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文化中,人有原罪意识。这与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相反，我们的文化主流是高扬人的价值。从源头上说，人是从那里来的？细分有不同的说法，但作为我们主流文化的回答是十分清晰的，也是十分肯定的，这就是“天生人”或“天生民”。天地是万物之源，而在万物之中人是最贵重的，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我们先哲虽然大讲天人合一，但在实践上更重视“制天命而用之”。这句话是荀子提出的，但在其前，墨子已经讲过人可以通过劳动（他的用语是“力”）从自然中获取和创造自己需要的物品。墨子还深刻地提出，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能劳动创造物品，禽兽仅靠自然物生存。汉代的董仲舒也说：“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欢然有恩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生五谷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养之，服牛乘马，圈豹槛虎，是其得天之灵，贵于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汉书·董仲舒传》）宋儒邵雍也说：“人之所以能灵于万物者，谓其目能收万物之色，耳能收万物之声，鼻能收万物之气，口能收万物之味。”（《皇极经世·观物内篇之二》）总之，从天生万物与人为万物之灵的观点看，在中国主流文化中，人是天地的骄子，没有天生的原罪意识。
但进到社会领域，情况就发生了天上地下的差别。在有关社会关系的主流文化与观念中，只有帝王是“天子”、是最尊贵的。帝王之下的臣民绝对不能称天子，有敢于称天子者，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是取而代之果真当上了天子；二是被杀头。在正常的情况下，臣民们在天子面前都是卑贱者，并形成了普遍性的罪感意识。就是说，在君主面前，一般而言，臣民都是天生的孽种、是君主的负债者、是谬误的载体、是有罪的。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原罪”意识。臣民的罪感意识说来话长，有社会制度、身份等级等等各种因素，对此暂且不论，这里仅从臣民的“自愚”、“自罪”、“请死”说起。
在臣下与君主对应关系中，君主是圣明的，臣下是愚昧的。臣下与君主对话时都要把自愚作为陈述的前提。不管是什么样的进谏，几乎都要称为“愚计”、“愚议”、“愚陋”、“鄙陋”、以及各种自卑自贱之词，如“愚臣”、“贱臣”、“薄陋”、“虚薄”、“馊贱”、“刍贱”、“犬马”、“驽骀”、“鸟兽”、“葵藿”、“枯朽”、“奴才”等等。唐朝的魏徵可谓历史上直言诤谏的巨擘，他上唐太宗的《十渐疏》是千古名篇，以道谏君，历数唐太宗的堕落，文字直落千丈，然而就是这篇鸿文，一开始就自鄙地说：“臣诚愚鄙，不达事机，略举所见十条，辄以上闻圣听，伏愿陛下采臣狂瞽之言，参以刍荛之议，冀千虑一得，衮职有补，则死日生年，甘从斧钺。”朝臣都是“愚”字当头，民众更是一群愚昧之辈，于是称为“愚夫愚妇”、“愚氓”。其实“民”这个称呼就是愚昧无知，贾谊说：“夫民之为言也，暝也。萌之为言也，盲也。”（《新书·大政》）董仲舒说：“民之号，取之暝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在认识论的意义上，民氓就是愚昧无知的代称。
上述这些用语有些固然有自谦的含义，但从根本说是一种是非、曲直定位性的表述和反映。孔夫子说:“唯上知（智）与下愚不移”。孔子说的的上知与下愚并不仅仅指个人的才智，它首先是一种阶级性的“认识论”定位，“上”指贵者、圣者，“下”指贱者，相对于君主，所有的臣民都属于“下”。君主是智者、圣者，臣下则属愚昧无知者。臣民的愚昧无知定位，是臣民卑贱和错感意识的根源之一。作为人，“认识”是其基本特性和标志之一。因此在“认识”问题上的定位关乎人的本质判定。既然臣民在君主面前都属于愚昧之辈，因此也都是被教育者、被改造者。当臣民处于这种地位时，就只有不停地进行自我谴责和自我检讨。如果人总是处于自我检讨和自我愚昧的判定状态，这种人就只能做奴才和听任使唤的工具，从而也就从根本上失去了自主性。
自我愚昧化是自我错误感的起点，那么臣下的“自罪”则是责任的自我判定。面对着君主，臣下首先是一个负罪者，不管你说什么或做什么，大抵都要先表示自罪。“待罪”一词成为官僚们任职的形容词或代称，足以说明臣下的罪感意识的深重。宰相位极人臣，但常自称“待罪宰相”，其下者更不待言，如臣被任命带兵，则自称“待罪行间”。许多官僚常常泛称自己的任职为“待罪”。我们的先辈为什么要创造出“待罪”这样一个词？这中固然有谦称的含义，我想根源是主臣关系体制的产物。别的不说，在古老的传统里，功要归君，罪要归臣。为臣的义务之一就是时时刻刻要维护君主声誉，处处事事“不忘增其名”。墨子有句名言：“有善美则归之于主，而所怨谤在下。”又说：“宁乐在君，忧戚在臣。”（《墨子·尚同中》）战国时期魏国著名将领乐羊一次邀功，被魏文侯拒绝，他立即改口说：“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战国策·秦策二》）韩非说：“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礼记·祭义》说：“诸侯有善，归诸天子。”至迟在战国时期已形成一种公认的臣德，即忠臣要“令谤在己，誉在上”，臣下“不洁其名”。就是说，忠臣要替君主受过，不为自己辩白。臣子的责任和义务之一是“为君隐恶”。李斯重复道：“有善归主，有恶自予。”、墨子、李斯的话被其后的臣子们广泛引用。汉代名相萧何就以此为左右铭，他甚至故意做坏事，抢占民田以自污，以此反衬皇帝刘邦的伟大。董仲舒这样的大儒从理论上认定了这一道理：“是故《春秋》君不名恶，臣不名善，善皆归於君，恶皆归於臣。臣之义比於地，故为人臣者，视地之事天也。”（《春秋繁露·为人者天》）《白虎通·日月》从日月关系说明有功要归于君：“臣有功，归功于君何法？法归明于日也。”其依据是：“日之为言实也，常满有节。月之为言阙也，有满有阙也。所以有阙者何？归功于日也。”“有善则归之于君”是为臣必备的基本品德。于是类似“皆圣王之之德，非臣之力也”的话语，成为臣下自我认定的格式。如果出言不慎伤害了君主声誉，或有意无意“彰君过”，这要犯“大不敬”的罪过，会招致杀身之祸。《礼记·表记》说：“事君欲谏不欲陈。”郑玄注：“陈，谓言其过于外也。”臣下向帝王上书不能揭皇帝的短处。相对而言，臣下绝对不能“干名采誉”，即不能张扬自己的名誉，如果张扬，“此明圣所必加诛也”（《汉书·终军传》）。臣下“以己为拭（式）”者，即坚持己见、自以为是者就是犯罪，应予惩罚。臣下还常常把自己给皇帝的上书或议论时政的文字说成是“罪言”。起先孔老夫子教导：“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后来就把越级上书视为一种犯罪行为，汉代的梅福上书时先称：“臣闻‘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政者、职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职触罪，危言世患，虽伏质横分，臣之愿也。”（《汉书·梅福传》）唐代杜牧有一篇议论平定藩镇方略得失的文章，文章的题目则曰《罪言》。杜牧自己说：“嫌不当位而言，实有罪，故作《罪言》。”后来有多人把议论政事之文称为“罪言”。
比自罪更加低下的是“请死”。君主杀戮臣下与臣下自我“请死”是不同的两回事。君主杀戮臣下是制度或权力行为，而臣下“请死”表达的是一种价值观念的定位。也就是说，臣下对君主应有以死相报或时时等待君主降罚、直至处死的忠心和心理准备。韩非的《初见秦》篇是对秦王的一篇上奏，文章开始的一段话就是这种心态和价值取向的典型表达。这段文字是：“臣闻：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为人臣不忠当死，言而不当亦当死。虽然，臣愿悉言所闻，唯大王裁其罪。”为臣知而不言当死，言而不当也当死，这不是韩非自己的发明，而是当时流行的共识。《战国策·秦策一》记载张仪说秦王时即有几乎相同的语句。臣“不忠当死”是古训和行为准则，这点在更早的文献中已有记述。臣下与君主交往最重的砝码是自己的生命，于是臣下请死成为一种前提性的自我认定和表忠心的证明。至晚在战国的文献中，我们已看到不少这类请死的语句。在臣下上帝王奏章中用的最多的词有：“昧死言”、“昧死请”、“昧死望见”、“昧死再拜”、“昧死上言”、“昧死愿”、“昧死陈情”、“臣有斧质之罪”、“伏斧质于阕下”、“斧质在后”、“请伏斧质”、“伏斧质请罪”、“罪当伏斧质”、“斧质横分”、“死无以报德”、“先狗马填沟壑”、“致死”、“不惮死进”、“罪当诛死”、“冒死陈闻”、“彷徨阕下，伏待斧质”、“臣等有死而已”、“陨首阕下”、“不敢惧死”、“臣罪当死”等等、等等。
臣下把死作为信物和条件，这中无疑有某些臣子无所畏惧的勇气、志气、豪气和张扬道义的抗争精神，但更多的是蕴含了无限的恐惧、自卑、服贴和怯懦。臣子们动辄请死，表明臣下除了是帝王的工具外，还是帝王施威的材料，所以要时时刻刻准备着挨杀。一般说来，上述请死的用语与上奏的内容并没有多大关系，如秦朝的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和廷尉李斯等联名上书，建议用最尊荣、最崇高的“泰皇”为帝号。这本是颂扬君王之举，根本无过可言，可是依然要称“臣等昧死上尊号”。很显然，这是一种形式主义的格套。应该说，这种形式化的格套更具有普遍意义，它表达的是臣下的社会与文化价值定位。这个死意味着自卑、自贱、自罪；同时也死掉了人格、死掉了尊严、死掉了自主、死掉了意义、死掉了理念。在我们的祖先那里曾有过“道高于君”、“从道不从君”的豪言壮语，但很少有这样的壮举。占主流地位的是罪感意识，韩愈说的“天王圣明，臣罪当死”，把这种意识集中的表达出来了。当然，这不是韩愈的发明，而是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渐形成的，他只是把这一意识以更概括的语言表达出来了。
在说到臣罪意识时，还必须联系君主对臣下的恩赐观念，君主恩赐观念与臣下罪感意识是互为表里的。这种意识源远流长，不过随着圣王观念的兴起和君主集权的强化，臣下的感恩观念与负罪意识更加强化，并相应地形成一种文化定式。
围绕着“圣”有一大套理论，这里不能展开。要之，圣人与圣王是合二为一的。臣下的负罪意识与圣王崇拜观念息息相关。这一点要从圣王的伟大说起。中国似乎没有一个统一的清晰的创世说，但圣人在人类的成长中扮演着“成人”的功能。天地生万物和人类，但这种人是自然的人。人之真正成为人，是圣人造就的结果。这就是所谓的天地生之，圣人成之。最初的人与动物无别，由于圣人发明了器械、工具、文字，制定了礼义、规矩、刑罚，改造了人的野蛮性，使人组合为有秩序的群体，于是人与动物揖别，人从而成其为人。正如韩愈说的：“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所以在圣人、圣王面前，人永远是承恩者和被教育的对象，是长不大的孩子。
圣人、圣王、先王与现实的王细分是有别的，但又是一脉相袭。商朝时期的王与巫混合，半神半人。最古老的文献《盘庚》篇记载，所有人的生命是商王从上帝那里乞求而来的，商王自然是最伟大的恩赐者，反过来，如果有人不听命，他自然也有杀戮之权，而且所有的人都是他的臣属和仆役。周朝的王称天子，也是半神半人，他眷护天下，自然也拥有天下，《诗经》里有一句著名的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十六个字简单明了，把天下的人与物都收到自己的口袋里，成为王的从属品和依赖物。翻开历史，君王们“率兽食人”的恶举尽管数不胜数，但理论上却是“皇恩浩荡”，洒向天下的是阳光和雨露，是天下人的衣食父母。何谓君，何谓臣？有一个经典定义：“主者，人之所仰而生也。”（《管子·形势解》）“为人臣者，仰生於上者也。” （《管子·君臣上》）“故明王之所操者六：生之杀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管子·任法》）面对着君主的生杀予夺之权，臣民如果不是对抗，大抵只能是感恩和畏惧。韩愈、柳宗元是文字大家，也是颂扬皇恩的高手。我在《君尊臣卑：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大框架—析韩愈、柳宗元的表奏》（收入拙著《中国的王权主义》）一文中，就他俩对唐王庄严而肃穆的歌功颂德和相形之下自卑、自贱、自罪作过较详细的剖析，这里从略。总之，从思想文化上看，对君主的无限的颂扬与臣下的自卑、自罪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韩愈、柳宗元等把自己的“身体发肤，尽归于圣育；衣服饮食、悉自于皇恩。”“读六艺之文，修先王之道，粗有知识，皆由上恩。”与这种称颂相应的是说不尽的自责和自罪之词，愚昧呀、鄙陋呀、负恩呀、惶恐呀、有罪呀、该死呀等等，没完没了的自辱、自责、自贱、自罪！这不单是韩愈与柳宗元个人品德问题，而是普遍的文化定式的规范。
臣下的罪感意识与忠孝观念的绝对化也有着密切关系。中国传统的社会关系由尊卑、贵贱、长幼构筑，相应的观念是尊尊、长长、亲亲，忠孝观念则是集中的体现。孝观念主要是维护亲亲，忠观念是维护尊尊。在发展中，忠孝逐渐一体化，移孝于忠，到了战国后期，忠的观念上升，秦汉以后，忠更重于孝。如果忠孝发生矛盾，孝要服从忠，即所谓大义灭亲。忠孝一体化与家国一体化是相匹配的。忠孝对维持社会与家庭秩序都有其积极意义，比如孝道中对父母的敬、养，忠对社会公共理性的恪守与尽职等，在历史上与现实中都是不可或缺的。但历史上的忠孝都具有绝对化的内容，比如孝道的极致是孔夫子说的“无违”；忠的极致是“危身奉上”、“专心事于主”。忠孝的最高精神是“顺”，顺的初层是服从，进而到盲从，一切都听“上”的，“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墨子·尚同上》）最高的是献身致死，即“尽忠报劳以致死”，“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忠孝培养的是对权威的绝对崇拜，这种崇拜是以臣民的绝对服从与自罪为基础的。反过来说，没有臣民的绝对服从和罪感意识，绝对的权威主义是难于建立起来，也难于实行。
中国传统中臣民的罪感意识还与严酷的刑罚与盛行的“诛心之罪”有密切关系。传统的“文网”之密，使人胆战心惊。秦规定，凡触犯“以古非今”、“偶语诗书”、“诽谤”、“妖言”之条，轻者弃市，重者灭族。汉承秦制，诛心之罪不亚于暴秦，犯罪条科有：非议诏书、非所宜言、诽谤、腹诽、不道、诋欺、不敬、大不敬、大逆不道等等。这些罪名没有明确的条格，君主看不惯，听不顺即是罪，其中“腹诽”罪最为典型，只要说你“心怀不满”就可以治死罪。韩非有两篇名作，一是《说难》，一是《难言》。文章写的洋洋洒洒、淋漓尽致，把臣下向君主进言的心理状态，诸如胆战心惊、揣摩心计、谨小慎微、遣词用字、进言时机、态度语气、深浅表达、明暗取舍等等，都做了细致的分析，而文章核心是讲臣下的“怕”，讲臣下面对君主的恐惧心理。臣下讲的是一回事，君主听起来可能是另一回事，常常是南辕北辙，忠奸颠倒，说不定那一点惹翻了君主，就落的个引火烧身，“小者以为毁訾诽谤，大者患祸灾害死亡及其身。”君主杀人太多了，多数人被吓怕了胆，造成了臣下普遍性的恐惧感。恐惧感与罪感虽然有别，但时时刻刻怕犯罪的心理正是形成自罪心理的前提。所以专制主义总是以恫吓作为维持其统治的基本手段之一。
我上边说的是臣民的罪感意识，但决不是说这是唯一的。在历史上还有道高于君的理论和观念，并相应的也有不少敢于与君主争长短的忠谏之士，但从总体上说，这种人是凤毛麟角，缺乏普遍性。
几千年来形成的臣民罪感意识，几乎成为人们一种自然的本性。我们的生活经历也证明了这一点。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我们所有的人都处于愚者、错者的地位，一切都要等待“上”的指示与教育。在我们的思维方式上形成了一个稳固的模式：千错万错，都是自己的错。在“文革”中有一句顺口溜是：“站不完的队，请不完的罪，写不完的检查，流不完的泪。”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千错万错，都是下边的错。当我们回顾以往的历史时，常常会提到“风派”问题。很多人对所谓的“风派”现象进行了谴责，这无疑是有意义的，对提倡人的自主精神大有裨益；有过“风派”表现的人也着实应该做些反省。个人反省固然必要，但这还不是根本性的，如果把我们过来的人都不加遮掩而赤条条地亮出来，老实说，能有几人没有“风派”表现？我冒昧地说一句：全国也找不到几位！有一位现代鲠介大儒受到学界许多人的褒扬，就是这位大儒也有随风“自罪”之言。你看他在多年之后，谈到被人赞誉的“冒犯”之事时，几乎用的都是自责之词，如“狂妄冒犯”、“无所原恕”、“负疚于衷”、“敬领教训”等等。这也可视为谦辞，但这也是我们前边说到一种文化“定式”。只要认同这种文化“定式”，就必然把自己划在错罪之列。所以问题不仅仅是要谴责“随风倒”的现象，我们应更深层反思索一下当时思想文化定式，这个定式就是：最高的“上”是永远正确的、是教导者，在下的所有人在认识论上是错者，是被改造者、是愚者。应该说我们过来的人绝大多数程度不同地都接受了这个定式。为什么大家都接受了这个定式，这需要另行论述，此处不论。试想，你只要接受这个定式，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能不“紧跟”吗？上边的风向变了，你能不做“风派”吗？比较年轻的同志对“紧跟”这两个字的意义没有体验，过来的人都知道，“紧跟”是极其严肃的政治问题，是“立场”、“态度”和“情感”的头等大事，仅这两个字就有说不尽的场景和甘苦滋味！所以我在这里特别要提一下知识界，大可不必互相纠缠和互相指责对方是“风派”云云，倒是应该反思一下，我们缘何把这个思想文化定式视为神圣的、不可怀疑的？作为历史的考察，我认为这个“定式”是几千年来臣民错罪意识在新情况下的继续。如何从臣民的错罪意识中走出来，走到公民的自主意识，这是一个远未完成的历史课题。对此不可不察，不可不进行反思！
2004年2·12日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