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8月，高岗已被管教半年。他写给中央的《我的反省》已交上去一百多天了，一直没有回音。从7月初开始，电台陆续广播各地人大代表的名单，他仔细地收听着，注意是否有他的名字。他的心情越来越焦躁不安，终日心事重重，少言寡语，行为乖戾。8月10日左右，出现肠胃功能失调的症状：腹泻、消化不良等。但却拒绝治疗。

在中央决定对高岗实行管教的同时，还决定在楼上设一值班室，与其卧室仅相距四五米，并让我在楼上值班。我住在高岗卧室的斜对面，这样，可以随时注意到高岗的每一个微小变化，及时向中央报告，甚至是紧急报告，请求中央赶快派人来和他谈话，以免发生意外。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事发经过

8月16日，星期天，晴朗无云，热气袭人。

这天没有学习。高岗吃罢早饭，便在楼上四处走动，从卧室到起居室、办公室，从走廊这一头到那一头，又到值班室、卫士长卧室、秘书卧室……似随便走动，又像是在察看什么。

上午11点多，李力群从外面回来，匆匆上楼，6岁的小女儿告诉妈妈：“爸爸在房间里弄什么东西，一闪一闪的，还啪啪响。”李力群马上去卧室，见高岗手里拿着台灯的电线，站在装有电插座的墙边。

“你在这干什么呀？”

“噢，没什么，看看这插座有电没有。”

李力群一把夺过电线，又气又急地说：“你呀，你呀，想找死呀！”

高岗很尴尬：“没有的事……你去报告赵秘书吧，马上叫人来把我带走吧！”

“你不是想自杀，我报告什么呀！”

李力群意识到高岗有自杀的企图，但她怕刺激他，对他不利，所以没有报告此事。凑巧，这天我轮休，副组长赵光华值班，李力群与他毕竟不如与我熟悉，这也是她没有及时反映这事的一个原因。她只是更加倍警惕，不让高岗脱离自己的视线。

午睡起来不久，忽然不见了高岗。李力群到处寻找，最后发现他在起居室的小楼梯下面。那里是通往楼下大厅的过道，半年来一直封闭着，堆放了许多杂物，布满蜘蛛网和灰尘。高岗去那里，显然很反常。

“你是干什么！”

“我没干啥，随便下来看看嘛。”

“你想找死呀！”

“那你马上去报告，叫人把我抓走吧！”高岗摸透了李力群的弱点。

李力群急得直跺脚：“你呀，你呀！”说着，把他拉了上来。

这以后，高岗拉着几个人打麻将，李力群依然什么也没说。

下午6点，我回到高家，高岗拉我一起打麻将，一直玩到半夜。后来我才明白，他是存心不让李力群单独和我接触，怕她报告白天发生的事情。

直到17日凌晨1点，高岗勉强吃了一碗稀粥，那是16日的晚饭，不久，就上床休息。李力群早已躺下休息。高岗却毫无睡意，跟李力群谈了很久很久。

最近一段时间，高岗经常在深夜与李力群长谈，今夜谈得更多，情绪也很激动。他讲自己的经历，讲近几年发生的事情，讲他思想上的矛盾和疑惑，等等。他说：“我这辈子做了不少对革命有利的好事，也做了一些对不起党和人民，对不起你的事情。现在，我的问题牵扯到那么多的人，我怎么对得起他们呀！”不如死了算啦！

在被管教的这半年里，特别是7月以来，高岗不止一次流露焦躁不安、悲观失望的情绪，多次讲过“不如死了算啦”之类的话。因此，李力群还像往常一样，以为他只是说说而已，并没有特别在意。她也只是反复劝慰他。

不知不觉间，时间已过了凌晨两点半，怀着身孕的李力群实在太困乏了，她对高岗说：“两点半都过了，快睡吧！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吧。”高岗重重地长叹一口气，说：“睡吧……”

李力群回到自己的折叠床上，很快就入睡了。高岗却毫无睡意，躺在大床上一动不动。突然，他坐起来，不知从何处摸出一大把“速可眠”胶囊，迅速塞进嘴里。但，要咽下这么一大把胶囊，可不太容易。他下床，拿起水瓶倒水，却发现水瓶已经空了。于是，他穿过洗漱间，来到值班室，向值班人员要了一杯温水，一口气喝了下去。这时，是凌晨3点20分。

他没有觉察到，在黑暗与匆忙之中，有一粒胶囊失落在床上，正好被他压在身子下面。

8月17日，星期一，又是一个大晴天。李力群一觉醒来，已是8点多钟。她一面漱洗，一面招呼小女儿：“去把爸爸叫醒。”孩子连叫带推，高岗毫无反应。她大喊：“妈妈！爸爸不理！”

李力群一惊，急忙扑到大床边，一呼再呼，一推再推，高岗只沉睡不醒。她惊惶地奔出卧室，猛敲我的房门，大声呼叫：“赵秘书，赵秘书！快来，快来！”

我当时正在看书，闻声大惊：“不好，出事了！”慌忙急奔出屋，因拐弯太猛，重重摔倒，爬起来又跑，冲进高岗卧室。接着，董秘书和值班室的同志也都跑了进来，围到床边。只见高岗仰卧在大床上，盖着一条毯子，呼吸沉重匀均，一动不动。

李力群继续一边推，一边呼喊着。

我摸一下他的脉搏，很沉很慢，掰开他的眼皮，毫无反应。

急促的砰砰敲门声，沉重的跑步声，凄凉急切的呼唤声，惊动了整个大楼里的人们，都匆匆忙忙，慌慌张张，冲向高岗的卧室。于是，我们分别向有关方面打电话，告急、求救。

大约9点半，北京医院的领导和医务人员首先赶到，开始紧张而有序地抢救。

大家聚集在高岗卧室外，焦急地企盼着抢救生效。

他的呼吸越来越慢，心跳越来越微弱。终于渐渐消失。

一位医生将高岗的躯体侧转，发现他身下压着一粒红色胶囊，这正是他平时服用的“速可眠”。医生说：“普通人吃8粒就有生命危险，常用此药的，16粒也可致死。”他又察看高岗的背部，指着一片红褐色的斑痕说：“这是死斑，是真死的征状。”于是停止抢救。此时是上午10点17分。

11点左右，政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马明方、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一起赶到。他们来到高岗床前，看了仰躺着的遗体，听了管教人员和家属的简单汇报，表情凝重，一言未发。临走时嘱咐我们：“弄点冰来，把遗体保护好。”

结论

周恩来总理和政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是中午一起赶来的。他们沉着脸，上楼看了高岗的遗体。这时室内和遗体周围已摆放了许多天然冰块，没有什么异味。他们一言未发，转身下楼，在大厅里坐下听汇报。

我首先检讨：“我们工作没做好，没完成中央交代的任务……”

总理挥一下手，意思是不要听检讨。我便简略报告了事发经过和抢救情况。总理对李力群说：“你讲讲高岗服毒前的情况吧！”

李力群也先检讨了几句，随后详细汇报了16日发生的异常情况和17日凌晨上床后的情况，但是没有具体讲高岗和她谈话的内容。

周总理听得很认真，没有追问，也没有责备。他要管教组给中央写个书面报告，并叮嘱严守纪律，不许外传。然后吩咐由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安排善后事宜：不火化，土葬，要善殓厚葬；先要保护好遗体，准备解剖检验。

接着，由总理口述，齐燕铭执笔记录，写出一个名单：王世泰、刘景范（张鹏图）、张策、王子宜、董纯才、范子文、安志文、马洪、王光伟、倪伟、乌兰夫、刘澜涛、李先念、曾山、张际春、黄克诚、安子文、高克林、张苏，共19人。

周总理非常细心。在齐燕铭写到刘景范时，总理说：“刘景范就是那个叫张鹏图的”；写到倪伟时，总理说：“你把‘倪’字写得太潦草，连笔了，不好认。”齐燕铭便在草写的“倪”字旁边又写了一个正楷的“倪”字。

这个名单，前面六人是原先在西北工作的，当时在中央各单位工作；第七至第十人是原先在东北工作的，当时在计委工作；第十一到第十七人，是从各大区调到中央各主要部门工作的；第十八和第十九，是总理想了一下才提出的，高克林原是在西北工作的干部，当时在最高检察院，张苏原在华北工作，当时在最高法院。所有这些人，或是跟高岗熟悉的，一起工作过的，或曾在各大区工作过，当时是中央各有关部门的负责干部。

周总理又叮嘱说：“就说我召开的紧急会议，务必亲自准时到会。”齐燕铭立即去安排通知：当晚8点半，总理在东交民巷8号召开会议，要求必须本人准时参加，但却没说开什么会。

那时，总理开会一般都在中南海西花厅，而且事先都要告诉会议内容；唯独这次是例外，这么晚，而且是在这么一个地方，还只许本人参加。接到通知的人都有点纳闷。

晚上8点半以前，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杨尚昆等先后到来，陆续上楼看了高岗遗体。

8点半，人都到齐，静坐在楼下大厅中央，周总理宣布：“今天，8月17号上午，高岗死了。现在要对尸体进行解剖检验，成立监督检验小组，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原高岗秘书、管教组组长赵家梁三人组成，杨尚昆为组长，请大家等候检验结果。”直到这时，大家才注意到有几位穿白大褂的大夫，随同杨尚昆等一起上楼去了。接着，周总理让李力群汇报高岗自杀经过情况。

高岗的遗体及冰块已从卧室搬到值班室，遗体安放在房间中央的一张红木写字台的大理石桌面上，室内的灯全开着，如同白昼。解剖检验就在这里进行，整个过程不到一个半小时，进行顺利。杨尚昆、安子文只上楼看了一下，便去楼下大厅听李力群汇报，基本不在场，检验快结束时才回到楼上来。

当晚10点多，大厅四面的壁灯和中央三盏树型玻璃大吊灯全亮着，而通往大厅的长长走廊，则显得昏暗凄凉。监督小组和医生们一起下楼，经过走廊，来到大厅。参加会议的人们屏息静待着，只听周总理说：“请北京医院的医生宣布解剖检验的结果吧。”

一位穿白大褂的医生站起来，一字一句地宣读检验报告：“发现尸体胃里残留大量安眠药成分的沾液；未发现其他异常情况。结论是：死者生前服用过量的安眠药，造成中枢神经麻痹，以致死亡。”

大约11点钟，会议结束时，周总理叮嘱说：“今天的事，你们没有传达的任务，不许外传，请严守纪律。”

人们不禁要问：高岗服用的安眠药是从哪里来的？经过分析，排除了“外人给他的”可能性，而肯定“是高岗自己留下的”。高岗在管教期间每晚服用安眠药，尽管都是在值班人员监视下吞服，但是他只要把胶囊压在舌头底下，即使张开咀，也不易发现。在半年之内，要积攒起足以致命的数量，是完全可能的。再者，也可能是高岗自己早已在管教之前，就准备好而保存下来的。1月间，他曾经把20粒速可眠胶囊亲自缝在毛裤裤裆里，准备在被捕后自杀用。这20粒安眠药以后不知哪儿去了。至于安眠药藏在什么地方？已成为永远的谜。

就在高岗自杀身亡的当天，罗瑞卿向正在北戴河休养的毛主席作了汇报。

安葬

当东交民巷8号大院的紧急会议结束时，已是深夜，人车纷纷离去，大院又恢复平静。几个年轻力壮的人用白布床单兜着高岗的遗体，从楼上搬到楼下，平稳地放进停放在东门门厅的棺柩里。高岗的遗体早已穿戴整齐，就像平时那样的打扮，外穿深色中山装，里穿白色衬衣衬裤，白袜子、黑布鞋，全是新的。

棺柩是崭新的本色柏木棺材，散发出浓浓的柏木香气。那是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同志们遵照周总理“善殓厚葬”的指示，从市场上买来的最好的寿材，人们称之为“六块头”，即上下、左右、前后六块寿板都是整块的，而不是由板条拼合的。

棺柩内垫衬的东西，除了被褥之外，全是用桑皮纸和黄裱纸包成四方形小包的石灰和木炭，至少有几百包，在棺材底部平平地铺垫厚厚的一层，然后在遗体两侧和上面塞得平平实实的。这么多的石灰木炭小包，加上一百五六十斤的遗体，这副棺柩至少有七八百斤重，八九个小伙子把它从地上挪上卡车，费了很大的力气。

18日凌晨1时入殓完毕，大卡车当做灵车，载着棺柩，缓缓驶出东交民巷8号大院。自从1953年1月高岗搬进这座大院，前后不到一年零八个月。

随车送灵的，没有高岗的妻子、儿女和故旧亲朋，只有他原来的秘书、卫士长等工作人员。

灵车一直开到北海后街的嘉兴寺，将棺柩暂时停放在该寺西院的一间小偏屋里。待安放妥当，东方已透出晨曦。

8月21日进行安葬，主要由机关事务管理局办理，秘书、卫士长等随行，他们是在完成组织交代的最后使命。高岗的胞兄高崇义于19日从陕北赶到北京为他的弟弟送葬，而高岗的长子21日下午才从哈尔滨赶来，没赶上为他父亲安葬。李力群因过度劳累原本不想去，经劝说，还是去了。

8月21日上午9点半，高岗的灵柩从嘉兴寺移出来，抬上一辆大卡车，盖上几片麻袋，车头没挂黑纱，没挂死者的照片，车上没有鲜花、花圈；送灵的人们也没戴黑纱或白花，有的扶车帮而站立，有的干脆依靠在棺柩上。从外表看，这不过是一辆普通的戴人货车。唯有那不易被人看清的、被麻袋遮盖着的巨大而贵重的柏木棺材，才能告诉人们，它所盛放的绝非等闲之辈。车上的人都神态严肃，不说话，更不谈笑。卡车驶出西直门以后，便加速飞奔，扬起一片尘土。此时，正是10点多钟，骄阳似火，热气灼人。但卡车在郊外飞驰，路宽人稀，迎面扑来凉风烈烈，使人不觉烈日之可畏。车行大约一个多小时，停在万安公墓门前，人们一下车，就感到地面热气蒸腾。

万安公墓地处玉泉山下，东邻颐和园，北靠卧佛寺，这里远离市嚣，人迹罕至，十分幽静。早年，一些达官显贵和社会名流，都把这里当作身后安息之地。高岗之所以能安葬在这里，是因为周总理有明确指示交待：葬在万安公墓，要立碑，只写“高岗之墓”，不写立碑人，不写年月日。

整个墓区地势是东北高而西南低，低处可见雨水浸漫的痕迹。高岗的墓穴，在墓区中央地段，地势高，向阳，位置很好。几个青壮年把高岗的灵柩从卡车上移下来，扛到墓穴处，缓缓放入，掩上穴盖，安葬就算完成。没有告别仪式，没有哀乐，也没有恸哭，一切都在沉默中按部就班地进行。最后，人们不声不响地、平平静静地离去。这是一个不成葬礼的葬礼，一群不像是送葬人的送葬队伍。

当人们回到卡车上时，已是下午1点半多了。

当天没来得及立碑，后来做了一个墓碑，没有刻写墓主的名字，没有墓主的生卒年月日，也没有碑文，是一个真正的无字碑。

来源: 《百年潮》2004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