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理论界关于“中国模式”这一提法的争论不少。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潘维教授对“中国模式”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认为，较之西方300年的进步，中国60年的成就不依靠侵略和控制他国，更代表世界的进步力量；中国的成功在于以60年的奋斗开创了“中国模式”之路，而危机来自于偏离这条道路。潘维认为，中国模式包括三个核心部分，即经济、政治、社会模式。本刊记者主要就“中国经济模式”的话题采访了潘维教授。
记者：您怎么看待现在理论界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
潘维：首先，我们应该清楚什么是模式。与描述历史道路不同，与总结历史教训也不同，模式是对成功原因的归纳。什么是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是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成功之路的理论解释。中国模式的基础是什么？是中华百年奋斗史、三千年王朝史、五千年文明史，还特别包括被消化为中华文明有机组成部分的外来文明。
有学者认为，模式是固定的，中国的60年是大变迁的60年，而且依旧处在变迁之中；改革方兴未艾，何来中国模式？然而，世界向来变动不居，正因为世界变动不居才需要理论知识。固态的理论来自动态的历史，解释动态的现在，启示将来的行动。换言之，模式为现实提供定义，为比较提供知识，为未来提供指南。
也有人认为，中国的发展成就是以巨大代价换来的，不足为他国效仿，谈何模式？这里要说明，首先，总结中国模式并不是为了供他国效仿。中国模式是否给别国人民带来启示是别国自己的事情。其次，形成中国发展模式的历史代价确实沉重，但世界上不存在没有代价的成就。美欧模式、苏联模式、日本模式，也都付出了沉重的历史代价。历史明确记载着殖民战争，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贩奴蓄奴，两次血腥的世界大战，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还“合法”的种族隔离，更有延续不断的侵略战争。
还有人认为，今天的西方就是中国的未来，何必费力总结中国模式？在这些人眼里，共和国的前30年是失败，后30年是成功，而从失败到成功是因为“补课”和“接轨”，因为扭头走上了“普适”的西方道路。这种判断不仅浅薄，而且危险。迄今没有哪个后发国家成功地复制过西方模式。西方模式的基础是侵略性的军事、政治、经济机器。这个基础，中国不曾拥有，也不应该拥有。经过几代人前仆后继的英勇奋斗，中国闯出了一条成功发展之路。忘记历史意味着轻薄，篡改历史意味着背叛。
正如过去反对迷信苏联教条，今日中国的迫切任务是反对迷信西方教条，防止洋教条把我国导入陷阱。中国道路的成功，挑战了西方经济学知识里的“市场与计划两分”，西方政治学知识里的“民主与专制两分”，西方社会学知识里的“国家与社会两分”。总结中国模式能够提供新鲜知识，促进我国学界对本土文明的自觉，从而促进“中国话语系统”的形成，以及“中国学派”的崛起。
记者：在您所提出的中国模式结构中，包含了经济、政治、社会这三方面的子模式，您为什么要归纳出中国经济模式？
潘维：经济成就是中国成功最明显的体现，经济模式也是中国模式的最外层。
在现代化的大众知识框架里，经济进步是人类进步的主要标志。中国发生了经济奇迹，世上几无异议。可一旦开始解释这个奇迹，中国学界就发生激烈争议。这一争议事关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和道路，事关中国能否持续稳定地进步。
一些学者把中国经济成功解释为“私有化加市场化”。然而，世界上推行私有制和市场制的欠发达国家众多，继承了苏联的俄罗斯也是一例，何以未见如中国般的成就？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打破了人们对“看不见的手”的迷信，也打破了对“国退民进”的迷信。回顾共和国的经济发展，成就是60年的成就。我国的国有经济部门创建于前30年。在这30年里，去掉1949-1953年“恢复时期”的超高增长率，仅从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计算，到1978年我国获得了高达6.5%的GDP年均增长率。这就给后30年年均9.8%的飞跃式增长打下了扎实基础。我国的工业化政策是连贯的。经过60年的不懈努力，世界上最大的小农国家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化国家之一。用前30年否定后30年是偏见，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也是偏见。确立了这个认识，才可能概括中国经济的成功。确立了这个认识，才能诊治私有迷信和市场迷信给我们带来的深入骨髓的病痛。
19世纪的英、日、德、法，20世纪的苏联和美国，都教会了中国许多关于现代经济的知识，中国也缴了不菲的“学费”。然而，“昨夜西风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如今英、法、日、德已是满地黄花，接着苏联老师自杀，美国老师一度进了重症监护室。
中国不反对市场，但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中国不支持“国家主义”，但支持国家干预市场，支持拥有干预市场的手段。纵观中国数千年经济史，何时不是如此？中国的古典经济思想讲究“经世济民”，是以人为本的政治经济学，核心是“百姓福祉”。在现代化的结构性压力下，在全球化的市场竞争中，发展是硬道理。要经济发展就得竞争，要竞争就不可能“谋闭而不兴”。然而，竞争也会带来不平等，带来不平静，带来争权夺利，带来目标异化。正因为如此，市场的道理比任何时候都更应服从“经世济民”的道理，更需要政府出手干预，压抑市场竞争之弊，维护百姓福祉。传统中国向往“天下太平”，不屈从于输赢博弈的所谓“平等”，更不会“以资为本”，以利润为本。这一思想代代相传，直至今日。正因为有能力保持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的“对冲”，农耕的中国适应了工业时代，能快速发展。
可见，归纳中国经济模式有助于我国经济发展保持正确的方向，有助于防止西方教条的干扰。
记者：怎样概括您所提出的“中国经济模式”？
潘维：经济教科书从谈论经济生活的“三要素”开始，概括经济模式的方法也只能从“三要素”出发。“三要素”指的是劳动力、土地（一切生产资料的来源）、货币(资本)。土地加劳动力就有了“产品”；将生产资料、劳动力、产品均赋予货币价格就有了“商品”。然而，“经济三要素”还应补充一个要素，即企业。把生产资料、劳动力、货币三要素链接在一起的是企业。家庭企业也是一种企业，而且也是现代企业。经济四要素，劳动力、土地、货币、企业，是分析经济生活的基本出发点。比较四要素的不同形态可以方便我们归纳当代中国的经济模式。归纳经济模式必然采用政治经济学视角，而非纯粹的市场经济学视角。从经济四要素出发，中国经济模式可概括为由四大支柱组成：
一是国家对土地的控制权就是土地公有，民间主体拥有有限的土地使用权。实际情况要复杂一些，农村耕地集体所有，但集体所有的耕地受国家控制，不能随意转换为非农用地。中国土地公有私用，私人和企业可以购买一定年限的土地使用权。
二是国有（控股）金融企业和大型非金融类企业及事业机构。中国的金融业主要是国有（或国家控股）的。国家通过各种大型金融机构调控金融市场，防范内外金融风险。国家还拥有一批从事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和生产资料开发的大型企业，如石油、铁路、电力、通讯、道路、航空、自来水等等。此外，还有国有的“事业单位”，主要指教育、科研、医疗、体育、文化等机构。这些机构基本不盈利，但有的也能自负盈亏。
三是自由的劳动力市场。中国拥有高度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大量吸收劳动力的是家庭企业和社区集体企业。这类中小工商企业占中国工商局注册企业的99%以上，它们的用工属于世界上最自由的一类。不仅如此，自由的劳动用工市场迫使国有企业也实行竞争型的劳动用工制度。
四是自由的商品—资本市场。中国拥有高度竞争的商品市场，自由的资本市场也在迅速形成之中。中国的中小企业是商品市场的主要供应者，所以商品生产的竞争激烈程度非常高。同时，高度竞争的商品市场也在刺激中国资本市场快速发育。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国的开放没有意识形态问题，主要是技术问题。我国业界原以为西方资本市场非常开放，但近两年才发现其开放具有很多技术和政治限制。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很可能会成为世界自由资本市场发展的重要推动者，正如中国今日已取代美国，成为自由贸易的重要推动者。道理很简单，自由的商品市场必然催生自由的资本市场。
中国经济的四大支柱又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国有”，主要体现为前两大支柱；另一部分是“民有”，主要体现为后两大支柱。“国”与“民”两部分互为支撑，因此中国经济模式可称为“国民模式”。
记者：如何理解“国有”与“民有”这两部分的功能？
潘维：“民有”经济的两大支柱性功能在中国发展中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尤其在提供就业机会、保障竞争效率等方面，这大家都能看到。但现在不少人看不到国有经济的两大支柱性功能。
国家对土地的控制权有重要的功能：（1）通过耕地和房基地的平均分配维持了中国农村社会的稳定；（2）维持了全国人民对生产资料占有的相对公平；（3）维持了工业经济的低税率；（4）维持了工业基础设施建设的低成本。
国家拥有各类大型企事业机构也有重要的功能：（1）使国家金融体系稳定、专注地服务于工业生产，并拥有实施宏观调控的有效手段，防止金融部门异化为独立的吸金帝国，甚至被外部的金融帝国操纵；（2）国有工业部门专注建设昂贵的、民营部门难以承担的工业基础设施和高科技及国防工业，并建设和掌控拥有天然垄断性质的民用基础设施以维持其价格稳定；（3）组织建设教育、科研、卫生、体育、文化等民营部门难以承受的非盈利部门，使之迅速发展和繁荣，远胜于其他欠发达国家。
可以说，“国”与“民”两部分功能不同，互为补充，互为支撑，协调发展，共同组成“国民”经济模式。削弱四大支柱中的任何一个都会摧毁中国经济，导致中国经济失败。
记者：中国经济模式与其他经济模式有何区别？
潘维：中国经济模式是独特的。国民模式不是苏联式的“产品经济”，因为不完全依靠“全民所有制”。国民模式不是英美式的“市场经济”，因为不以私有产权为基础。国民模式不是西北欧的“社会市场经济”，因为不支持高税率、高福利。国民模式更不是德国和日本史上的“国家资本主义”，因为中国经济没有被少数大型私有企业主导，大型私有企业也不是中国劳动力的主要雇主。中国经济是“国”与“民”相互支撑的经济，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国经济模式与定义十分含混的“东亚模式”也有重大区别。在成功时期，日本经济由以银行为核心的各种大企业集团撑起了多半边天，政府与企业密切合作，资本与劳工几如一家。在韩国，企业、劳工各自独立，中小企业无影无踪，政企依存是主轴，以“三星”为主的不含银行的两三个企业集团撑起了几乎全部韩国经济。我国台湾省“国有”企业与大陆几无可比，是中小企业的天下，而香港则几乎没有“国有”企业。说体量巨大的中国经济属于“政府主导，出口导向”的东亚模式非常可疑。首先，中国经济绝非仅是出口导向，中国经济相当开放，正在迅速演变为世界最大的市场。其次，中国已是一个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国家，政府对企业经济行为的干预有限，尤其对众多民有中小企业的监管远比欧美难得多。
中国官民分工协作的“国民”模式成功缓解了计划经济缺动力、市场经济缺情义、福利经济缺效率的问题，空前调动了全国工商业劳动者的积极性，刺激了企业间的激烈竞争，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快速提高，使中国的工业化得以高速推进。
就运作机制而言，“国”与“民”两部分是矛盾和利益的统一体，它们不断调整互适，维持动态的平衡。当“国”的部分势力太大，引发了“与民争利”的问题，可以适当收缩国有经济，引入民营经济。当“民”的部分因缺少基础设施发展乏力，“国”的部分就要有决心、有手段去提供这些设施。当“民”的部分势力太大，甚至在基础部门寻求垄断高价，影响了民生，国家就出手干预，保持物价稳定，比如住房、高速公路、自来水、公交、医院、学校。据此可以判断，中国经济模式是官民分工、协力保障“百姓福祉”的模式。
记者：有些人认为我国经济发展中“国退民进”是方向，而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我国又出现了对“国进民退”的争论。您如何从“中国经济模式”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
潘维：对这一问题可以用比较历史的方法来认识。国家的土地控制权及大型国有金融和企事业机构脱胎于计划经济时代；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和商品—资本市场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形成的，也有数千年农商市场的历史因素在发挥作用。中国经济模式是环境压迫下自然形成的道路，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两个30年延续演化的结果，更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实事求是”传统的胜利。
国民经济模式的筋骨——国有经济，脱胎于共和国前30年的计划经济。强调生产资料的国家占有确实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有关。然而，我国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绝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的原著，也不是苏联斯大林模式的机械重复，而主要是出于实际需要。中国计划经济分成国有和集体所有两大块，计划成分远远低于苏联。前30年的计划经济奠定了我国的工业基础，也建成了强大的国防。此时，计划经济的动力随劳动积极性的下降和国家安全问题的缓解而枯竭。中国不可能像西方国家那样圈地、移民、掠夺、发动战争；但追赶西方，提高综合国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坚定目标。因此，恢复利用市场机制是早晚的事。当转向利用市场机制之后，我国继承了计划经济留下的两大宝贵财富：国有土地控制权和大型国有企事业机构。这两大财富成就了我国独特的经济模式，使之拥有相当强的抗风险能力。
有些人批判国家对土地的所有权，要求像欧美那样实行全面的“要素”市场化。为什么我国不能放弃土地的国家控制权？土地不是一般商品，土地供给不可能随需求增加而增加，只能被“炒作”。较之美国，我国可居住的土地并不多，人口却几近美国人口5倍。耕地由国家和集体控制，国家和集体周期性地按照人口变迁调控土地的使用权，使每个公民都有安身立命之处，这是中国经济模式的首要支柱。如果实行土地私有化，土地将会向少数人手里集中，中国必然天下大乱，流民遍地，导致政治上的崩溃。国有土地，在农村意味着“耕者有其田”；在城市意味着“居者有其屋”；在中小企业意味着低税率。正因为土地的国家所有，我国才能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不高的情况下，拥有社会安定和良好秩序，使人民安居乐业。土地国有也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现实要求，符合农民和城市居民的长远利益。香港和新加坡的土地也是公有的，为的都是保障居者有其屋。从根本上说，土地不是商品，是我国百姓安身立命的根本，是安全和道义的保障。
还有些人批判攸关国计民生的国有经济。他们自造了一个貌似“学术”的词，“所有者缺位”。他们提出各种私有化政策的理由都是“所有者缺位”。其实，他们的美欧老师从未讲过“国有”就是“所有者缺位”。美国资本家们濒临破产，乞求国家收购；国家持股是他们生存的最后机会。中小企业筑成了我国今天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和商品—资本市场，但中小企业的激烈竞争在较短时间内难以催生能与西方企业竞争的大企业。在中国，能与西方大企业媲美的庞然大物只能主要由政府打造。中国能拥有远超一般欠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拥有稳定的金融体系，拥有较强的市场宏观调控能力，原因在于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国有经济担负着建设国家基础设施的任务，还承担抵抗外国金融资本冲击，抵抗外国垄断企业打压，加入国际资源竞争的任务。
大型国有企业不仅建设了昂贵的基础设施，协助政府进行宏观调控，而且日渐成为西方寡头们不敢轻视的一支生力军。这些国有企业取得了“可持续”的成功，获得堪与西方工商业寡头相匹敌的资本和利润，有的成为世界“500强”的成员。有些人一看国有企业成功就惊呼“国进民退”，就视为改革“倒退”，这种意识形态与“人民共和国”格格不入。
记者：有的人认为，我国政府过多地干预经济生活，干预市场的“自然”调节功能。您怎么看这一问题？
潘维：无论在哪个国家，经济生活从来都有政府干预。世界上从未存在过没有政府干预的市场，将来也不会有。在中国，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没有国有经济，耕地就会向少数人手里集中，无地无房无工作的流民数量就会比现在多得多；汽油、水电、铁路、道路、航空、通讯等“天然垄断行业”的价格要高得多；教育、住房、医疗等社会保障就不可能实现；更不用说航天、国防、信息技术等“高科技”领域的自主，以及能源、原料等领域的国际竞争了。事实证明，不是西方贪婪的私有金融业，而是中国的国有金融业，才属于世界上最“健康”的金融业。在中国，恰恰是国有经济促进了民营经济，促进了“藏富于民”。
西方与中国走了两条路：前者走的是资本俘获国家之路，后者走的是国家左右资本之路；前者是先发国家的旧路，后者是后发国家的新路。英国的鸦片贩子俘获了政府，英国海军就会千里迢迢赶来替他们打鸦片战争。今天逻辑依旧，否则美国就不用花费相当于全球其他国家军事开支总和的“国防”开支了。世界范围的竞争从未“自由”，政府始终是后盾。
国有经济应当得到我国舆论界的明确支持。舆论界应当理解：缺少了国有金融体系，缺少了大型国有企业部门，缺少了国有研究部门和其他事业机构，就没有有效的市场宏观调控手段，就没有率先冲出国际金融危机的优异表现，就没有廉价的公共交通、地下铁路、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就没有大规模的基础原料生产和旧能源、新能源，就没有高新通讯技术的研发，没有大飞机和宇航，也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和文化体育事业。我们怎能指望私有的中小型企业承担这些任务，或指望外国寡头比我国国有企事业机构仁慈？可见，包装在西方“自由”理论里的是对私有化和市场化的迷信，如果这种简单的意识形态占主导，会把我国变成一个充斥社会动荡的国家，这样的例子在世界范围内比比皆是。
现代中国经济自成体系，有自己的逻辑，所以出色。中国经济模式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而是具体的国情条件使然。这一模式上承中国两千多年的自由小农经济，下继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开创的国有和集体经济，还汲取了当代西方的理论和经验，是在60年的实践中磨合出来的。中国经济模式已经成型，是走向成功的模式！
记者：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