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我们两党关系恢复以来，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铁托同志打开了我们两党关系的新历史，是他首先到中国来访问的。那个时候我们党的主席是华国锋同志，我是以老战士身分同铁托同志见面的，我们谈得很好，达成了共同的谅解，就是过去的事情都不谈了，一切向前看。现在，我们同东欧其他各国的党和国家的关系也是采取这个态度，把今天当作新的起点，好好地发展我们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至于过去的经验也值得总结一下。我想有一点最重要，就是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对别的党、别的国家的事情不应该随便指手划脚。对执政党是这样，对没有执政的党也应该是这样。比如法国党和意大利党，过去我们同他们谈的也是这个问题，就是应该尊重他们的经验，尊重他们的选择。如果他们犯了错误，由他们自己去纠正。同样，他们对我们也应该如此，允许我们犯错误，有了错误以后，由我们自己来纠正。因为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党都有自己的经历，情况千差万别。我们反对“老子党”，这一点我们是反对得对了。我们也不赞成有什么“中心”。但我们自己也犯了点随便指手划脚的错误。这个经验告诉我们，党与党之间要建立新型的关系，因此我们提出了处理党与党之间关系的原则。我相信，这样做会使我们之间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更加牢固，更加持久。我们两党和两国之间的关系会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得到发展。

目前我们国内正在进行改革。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再加上我们自己有其他错误，例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不是搬用别国模式的问题。可以说，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中国社会实际上从一九五八年开始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内，长期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这种情况不改革行吗？所以，从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确定了我们的根本政治路线，把四个现代化建设，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在这个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主要是改革和开放政策。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开放，对外开放就是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对所有类型的国家开放；对内我们也开放，对内搞活也就是对内开放。

我们的改革和开放是从经济方面开始的，首先又是从农村开始的。为什么我们先从农村开始呢？因为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农民不逐步摆脱贫困，就是我国绝大多数人没有摆脱贫困。所以，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决定进行农村改革，给农民自主权，给基层自主权，这样一下子就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把基层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农业实行多种经营，不仅粮食有大幅度增长，经济作物也增长得很快。农村改革见效非常快，这是我们原来没有预想到的。坦率地说，在没有改革以前，大多数农民是处在非常贫困的状况，衣食住行都非常困难。自从搞了改革，农民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他们因地制宜，该种粮食的地方种粮食，该种经济作物的地方种经济作物。他们有了自主权，一下子就改变了面貌。许多地方一年就见效，收入大幅度增长，甚至翻了一番或两番。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改革。开始的时候，有两个省带头，一个是赵紫阳同志主持的四川省，那是我的家乡；一个是万里同志主持的安徽省，他现在是我们的代总理。我们就是根据这两个省积累的经验制定了关于改革的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公布以后，还有一些省徘徊、怀疑，有的观望了一年才跟上，还有的看了两年才跟上。那个时候，中央的方针就是等待他们，让事实教育他们。

农村改革总的来说发展是比较快的，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经营，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乡镇企业每年都是百分之二十几的增长率，这种情况持续发展了几年，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今年已经过了五个月了，这五个月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百分之二十几。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是工业，还包括其他行业，解决了占农村剩余劳动力百分之五十的人的出路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往城市跑，而是建立了大批小型、新型的乡镇。如果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有点功绩的话，就是中央制定的搞活政策是对头的。这个政策取得了这样好的效果，使我们知道我们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这是我个人没有预料到的，许多同志也没有预料到的，是突然冒出这样一个效果。总之，农村改革见效非常快，非常显著。当然，这并不是说农村的问题都解决了。

农村改革的成功增加了我们的信心，我们把农村改革的经验运用到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去。尽管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比农村改革更复杂，但也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同时，我们的对外开放也收到了预想的效果。我们采取多种方式，包括搞经济特区，开放十四个沿海城市。凡是执行了开放政策的地方，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我们首先搞了深圳经济特区。开始的时候广东提出搞特区，我同意了他们的意见，我说名字叫经济特区，搞政治特区就不好了。当时我们决定先搞四个经济特区，除了深训以外，还有三个，一个是珠海，一个是汕头，一个是福建的厦门，广东省占了三个。我去过一次深圳，那里确实是一派兴旺气象。当时他们让我题词，我写道：“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当时我们党内还有人采取怀疑的态度，香港舆论界不管是反对我们的还是赞成我们的，也都有人持怀疑态度，不相信我们是正确的。深圳搞了七八年了，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当然一个完全新的事物不允许犯错误是不行的，有一点错误也是很小的。他们自己总结经验，由内向型转为外向型，就是说能够变成工业基地，并能够打进国际市场。这一点明确以后，也不过两三年的时间，就改变了面貌。深圳的同志告诉我，那里的工业产品百分之五十以上出口，外汇收支可以平衡。现在我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怀疑都可以消除了。最近有的同志告诉我，厦门经济特区的发展速度比深圳还理想。一九八四年我去的时候那里还是一片荒地，只有一个机场，现在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正在搞一个更大的特区，这就是海南岛经济特区。海南岛和台湾的面积差不多，那里有许多资源，有铁矿、石油，还有橡胶和别的热带、亚热带作物。海南岛好好发展起来，是很了不起的。

总之，经过几年的实践证明，我们搞改革、开放的路子是走对了。虽然每一个领域还有不少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是不难逐步解决的。所以，我们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可能放弃，甚至于不可能放慢。现在快、慢也是我们议论的问题之一，因为改革、开放是有风险的。我们要讲究稳妥，但稳妥变成停滞不前就坏了。最近我们中央在考虑，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加快一点改革、开放的步子。这是我讲的经济体制改革。

现在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就是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日程上来，这是今年十月将要召开的党的十三大的主要议程之一。这个问题很复杂，政治体制改革的每一个措施都涉及千千万万的人，主要是涉及干部，不仅是我们一批老人。一般的讲政治体制改革都讲民主化，但民主化的含义不十分清楚。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一个是多党竞选，一个是三权鼎立。我们能搞三权鼎立吗？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凡是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我们说搞经济体制改革全国就能立即执行，我们决定建立经济特区就可以立即执行，没有经过那么多的反复，互相牵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就这个范围来说，我们的效率是高的。我们不能搬用西方所谓的民主，不能搬用他们的三权鼎立，而要搞社会主义民主，要保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讲的效率不是经济管理、行政管理的那种效率，我讲的是总的效率。这方面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要保持这个优势。至于经济管理、行政管理的效率，资本主义国家在许多方面比我们好一些。我们的官僚主义确实多得很。就拿人事制度来说，社会主义国家恐怕有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干部老化僵化，首先表现在思想上，组织上也有这种状况。所以，我们考虑改革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就是说不能搬用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我们要根据社会主义国家自己的实践、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改革的内容，实行改革的步骤。而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又都是不同的，东欧各国的改革也都不是一样的。历史不同、经验不同、现在所处的情况不同，所以各国的改革也不可能一样。就拿我们中国来说，考虑这个问题也同你们不一样。但是，共同的一点是要保持自己的优势，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的毛病和弊端。

我们的改革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总的目的就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下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对中国本身来说，还要有利于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要做到这些，我个人考虑有三条：第一，党和行政机构以及整个国家体制要增强活力，就是说不要僵化，要用新脑筋来对待新事物；第二，要真正提高效率；第三，要充分调动人民和各行各业以及基层的积极性。

增强活力，就其主要内容来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干部年轻化。中国的干部老化僵化问题比你们严重，比如，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平均年龄恐怕比世界各国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平均年龄都要大，党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的平均年龄都偏大。我们党在建国的时候不存在这个问题，那个时候的领导人都比较年轻。从党的十一大开始出现这个问题，领导机构老年化。那个时候有客观原因，一大批老干部解放了，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都被打倒了，后来重新恢复了领导工作，所以年龄偏大。就拿我个人来说，我在八大时才五十二岁，一九七六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就七十二岁了，到了一九七七年十一大时是七十三岁，再到十三大我就八十三岁了。虽然有比我年轻一点的同志，无非年轻几岁，也都是老年人了。所以各级领导机构、各行各业的领导机构都存在老化的问题，这是我们中国最特殊的问题。一般地讲，老年人习惯势力多一点，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考虑问题凭自己的经验。现在世界突飞猛进地发展，科技领域更是如此。中国有句老话叫“日新月异”，真是这种情况。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我们改革要达到的目的。要坚决执行干部年轻化的方针，但步子要稳妥，只能逐步进行。选拔干部也不是只讲年龄这一条，还得德才兼备，并且要有经验丰富熟悉情况的同志参加，形成梯级结构。这个问题障碍不小，不克服不行，要克服还要做许多工作。

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包括精减机构，还包括其他许多内容。

调动积极性，权力下放是最主要的内容。我们农村改革之所以见效，就是因为给农民更多的自主权，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现在我们把这个经验应用到各行各业，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

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要实现这三个目的。民主是我们改革的一个重要手段，民主怎么个搞法还是新问题。比如讲普选，现在我们在基层搞普选，就是在县一级、城市区一级搞普选，省市和中央这两级是间接选举。象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人口这么多，地区之间又不平衡，还有这么多民族，高层搞直接普选现在条件还不成熟，首先是文化素质不行。我们还是搞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西方的两院制不能搞，西方的多党制不能搞。我们也有民主党派，但是他们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实行多党协商的制度。对于这一点，西方许多舆论也认为，象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如果没有一个核心来领导，许多事情很难办，首先吃饭问题就解决不了。我们的改革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这两点是相互联系的，是一个问题。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社会主义道路。象“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大民主我们不能再搞了，那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

总之，经济体制改革的方针、政策、步骤都已经确定，现在的问题是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情况以及要达到的目的，我们正在议论，要在十三大以前理出个头绪，从十三大开始进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是用三年时间见效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至少用三至五年的时间才能取得明显的预期的效果。政治体制改革更复杂，设想有些方面用三至五年的时间可以见效，有些方面甚至要花十年左右的时间才能见效。

注：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谈话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