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问题饱受关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是一种新型危机，它不再是从体系的外围爆发形成对体系的挑战，而是从体系的核心地带爆炸，以一波波海啸般的力量冲击外围地带。从冰岛危机到希腊危机，美国掌控着新型金融危机的节奏，其中有美元价格政策的组合、金融政策的调整和机构体制的重组。面对危机，美国在保持美元地位不变的前提下，实现了新型金融危机下的成功转嫁。结果，人们看到的是，受伤最轻的是美国，受伤最重的是欧洲，美国金融危机的成本被其他新兴经济体承担了。
为什么美国会得以成功地实现危机转嫁？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还是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随着全球化的发展，靠作为美国一国主权货币的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无法适应全球化发展的需要，美国金融危机不过是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缺陷的表现，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在所难免。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从根本上是一个政治问题
国际货币体系是一项公共产品，核心是国际信用问题。从理论上来说，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关乎三个问题：一是清偿能力，能够为贸易和一切经济活动供应足够的货币；二是调整问题，通过调整汇率、管制贸易和宏观调控经济实现国际收支的平衡；三是信心问题，国际货币体系必须能够在出现汇率危机、储备不足和复杂危机的情况下维持国际社会的信心。事实上，在面对这三个问题时，每一个国家都会遇到蒙代尔模型的“三难困境”，亦即不同国家在资本流动、汇率稳定和独立货币政策等三个目标上难以三全，只能放弃其中一个。因此，各个国家出于维护自身国家利益的需要一般不愿意承担提供这一公共产品的成本，最终有可能陷入集体非理性的无秩序状态。由此可见，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从根本上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它关乎不同国家的利益需要，关乎国家利益和国际利益的平衡，关乎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政治差异，单靠经济学是无法解决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的。
在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国选择了用独立的货币政策和资本流动换取汇率的变动。然而，美国变动汇率靠的是凭借自己的超强实力向世界其他国家施加压力。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美国用美元、石油和黄金组合垄断市场价格，谋求超额利润。在这一过程中，美国牺牲了房地产市场、汽车和制造业及传统夕阳产业，成就了能源、金融和科技三维组合的新兴霸权，最终随着全球化的强化，美国的单极霸权也在强化，所谓的美国霸权衰落只不过是一种政治假象。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核心是美元地位问题
因此，从政治学视角来看，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从根本上是国际货币利益的权威性分配问题，亦即哪一国家的货币是本位货币，这一货币与其他货币的汇率怎样确定，以及一旦出现清偿危机如何形成集体清偿的行动。围绕这三个问题，从可预见的未来角度看，问题的核心是如何对待美元的问题，而美国也必定会坚守其新型霸权赖以立足的防线。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将呈现为新兴经济体的货币与美元之间的博弈。
从世界历史的视角来看，货币也有一个全球化的问题，最初是单一国家控制货币，当时主要是白银、铸币或者其他一些金币，政府十分重视金、银等货币的重要性。随着经济国际化的发展，由于各国普遍看重黄金的信用，国家与国家之间维持着一种黄金主导的固定汇率制，后来在这一汇率制支撑不住的时候，美国政府发行的美元接过了这个责任，创立了一种新的货币信任基础，政治家在20世纪40年代通过不断的讨论创设了相对稳定的单一货币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是美元主导，美元的背后是黄金，前面是IMF创设的“人造美元”。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扮演了国际金融调节机制的“国际联储”的角色，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尽管此种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存在许多缺点，但它仍然在世界发展中扮演了“单一世界货币”的积极角色，至少比没有任何调节机制要好得多。不能简单地批判现在的货币体系，现有国际金融调节机制的缺点仅仅是技术失误问题，至少在可见的未来，各国很难达成共识创造一个新的替代性体系。
在承认美元客观地位的基础上，全球经济的发展也的确要求各个大国的领导人坐下来好好地研究如何再造一个能够再用百年的国际货币新体系，可以称其为“新布雷顿森林体系”或者“布雷顿森林II”，这是一个“国际联合储备委员会”的体制，与美联储形成相互制约的关系。未来国际金融秩序的设计上可以更多地发挥G20作为国际货币委员会的职能，同时可以考虑将IMF作为国际货币委员会的秘书行政机构，两者结合起来便有可能奠定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础，执行对全球货币的发行和管理，融合美元、欧元、日元、人民币和英镑充当全球货币，最终实现全球化货币。美国的特殊性也使国际货币的“篮子”和美元之间存在着无法摆脱的紧密关系。比如一揽子货币的机制，历史上看并不是很成功，即便是选择一揽子货币体系，也不能回避美元、日元、英镑或者欧元的构成问题，未来人民币的加入也不会从根本上否定美元的地位。在新的体系中，美元占主导地位的格局短期内还不会改变，人民币的比重可以与日元、欧元大致相当，也就是10%左右。
中国崛起需要做大“华元区”
在当下美元体系与新兴经济体货币角逐的过程中，人民币的地位和角色分外引人关注。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得美国在无意中成就了人民币的信誉，在巨大规模的国际贸易份额支持下，身处危机中的世界各国都在日益重视人民币在世界上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中国应该如何顺势做好人民币国际化这篇大文章，毫无疑问是当前的一个核心战略问题。
当然，必须看到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不是中国的目的而是世界的目的，是世界呼吁进行全球金融体系的改革。中国的目的应该是服务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壮大自己的经济实力。从这一基本态势出发，中国在政治姿态上最可选择的应该是扮演新兴经济体和美元体系两个板块的桥梁角色，在维持美元主导地位下做大“华元区”。对此，中国一方面应该走渐进式国际化的道路，即人民币的国际化要服务于稳定的贸易、投资和国际合作格局，防止经济大起大落；另一方面在政治定位上，中国也应该坚持走区域化货币的道路，在推进策略上坚持市场导向，慎重推进。
此外，中国的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和“华元区”战略不能急于一时，要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与贸易投资国际化不同，只要改革一小步，就会产生几何倍加的影响，在推进国际化中注意防范风险。因此，人民币的国际化应该是服务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壮大自己的经济实力。特别是，考虑到目前中国经济对银行的压力太大，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必须与国内结构改变配合起来，在利率、资本市场、银行改革等方面都要配套进行，在这些条件没有解决的情况下，贸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是不可能的。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