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8月29日，高岗的半身铜像在陕西省横山县武镇乡高家沟村高岗的故乡落成。据有关报道介绍，参加者有百姓逾千人。这个曾经跟随刘志丹，参与创建中共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历史人物终于魂归故里……
“跟定志丹闹革命”与高岗三次遇险
高岗，原名高崇德，字硕卿，自小家境贫寒。高岗的降生给家里带来了一线希望，全家节衣缩食供他读取横山第一高级小学。在横山高小期间，高岗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担任学生自治会主席并因此被高小开除。但他很快又被著名进步人士、时任榆林中学校长的杜斌丞招收入校。榆林中学和“绥德四师”（绥德第四师范学校）可谓陕西革命史上的政治摇篮，后来名震西北的革命领袖刘志丹就是从榆林中学走出来的。进入中学的高岗可谓如鱼得水，频频参加校内的进步活动，引起了校内中共党组织的关注。1927年，高岗赴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学习。该校是中共党组织为培养军政人才而倡导成立的，当时由共产党员史可轩任校长，邓小平任政治部主任。1927年春，高岗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高岗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举办农民运动通俗讲习所，成立农民协会，并在佳县、吴堡一带组织群众抗粮抗捐。1929年起，高岗被派往陕西地方军阀部队开展秘密兵运工作。
高岗前往的是苏雨生部的王子元团。苏雨生本是土匪头子，被冯玉祥招安后改编为师，在“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年代里，苏雨生为了不让同类吞并，不断扩充私人武装。中共地下党组织利用这个机会，把高岗、张秀山等一批骨干派了进去，也是在这次兵运工作中，高岗结识了刘志丹。对刘志丹的胆大心细、智勇双全，高岗一直钦佩不已。从这时起，高岗在以后的岁月中几乎从不间断地追随刘志丹，为中共在陕甘边地区播散火种不停奔走。高岗曾写过一首诗，原稿已经遗失，只有两句流传了下来：“跟定志丹闹革命，一心向着共产党”——这应该是高岗当时的真实写照。
高岗在苏雨生部担任了一段学兵队的队长，同时兼任中共秘密党组织特别支部委员、副书记。其间曾被捕一次，经营救后获释，这是高岗参加革命以来的第一次遇险。
刘志丹曾经说过：“利用军阀是暂时的，利用军阀的公开名义是搞不成的，准备好了条件，我们就单出去搞”。（王世泰《“九一八”以前志丹同志的军事活动》）随着刘志丹政治、军事思想的日渐成熟，中共领导下的红军游击队在陕甘边地区也日趋活跃。1932年5月10日，刘志丹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梁掌会议”决定：红军游击队整编为两个步兵大队和一个骑兵大队，其中刘志丹第二大队的兼职政委后来由高岗担任。1932年5月，在临真镇战斗中，高岗由于自身原因导致指挥不利，被撤销职务。稍后，高岗调回中共陕西省委协助贾拓夫工作。
1933年7月28日，高岗第二次遇险。这一天，贾拓夫、袁岳栋（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曾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红26军政委）和高岗在西安骡马市福盛楼饭馆吃饭，研究西北抗日义勇军王泰吉起义事宜。却被已在1933年6月叛变的原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部长程建文发觉，程随即带领特务前来抓人。贾拓夫利用算账的机会逃脱；高岗推开人群，绕道跑开；袁岳栋、杜衡则被捕叛变，供出他们知道的所有中共陕西党、团组织，使得全省的秘密组织遭致重大破坏。而此前，在红26军主持工作的杜衡竟然排斥刘志丹，以所谓“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自居，这给高岗留下深刻印象。从此，他对这类教条主义者深恶痛绝，即便后来王明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员”身份莅临陕北，高岗也毫不掩饰对他的轻蔑。
1933年8月14日，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在耀县陈家坡召开联席会议，讨论要不要恢复红26军的问题。会议最后决定，联合组成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由王泰吉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委员。
1934年7月28日，在南梁阎家洼子村召开了陕甘边特委、红26军、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和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联席会议。会议上，红26军被指责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枪杆子万能”、“ 浓厚的土匪色彩”等错误。高岗在会议上再度被撤职，丢了42师政委的头衔。关于高岗的这次职务变化，张策（原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曾回忆说：“虽然受到了一大堆批评指责，陕甘边特委的领导同志还是以德报怨，赠送了许多枪支经费，特别是把红42师政委的位置让了出来，由谢子长暂时代理，并派红42师的部分主力红3团到陕北协助作战。”（张策《我的历史回忆》，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可见，此次高岗被撤职的背景并不单纯。
1935年2月5日，陕甘边、陕北两特委的联席会议召开，中共西北工委、西北军委先后成立。西北军委主席由刘志丹担任，副主席为谢子长、高岗。
就在西北革命形势进一步高涨时，“左倾肃反”的狂飙悄然降落。中央代表团负责同志到了西北以后，听信了有人对刘志丹、高岗的诬陷：“刘志丹、高岗一贯右倾，犯了右倾取消主义错误。高岗政治上弱，没有能力，文化程度低，最调皮捣蛋，开过小差。”上级对刘志丹、高岗产生了怀疑。有一次，中央代表团负责同志找高岗谈话，说是准备清理西北苏区的“右倾取消主义”，被高岗一口回绝：“我们这里就根本没有什么右倾取消主义！”1935年9月17日，在中央代表团负责同志的主持下，西北军委改组，刘志丹不再担任主席，高岗也不再担任副主席。稍后成立的红15军团中，高岗被任命为政治部主任，对于这一任命，高岗表示不满，遭致批评。
1935年10月1日，陕北“肃反”拉开帷幕，这是高岗生平中的第三次遇险。高岗原来同红15军团政治部副主任郭述申住在一起，劳山战役结束后不久，高岗即被逮捕。遭五花大绑的高岗碰见了红15军团团长徐海东，他对徐说：“说我是反革命这是愧心，前次红军打垮了，我化装木匠逃回陕北又组织红军，怎么说我是反革命？”红15军团的政委叱责高岗，高岗不服，两人吵了起来。一向待人宽厚的徐海东默默走开，自己在门外流了一阵眼泪，无话可说。（吴殿尧，宋霖《朱理治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
这次“肃反”造成的影响很坏，对西北苏区的破坏程度也很大，幸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及时赶到，才把刘志丹、高岗、张秀山、习仲勋等人从左倾暴力的屠刀下解救出来。随着中共中央确定把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高岗本人的政治生涯也翻开了新的一页。
毛泽东称高岗为“我们的老高”
高岗获得平反以后，担任三边特委军事部部长。一开始，习仲勋、张秀山、高岗等一批原陕甘边的骨干力量在工作安排上一般说来是偏低的。李维汉回忆道：“由于‘左’倾路线没有清算，陕甘边苏区的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仍然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所以对他们的工作分配，一般是不公正的。”（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但是，这一现象很快被毛泽东发觉，并且得到了根本的纠正。
胡乔木说过：“本地干部、外来干部的关系问题，毛主席一直非常强调。”（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口头报告中专门指出：“要像看待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看待本地干部。”为什么这样说？这与毛泽东本人作过严密的调查研究有关。毛初到陕北后，听到一些闲话：“陕北人只能建立苏区，不能当红军。”等等。随即他便发现了问题所在，提倡“我们要把窗户打开，让空气流通，听听消息，听听舆论，有缺点有错误的改正一下。”（《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报告》，《中共党史资料》第48辑）毛泽东还特别提出：“只有本地干部大批的成长起来了，并提拔起来了，根据地才能巩固，我党在根据地才能生根成长，否则是不可能的。”（《我的一生——师哲自述》，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由此，高岗的职务开始有了新的变化。1938年11月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由张闻天负责，成员包括高岗、肖劲光、谢觉哉、李维汉、贾拓夫、王若飞、高自立、李富春，该委员会全权负责西北五省区的白区工作和少数民族工作，权力较大。1941年5月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正式发出关于成立西北局的通知，高岗任书记。
毛泽东很注意调整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的关系，这些干部中也包括高岗。一次，毛泽东将著作《论持久战》交给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莫文骅，莫文骅想多读几遍，没有来得及下发传达，就被高岗告到了毛泽东那里。莫文骅非常不高兴，说了一些对高岗的意见，毛泽东则正告莫文骅：“你们驻在陕甘宁边区要好好注意搞好与高岗的关系，你知道，中央的政策，高岗不点头在边区是行不通的。”（莫文骅《终生难忘的怀念》，《中共党史资料》总第41辑）
陕甘宁边区中央局成立时，毛泽东指出：“高岗的意见应成为主要的意见。”边区百姓亲热地叫高岗为“咱们的高麻子”，胡乔木就此写到了《解放日报》上，毛泽东看到以后改成了“我们的老高”。1953年东北人民出版社就以“咱们的老高”为题编撰了一本小册子《咱们的老高——高岗同志在陕北的一个故事》，一度流传甚广。
后来，高岗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1942年10月19日，西北局高干会议正式召开。会议历时88天，毛泽东亲自参加会议的开幕式和闭幕式，并作了重要讲话，朱德、刘少奇、任弼时、陈云、彭真等中央领导人也纷纷到会讲话，任弼时专门负责指导。这次会议规格之高、时间之长在党史上是罕见的。11月17、18日，高岗在高干会上作了题为《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的报告。数月后，这份报告被列为延安整风的重要文件之一。1945年7月，根据中央的指示，西北局在延安召开了西北党史座谈会，第一次大面积地触及了西北党史上的一些敏感话题。也就是在这次会上，西北革命根据地领导人的历史地位排列上书写了高岗的名字，最后确认的排名顺序是：刘志丹、谢子长、高岗。毛泽东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报告中指出：“这个边区是高岗同志他们一手搞起来的”。（《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报告》）
党史上对于西北局高干会议历来有一些争议。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李维汉曾经总结评价道：“第一，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的路线是正确的；第二，高岗在边区党委和西北局的工作是执行中央路线的。”（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而由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逄先知、副主任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893－1949》也对刘志丹、谢子长、高岗这一排名再度作了科学的论证：“陕甘宁边区是在刘志丹、谢子长、高岗等创建的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高岗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开始向一生的政治顶峰迈进，但也有人对高岗的擢升表示了不同意见。
毛说过：“高麻子这人能干事”
高岗颇有工作能力。毛泽东曾对秘书叶子龙说过：“高麻子这人能干事。”（《叶子龙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1937年底，王明、康生返国，王明被誉为 “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高岗却异常反感这些教条主义者，在背后提醒说：“原来我们以为苏联飞机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好东西，却不知道原来是祸从天降！”（《我的一生——师哲自述》）而作为旁观者的苏联驻延安观察员弗拉基米洛夫也说高岗是一个“能干的、意志坚强的人”。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延川县代理县长李彩云被突如其来的雷电击死，事后在集市上有个农民说了一些过激的话，保安处知晓后即拘捕了这个农民。高岗把这一消息告知毛泽东，毛泽东摸清情况后，作出了正确的决定，减轻了边区农民的负担。（《我的一生——师哲自述》）
1943年4月28日，中央政治局在讨论任弼时提交的《特务活动与中央对特务的斗争》的报告时，决定成立一个在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的反内奸斗争专门委员会，成员有刘少奇、康生、彭真、高岗，刘少奇任主任。高岗在“反内奸斗争”中还是比较注意方式和火候的，他指出：“反特斗争要坚决采取群众反奸路线与公开合法斗争方式；应严格区别党内反特斗争与党外反特斗争，稳定多数、打击少数。已经逮捕审讯清楚并有改悔表示的可以释放，少数必须枪毙的也暂不枪毙。”（高岗、周兴致习仲勋、师哲电——与敌特作斗争的指示，《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1－1945》）当康生推行的“审干”、“抢救”等极左的政治运动进入白热化时，高岗主动向毛泽东汇报了实情：“西北干部都是一块战斗过来的，怎么能同特务联系上？”（《我的一生——师哲自述》）由于周恩来、任弼时、张闻天、徐特立、高岗等人的如实汇报，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从而一举中止了“抢救运动”，赢得了干部群众的欢迎。
抗战结束后，毛泽东把战略目光投向了东北，为此专门成立领导机构——中共中央东北局。派出大量干部前往东北，高岗也加入了这一行列。1945年6月16日，中央来电，全面改组东北局领导层。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为副书记兼副政治委员。6月24日，高岗兼任东北局秘书长，成为林彪在东北地区的主要助手。1949年3月11日，高岗正式就任东北局书记。在高岗主导东北期间，东北地区的工业经过三年多的恢复，在1952年工业生产总值已经超出历史上最高水平（1943年）10%以上。而农业生产也与历史最高水平相近，百分之六七十的农户已经上升为中农，其中一部分即20%还是富裕中农。严济慈后来回忆说：“金鸡报捷，始自东北，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新中国的工业与科研，也可以说是在东北首唱建设之歌。”
除了狠抓工农业生产，高岗还在用人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以“诚招天下士、广揽四方才”来形容东北局的用人政策并不过誉。东北解放后，大批干部被抽调入关，人才储备出现了真空。针对这一现状，高岗积极采纳陈云、张闻天的建议，不仅派专人到北京、上海、武汉、南京等大城市招聘知识分子，动员一些著名大专院校的毕业生到东北工作，本人还亲自在党代会上作《站在经济建设最前面》的报告，号召“干什么学什么，干什么就成为内行，成为专家”，鼓励技术人才脱颖而出。经过三年的不懈努力，截至1952年，东北培养了10万余名新生干部投入一线，稍后培养出来的8万多名工人干部也成为工业战线的骨干。高岗还同张闻天研究，请张出面起草了一封致斯大林的信，报经中央审批，信中提到了请苏联对东北地区施以援助。1949年7月，高岗随同刘少奇访苏，代表东北人民政府与苏联政府签署了12个月的易货贸易协定，苏方派出近200名专家来华支援建设。
高岗的用人虽有所偏狭，但在东北时期至少保持了一部分“五湖四海”的优良传统。他不以“山头”为唯一依归，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不搞论资排辈”。像马洪、华明、安志文等人都是在高岗身边工作过，并被一点点发现培养起来的。对于那些因为党内斗争而坐了“冷板凳”的老同志、“老资格”，高岗也不避忌讳，一体信用。例如张闻天，他虽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实际上已没有多少权力。但高岗对张闻天很尊重，称他是“翰林”，认为张闻天有学问、有能力，在制订很多重大方针、政策时都请张闻天过目或起草。高岗甚至还提议张闻天重新担任东北局组织部部长，但被刘少奇否决，因为刘认为张闻天是“教条主义者，不能管党”。（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张明远《我的回忆》）
凯丰（何克全）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在1947年以后，凯丰逐渐淡出高层，以后担任了中共沈阳市委书记，高岗对他仍旧很尊重，看重他的理论水平。对于在工作中有分歧的领导干部，高岗还表现出难得的宽容。他和张秀山是多年的战友，在一些问题上各执己见，甚至到了争吵的地步。有的人看到了，对张秀山说：“你怎么跟高主席这样争吵”，张秀山则说：“有不同的意见就要争论，在红26军、在延安时，讨论问题经常是这样的。”这说明高岗并没有把彼此争论问题时持有的态度带到个人看法上。林枫在彭真的去留问题上与林彪、高岗有很大的异议，但就是这样，在高岗行将离开东北时，却嘱咐张明远说：“由林枫主持东北局的工作，由他管全面。”（张明远《我的回忆》；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
有人曾在背后说高岗领导的东北局是“西北局搬家”，刘少奇针对这一不负责任的说法批评道：“东北局的干部是中央调配的，不是高岗自己拉去的。”并请东北局组织部副部长陈伯村转告高岗，不要听那些闲话，更不要因此而背包袱。（张明远《我的回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高岗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1年11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决定增补林彪、高岗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即当时的中央军委）副主席。是时，党内领导人兼任军委副主席的只有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四人而已，高岗跻身其中，说明了他的分量。上世纪50年代初，抗美援朝战争爆发，高岗坐镇大后方，殚精竭虑为协助彭德怀的前方作战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彭德怀获得朝鲜最高勋章——一级国旗勋章后，在志愿军党委会议上说：“如果论功行赏的话，这个勋章从大后方讲应该给高岗，从前方讲应该给洪学智，我只是作为代表去接受这枚勋章的。”（洪学智《洪学智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后来军内还流传一个有关高岗支援前方志愿军战士吃“炒面”的笑话。1953年6月16日上午，秦基伟奉命去见毛泽东，毛泽东问及志愿军战士的吃穿问题，说战士们作战很苦。秦基伟说：“战士们都说毛主席对我们最关心，专门给高岗副主席打电话，叫给志愿军吃好点。高岗副主席听错了，听成让给志愿军吃炒面，所以志愿军天天吃炒面。”毛泽东信以为真：“我没有这样说呀。”秦基伟说：“是战士们讲高岗副主席的俏皮话，算是个笑话。”毛泽东听后大笑：“还是不愿吃炒面啊。”（秦基伟《秦基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
高岗虽人在东北，却对身处北京、操劳国务的毛泽东的身体健康极为惦念。有一次，他打了一只老虎，用虎骨泡酒专程送给毛泽东滋补。毛泽东看后，说了一句：“这个高麻子。”这些虎骨酒的下落后来在聂卫平回忆胡耀邦的文章中找到了答案：“当时，胡耀邦见我把茅台酒留给了中国足球，便又送给我一瓶虎骨酒。这瓶虎骨酒也颇有些来历：五十年代初，高岗还在当‘东北王’时，曾亲手打死一只老虎。他用老虎的骨头泡了一坛酒，并将这坛酒送给了毛泽东主席。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毛泽东叫人将这坛酒埋在了地下。几十年来风云变幻，当年埋酒的人早已不知去向，这件事似乎也已被人遗忘了。直到粉碎‘四人帮’后，在清理毛泽东的遗物时才发现这坛酒。酒封得好好的，上面还有个说明，这样人们才知这坛酒的来历。后来酒被分成了十几瓶，分别送给了当时中央的老同志，胡耀邦也分得一瓶。然而，平易近人的胡耀邦又把这瓶酒转送给了我，怎不令人感动！”（聂卫平《围棋人生》，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
毛又指出：“高岗听不得反对意见”
然而，伴随着高岗优异工作能力的还有他的一些缺点和缺陷，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负面与他的正面同样突出。
建国后，毛泽东一次同罗荣桓谈及高岗时指出：“高岗听不得反对意见。”（《罗荣桓年谱》，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李锐作为高岗的秘书和助手，因长期接触，对高岗的缺点看得一清二楚。1950年，他与黄克诚坦率谈及高岗：“其一，此人根本不读书，文化也低；其二，生活作风太乱；其三，用人搞小圈子，对不喜欢的干部排斥甚至记仇。”（宋晓梦《李锐其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事实上，在与黄子文、李德仲、李之琏这几个人的关系上，的确反映出高岗“听不得反对意见”的一面。
黄子文是陕西关中人，“黄埔军校”出身，与习仲勋同乡。习仲勋后来如此评价他—— “黄子文入党早，经验丰富，看问题全面而且很有见解……黄子文、黄子祥弟兄在渭北很有影响，全家为革命牺牲了好几个人。”（《习仲勋革命生涯》，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可是，这样一位毁家纾难的黄子文因为曾经揭发过高岗一次严重违纪行为，被高岗怀恨在心，多次准备拿掉黄子文，都因为习仲勋的劝阻才作罢。
李德仲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革命军中马前卒”。抗战前为中共北方局交通员，单身一人跑遍了平西、太行一带，独立恢复和创建河北省17个县的党组织。因为李德仲的出色工作，使得中央决定把原定的白区中共党组织“百分之百的损失”的提法改为“基本损失”。1946年李德仲任中共松江省委副书记，在执行土改政策时非常得力。1946至1948年，松江省共扩军12.7万人，补充主力部队达8.7万之多，这在一个仅有210万人口的松江省是非常难得的，这凸显了李德仲的非凡能力。（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高岗对这样的干部当然高看一眼。但李德仲性格耿直。高岗同中共吉林省委书记刘锡五关系不睦，一怒之下准备把刘锡五调走，李德仲出于公心前去劝阻。谈话中，李的几句“逆耳忠言”刺激了高岗，惹得高岗当场大怒。此后，刘锡五调走，李德仲代理吉林省委书记。“三反运动”时，吉林省省长周持衡因贪污公款被撤职，李德仲向中央检讨省委的失误，高岗借机建议中央对李德仲“应长期降职降级使用”，李德仲不久就被打发到抚顺某煤矿担任矿长。“高饶事件”发生以后，李德仲并没有因为高岗整过他而落井下石，仍旧以德报怨。（尹西林《周总理智救李德仲》，《纵横》2005年第3期）
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的李之琏在高岗手下工作时，对东北局内部刊物《工作通讯》的突然停发发表了一点个人看法，说看不到这本“通讯”有点“被堵嘴”的感觉。这件事让高岗知道了，大发脾气，冲着李之琏喊道：“是对我的路线有意见吗？你说说谁堵你的嘴？”后经解释高岗才算平息怒火。（杨立《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
这些性格上的致命缺陷，终因高岗地位、身份的变化和政治角色的更替，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