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地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南开大学荣誉教授刘泽华主编的九卷本《中国政治思想通史》于2014年9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系统梳理和考察中国政治思想史、由统一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相贯通的通史性著作，对于我们科学地理解传统文化及其当代价值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近日，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专访了刘泽华先生。

历史学应该关注“命运”问题

“命运”问题不是某些人的个人见解和规定，而是历史进程中的必然性。对必然性的认识，需要众人反复论证和探索，才有可能逐渐明晰。如果认为历史是偶然的堆积，也就无所谓探讨“命运”问题了。我认为，历史还是有它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20世纪80年代《红旗》杂志刊登了您的一篇题为《历史学要关注民族和人类的命运》的文章，引起学术界广泛讨论。您如何看待历史学所讨论的“命运”问题？

刘泽华：时代的发展会促使人们反思历史，而反思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这就是历史学对“命运”问题应有的关注。《历史学要关注民族和人类的命运》刊发后，有人认为这种提法把历史学提得太高，也有人认为历史学有诸多问题与“命运”关系不大或说不上有什么关系，而这种提法限制了历史学的视野。其实，我说的是“要关注”，并没有排斥其他种种。作为历史认识的主体，我依然认定应该关注“命运”问题。如果把“命运”问题抛掉，历史学就失去了它的骨架，成为一种“软体”闲谈。

“命运”问题不是某些人的个人见解和规定，而是历史进程中的必然性。对必然性的认识，需要众人反复论证和探索，才有可能逐渐明晰。如果认为历史是偶然的堆积，也就无所谓探讨“命运”问题了。我认为，历史还是有它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的。

我关注的“命运”问题是逐渐积累和扩充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思想史研究处于不绝如缕的发展低潮，但不研究政治思想，历史就很难说清楚，它的灵魂就被遗弃了。半个世纪以来，我一直在政治思想史领域盘桓，而反思封建主义观念又给我以“使命”感。1984年拙作《先秦政治思想史》出版了，此书提出政治不仅有阶级性，还有社会性，逐渐形成了阶级—共同体综合分析认识框架。同时还提出，中国从有文字记载以来，即是君主专制主义，先秦诸子争论的主流是实行什么样的君主专制主义，这铸就了中国传统政治观念的基础。应该说，这两个主要观点对学界后来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也引起了相当多的争论。

政治权力是考察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钥匙

我讲的王权主义至少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讲它的制度，主要是政治制度体系；二是讲王权和社会的关系，主要是强调王权支配社会；三是讲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主流是君主独尊、君尊臣卑。

《中国社会科学报》：研究政治思想，不能不涉及对政治或政治权力的看法。在中国历史上，您认为政治或政治权力究竟发挥了什么样的历史作用？对于认识和把握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历史本质和政治思想的主旨要义，具有怎样的特殊意义？

刘泽华：以往的政治思想史研究要么是只关注政治思想本身，要么是主要谈实际政治和制度问题，而我的研究则是同时关注这两个方面，并试图将这两方面的问题结合起来，探究其对整个社会的控制与塑造，也就是说作一种整体的历史观察和理论思考。

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政治的作用太大了，君主对所有臣民和整个资源具有最高的掌控权，王权支配社会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与之相应，政治思想必然处于社会观念的主导地位，而王权神圣则是其核心。20世纪80年代，我和两个学生合写了一本书叫《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

在系统研究和全面反思的基础上，我提出传统社会的主导力量是王权支配社会，其主导观念是王权主义。我讲的王权主义至少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讲它的制度，主要是政治制度体系；二是讲王权和社会的关系，主要是强调王权支配社会；三是讲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主流是君主独尊、君尊臣卑。

在我看来，中国传统的王权主义如铁板一块，十分坚硬。颇具改良观念的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所强调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反映了中国传统政治思维的本质特点。“中学为体”的核心便是“三纲”，他说：“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圣教，礼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这是刚性原则，动不得，刚性的前提不能动，其下又有柔性，刚柔相济，这主要就表现在政治思维的阴阳组合结构上。所谓阴阳组合结构是说一个主命题一定有一个副命题来补充，形成相反而相成的关系。我们可以列出一系列这样的命题，如天人合一与天王合一、圣人与圣王、道高于君与君道同体、天下为公与王有天下、尊君与罪君、正统与革命、君本与民本、等级与均平，等等。在上述阴阳组合结构关系中有对立统一的因素，但与对立统一又有原则的不同；对立统一包含着对立面的转化，但阴阳之间不能转化，特别是在政治与政治观念领域，居于阳位的君、父、夫与居于阴位的臣、子、妇，是一种主辅关系，不允许被转化。如果对这种“阴阳组合结构”的思维方式问题认识不清楚，就无法把握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王权主义本质，甚至会导致历史认识的偏颇和含混。我强调传统政治思维方式“阴阳组合”的结构性特点，目的就是要更深入地揭示传统政治思想与政治文化的王权主义实质。

中国传统社会是“权力—依附”型社会结构

社会利益问题无疑有许多内容，但主要的还是经济利益。在长达数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中，经济利益问题主要不是通过经济方式来解决，而是通过政治方式或强力方式来实现的。这样，政治权力就走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心，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社会控制和运动的主角。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果再进一步深入分析的话，您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社会形态？应如何看待和解读中国传统社会与政治思想的历史本质？

刘泽华：社会形态是很难概括的问题，我强调应对中国传统社会形态作分层研究与综合分析。首先需要区分三个层次的问题：一是基础性的社会关系形态问题，二是社会控制与运行机制形态问题，三是社会意识形态与范式问题。

关于第一个层次的问题，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的历史时期，在生产力还没有突破现有社会关系以前，社会的运动主要受日常社会利益关系矛盾的驱动。社会利益问题无疑有许多内容，但主要的还是经济利益。在长达数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中，经济利益问题主要不是通过经济方式来解决，而是通过政治方式或强力方式来实现的。这样，政治权力就走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心，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社会控制和运动的主角。

在第二个层次上，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属于“权力—依附”型结构。这种结构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其中，在政治关系上，帝王、官僚、庶民之间等级分明，君支配臣，臣支配民。官僚队伍内部也等级分明，形成上对下的支配、下对上的依附。在其他各种社会关系中，类似的“权力—依附”关系也普遍存在。这就使除帝王以外的一切社会角色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奴”的属性。“尽人皆奴”是生产关系、社会关系、政治关系及相应的文化观念所共同构建的社会现实。

在第三个层次上，与普遍化的“权力—依附”型社会结构相适应的是普遍化的绝对权威崇拜。为了维护社会政治上的绝对权威，总是力图剥夺服从者的人格独立乃至一切权利和自由；权威者与服从者的关系实质是人身依附关系，即主奴关系。这类权威成为全社会的信仰。

在社会诸种权威中，帝王权居于顶端。中国传统的权力运动有一个基本大势，这就是向王权集中。王权的集中主要源于稳定的君主“天下独占，地位独尊，势位独一，权力独操，决事独断”的“五独”观念和兵、刑大权的强化。“五独”观念是社会的普遍观念，从而牢固地支持了君主的集权。君主“五独”观念的全局控制对中国古代的权力运动和权力结构的变迁、调整等意义不可忽视。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人用历史上流传的《击壤歌》“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的说法来说明王权作用的有限性，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刘泽华：我建议，提出这样问题的人们，可以读一些有关中国历来户籍制度的书。我们在《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一书第二章第二节有一个总体性的概述。如果反驳我们书中的论点，可以把问题具体化。用一首《击壤歌》就敢下这么大的结论，在学术上是否有点不严肃或轻率？

日本学者西嶋定生的名著《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二十等爵制研究》1992年第一次译成中文（成书在1961年）。我在看到译本之前，曾提出专制王权是“一竿子插到底”，直接掌控所有居民。西嶋定生的结论是“秦汉帝国的基本结构是由皇帝施行的对农民的个别人身支配”。该书的论证很具体、充实。

编户齐民或户籍制度是皇权的基础，它不是一般性的社会管理，而是一种人身支配制度。户籍登记的内容十分详细，包括形貌特征，这是为了征发徭役。文字记述的户籍制度可以追溯到商周，战国的记载很细致了。秦汉的竹简更提供了“铁证”。刘邦进咸阳，萧何的第一要务是掌控全国户籍。所以历来有“黄籍（户籍册），民之大纪，国之治端”之说。

个别脱籍者是有的，但有很多记载，要把脱籍的人归入户籍掌控之中。怎么能把一首《击壤歌》当作历史的基本事实呢？县以下的小官吏的确不是皇帝任命的，但不是没有小的官吏。我们读读杜甫的“三吏”、“三别”，还能说皇权是高高在上、不理民事吗？

至于说到士绅和基层自治，也有待商榷。瞿同祖先生的《清代地方政府》一书，对这个问题有精深的研究。在谈到“地方自治”问题时，他明快回答：“答案是否定的。”他明确提出，士绅享有与官吏相似的身份和特权。尽管官吏与正式的权力相联，而士绅仅与非正式权力相联，但两者的权力却同出于一个政治秩序。所有这些集团，都在现行体制下获得了最大的回报；唯一例外的是普通百姓。

冷静分析传统文化“复兴”

学界观念的多元化是学术思想发展中的正常现象，复古主义历来是不可忽视的一元。复古主义有很多种，有的是真的复旧，有的是打着古人的旗号演出历史的新场面。当下某些复古主义借着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兜售过时的意识形态，对此不可不辨。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前学界思潮纷涌，尤其在传统文化“热”的社会背景下，一些复古主义思潮也随之而起。请您谈一谈继承、弘扬传统文化与复古主义的关系。

刘泽华：学界观念的多元化是学术思想发展中的正常现象，复古主义历来是不可忽视的一元。复古主义有很多种，有的是真的复旧，有的是打着古人的旗号演出历史的新场面，但在思想形式上都有复古的特点。当下某些复古主义借着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兜售过时的意识形态，对此不可不辨。

谈论一种意识形态首先要关注历史定位问题。历史进程中的阶段或形态上的区分，这是个大前提。我认为，意识形态与社会形态大致是相匹配的。就意识形态而论，不管如何评论，古典的儒学是前现代社会中的一种意识形态。中国的前现代社会最主要的一个特点是帝王体系支配着社会，而古典儒学正是帝王选中的意识形态，“三纲”就是它的“纲”。撇开这个“纲”说儒，可谓言不及义。

其次，要把一些至理名言与思想体系加以区分，对思想体系要从思想整体上进行判断。儒家或其他诸种学说，都有极其高明的话语，一些人把儒学说成是“爱人”，是“善”，是“和”，是“刚健自强”，是“民本”，这些作为因素无疑是有的，但视为整体观念就曲解了儒家，比如“民本”从来就不是一个元命题，它与“君本”是交织一起的，是从属于“君本”的。“和”与“分”“别”是相辅相成的，“分”“别”是讲等级贵贱，是“和”的主导。从学理上说，不能只引几句至理名言就说成是他们的主导思想。

再次，不能把一些大概念随便搅和在一起。有些学人常常把中华复兴、中华文化复兴、传统优秀文化与儒学复兴等概念搅和在一起，互相推导、互相包含、互相置换，把古典儒学抬高到吓人的高度，诸如把儒学抬高到是现代社会的“根”、“主体”、“纽带”，更有甚者竟说其是中国和世界的“领导力”，是很不适宜的，也不符合逻辑。近期有一篇文章，提出孔子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导师。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是梁启超1902年提出的，现行的含义大致是：生活在中华大地上所有民族（56个民族）以及海外华人的统称。56个民族当下生活在什么时代？其精神是什么？把孔子请出来做“导师”，会把我们的观念导向何处？个人尊崇孔子固无不可，怎么要用老先生充任中华民族的导师？

复次，对“返本开新”、“创造性转化”、“综合创新”等提法，我不反对。因为他们转化出来的“新”都不是古典儒家所固有的，是他们“创造”和“开新”的成果。我与某些新儒家的分歧在于，有些人把自己开创的“新”说成是古典儒家固有的，这不符合历史事实。我们不可低估一些思想家的一些思想具有超前性，但思想主体不会超越他那个时代。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是否意味着中国传统思想在当代已经没有价值？

刘泽华：在我看来，传统思想主要是一种资源，如何开发和利用这些资源，关键要由“我”创新。首先，古人提出过许多命题，我们可以借来发挥。比如“以人为本”、“民本”、“法制”、“法治”、“调和”、“性恶”、“性善”等，举不胜举。命题是人类高级抽象认识的一种，可以从思想整体中提取出来“借题”进行自己的开拓和发挥。其次，借用前人的概念。概念是认识的“结”，有“结”才能连成网。人类认识史表明，概念在不断地被创造，但也有相当大的部分是承继前人而来的，我们现在的许多概念就是来自古人。从字面上看字词可以相同，但其含义却可以修正、补充，甚至可以改造。再次，可以从分析古人提出的种种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方式中，寻求智慧和借鉴。古人在自我与超越之间的种种思索同样为我们现实中遇到的问题提供了镜鉴。复次，可以摄取某些具有科学意义的方法论。我说的仅仅是举例性的，面对丰盛的思想资源切不可像守护文物那样保持其原汁原味，更不能以旧修旧，重要的是开发和创新。对现在盛行的“弘扬”与“复兴”论应冷静地分析，要看看“弘扬”和“复兴”的是些什么。

（本文得到中国政法大学林存光教授的大力支持，特致谢忱）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张清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