认为小山之词并非其道德上的阻碍。
在苏轼等人的变革下，以人论词的风气逐渐盛行起来。如曾丰评价苏轼词道：“文忠苏公，文章妙天下，长短句特其余绪耳，犹有与道德合者。” 将他的词看作诗文余绪，与之文体功能一样也可是道德的体现。王灼在《碧鸡漫志》中反复申述士大夫词，正是对词作者身份是以士大夫为主的强调，他对词与创作主体乖离的现象大加贬斥，认为词要体现作者主体性，应“各自立格，不相沿袭”。对于士大夫词“尚婉媚”的现象王灼多有不满，他将诗作为词的元祖，认为词要与诗一样承担“言志”的职责，把士大夫精神寄寓其中，苏轼被他奉为“指出向上一路”的圭臬。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云：“忠愍诗思悽惋，盖富于情者，如《江南春》云……观此语意，疑若优柔无断者；至其端委朝堂，决澶渊之策，其气锐然，奋仁者之勇，全与此诗意不相类，盖人之难知也如此。”胡仔面对《江南春》的软媚与其作者寇准政治上的果断形成错位时，并没有怀疑词是否能表现作者的情志人品，也未讨论词体本身的特点，而是感慨“人之难知也如此”，可见在他的观念里词与作者的关系已不再疏离。
诗学传统衍生的“文如其人”作为一个应然命题，本身包含着“志”与“情”的对抗。张炎在《词源》中对词须表达作者之志有更为精到的论述：“词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为情所役，则失其雅正之音。” 张炎清楚地揭示出词的雅化要体现符合儒家道德标准的“志”，将婉媚词作归入“言情”之属。张炎认为词需要表达作者的真情实感，但所传达的应是“志”而非“情”，并以柳永和康与之作为反面教材。然而康与之词并非尽是风月软媚语，陈振孙就评价康词其实“颇多佳语”，当今亦有学者为之翻案，认为康词“力避词的轻艳，学习诗之深刻”。究其原因，则是康与之攀附秦桧，构陷良善，在当时就颇有恶名，“世所传康伯可词鄙亵之甚”。可见，张炎对词所传达的作者之意作了合乎伦理道德方面的要求，康与之在南宋时的恶评也可见当时人在评词论词时已经一改北宋风气，词如其人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
在明代，从作者伦理道德方面评词论词俨然成为不言自明的习气，作词也不再是有害道德的事情，反而可以体现高尚情操。如杨慎在《词品》中评朱敦儒词，以其人“天资旷远，有神仙风致”，认为通过《相见欢》（东风吹尽江梅）、《鹧鸪天》（检尽历头冬又残）、《水龙吟》（奇谋报国）“可知其为人”。黄溥论范仲淹《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言：“范文正公为宋名臣，忠在朝廷，功著边徼，读其《秋思》之词，隐然见其忧国忘家之意，信非区区诗人可比。” 陈霆《渚山堂词话》评吴潜《满江红》（柳带榆钱）道：“史称履斋为人豪迈，不肯附权要，然则固肠劲骨者。而抖擞悲凉等句，似亦类其为人。” 稼轩《生查子》（高人千丈崖）表现其高洁脱俗的志趣，李濂评此词云：“辛君志操，于兹见之。” 词还开始普遍拥有道德监察功能。如杨慎《词品》论朱淑真词云：“词则佳矣，岂良人家妇所宜邪。又其《元夕》诗云……与其词意相合，则其行可知矣。” 朱淑真词中男女之情的描写与传统伦理道德相悖，观其词知其行，杨慎由此认为朱氏虽然词作甚佳，但有碍于对女性的道德要求。唐锦在评论辛弃疾时，认为其为韩元吉作的寿词中多谄佞语，对稼轩人品道德而言属“白璧之玷”。
“词如其人”作为一种观念被明确提出则要晚上很多，直到乾隆年间王昶才提出“论词必论其人，与诗同”：
余常谓论词必论其人，与诗同。如晁端礼、万俟雅言、康与之，其人在俳优戏弄之间，词亦庸俗不可耐，周邦彦亦不免于此。至姜氏夔、周氏密诸人，始以博雅擅名，往来江湖，不为富贵所熏灼，是以其词冠于南宋，非北宋之所能及。暨于张氏炎、王氏沂孙，故国遗民，哀时感事，缘情赋物，以写闵周哀郢之思，而词之能事毕矣。世人不察，猥以姜、史同日而语，且举以律君。夫梅溪乃平原省吏，平原之败，梅溪因以受黥，是岂可与白石比量工拙哉！譬犹如名倡妙伎，姿首或有可观，以视瑶台之仙、姑射之处子，臭味区别不可倍蓰算矣。
王昶将词与诗同等看待，认为不但诗如其人，词亦如其人。晁端礼、万俟咏、康与之多应制之作，如同“俳优”，故词亦庸俗，甚至周邦彦也难免其责难。王昶欣赏的是姜夔、周密的“不为富贵所熏灼”，以及张炎、王沂孙的“闵周哀郢之思”，史达祖攀附韩侂胄，品行卑下，即使工于词，其作品也不能与姜夔等人相提并论。王昶作为著名学者，将词与人之间的关系自觉贯通，意味着词也具有与诗文一样可以体现个人德行甚至达到不朽的功用，研经撰史的学人也不再以词人身份为耻，而是可以在儒学思想范围内，将自身的学者身份与词人统一起来。
四、 克服焦虑：“词人—学者”观念的形成
明清易代给士人带来的巨大震动不仅仅在于朝代的更迭，外族入主中原还意味着文化的失坠。在惊惧与耻辱下，士人反思明代覆亡时把矛头指向了有明一代的空疏学风，王学明心见性对智识主义的忽略被认为是导致明亡的重要原因。儒学的自我反思，宗经征圣以挽救世风被士大夫当作文化救亡的途径，顾炎武所谓“经学即理学”，认为应该沿波讨源，在经学中寻求义理，这一文化倾向导致经学以及对经学中圣人之言的解释成为有清一代学风的起点。
对经学的空前推重所带来的是训诂传注之学的繁荣，其原因一方面是对空疏学风的反拨；另一方面则是清廷的高压政策，梁启超谓“文纲太密所逼成”，让士人将精力放在字斟句酌上。《清史稿》谓有清学术“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皓首穷经的汉学致使清人“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段玉裁云“义理、文章未有不由考覈而得者”，甚至言“考覈通乎性与天道”。考据学被认为是通乎义理的必要手段，其重要性被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以至于考据学在清代不仅仅作为方法论，更是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使清代成为传统学术集大成的时代。
在清代学风的影响下，词学走向学术的自觉。吴嘉洤《词林正韵序》云：“夫为事不究其原，犹之勿为也；为学不探其精，犹之勿学也。” 可见清人为事究原的思维已渗透进词学。顾广圻在为秦恩复《词学丛书》所作序中言：
词而言学何也？盖天下有一事则有一学，何独至于词而无之，其在宋、元，如日之升，海内咸睹，夫人而知是有学也，明三百年，其晦矣乎？学固自存，人之词莫肯讲求耳。迨竹垞诸人出于前，樊榭一辈踵于后，则能讲求矣，然未尝揭学之一言以正告天下，若尚有明而未融者，此太史所以大书特书而亟亟不欲缓者欤？吾见是书之行也，填词者得之，循其名，思其义，于《词源》可以得七宫十二调声律一定之学，于《韵释》可以得清浊部类分合配隶之学，于《雅词》等可以博观体制，深寻旨趣，得自来传作，无一字一句任意轻下之学。继自今将复夫人而知有词即有学，无学且无词，而太史之为功于词者非浅鲜矣。
序文开篇便追问词为何言“学”，其原因是“天下有一事则有一学”，显示出清人在学术考据思维的影响下思考词学的倾向。顾千里对明人学风不振表示了不满，所谓“明三百年，其晦矣乎”？由此可见，清人对词的学术探索也是建立在对明代学风反拨的逻辑起点之上。“有词即有学，无学且无词”的观点已可见出学术与创作须臾不离的倾向。
崇尚实证的风气使得词学更追求严谨的考据。《词谱》《词律》《词林正韵》等韵律之学通过细密的考证，定律审音。如凌廷堪《燕乐考原》对燕乐二十八调进行了详细辨析，不为凿空之言，条理严密，是词乐研究的典范之作。在考据思维的影响下，词学更讲求系统性，从清人词话的分类中可见一斑。沈雄《古今词话》分为词话、词品、词辨、词评四个部分，将宋代以来以钩稽本事为主的“词话”单独分门别类，可见沈雄在编录词话时对“词话”的旧概念自觉地认识，题名中的“词话”已是涵盖词学诸多方面的广义概念。江顺诒《词学集成》八卷分为词源、词体、词音、词韵、词派、词法、词境、词品，涉及词体、词论等词学的多个方面，学术的自觉性空前凸显。
进而学人为词成为清代词人与前哲异辙处，钱仲联在《〈全清词〉序》中言：
词人之主盟坛坫或以词雄者，多为学人，朱彝尊、张惠言、周济、龚自珍、陈灃、谭献、刘熙载、俞樾、李慈铭、王闿运、沈曾植、文廷式、曹元忠、张尔田、王国维其尤著者也。盖清贤惩明人空疏不学之敝，昌明实学，迈越唐、宋，诗家称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词家亦学人之词与词人之词合。
钱先生所列诸家，常派之前仅朱彝尊一人，然而竹垞虽治经史，但为词却不被经学影响，谭献便将其词划入“词人之词”，与“学人之词”相别：“阮亭、葆馚一流，为才人之词。宛邻、止庵一派，为学人之词。惟三家是词人之词，与朱、厉同工异曲，其他则旁流羽翼而已。”
学者身份与文人身份的关系大概可分为两种。第一种作者虽然兼具学者与文人两种身份，但学术与文学作品并不紧密相关，即虽然有这样的客观身份现象，但却未形成身份观念；第二种作者具有这两种身份，并且学术与文学作品相互影响，而文学受到学术的影响又可分为作品内容受到学术的影响和创作思维受到学术的影响。因此，学人兼而作词，并不意味着两种身份的兼容重合，朱彝尊、毛奇龄等人在治经研史的时候保持着学者的姿态，但作词时却显示了明显的词人意识，二者并不相容。也就是说，他们虽然有学者和词人的双重身份，但并没有真正形成二者相交融的身份模式和观念。亦如北宋士大夫参与词创作，其身份便已经有学者的成分，但他们的创作实则与“学”无涉，也不以经生自命，在作词时更多显示出官僚或文人的一面。
可以说，“词人—学者”的身份模式和观念是经由常州词派形成的，常州学派本身注重文辞，与其时学风并不相合。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揭示出常州学术的文学渊源：“常州学派有两个源头，一是经学，二是文学，后来渐合为一。他们的经学是《公羊》家经说——用特别眼光去研究孔子的《春秋》，由庄方耕存与、刘申受逢禄开派。他们的文学是阳湖派古文——从桐城派转手而加以解放，由张皋文惠言、李申耆兆洛开派。两派合起来产出一种新精神，就是：想在乾嘉间考证学的基础之上建设顺康间‘经世致用’之学。” 任公将文学与经学分作两途，张惠言作为文学的代表，但将常州学派的文学因素仅仅归因于阳湖文派，只看到了学派产生时的因素。朱惠国在其基础上更进一步，着眼于庄存与家族的文学渊源。但二者对常州学派本身的身份底色探讨都有待深入。
章太炎《訄书·清儒》揭示出常州学人的文士身份：“夫说经尚朴质，而文辞贵优衍，其分涂自然也。文士既以熙荡自喜，又耻不习经典，于是有常州今文之学，务为瑰意眇辞，以便文士。” 蔡长林敏锐地察觉到其时学术上存在两股不同的风气：一为“在野儒学”，为学术而学术，追求客观的实证，是经生之学；一为“庙堂儒学”，以经世致用为核心，追求学术对现实的功用，是文士之学。“文士之所以博综涉猎经史百家，泰半出于应付科举考试之需求，而不见得是出于对学问纯粹的兴趣；他们当然重视经典，不过其经学或学术见解强调的是运用性，故多发于词章策论之中，而非汲汲探求经注诂训之正解。” 也就是说，常州学人以文士的身份治经，将学术以辞章策论的形式展现，与乾嘉考据之习判然有别，这种“文士—经生”的身份意识投射到词学，便形成了“词人—学者”的身份模式和观念。换言之，常州词人是以词展现其经学或学术思想，词人身份是学者身份的延伸，二者互为表里，这让词彻底摆脱了儒学所带来的身份焦虑，也促进了“词之为学”的成熟。
五、 结 语
词作者从最初羞于言作词，到身份自觉，再到词人身份认同，背后隐藏着词体由偏离儒学价值再到契合的过程。词在早期因具有较强的应歌实用性，而被忽略了文本属性，被认为其内容与作者真实情志毫无关系，作词这项活动也是有害于道德的。随着士大夫介入词的创作，主体性在词作中被凸显，苏轼等人以诗为词更是自觉地注入个人情感和士大夫志趣。虽然当时的主流观念还没有把词视为作者情志的表现，但在苏轼的影响下，词与作者之间的关系被拉近，词也逐渐被认为可以反映作者的道德，张炎对词更是作出了“言志”的要求，一方面让“词人”这一身份走向自觉，一方面让词进入儒学价值为导向的文体谱系成为可能。在明代，“词如其人”已经成为不言自明的观念，作者与作品的关系在道德层面被彻底打通。就此，词人完成了从不自觉到自觉，从羞于为词到词可以与儒家道德相合的历程，词人这一身份也逐渐驱散焦虑，完成了儒家思想规训的认证，促成了常州学派对词创作的高度介入。
南宋时期词人身份的自觉和“文人—词人”身份的形成，意味着专业词人身份的出现和接受。但正如前文所述，词人身份观念的演进总是伴随着儒学价值的笼罩，若专业词人的身份得以延续，那么词或长久被放逐在正统之外，得不到士人的认可，或放弃专业词人身份，转而寻求与经生的结合。最终，词学的发展选择了后者，经由常州词派形成了“词人—学者”的身份模式和观念。这一身份的形成解决了作为“大他者”的儒学所带来的身份焦虑，将受儒学影响最深的学者引入到词的领域。他们对词人的身份安然处之，以学者的姿态面对词的创作和进行思考，从而引起词的学术化，促成了词学作为一门学问在清代的成熟。在这一身份观念中，对学者来说，词学既是自我（自己身为作者），又是他者（研究的对象）。这样的身份观念也因为词学的封闭性和传承性而被现代词学延续下来，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影响着词学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